夏春：美国地区银行危机：历史倒影与未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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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复旦金融评论》

■作者：夏春 香港方德金控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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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

香港方德金控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

2022年，美联储迅疾加息应对高通胀，大多数经济领先指标显示衰退临近。股债市场出现150年来极端罕见的双杀行情，全球资本市场一片狼藉。即使发生了英国养老金危机、加密货币交易所FTX暴雷、黑石地产基金赎回困境等一系列警号，但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理由都是美国的银行业非常健康，吸取了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后，优化完善后的监管体系使得银行体系坚如磐石。

10月，伯南克、戴蒙德和迪比维格三位教授以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特别提到获奖者的研究可以帮助监管层制定防止危机的政策，并降低救助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奖为金融科普提供了极佳的素材，但是再好的科普也比不上亲身经历或远程见闻一场银行挤兑与倒闭。

图源：BBC News

2023年3月开始，在前述一系列市场压力下，西门银行的清盘、硅谷、签名和第一信托（First Republic Bank的官方中译名）这三家地区性银行的倒闭突如其来，尽管时至今日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获得了充分曝光，但让市场和监管者都特别意外的细节依然不少。

意外体现之一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3月初发布的季报，除了极个别指标，例如存款减少和持有证券账面亏损高达6700亿美元之外，没有透露出地区银行的任何危机迹象，实际上从其他各项整体指标来看，2022年美国银行业相比过去六年的表现基本持平，而有潜在问题的银行数量（39个）显著低于之前六年（平均数为71.5个）。

意外体现之二是国内外媒体最初普遍采用“中小银行危机”的定性并不准确，倒闭的三家银行资产规模在1110亿到2290亿美元之间，距离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门槛2500亿美元距离并不遥远，都是名副其实的“大”银行。这三家银行的资产规模总和相当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倒闭的前25大银行（2001年至今美国共有564家银行倒闭），当时仅有华盛顿互助银行的资产规模（3070亿美元）更高，它们成了美国有史以来倒闭银行中资产规模最高的前四名。

意外体现之三是目前美国大银行面临的资金流出压力，无论从数量还是百分比，均大于小银行。除了倒闭的地区性银行属于大银行之外，主要原因包括大银行的存款利率较低，受到美联储加息的负面冲击更大等。

意外之四是瑞士信贷的倒闭，尽管与美国地区银行危机没有直接关联，但资金流出和市场恐慌情绪同样成为压垮瑞信的稻草，并反过来引发美国储户将资金从银行转移到货币基金，进一步加大美国地区银行的压力。

意外之五是尽管美国地区银行危机使得银行和金融类资产大跌，但美国、日本、欧洲等股票大盘几乎没有受到明显冲击，反而不断走高。背后的核心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后的美元走软（2021年美元年内涨幅为1973年金本位制解体以来的最高），2022年股市的超跌反弹，科技领域人工智能突破带来的市场正面情绪，上市公司的盈利好于市场预期。

图源：视觉中国

2021—2022年美国的高通胀和利率的快速上升都让人回想起1970年代的高通胀和1980年开始的加息周期。尽管联邦有效利率从1980年末的22%降到了1990年中期的3%，美国经济进入到为人称颂的“大缓和”年代，但美国一类特殊的非银金融中介——储蓄与贷款机构（下文简称S&L）却迎来了倒闭潮。

尽管存在类似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下文简称FDIC）的保险机制，3234家S&L中的1043家先后倒闭，而因为类似原因倒闭或接受FDIC资助的银行超过了1600家。从倒闭的银行数量上来说，储贷危机仅次于1929年开始大萧条，远多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提起2023年的美国地区银行倒闭，最容易让人联想到2008年金融危机，但实际上更合适的比较对象是S&L倒闭潮。S&L是一种互助式的金融中介，储户可以获得贷款购买房地产、汽车与其他消费品，其发展一直受到政府鼓励。20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采取高利率政策应对70年代的高通胀，经济衰退与失业随之而来。S&L当时面临利率上限制约，无法高息揽储，也无法与新兴的紧跟市场利率而且流动性更高的货币基金竞争。一方面存款流失，另一方面贷款需求下降，违约增加。

S&L通常是地区性的，资产端主要在房地产等少数行业，由于当时资产证券化还不流行，集中度风险非常高。由于房贷利率水涨船高，S&L的资产端严重贬值。为了帮助S&L渡过难关，监管机构在1980年和1982年出台法律放松了对S&L的监管，存款利率与贷款价值比上限均被取消，S&L可以从事银行业务（例如商业贷款）但却无需承担同等程度的监管，S&L储户享受的存款保险也从4万提升到10万美元。

于是，S&L一边高息揽储，一边积极投资它们并不擅长的高风险领域特别是高息债（即垃圾债）市场。结果，S&L的经营状态进一步恶化，到了1983年，S&L中35%亏损（未及时披露），9%倒闭。监管者为了自己的乌纱帽，隐瞒真相并允许亏损的S&L继续运营，但随后越来愈多的S&L倒闭，不仅为其提供保险的机构也破产，危机还蔓延到商业银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很类似储贷危机的重现，两场危机都始于房地产，被两场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地区有很大的重合性，显然这段教训并没有被好好吸取。

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3年地区银行倒闭已经广为人知，有一个细节仍然值得一提。2008年金融危机一开始主要发生在“影子银行”层面，与房地产相关的抵押贷款，证券化和其他衍生产品的繁荣离不开“影子银行”（即各类逃避监管而产生的非银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货币市场、对冲基金等）的功劳。其借短贷长的行为注定了商业模式的脆弱性，一开始一场场大众看不见、主要由机构参与的挤兑发生在“影子银行”。随后，挤兑压垮了数量众多的中小银行。而2023年地区性银行遭遇的挤兑只有很小一部分发生在实体银行的柜台前，更大的部分发生在移动互联网上，这使得危机来得更加迅猛，好在监管机构吸取了部分教训，基本做到了及时反应，尽快灭火。

图源：视觉中国

危机发生前，美国4844家银行的总资产大约为24万亿美元，美国银行遭遇的最直接损失与美联储此前的九次大幅加息密切相关。美国金融学教授姜薛伟与合作者通过对银行汇报的资产负债表信息进行按市值计价（按同期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券、商业抵押贷款证券及国债ETF的价格变动）后发现，2022年第一季度到2023年第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收紧导致了美国银行业在同期的资产市值相对于账面价值减少了2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总资产的10%[1]。

近期媒体广泛报道全球各国的商业地产空置率高企，如果把美国商业地产（CRE）的违约也考虑进来，通常经济衰退会导致10%的CRE违约，而这将使得银行总损失增加800亿美元，20%的CRE违约对应的新增总损失为1600亿美元[2]。

这部分估算仅涉及约66%的资产（平均来说，房地产贷款占比42%，各类MBS、ABS和国债占比24%），损失数字可能存在低估（不过，计算时未考虑银行可以采取利率对冲来减少损失）。

研究发现（姜薛伟等，2023）倒闭的地区性银行最大的特点在于无保险存款占账面资产比重过高。例如，硅谷银行的这一比重高达78%，如果资产按照市值计价这一比重则高达92%（签名银行为90%），排名处于最靠前的第99百分位，一旦风吹草动就有被挤兑的风险，用这一指标可以提前预测到第一信托银行（68%）的倒闭[3]。

假如存款无保险的储户有一半去银行提款，银行按市价出售资产满足这些储户之后，剩余资产无法覆盖有保险的储户的银行将达到186家（加上10%或20%的商业地产违约，资不抵债的银行将分别增加21家和58家），换一个角度来看，约3000亿美元有存款保险的储户将遭遇损失。假如无保险的储户都去银行提款，资不抵债的银行将达到1619家。如果考虑到资产集中出售，价格需要折价处理，遇到困难的银行数量将明显提升。由此可见美国财政部和FDIC采取迅速的救助非常有必要。

注：7月2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出席记者会。

图源：新华社

目前，美国地区银行的危机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毕竟2008年之后，优化完善的监管体系加大了银行业抗风险的能力。美联储在5月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也声明银行和金融业整体基本稳健。尽管美国通胀仍然明显高于美联储设置的长期目标，但衰退压力加大下，美联储也必然会开启快速降息周期，在过去九轮衰退引发的降息周期内，美联储平均降息675个基点（最近四次平均降息488个基点），这也有助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改善[4]。

要全面预估银行倒闭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仍然只能从历史中寻找线索。熊伟等三位经济学家[5]专门研究了1870到2016年，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排除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一些国家的特殊年份）超过了100例大银行危机事件，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银行危机并未引发恐慌。但由于银行信贷扩张的能力降低，几乎所有的银行危机都会损害经济的长期表现。研究发现，当一国出现银行业股本下降30%，存在恐慌挤兑时，平均来说，三年后该国实际GDP将下降3.4%，银行信贷占GDP比重下降了5.7%。而即使没有任何恐慌，银行股本下降30%也预示着三年后实际GDP将下降2.7%，银行信贷占GDP比重下降3.5%。不过这种效应是非线性的，银行股本增加并不会带来强劲的经济表现，但正如前面所述，增加银行股本可以平衡银行股东在利益与风险上的权衡，减少银行滥用救助的“道德风险”行为。

对历史数据的分析[6]还发现银行股本的大幅下跌通常出现在恐慌和信贷息差飙升之前。以全球金融危机为例，银行股票指数在2007年1月见顶，2008年2月就已经累计下跌了30%，危机爆发在9月。非金融股票指数在2007年10月见顶，到2008年9月才下跌了30%。

而公司信贷利差（例如AAA级债券与国债利差，BAA级与AAA级债券利差）和银行间借贷利差（LIBOR与隔夜指数掉期OIS利差）虽然在2007年8月有所扩大，但直到2008年9月才比此前低点高出1个百分点。

对更多样本的分析同样显示，大量的银行损失在银行危机的早期就已经出现，而不是随后的恐慌才造成了这些损失。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银行股本的下降是预测危机的实时指标。因此，相较于让政策制定者仅仅支持流动性，以防止随后的恐慌爆发和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最小化，在银行危机的早期阶段及时调整银行的资本结构非常重要。

在危机爆发后，金融监管者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估被救助的银行具有真正经济偿付能力，以及如何防止银行滥用保护并遏制投机行为的“道德风险”。未来的制度设计可以要求银行在获得政府救助基金之后的三个月内，必须启动资本筹集。换言之，偿付能力需要市场的检验，从外部投资者那里筹集新的股权或长期无担保债务的能力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测试，它在有偿付能力但缺乏流动性和无偿付能力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此外，新的资本流入将减少银行的脆弱性，平衡银行股东在利益与风险上的权衡。

[1] Jiang E X, Matvos G, Piskorski T, et al. Monetary Tightening and US Bank Fragility in 2023: Mark-to-Market Losses and Uninsured Depositor Run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3.

[2] Jiang E X, Matvos G, Piskorski T, et al. US Bank Fragility to Credit Risk in 2023: Monetary Tightening and Commercial Real Estate Distress[R]. SSRN Working Paper, 2023.

[3] Jiang E X, Matvos G, Piskorski T, et al. Monetary Tightening and US Bank Fragility in 2023: Mark-to-Market Losses and Uninsured Depositor Run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3.

[4]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May 2023)[R].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23.

[5] Baron M, Verner E, Xiong W. Banking crises without panic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1, 136(1): 51-113.

[6] Baron M, Verner E, Xiong W. Banking crises without panic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1, 136(1): 51-113.

□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与所在机构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建议。

□编辑 | 潘   琦 

□视觉 | 葛雯瑄

□图片来源 | Shutterstock、BBC News、视觉中国、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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