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 | 有别于西方的国家治理观——以人民为中心

科学恰适、符合本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走向的国家治理观对于治理实践将产生持续的正向促进作用。反之，若国家治理观偏离了治理价值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正当性诉求，违反国家治理实践的发展规律，则会导致治理危机，甚至使国家陷入失败国家的风险之中。

原文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优势

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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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竞争蕴含国家间竞争的深层逻辑，而国家治理观又是治理竞争的重中之重。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或曰国家治理观是国家治理的高阶问题。根据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不同的国家治理观对于治理实践具有不同的导向和牵引作用，并将于治理活动的展开过程中形成差异化的治理效能。科学恰适、符合本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走向的国家治理观对于治理实践将产生持续的正向促进作用。反之，若国家治理观偏离了治理价值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正当性诉求，违反国家治理实践的发展规律，则会导致治理危机，甚至使国家陷入失败国家的风险之中。纵观人类社会国家治理演化史，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治理观。

自现代化开启以来，自由主义国家治理观孕育生发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扩散蔓延，并对一些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在现代化初期，自由主义国家治理观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和历史社会条件，其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合意的治理效能，并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产生了示范效应。然而，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既有治理观在面对新的治理实践发展时逐渐暴露出弊端和局限性。

中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治理思想，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观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观——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交叠之际，立足于国家治理实践规律，充分厘清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治理观及其局限性，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观，对于更好推动中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对夯实中国国家治理自主性、自觉性也无疑具有深远影响。

自由主义国家治理观是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家治理领域的价值投射和理念呈现，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为主线，围绕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在不同时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当前，自由主义国家治理观已经由古典自由主义走向新自由主义。随着理论形态的更替，自由主义国家治理观的价值内核也逐步固化。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个人自由、理性、平等、宽容、放任、权力制衡等为原则，其部分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和逻辑困境。究其根源，自由主义的发展流变始终根据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进行变革调适，其根本目的是强化资产阶级统治的有效性，本质上服务于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观是对以往自由主义思想的即兴调和，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西方国家治理具有正向指导作用，但由于此种理论孕育生发的现实基础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解决，此种资产阶级主导的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为内核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而理论只有彻底才具有说服力。

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国家治理呈现出明显的治理困境。一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调适的内生性困境，即政府干预不足与过度干预之间摇摆不定所造成的社会稳定问题，国家与社会被政党俘获而相互脱嵌的民众利益代表断裂问题，经济危机或潜在的经济困境是政府干预的动因，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则拒斥政府干预，二者交织博弈，因此形成了周期性政府干预与市场惯性反噬效应，加之政党和政府不作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福利事业发展受挫、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民粹主义极化发展等皆是自由主义国家治理观指导下西方治理困境的现实写照。二是国际危害性，即新自由主义治理观国际化引发的连带治理危机。在面对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或治理危机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常选择将各种治理困境向外转嫁以分散国内民众注意力，祸水东引成为其惯用伎俩，轻则输出经济危机、制造地区冲突，重则不惜挑起局部热战，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深受宰制。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秉持的自由主义治理观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依法、民主的治国理政活动。执政与治理依靠人民，执政与治理为了人民，发展与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国家治理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而非商人群体或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治理。公共权力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是为人民服务的，其实践展开注重规制公共权力地方化、精英化、私人化、集团化等偏离行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是实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规定与内在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驱动下，将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制度建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以制度顺畅有效执行体现人民意志，以制度绩效合理分配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国家治理彰显出显著比较优势。

第一，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治理观指导下的国家治理在实践与理论上相互龃龉、实际运行矛盾丛生不同，中国的国家治理坚持将切实有效服务于人民作为价值遵循和理论指导，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跨越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治理的形式主义陷阱和虚假承诺陷阱，保证了人民掌握真正公共权力并能够全过程参与治理实践，有效防止了“空头政治”。

第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标榜社会普遍利益而实际上为精英集团特殊利益代言引发重重危机不同，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观指导下，中国的国家治理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强大的制度吸纳力、整合力、动员力、组织力，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推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政治效能，跨越了西方国家治理中民粹主义政治的族群陷阱和极化困境，有效防止了“街头政治”。

第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文明表象与野蛮本性之间充满内在张力不同，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民主的文明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序优质发展，国家治理跨越了权力交接大起大落的断裂陷阱、多党政治分割冲突的利益陷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权力交接依法有序并以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形式消除了党派竞争撕裂社会和利益集团俘获政党与国家的生长土壤，有效防止了“拳击政治”和“码头政治”。

第四，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政治法律形式平等与经济社会权益的事实不平等之间存在制度悖论不同，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民主政治跨越了单一票选政治的谬误陷阱和非理性政治的幽灵陷阱，包容性选举、协商民主、民生政治参与成为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党与人民有机互动、民生与民主互促互进、民主与治理耦合协同，国家治理有效防止了“指头政治”和“无厘头政治”。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7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