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二题
文/王族
来来去去的汽笛声
火车路过这个村子一带时，乘务人员和乘客都十分谨慎，害怕有飞贼像幽灵一样飘入车内把东西盗走。此地是出了名的飞贼村，人人都有偷盗的本事，而且还专门偷火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个村子旁只有两条铁轨，每天来来回回几十趟火车，村民便盯上了那些拉货的火车。
这一带地势忽高忽低，过山隧道又多，火车到了这里都要减速，于是村民便从树上、隧道壁上、电线杆上、山坡上一跃而下，落在了拉货的火车上。时间长了，他们练就了一套过硬的偷火车本领，上车、卸货、下车这一套程序仅用三分钟完成，因为三分钟后火车就驶上平坦地段要加速了。村里人十分重视这三分钟，在平时强调要快速做某件事时会说“用个‘三分钟’嘛”，赞扬某个人速度快时，也会说“人家就是个‘三分钟’嘛”。
村子是个穷村子，庄稼收成很一般，且没有挣钱的路子，村民便只能打火车的主意。火车拉的货真是多啊，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铁的铜的，电器瓷器，等等，每一趟都有可用的东西。每天都有村民在铁路边守着，只要听见火车在远处发出呜呜声，不论隔多远都可以判断出是客车还是货车。客车都是封闭车厢，里面除了人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村里不缺人，村民也不喜欢外人，所以他们对拉人的客车不感兴趣，便让它在几句诅咒中“咣当咣当”开过去。货车就不一样了，车厢一般都无顶，远远就可以看见里面装的是什么货物。村民对每次上车的地点和时间都烂熟于心，火车慢慢由远及近，由模糊变得清晰，他们漫不经心地抽着烟，待火车挟一股猛风从眼前闪过，便借助地势一跃而入，像鸟儿一般落入了车厢内。货物在一般情况下都被装箱或打包，他们会从腰间抽出刀子“噗”一声划开，如果里面的东西有用，便提起旁边的一箱扔下车去，划破的那箱不要，因为破了的箱子扔下车后会散掉，里面的东西也会被弄脏。多少年了，村里人但凡使用从火车上偷来的东西，都必须要用新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启封包装，脸上却挂着对那些东西很不中意的神情。
有时候村里人会对偷火车发出一些感叹。比如，他们会说火车凭什么拉着好东西从我们这儿过去，让别的地方的人使用？从这儿过了，就必须给我们留下一些！人们多少年来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村庄里，封闭让他们形成了某些很难被改变的观念，落后让他们像缺少乳汁的婴儿一样，不能丢开这维系生命的方式。所以，他们把偷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个人在村里出生并长大，如果不会从火车上偷东西，那他就是可辱的、无能的，就无法在这个村庄里待下去。道德的标准被乡规改变，继而出现了一种新的乡规，人就在这种扭曲的变化中变得像一尾鱼，自由地游弋着。
村里人实际上对火车是有仇视心理的，他们虽然屡屡偷货得手，但却掌握不了火车，除了那极为紧张的上车、卸货、下车的三分钟，没有谁真正坐过一次火车。火车像一个无比威严的庞然大物从村民面前驶过，让他们的目光变得迷离涣散。有时候，很多天都不见一辆货车，村民懊丧至极，大声辱骂火车，嫌火车的声音太吵，忍不住对着火车吐痰。他们吐出的痰飞不到火车身上，火车开走了，痰落在路上或草丛中，引得苍蝇“嗡嗡嗡”地飞过去。
而当一辆货车从远处开来，村民便马上兴奋起来。拉货的火车来了，等于好东西来了。他们眯着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由衷的欣喜，很快这种欣喜便因欲望转化成了仇视，他们迅速赶到上车的固定点位。这趟火车真是不赖，拉了一车白球鞋，那可是当时很时髦的东西。为此，他们手脚麻利了很多，平时三分钟内每人可以卸五箱，这次每人卸了八箱。有一个人因贪婪多卸了一箱，错过了最佳下车点，摔断了腿。他痛得哇哇大叫，但所有人都忙着收拾东西，直到把所有东西都弄回家后，才把已疼得面如土色的他抬回了村里。
这次收获颇丰，村里人几乎人人一双白球鞋。但这些鞋只有一个尺码，有些人的鞋显得太大，有些人的鞋又显得太小，尤其是小孩和妇女穿上就更大了，走起路来像是在用鞋拍打地面似的“啪啪”作响。村里的路是土路，穿这样的鞋子走不了一个来回就脏了，为此村里人来了一次大扫除，把村里那条土路清扫得一尘不染，然后才穿上白球鞋在上面走动。最有意思的是，村里一旦有谁家娶媳嫁女，所有人穿清一色的白球鞋参加，其整齐程度令外村人吃惊不小。村里人无比自豪，商议着再从火车上弄些胳膊上带道的球衣来，配上这白球鞋，那才叫爽呢！
为此，在之后的几次偷货过程中，他们格外注意有没有装球衣的箱子，但却始终没有看到。他们懊恼地骂开了，一定是球衣厂的厂长死了，才不生产球衣了。也有人说，你没看电视吗？人家穿球衣的运动员在北京、上海那样的地方比赛呢，就不经过咱们这儿嘛，哪有球衣往这儿拉？旁边的人听了他的话不高兴了，说，你别听电视里的人瞎放屁，电视有啥好？下次火车要是拉电视机，老子给它搬下来当板凳坐。
后来他们因为偷货给村子里惹了麻烦。
有一辆拉了雷管炸药的火车经过，他们一如既往偷了几箱。其中一人自制了炸药包去河里炸鱼，由于导火索被剪得太短，反而把自己炸死在了河里。人们发现他时，他漂在一个水潭中，水里没有一条鱼，他的遗体倒像一条大鱼。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说，得分个好坏啊，不能是个东西就往回搬，是吃的可以搬回来吃，但如果是老鼠药，也往回搬吗？
旁边有人小声嘀咕，如果是老鼠药不可以卖钱吗？过了些天，他们觉得雷管炸药是危险的东西，便想将其销毁。他们把一箱一箱的炸药搬到山谷里，装了雷管和导火索，然后点燃了导火索的一端。“轰”的一下，爆炸的声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整个山谷像是被掀翻了似的开始坍塌，巨大的烟尘将他们裹在一片灰暗的世界中。过了好一会儿，烟尘才散去，他们用手揉着眼睛说，娘的，真响。
后来，铁路局在村民经常偷货的地方建了一个监察站，派了三个人监管过往火车的安全。村里人的鼻子都被气歪了，他娘的，这不是来挡我们的财路吗？他们商议着如何把他们赶走，好一如既往地从火车上往下搬东西。监察站的三个人中的负责人明年就退休了，他不想在九十九步都走好的情况下毁在最后一步，每天都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村民。村里人知道这个情况后心想，你不想在最后一步毁掉，我们偏要让你在这儿摔跟头。他们在一天夜里偷偷把监察站的牌子卸下，放到铁轨上去，让开过的火车将其轧得粉碎。第二天，上面便知道了这件事，那个负责人被撤职，调到了别处。他在最后一步上虽未跌倒，但还是趔趄了几下，显得颇为危险。很快，另外两个人也被村里人整了。
他们被村里人请去喝酒，众人轮番上阵，把他俩灌得大醉，然后抬到铁路边一边放一个。他俩喝得太多了，无论过往的火车怎样轰鸣，都没能醒过来。这时候一个电话打到了上级部门的值班室，领导很快带人来查，见他俩还在铁路边不省人事，便让人把他们架回监察站去睡。第二天醒过来，等待他们的是一纸开除的命令。
那个监察站很快便被废弃了，村里人又继续偷火车上的货，每次从监察站跟前走过，他们脸上都流露出得意的神情。
十几年后，一代偷火车的人已经老了，下一代人喜欢外出打工，加之火车上的货物被包装得十分牢固，非人力能够卸下，村民便放弃了偷火车。铁路仍然是那条铁路，铁路上奔驰的仍然是火车，但村民却觉得铁路和火车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村民甚至懒得到铁路边走一走，他们开始讨厌火车，嫌火车太吵。
被铁路局开除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后来到村里落了户。不知为何，村里人对他非常好，只要他有什么难处，全村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帮他。后来，他还是知道了自己被村里人算计的隐情，但他明白，要想在村里生存下去，就必须和村里人打成一片，所以他对过往之事只字不提，只是每次经过村口的一堆弃物时，他会想起这是村里人从火车上偷来的，便忍不住对着那堆弃物吐几口唾沫。
沿着铁路出走
我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前徘徊，眼睛在一溜火车站名上看来看去——天水、南河川、三阳川、新阳镇、甘谷、武山、陇西、定西、兰州……十三岁的我想离家出走，躁动的心让我无法安心上学，一直想离开家到外面去。
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但固执地认为一定很好。我含糊不清地对父亲提出我的想法，父亲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我疼得无法站立，身体好像快要软成一摊泥。我第一次产生人生幻想，那么甜蜜而美好，但父亲的暴力使之变成了疼痛，我在忍受疼痛的同时第一次对父亲产生了仇恨，于是偷偷卸掉他闹钟上调整时间的螺丝帽，扔进了河里。想到河水会把螺丝帽冲走，他永远都找不回来时，我体会到了反抗的快感。结果，我的屁股又挨了两脚，但这次我没有感觉到疼，因为这两脚踹走了我心里的愧疚，也让我下定决心要离家出走。叛逆像一张清晰的线路图，我迫切想要按照图上的路线出走。
十三岁少年的隐秘计划，不会被大人轻易发现，所以在那天早上，我揣着十块钱悄悄来到了火车站，想让火车把我带到远方去。
刚才在牛肉面馆吃牛肉面时，我认出了邻桌的一位女孩，她在一个皮影剧团唱皮影戏，去年来我们村里唱过，今年又随戏班子出来，穿的是和去年一模一样的牛仔裤。我边吃牛肉面边想，她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既然她能在外面闯荡挣钱，为什么我就不能呢？吃完饭，我心里踏实了很多（不排除是吃饱的原因）。我在一个烧饼摊上花两块钱买了七个烧饼。本来一个烧饼三角，七个应该是两块一，但摊主见我掏出了两块钱，如果卖给我六个，便是一块八，还要找两毛钱，可他想挣那两毛钱，便给了我七个烧饼。我的十块钱，吃牛肉面时花了一块，现在又花掉两块，口袋里还剩七块。这样细细算着账，我觉得自己是聪明且有能力的，这次出门足以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我拎着装烧饼的塑料袋径直走进火车站，内心既兴奋又紧张。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做出重大决定，尽管我不清楚自己要走向哪里，更不清楚前方有什么在等着我，但我坚信只要一脚迈出去，路便就有了，我的人生就开始了。
我想起村里与我同龄的几个少年，他们在冬天受不了寒冷，居然哭着向妈妈要手套。我还听说有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孩，喝羊奶时居然还在用一两岁时用过的奶瓶。我与他们不一样，我要早早地走一条自己的路，至于他们，打死也不敢迈出一步。
售票窗口前没有几个人，不一会儿便都买上票走了。我走到窗口问售票员：“买一张到陇西的票，多少钱？”刚才一番寻思，我放弃了去兰州的想法，我觉得兰州既然是甘肃的省会城市，那就是不容易让人安身的大地方，我害怕会在那里迷失自己，所以我决定去我认为并不大的陇西。窗口内很快传出一个女人的普通话：“到陇西十块钱。”
她的声音很好听，却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口袋里只有七块钱，怎么办？我一时傻愣在那里。售票员断定我的钱不够，便叫下一位。下一个买票的人走到了窗口，好听的普通话已与我无关，我悻悻然，走出了火车站。
在外面徘徊了一天，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我把那七个烧饼藏起来，那是我出门的口粮，千万不能让家里人发现。昏昏沉沉睡了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家里人还在睡觉，我悄悄起床，背上装着七个烧饼的小包，开始实施我想好的另一个计划——我要去抓鸡圈里的两只大公鸡，卖给伐木工人。不久前他们买过村里的鸡，像这么大的一只公鸡可以卖到二十块钱，两只就是四十块钱。有了这些钱，我不但可以买到去陇西的火车票，而且还有余钱。趁着家人还没醒来，我赶紧行动。第一只公鸡很老实，我一把抓住了，但第二只躲开了我的手，还立即嘶鸣起来。我当即决定放弃它，提着已抓住的那只立马出门，飞快地向伐木工人居住的地方跑去。一只公鸡卖二十块钱，加上原有的七块钱，我会有二十七块钱。我心里高兴，但又提醒自己必须赶紧离开，刚才那只公鸡突然嘶鸣，一定吵醒了父亲，如果他发现公鸡被我偷了，即便是追到陇西也一定要追上我。有一年，村里有个人耕地时向我们家地里压了压，他的地便多出两犁，能多收二三十棵玉米。父亲什么也没说，只用眼睛瞪着那人，一直瞪到那人老老实实挪回两犁，把侵占我家的地还了回来。我不能落在父亲手里，只要到了陇西，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我一通猛跑进入树林，直到觉得父亲再也追不上了才停下。这时候我感到一阵尿意，从开始行动到现在一直没顾得上撒尿，这会儿已经憋不住了。我把公鸡放在地上，用脚踩住它的翅膀，解开裤子开始撒尿。撒完尿提裤子时，脚无意间一松，公鸡便逃脱了。它从树丛中飞快地蹿出，转眼就不见了踪影。鸡跑了，等于我去陇西的车票成了泡影，我沮丧至极，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
我靠着一棵青冈树一直坐到中午，吃了一个烧饼，趴在小溪边喝了一口水，然后准备回家。我还想把早上没抓住的那只公鸡偷出来，但又害怕我干的事已经败露，心里忐忑不安。半路碰到村里的一个人，他一脸坏笑问我，你把你家的鸡偷了？我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但那一刻我没有感到恐惧，反而大声对那人说，你不要胡说八道，那是我喂养大的鸡，是我的鸡。他一脸不解地走了，我却无法迈开回家的步子，回去后屁股上肯定又得挨上几脚，加之出走失败带来的失落感，我更不想回去了。路旁是一片玉米地，我走进去压倒几根玉米秆，然后躺在上面。
我已经疲惫不堪，眼皮越来越沉，感觉有一张黑色的大网向我袭来，伴随着肉体的舒适感，我渐渐进入梦乡。
睡了两个多小时后，我醒了，我不知所措地从玉米地里走到路上，又碰到一个村里人，我从他嘴里知道了一些消息——那只从我手中逃跑的公鸡，跑到了山顶上，它由于恐慌居然在大白天打鸣，另一个村里的一家人领着儿子来我们村求亲，觉得大白天公鸡打鸣不吉利，便阴着脸回去了。这件事很快在村子里传开，接着又与我偷自家的鸡这件事对上了号，我成为了村里人集中谈论的话题。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撕扯着我的心，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内心残存的实施人生计划的那一点希望，像秋风中飘零的落叶一样消失殆尽。更要命的是，我因为在玉米地中睡觉受了凉，不停地打喷嚏，还发起了高烧，浑身烫得像是有火在烤。我以为吃点东西会好一些，但吃完一个烧饼后却烧得更厉害了，浑身软得没有力气，间或还手脚发抖。我知道自己病了，但不知如何去看病，更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一切都让我始料不及。以我十三岁的心智，无论如何都理不清思路，也做不出理智的决定。我第一次觉得在世界面前，自己是那么的弱小、无力。
天黑后，我已经烧得神志不清，只想在树下倒头睡去。但我清楚，我不能在这儿睡过去，否则会在晚上被冻死，还有可能被狼吃掉。村子里已经发生过狼吃人的事。有一个小孩去给他舅舅拜年，走到半路觉得身后有异常的动静，一回头便看见一只狼跟着他，没来得及跑开，狼便一口咬住他的脸，把半张脸硬生生扯了去，他在当天就死了。从此村里人一说起狼便脸色大变，嘴里会冒出一连串的诅咒。听了那件事后，我觉得狼不吃人，但它会咬小孩的脸，我可不想让狼把我的半张脸扯掉，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半张脸，那将多么可怕。
恐惧让我从内心滋生出了力量，我挣扎着从玉米地里爬起，摇摇晃晃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大姐家，推开她家的门后，我一头栽倒在地。
事后知道，我昏睡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几天后，大姐将我送回家，家里人被我吓坏了，谁也不提我偷鸡的事。我缓过神后心里空落落的，第一个人生计划就那样破灭了，但那场病却帮助了我，让我躲过了惩罚。多年后，家里人每每说起那件事，都对那只跑了的公鸡在大白天打鸣这件事感到不解，并猜测它将如何在林中百兽间活下去，至于我的出走，则从不提及。我长大后才理解了青春期的躁动是怎么回事，像我那样大的少年大多都会产生出走的念头，有的因为自我控制能力强或家教严格，悄悄把张望世界的目光收了回去，而我因为诸多原因扭结在一起，做出了实际行动。我后来离开家从军，才明白家人之所以不提那件事，是不想让我陷入那次冲动事件里而无力自拔，毕竟我会长大，一个十三岁少年懵懂中制造的出走事件，终归会成为过去。那件事为我留下了青春期的印记，虽然它是孤独和悲怆的，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成长了，当我成长到能够坦然回望青春期时，一切便都释然了。
1999年12月，我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回天水，在陇西站临时停车时，我想起十三岁那年的第一个人生计划，突然决定下车去看看。实际上，在火车站看不到陇西县城的任何一角，我当时的心情错综复杂，既有终于站在了陇西土地上的欣悦，又有事过多年后的怅然和无奈。那次走神本只是对记忆的一次打捞，但却耽误了上车，那列火车突然开走了，把我孤零零地扔在陇西站台上。我站在站台上怅然若失，以至于被车站工作人员询问两遍才反应过来。十三岁那年，我的第一个人生目标是坐火车来陇西，十几年后我终于踏上了陇西的土地，却被火车丢弃在站台上，这是怎样的一个隐喻？
如果我在十三岁那年顺利来到陇西，那么后来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子？
（原载于2023年第1期《创作》）
王族，现供职于新疆作家协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诗集、小说集、长篇小说等。曾获三毛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西部》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等。有作品被译为日、韩、法、德、英、俄等文字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