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张威
1972年，一位美国人在瑞士留下遗嘱，他希望死后将遗骨的一半葬在中国。
做出决定的这个人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如今，他骨灰的一部分就埋葬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未名湖畔。
斯诺的墓碑位于未名湖畔南端偏僻一角，知晓者甚少，所以它往往会被那些北大的观光客所忽略。
但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斯诺却是无法忽略的角色。他的力作《红星照耀中国》是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1937年一经问世即红遍全球。斯诺之后，前往陕北采访的西方记者趋之若鹜，但却从未产生能与《红星照耀中国》媲美的比肩之作。直到现在，此书仍是西方了解中共历史的基础读本。事实上，它也是斯诺新闻生涯的“珠穆朗玛”——斯诺后期的作品，远未达到它的高度。
《红星照耀中国》首版样书，英国戈兰茨公司1937年10月出版。
对中国革命来说，斯诺的历史功绩在于，他第一次把中国红军放在了世界的版图上，展现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真实的情况，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他的作品在东西方同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对斯诺充满感激之情，他曾这样评价斯诺：“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来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
斯诺（1905年至1972年）
斯诺书写《红星照耀中国》时不过三十出头，在其人生的后三十多年里，他笔耕不辍，有多部著作问世，但都无法超越他的成名作。斯诺年轻时放言，他要在三十岁致富成名，然后一心读书写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斯诺及其夫人海伦离开了他们盘桓了十多年的中国。那年，斯诺35岁，他确实成名了，但并未“致富”，他抱怨说，自己“一身是病，比1928年来中国时还要贫穷”。他的情绪极为低落。
1936年，斯诺在陕北保安采访红军。
斯诺1941年年初回到美国，旋即又出任战地记者。此时的斯诺陷入了重重危机：他要应对与海伦的离婚，还要想方设法寻找新生活；他要挥笔上阵，继续自己的事业，又要面对麦卡锡主义的威胁。尽管斯诺是个密苏里硬汉，但这些磨难还是损害了他的健康。病疴在他的肌体中缓缓蔓延，直到1972年突然发作，成千古之恨。
柳暗花明
在同时代许多人眼中，斯诺和海伦就是一对金童玉女，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杰出记录者。他们的老朋友、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说：“这是一对多么充满活力的夫妇！”但婚后十多年的性格碰撞，他们最后还是分手了。
对斯诺来说，1942年到1946年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
在与海伦分居的日子里，他在莫斯科采访时有过短暂的恋情，对方是一个叫伊莲娜的姑娘，当时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美术，她在课余帮助斯诺工作，斯诺被她的美丽迷住了。这段秘密恋情隐藏在斯诺的自传《复始之旅》中。
就在热恋进行之时，伊莲娜的母亲——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遗孀阻止了他们，老人说，她虽然喜欢斯诺，但他们相处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这句话提醒了斯诺，毕竟是处于两种敌对的社会制度之下。于是，他和伊莲娜分手了。
斯诺不仅是个机敏的记者，在恋爱方面也是个高手。与他生命相关的三位女子——海伦、伊莲娜、洛伊丝，皆形容昳丽。斯诺与伊莲娜的恋爱流产后，演员洛伊丝旋即出现了。
1946年春天，洛伊丝是纽约百老汇的一名戏剧演员。大学时代就读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她很佩服作者，但从未想过能与该书作者相见，更想不到日后会嫁给他。有天演出后，一位叫斯蒂夫的朋友邀她去参加一个聚会，她懵懵懂懂地去了，在大厅的一角见到了东张西望的斯诺。斯蒂夫介绍两人相识后就消失了。
斯诺的传记作者伯纳德·托马斯说，“这位年轻的女演员与年长的、从国外回来的战地记者、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似乎是典型的一见钟情”。
斯诺对洛伊丝很感兴趣，临走时还索要了电话号码，他谨慎地问道：“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洛伊丝回忆说，她觉得斯诺不会给她打电话的，但想不到的是，斯诺不仅立即联系上她，而且还立即安排了两人的意大利之旅。
1946年，斯诺和洛伊丝首次见面后留影。
斯诺为两人的秘密旅行拍摄了视频，这使我们今天能真实地捕捉到斯诺与洛伊丝在一起时的喜悦神情。1946年，斯诺41岁，脸上布满了沧桑，但仍富于幽默和活力。他身边的洛伊丝26岁，年轻貌美，小鸟依人，这足以衬托出斯诺作为一个男人的成功。被婚姻大战弄得灰头土脸的斯诺，突然间焕发了青春。在梵蒂冈大教堂面前，他不失时机地给洛伊丝戴上了戒指，但他并没有说“Would you marry me?”一类的套话，因为他知道，洛伊丝一定会同意的。
洛伊丝性情温和，不像海伦那样富于进击性。斯诺说他“很满足目前的生活，他们夫妻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斯诺的许多朋友也注意到斯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原美国国务院外交家谢伟思回忆道，当他1949年访问斯诺的新家时，发现斯诺的新妻子“可爱多姿”，而斯诺则是“容光焕发”。
斯诺和洛伊丝结婚后，在新泽西买了一幢宽敞的旧房子。院子很大，种满了果树，此地离纽约不远。斯诺终于当上了父亲，而且儿女双全。
斯诺一家人的合影（约摄于1954年）
小型纪录片《远方的家》展现了斯诺和洛伊丝的婚后温馨生活，其中的镜头包括他的二层洋房，他的汽车，他的小院，他带着儿女游泳、嬉戏的情景，还记录了洛伊丝下班回家的喜悦以及斯诺抱着爱犬看书的悠然自得。
斯诺婚后心情大好，经常带着爱犬在公园阅读。
洛伊丝对斯诺是喜爱和崇拜的。和性格温柔的洛伊丝的结合，是斯诺后半生最大的福报。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洛伊丝与斯诺夫唱妻随，和风细雨，斯诺的家庭美梦终于实现了。
新的烦恼
美好时光十分短促。1950年，随着麦卡锡主义泛滥，美国国务院开始追查对“失去中国”富有责任的美国左派，包括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的外交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相关人士。在联邦调查局的重压之下，“中国通”们惨遭碾压，一些人失去了工作，比如前外交官谢伟思；一些人到海外避风，比如学术界的欧文·拉铁摩尔和记者白修德、史沫特莱等，另一些人在写作和出版上受到限制，比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斯诺。
靠写作为生的斯诺进入了寒冬。美国政府的反共政策使他不能到中国采访。斯诺的书开始下架，包括《红星照耀中国》，他任职的《星期六晚邮报》持强硬的反共立场，与斯诺的观点经常发生冲突。斯诺的一篇介绍周恩来的文章被编辑冠以“红色中国的绅士打手”为标题，这使斯诺大为愤怒。最终以辞职抗议。他开始书写自传《复始之旅》，一方面想总结一下前半生，一方面也需要赚钱养家。
上世纪50年代初，斯诺的情绪很不好，他在日本的文学代理人松岗洋子曾赴美访问过斯诺，她写道：“斯诺看上去十分沮丧，非常痛苦。”“我们在客厅里，斯诺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默默无语地坐着，他脸上那极度苦闷的神情仍历历在目。”
斯诺的状况引起了不少“中国通”的关切。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伸出了援手，他拿到一小笔研究经费，并说服斯诺把尚未用过的历史资料收集起来，撰写了《红色中国杂记》。这本书却只能油印出版，供少数学者参考。这与当年印行了数十万册，拥有几百万读者的《红星照耀中国》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洛伊丝的演剧收入曾解决了斯诺家庭的大部分开支。但不久她就受斯诺“亲共”的牵连，被列入限制演出的“黑名单”中，演出机会最终枯竭了。
1959年斯诺把家迁到瑞士，开始建立新的生活。虽然他仍保留美国籍，但再也未回美国居住。
移居瑞士十年后，斯诺夫妇在依山傍水的埃辛斯购买了一座农舍，过起了优哉游哉的生活。
斯诺在瑞士的家
东山再起
1962年至1972年是斯诺人生的最后一个十年。在这十年当中，由于世界形势发生了种种变化，经中美两国政府同意，斯诺于1960年、1965年和1970年三次访华，他成为自1949年以后首位访华的、也是访问次数最多的西方记者。
1950年代末期的斯诺仍是十分悲观的：家庭虽然建立了，但随之而来的家庭责任和职业危机也向他压来，他很清楚，他的价值在于对中国的报道，虽然《红星照耀中国》使他在国际新闻界独树一帜，但要保持他的权威地位，就必须向世界拿出对中国更新的报道和诠释，否则，那颗曾经耀眼的“红星”，必将逐日暗淡。然而，麦卡锡主义和东西方冷战使他无法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这使他一蹶不振。
1969年的斯诺
他在1959年年底的一篇日记里写道：“今晚，我突然感到疲劳、孤独、凄凉、年迈和与世隔绝……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再次发挥作用吗？”
机会终于来到了，1960年夏季，斯诺作为美国《观察》杂志的记者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同时对他开了绿灯。
斯诺想通过努力改变冷冰冰的美中关系。他说：“打破我们与中国之间的隔绝状态，从许多方面来看，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像我在1936年所做的工作一样。”
斯诺对新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持续了三个月，访问的成果是长篇巨著：《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该书于1962年在美国出版，斯诺把它看作是第二部《红星照耀中国》，但是西方评论界对其评价是毁誉参半的。一方面，斯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有关新中国的大量信息；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他反映的情况不准确。
在写作《大河彼岸》时，斯诺年届五十五岁，两鬓斑白，他已不再是1936年那个无所畏惧的小伙子，他肩负着沉重的责任，经常处于两难境地：他是中国革命的坚定朋友，又是客观独立的新闻人。面对着美国的“西方读者”，他要继续讲述《红星照耀中国》里那些他看好的中国人的命运，他要让读者信服：这些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合情合理的。显而易见，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简单。
无论如何，斯诺再一次成为“中国通”的佼佼者，他在中国报道方面独一无二的地位也再次得到公众的认同。
从1970年7月开始，斯诺和洛伊丝访问了中国各地，采访都很精彩，但最令她难忘的是毛泽东12月18日接见斯诺的情景，根据她回忆：凌晨五点，斯诺还翻来覆去没有睡着，这时外交部的唐闻生突然来访：“毛主席约你共进早餐，你不用换衣服，披个大衣就行。”斯诺睡眼惺忪地摸到浴室里，用冷水洗了个脸就走了。五个半小时后，斯诺回到旅馆，马上让洛伊丝录下他的采访记录，录完后，斯诺便在沙发上睡着了。
关于斯诺与毛泽东的会见，斯诺记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内容是毛主席告诉他：欢迎理查德·尼克松到中国来，不论是作为游客，还是作为总统，都行。他上了飞机就可以来。几个月后，这个消息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1970年10月1日，在中国访问的斯诺和洛伊丝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和他们合影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这是斯诺人生的又一高光时刻。他促成了美中之间的破冰之旅。
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斯诺夫妇。
落日余晖
斯诺为美中之间关系正常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大量的采访和写作使他疲惫不堪，1969年冬季，他做过两次手术，出院之后，他仍感疲乏。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在致信他的哥哥时说：留给我们的时间都不多了，人生苦短啊！
1971年4月，斯诺夫妇驱车到意大利海岸那不勒斯度假，回到瑞士后，斯诺精神萎靡不振。他住进了洛桑医院，检查后发现患了胰腺癌，他便立即做了手术。
斯诺一直不相信命运的捉弄，有时他会在深夜痛苦地呻吟：“我从未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且发生得这么早！”“我活了这么久，几乎觉得自己是不可摧毁的。”
洛伊丝开始给全世界的朋友写信求助，求助对象中也包括斯诺的老朋友、远在中国的马海德医生。
马海德是斯诺在延安时期的美国朋友，1936年，这位美国医生由宋庆龄介绍到陕北帮助红军。革命胜利后，马海德留在了中国。马海德医术高超，是斯诺的至交。
马海德很快就回信了，他希望斯诺家人能考虑到北京去治疗，在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紧接着，斯诺又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信，其中附有毛主席以及总理夫人邓颖超的亲笔问候。
但是，斯诺觉得自己目前仍很虚弱，也无法中断正在进行的化疗，便婉谢了中国的邀请。
当然，这也许是个借口。因为此前，斯诺为了表明自己的客观中立，曾多次婉谢中国政府的资助，面对西方右派对他的质疑，或许此刻的斯诺也考虑到需要避嫌。
1972年1月23日，毛主席获悉斯诺患癌的消息，当即与周恩来总理商定派医疗组开赴瑞士救治。北京日坛医院甚至准备好了一套家庭病房，以便接待斯诺一家四口。1月26日，北京的马海德、黄国俊以及武汉医学院的张锦坤医生等医护人员相继抵达瑞士。
赴瑞士救治斯诺的中国医疗小组，右后为马海德。
斯诺的卧室在楼上朝南的一个套间里，外间是会客室，也是医疗小组的工作室。
中国医疗小组带来了医疗气垫床和一些必要的医疗器械，此外，他们还购置了许多贵重药品。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派来三辆轿车，停在斯诺家门前，随时待命。大使陈至方夫妇几乎每天都要过来看望斯诺，他们会带来一些中国食品，比如春卷、饺子等。医生和护士住在日内瓦郊区中国领事馆，每天乘车来回，分日夜两班。他们配合紧密，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作为斯诺的挚友，马海德住在斯诺家里的小书房，以便对斯诺密切监控。他的屋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药瓶、药水、药罐和药片。
中国医疗小组在组长马海德的指挥下，为斯诺进行了全身检查，检查表明斯诺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没有必要手术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减轻最后的痛苦。
斯诺当时已经六十六岁，癌细胞已转移，无法支持近二十小时的高空飞行。马海德告诉斯诺夫人：“我们原先准备在北京把医院作为你们的家，现在要把你们的家变成医院了。”
“为了减轻斯诺先生的病痛，我们医疗小组的同志分成两班，日夜轮流守护在他的病榻旁。”张锦坤医生曾经这样回忆。每天清晨、傍晚，医疗小组成员都会在小书房开展交班讨论会，尽力减轻斯诺的痛苦。张锦坤与张贻芳针对斯诺的病情制订了一套科学食谱。
张锦坤的英文不错，除了给斯诺治病外，他在值班期间，经常陪斯诺聊天，与斯诺聊中国的京剧，斯诺非常高兴，时常冒出几句京剧唱词。张锦坤的厨艺虽然不是很好，但他在当班的时候，尽其所能，为斯诺及家人做中国饭菜，让斯诺和家人深受感动。
斯诺的性格是坚强的，即使病情危重，他也要坚持生活自理。比如，卫生间就在卧室的外间，平时几步就可以走到的路，但对身患重病的斯诺来说，却是艰难而漫长的路程。每次去那里，他都气喘吁吁，周身颤抖，虚汗直流。但他从不叫夫人和孩子，更不叫医护人员陪同，每次他都是用最大的毅力，扶着墙慢慢移动脚步。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斯诺的病情明显好转。他重新燃起了写作希望。斯诺总是眼巴巴地问老友马海德：“我这病啥时候能好啊？”马海德诚恳地说：“春天到来的时候，你就会重新拿起笔来。”
斯诺的家门口经常有摆放的鲜花，各地慰问的函件如雪片般飞来。斯诺在最后的时刻不仅感受到朋友的真情，他的家庭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女儿西安经常抚摸着父亲的手臂，为他朗读；儿子克里斯经常小心翼翼地为父亲苍白多须的脸颊剃须；贤惠的妻子洛伊丝对斯诺的关爱更是无微不至。
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是1936年斯诺前往陕北采访红军时的翻译，也是斯诺的好友。1972年2月初，黄华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前往瑞士看望斯诺。后来，黄华回忆道：“这天早上斯诺从一天多的昏迷中清醒了过来。他一见我就认出来了，高兴地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握住我的手说：‘嗨，咱们三个赤匪又到一块儿了！’”
1972年2月14日晚8点，斯诺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疗小组给他使用升压药和强心剂，全力进行抢救。但不幸还是来临了，2月15日凌晨两点十六分，斯诺的血压归零，呼吸和心跳停止了。
斯诺临终时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讲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北大校园里的斯诺墓
斯诺曾在遗嘱中表示：“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有一部分安葬在赫德逊河畔……”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骨灰的一部分被安葬在北大未名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