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人的睡眠，全球垫底

“睡4个小时，及格；睡5个小时，不及格。”

这是日本中小学生中盛传的一句口号。日本社会从小就在向人们传递这样的信息：比起睡觉，时间应该拿来做更有意义的事。

事实上，问题不只日本，整个亚洲都处于睡不好觉的状态。最近，《睡眠医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亚洲人的睡眠排名“垫底”了。

韩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通过对全球11个国家的3万多人进行睡眠习惯监测后，发现与西欧、北美洲和大洋洲相比，亚洲人的夜间睡眠时间更短，入睡时间更晚，睡眠效率也较低。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芬兰人每晚能睡满8小时；法国人能睡7小时45分钟；英国人排第三，睡眠时间为7小时44分钟；而在成绩“垫底”的日本，平均只能睡6小时51分钟。

对日本来说，这样的成绩甚至已经是“进步”了。据“公共卫生地图”网站（Public Health Map）2022年的数据，日本和韩国是每晚睡眠时间最少的国家，均少于6.5小时。

而据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中国民众也存在睡眠不足的情况。其样本调查显示，中国人每天平均睡眠时长为7.06小时，相比十年前时间缩短近1.5小时。但从今年新版报告看来，情况似有好转——平均睡眠时长来到了7.40小时。

但总体来看，在亚洲国家中，睡眠问题不仅仅是“费力不讨好”的健康问题，也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日本被称为“最缺觉的国家”。

据日媒2020年的报道，1/5的日本人睡眠非常差。对此，“公共卫生地图”和《睡眠医学》共同将矛头指向了该国的高压工作文化。

“睡眠是可消耗品（expendable）”的观念，是日本企业多年来“白嫖”员工无薪加班的前提之一。2019年的日剧《我，到点下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问：“日本人老是抱怨上班迟到，为什么却从不在意下班时间？”

与亚洲睡眠情况排名“垫底”遥相呼应的是：全球经济统计数据库宾大世界表（PWT）2017年的数据显示，在工时最长的10个国家中，有7个在亚洲；而在工时最短的10个国家中，有8个在欧洲。亚洲国家的年平均工作时数为2076小时，而欧洲国家只有1683小时。

人均睡眠时间最短的日本，是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根据2021年一项对1.5万名工人进行的调查，日本人平均每个月要加班20.8小时。其中，秘书和医疗行政助理的加班时间最少，为10.5小时；建筑管理部门的加班时间最多，平均每月38.3小时——仅加班时间就几乎相当于日本法定的每周工作时间：40小时。

相比之下，2021年法国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只有36.1小时，英国和美国分别为36.8小时。

东京的打工人，可能是全世界回家最晚的打工人。公开资料显示，日本的上班时间一般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但根据近年的调查，61.5%的东京人晚上8点以后才能回家，39.7%的人晚上10点以后回家，还有9.2%的人凌晨12点后才回家。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到点下班》中，东山结衣每天6点准时下班会齐齐引来新同事和新领导的诧异了——因为确实罕见。

除了加班以外，日本人看起来还“不太爱休假”。日本职工通常有10天到20天的年假，但实际上很多人都用不完。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2021年日本职员的平均假期为18天，但人们平均只休了10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其中还包括病假。

日本流行一个词“karoshi”，即“过劳死”。

2015年，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Dentsu）24岁的实习生高桥茉莉跳楼自杀，据称死因是过度劳累导致的抑郁——自杀的前一个月，高桥茉莉加班超过了100个小时。据其发给母亲的短信内容，此前她曾因为工作每周只睡10个钟。

这起事件刺痛了日本人的神经。为高桥的家人提供法律咨询的川人博表示：“日本职场中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是在电通，其他公司也有。”据美媒报道，2015年日本因工作压力而自杀的人数高达2万人。

当时，电通公司的CEO石井直（Tadashi Ishii）因这一争议辞职，公司也因违反劳动标准而被罚款。电通公司内部进行了改革，规定在晚上10点后关闭办公室的灯。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日本当局也曾出台一些措施。2019年4月，日本政府实行改革后的《劳动标准法》，要求公司确保有10天假期的员工每年至少休息5天。如果不遵守该法，雇主可能面临30万日元（约1.4万人民币）的罚款或监禁。

在此之前的2017年，日本政府还曾实施“超值星期五”（Premium Fridays）计划，鼓励企业允许员工在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下午3点提前下班。但一项研究发现，在第一个“超值星期五”当天，实际早退的日本员工甚至不到4%。

从生产效率上来说，“睡得少”，真能占得了什么便宜吗？

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09年曾对睡眠不足的成本进行了量化。结果表明，由于睡眠不足导致的死亡率上升和生产力下降，日本每年要损失约138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92%。根据经合组织《生产率指标简编》的数据，日本的劳动生产效率是七国集团中最低的。

相反，睡眠不足带来的问题，更值得关注。

美国斯坦福大学睡眠医疗中心的创建者威廉姆·戴蒙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睡眠负债”（Sleep debt）。也就是说，日复一日的睡眠不足，会像借钱一样，形成负债式积累，最终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恶劣影响。

据2019年的报道，日本厚生省每年实施的“国民健康·营养调查”显示，有36.1%的男性、42.1%的女性，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一份政府报告显示，30%以上的成年人为了入睡，还需要喝酒助眠。

据日媒2020年报道，按经济价值计算，日本的睡眠债务总额已达到15万亿日元。

今天欠下的债，明天由身体来还。

东京医科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曾对日本小镇的数千名成年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发现睡眠差的人患抑郁症的几率平均是睡得好的人的两倍。

打工人因工作被挤压掉的睡眠，只好用市场上的“助眠神器”修修补补。日本睡眠市场涌现了一批以改善睡眠为目的的“黑科技”：如助眠的非处方药、睡眠监测器、止鼾器、智能床垫等等。

2021年，日本国株式会社Yakult本社还推出了一款“养乐多Y1000”饮料，据说可以提高睡眠质量。在该公司开始销售该款饮料至2021年12月的9个月内，销售量达到了近114万瓶。

Brain Sleep公司的首席执行官Kosuke Michibata说：“睡眠不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日本睡眠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比其他国家都要大。”据2022年媒体报道，有预测称日本睡眠技术市场的规模可能会增长到5万亿日元。

不过，想睡好觉，光靠科技是远远不够的。

为什么东亚人宁可上班，不肯睡觉？

《我，到点下班》中的一个场景或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从旧公司刚刚被并入NET HEROES的三谷佳菜子，厉声训斥“没有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公司的新人小泉：“新人就应该提前30分钟到公司来，给前辈们打下手，这样才能一步一步掌握工作要领。”“有闲工夫拾掇指甲，不如早一分钟来公司。”“新人不能骄纵。”“工作就是办不到也要办。”

三谷以“前辈”身份说出的劝导，在逻辑上漏洞百出。如果她说出口的这些话有任何应当被参考的理由，那可能是：“我们都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日本人是“做事认真”的典范。但他们的身上却常见一种“牺牲”心态，比如“牺牲睡眠时间去努力工作，是件有价值、有正向回报的事”。

这或许与日本人从小所处的环境有关。如果回溯三谷的成长路径，或许能理解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她说：“我从上小学开始就没请过一天假”。

以学习和工作的意义来定义生活的主要价值——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在日本，甚至在东亚都算普遍。

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和生长的人，大多会像三谷一样，对生活很难有除了工作以外的更多想象。旅游网站Expedia的一项研究发现，63%的日本受访者甚至对带薪休假感到愧疚，正如三谷对东山结衣“每年都会休完带薪假”感到难以置信。

有报道指出，与美国和欧洲的人相比，东亚人对工作价值的认同感表现得更为强烈。因此，人们似乎很难放松下来，以“单纯把工作当作工作”的心态去上班，而所谓的“工作时间”，则变成了一个只能弹性延长却无法缩短的标准。

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日本最近的韩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为52小时——40小时正常工作，加12小时加班。为解决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今年3月，韩国政府推出了每周最长工作69小时的改革方案——平均每个工作日上班13.8小时。

当时，韩国政府的说法是为了“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让员工能够累积更多的加班时间换取调休。

将韩国的“work-life balance”与澳大利亚做一对比，或许能窥见东亚与其他地区在对待工作与生活上的结构性差异。

澳大利亚不设加班时数上限，但其每周最高的工作时长只有38小时。雇主可以要求员工“合理加班”，一般需要支付较高的加班费。如果工人认为加班不合理，也可以拒绝。

但对于很多东亚人而言——加不加班，往往没得选。

不论“996”，还是“karoshi”，亦或者是韩国延长最长工作时数的做法——都是东亚长期“将物质前置于生活”观念的产物。

看似小小的睡眠问题，背后所折射的，是植根于东亚人身上的焦虑。

这种无形的焦虑，让gap year、gap month、gap day乃至仅仅是满足一夜好眠的gap night都变得如此艰难。

编辑 | 阿树

排版 | 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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