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乡村孩子的阅读实验

采写/张志浩

编辑/计巍

辽宁省朝阳县波罗赤镇中心小学有一座由废弃食堂改造的图书馆，它是校长赵国彬13年阅读实验的一个标志。

2020年前，朝阳县还是个贫困县，乡镇小学的学生普遍来自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民家庭，生源不断向县市流失。这场阅读实验源于赵国彬的两个理念：乡村在很多基础资源方面落后，但阅读是一件相对容易实现平等的事。以及，希望孩子们成长为不一定优秀但幸福的人。

少有人否认这样的理念。但这里的人们也清楚地知道好成绩才是通往“幸福”的最笔直的路。因为阅读的“低效”，系统中的老师、家长甚至学生自己很容易在面临选择时将它放弃。

某种程度上来说，阅读已经是一个天然“幸运”的实验主题，它和“学习”“知识”“语文”等概念相关，换而言之，它和“那一张卷子”不是毫不相关，但让阅读在以成绩为主要评判标准的系统中成为一种新的可能，却始终困难重重。

也有人在这场实验里走得远一些，一名已经从这所小学毕业正在读初三的学生说，即便在暑假进入提升成绩的寄宿制集训营里，他仍会在每晚睡觉前翻出书来读。那段时间他读的是《老人与海》他想象着自己是海明威笔下的老人，“能不能带回完整的鱼不重要，努力过了，守住了尊严，这也是成功。”

波罗赤镇地处辽宁西部朝阳县，距离沈阳385公里。这里的宁静只偶尔被驶过G101国道上的卡车鸣笛声刺破。镇一面是山，山的对面，是一块块整齐的苞米地，这里的人们大多以务农为生。

穿过其中一片苞米地，远处一面国旗下，就是波罗赤镇中心小学（以下简称波罗赤小学）。附近的村小正在逐渐萎缩和消失，镇上华家店村小学今年全校只剩4个学生。波罗赤小学的学生也在向县市流失。现在，它的六年级有三个班，低年级只剩两个班。它兼具幼儿园功能，今年幼儿园新生是20名，十年前，这个数字是200，而这里的幼儿园通常是一年级的“后备军”。

无声的消逝里，一些改变的音符落在了苗井阳身上。2019年，他在波罗赤小学读三年级。和镇上大多数孩子一样，他开始在放学后去托管班待两个小时。镇上很多父母不懂新增的英语科目，有人看着孩子写完作业是他们最基本的需求。2021年“双减”（即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之后，校内作业减少，更多父母把孩子送去托管班，“学校的作业太少了，这怎么行”，在他们看来，“托管班让抄的单词、做的数学题才是考试要考的。”

晚上7点，托管班放学时，学校门前的土路被接孩子的电动车、摩托车占满。波罗赤小学的校车在7点还有一班。

另一个不寻常的变化是，学校里出现了一座图书馆。随之而来的，还有课程设置的变化。每天下午的自习课不再只是写作业和讲题，写完作业的学生被允许读课外书。甚至有班主任划掉课表上的“自习课”，写上“阅读课”。还有“阅读分享课”，只要班级和图书管理员约好，每个时段都可以是分享课。

苗井阳六年级时分享过鲁迅的《故乡》。他站上图书馆的讲台，打开麦克风，下面六个圆形小桌边围坐了班里30多位同学，“鲁迅描写的虽然也是故乡，但江南水乡的样子和我们的村庄非常不同，那里是湿润的，门前有小溪，村子里弥漫着桂花的清香。”他被书里细腻的表达吸引，“感觉我是书里的一个人，生活在那里。”

语文课也有变化。苗井阳有一堂课学了冰心的《肥皂泡》，老师没有像以往一样只划分段落讲解段意，还介绍了冰心的经历，布置了读冰心其他作品并写读后感的作业。下课后他跑去图书馆，“去晚了借书队伍很长”，借到了冰心的《寄小读者》《繁星》和《春水》。后两本是他读现代诗的起点，得知冰心受泰戈尔影响，后来他又读了《飞鸟集》和《新月集》。

读后感具体的内容他记不清了，留下的是阅读时的感觉——“一种浪漫的美感”。《肥皂泡》里的句子成了这种美感的注解，“这梦幻般的肥皂泡，是我们自己小心地轻轻吹起的，吹了起来，又轻轻地飞起，是那么圆满，那么自由，那么透明，那么美丽。”

关于阅读的改变是校长赵国彬带来的。他今年52岁，是波罗赤镇附近杨树湾镇人。2010年，他在自己两个理念的驱使下开始了这场阅读实验：乡村在很多基础资源方面落后，但阅读是一件相对容易实现平等的事。以及，希望孩子们成长为不一定优秀但幸福的人。

但这场阅读实验的过程并没有那么“浪漫”。

九月的家长会上，为了引起家长对于阅读的兴趣，他结合当下的考试改革讲阅读的重要性，“2024年辽宁中考四科开卷，考的就是阅读理解能力，就算你只想让孩子得分，光靠背也不管用了，从现在开始就要有意识地让孩子多阅读。”他时不时把眼镜取下来擦鼻梁上的汗，即便用力讲话，他的声音也难以盖过闷热空气里的噪音——100多个家长坐在临时用来开会的食堂里，聊天声、手机铃声混在一起，还有小孩坐在妈妈怀里哭。

在这里开一次家长会并不容易，家长要放下农活、放弃一上午的摆摊收入、小卖铺找隔壁邻居看着。所以家长会的通知里要加上“务必抽时间来”。赵国彬觉得只要人能来，家长会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至于听不听、是否理解无法强求，他能做的只是更大声，他的信念是，“有一个人听进去就很好了。”

家长会在一小时后结束，他郑重告诉家长他会继续坐一个小时，等待提问。人群从前后门离开，赵国彬一直在屋里坐着。只有三个家长来提问，一个说，“我大孩子之前也是咱学校的，现在初中物理很差，这要咋办？”他三言两语回到阅读上，“家长不要焦虑，成绩是一时的，通过多读书孩子将来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眼光要长远”。

为了更有说服力，他又补充道，“辽宁中考四科开卷了，那就是不要死记硬背，要理解能力，这能力从哪里来？从阅读来。”

家长点了点头。

图书馆在2019年夏天建成。400平米，外墙画着《红楼梦》《二十四史》《伊索寓言》的书脊。2018年，赵国彬来波罗赤小学当校长，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发现学生没有阅读的地方，决定把废弃的食堂改造成图书馆。

推开图书馆的玻璃门，孩子们走进“另一个世界”。左边是绘本区。卡通软地板上，放着不被家长熟悉的绘本——今年家长会上，只有三个人知道绘本。但赵国彬坚信绘本是阅读的起点。他小时候痴迷黑白的小人书，成年后还因一本讲农民工爸爸回家过年的绘本《团圆》落泪。绘本区旁边是分享区，赵国彬说，“孩子一定要站上去拿麦克风正式地分享，这样才能体会到阅读的乐趣。”

四年级二班班主任王柏涵记得，班里分享中国当代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的作品时，一位女孩讲的是《睡蟒边的雪兔》。女孩说，“印象中人们都觉得兔子温顺柔弱，但这个故事里兔子妈妈坚强且有计谋，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的蟒蛇。”王柏涵认为孩子通过阅读开始对比文学和现实的世界，也意识到符号的涵义不是一成不变的。

她带上一届四年级学生时图书馆还没有建成，她试过在讲完课文《地震中的父与子》后，推荐学生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几周后，她想和大家讨论，但下面一片沉默。有了图书馆后，在讲作文“我的植物朋友”时，她拓展到像竹子一样坚韧的海伦·凯勒，推荐大家去读图书馆里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后来的几次分享会，陆续有孩子讲了这本书。这让她感到意外，“孩子们竟然真的读了。”她分析变化背后的原因，“一个是当时孩子和家长没有阅读的意识，二是孩子在没图书馆的时候接触不到那么多书，家庭也没有经济条件买书。”

图书馆创造了阅读的条件和氛围。图书管理员隋立军有一摞图书借阅记录本，每学期大约有2500本书被500多名师生借阅。四十多岁的她务农之外，在这里做管理员已经五年了，最忙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到放学前，“每天都有班级来上阅读和分享课，有时甚至两三个班同时来。”

9月开学第一周的一天下午，三年级二班来上阅读课。20多个学生在书架间穿梭，他们多聚在摆着科普漫画书、古诗词、动物故事书的书架旁。一个小男孩想继续读绘本，被她拒绝了，“三年级之后就不能读绘本了，要读字多的书。”这是学校倡导的分级阅读概念，建议三年级以下的学生读绘本，现在每个年级都有建议读的12本书，男孩重新选了本《十万个为什么》。

三年级的阅读课并不安静，让孩子从对阅读感兴趣，再到能专注于此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当时也是三年级的苗井阳起初是奔着图书馆里的凉快去的。“校长办公室没有空调但图书馆有”，这是赵国彬“引诱”大家来读书的小心思。他还买来乡村不多见的饮水机，旁边放上速溶咖啡，“最初小孩子就是好奇这些新玩意，老师们也来尝咖啡，但咖啡是烫的呀，没人愿意干等，就顺手拿本书坐下读。”

从四年级开始，如果不读长篇作品，苗井阳平均每月能读15本书。他也读相对较难的作品，包括四大名著、古诗词、史书（比如陈寿的《三国志》，他会用来和《三国演义》做对比）、外国名著（如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他最爱的是《哈利·波特》，那是“另一个完整的世界”。课间、午休、从托管班回家后，他用半年时间读完了整个系列。在家读的时候，有时会伴着邻居收音机里的戏曲声，他想，“自认血统纯正的魔法师想除掉其他人，这是不对的，像现实中的种族歧视，所以最后自以为高贵的人被打败了。”

正在读六年级的牟建楠曾经喜欢读魔幻漫画《查理九世》，“快的时候两三天一本。”夜里，一个人的炕上，他跟着墨多多开始“黑贝街”的冒险，沉浸在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母亲发现后给班主任“告状”，她认为孩子需要看的是作文书。但班主任说，“要鼓励孩子读课外书，现在抠得太死将来初中没后劲。”“后劲”这个词说到了她心坎上，此后，直到五年级前，她都允许牟建楠看喜欢的书。

牟建楠的班主任是王旭，她感受过阅读带给孩子们的改变。

五年级的四大名著单元中，一堂课讲的是《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片段。王旭讲了周瑜刁难诸葛亮的心思，以及诸葛亮利用大雾天气巧妙化解难题的智慧。课堂进行到尾声时，一个叫赵元宁的胖胖的男生举手，“为什么曹操不用头上带火的箭？这样诸葛亮就不会成功。”

有同学猜测，“时间紧迫，古代造带火的箭很难。”王旭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建议大家下课后读原著，自己寻找答案。

赵元宁后来读了《三国演义》，给王旭讲了自己的想法，“曹操是个很多疑的人，如果用带火的箭，即使在大雾天气，还是会暴露自己的方位。”

王旭一边赞叹一边反思，“学生真的会去看书，而自己还没读完《三国演义》，这样怎么和学生交流呢？”后来她开始和学生共读一些书，这学期要读的第一本是《城南旧事》，她在暑假读完了。开学第二周，一个读完的男孩疑惑道，“书里的大人为什么都很迷茫？”

今年9月，赵国彬也给老师开了“讲阅读的会”，类似的会议每月有四五次。

他提前给每人面前放了一本《最会偷东西的大盗贼》，带大家翻到22页的《五只小兔子的远方》。文中的远方有海、山、月亮，分别隐喻水手、探险家、宇航员等职业，以及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和勇气。“我们老师经常问学生的理想是什么，这不是孩子熟悉的语言”，他带着发现新大陆的语气说，“如果你和孩子都读过这个故事，你就可以问，你的远方是什么，孩子们会给出充满想象力的回答”。

40分钟的会上，大多数老师静静坐着，对于赵国彬的提问也不做声。有人始终没有打开书，或者只哗啦啦地翻一遍，也有人把手机夹在书里看。会后有位老师说，“要额外花时间来开会不烦是假的，但我每次都来，因为我尊重坚持理想的人。”也有人说，“我不是班主任，和我关系不大”。

这是赵国彬眼中“最可怕的沉默”，他的解决办法是，“（让老师看到）这个校长坚持了十几年，不听他讲都不好意思。”同时，他也理解老师的沉默。一方面，多数教师自身阅读基础较弱，而能够带领学生阅读的前提是老师有足量的积累。另一方面，他切身体会过“同时做两套东西的累”——“很焦虑，想把外壳挣脱掉，但做不到，一个时代有自己的规则。”

2010年，为了在课内推广阅读，当时正在杨树湾小学任副校长的赵国彬同时成为三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他上交了一份“规范的教案”以备检查，然后打破它。不划分段落，只是带学生整篇阅读课文，讨论重点问题。原本三到五节课讲完的课文最短被压缩到只用一节课。课后作业不再抄写字词，他认为，在大量阅读中学生会和字词反复“见面”，自然就记住了。作业变成每周一篇作文，没有主题，他和学生一起写，互相批阅。他当时的作文本还在现在的办公室里，学生写道，“你的日记很感人”“不写连笔会更好”……

后来，阅读实验扩展到全校。2012年，杨树湾小学买来上百本“海读名师”韩兴娥编写的书作为补充教材。一二年级是《成语儿歌一百首》，高年级是《读历史学成语》，每届学生循环使用。韩兴娥是潍坊北海路小学的语文老师，提倡“海量阅读”的教学模式——快速讲完课本上的文章后，通过大量阅读课外书完成语文教学。2012年，赵国彬曾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去到韩兴娥的课堂。那堂语文课上，韩兴娥用“煮酒论英雄”的片段导入，学生们围绕“《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做阅读分享，学生的自信和思考能力让他印象深刻。

回来后，他要求老师把原本三课时的课文讲解压缩到两课时，留出的时间读补充教材。但老师不会讲这样的课，“四不像，韩老师是形散神不散，我们是只有散。”他自己在三年级二班的理想实验也只进行了一个月。看到隔壁班的老师依然抓字词、做习题，他担心自己班平均分低太多，先是打量知识点的重要性后挑着讲，后来变成每一个点都讲。最终回到原点，“该背背，该抄抄”。

一位常年带毕业班的数学老师的质疑体现了矛盾核心。他找到赵国彬说，“我就是靠做题，咱数学成绩不挺好的吗？我要的就是葫芦。”《我要的是葫芦》是一篇课文，讲的是一个人只想要葫芦长大，认为叶子上的蚜虫与葫芦无关就不用治理。

赵国彬解释后，老师接着问：“最后还不就是看一张卷吗？”

他没再回答。

当时的教师评价体系里，成绩虽然只占30%，但却是拉开考核分数差距的关键。考核结果不直接和工资挂钩，但“涉及到职称的评定，就和钱挂钩了”，赵国彬没有权力修改考核规则，最终周旋的结果是“给推广阅读的教师在考核中酌情加分”，以及一句承诺，“（如果）成绩不好，至少我作为校长不会批评你。”

近些年，赵国彬也感受到一些政策上的利好。2020年9月，教育部等八部门提出，“不得以中高考成绩或升学率片面评价学校、校长和老师，坚决克服唯升学、唯分数的倾向。”去年开始，朝阳县也不再组织“质量监测”考试给各小学排名，老师的考核体系中也删去了成绩部分。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后，学生可以有更多时间阅读。政策似乎在不断给这场实验松绑，但让阅读在以成绩为主要评判标准的系统中成为一种新的可能，却并不“现实”。

牟建楠的班主任王旭的孩子在市里读小学，“看得到外面是怎么做的，所以步子不敢迈得太大。”她认可阅读的重要性，也把课外书从图书馆借回家给孩子读，但孩子的作业不少，也不敢落下各种兴趣班，结果是，阅读的时间需要精打细算。

“没人敢拿孩子做实验。”正因为她兼具家长的身份，对自己班的学生，她尽量在每学期前两个月多安排阅读课，临近期末考试的一个月减少，确保一个好成绩，“否则家长也不会再信任老师，再想说服他们给孩子阅读的时间更不可能。”

五年级期末考试，牟建楠的数学成绩下滑严重。母亲在暑假给他找了一对一的补课老师，还要求他做两本数学练习册。数学成绩的紧急性排到了阅读前面，“先把数学成绩提上来。”

今年开学第二周，牟建楠转去市里一所小学读书。波罗赤镇上只有一所初中，前些年最差的时候，只有个位数的学生考上高中。在镇上的家长看来，去喀左、朝阳市甚至更远的地方读高中才有机会上大学。牟建楠母亲打听到市里的作业量很大，看着他“双减”后经常在学校就写完作业了，认为如果初中过去就晚了。

牟建楠听说那边小学没有图书馆，问及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他笑着点了下脑袋，“也中”。他要先实现对母亲的承诺，提高数学成绩。

转学前的一堂语文课讲的是老舍的《草原》，老师在文末道别场景停下来，鼓励大家讲想对牟建楠说的话。一个男孩站起来，冲着他大声问，“为什么就不能读完六年级再走？”

他站起来，不知所措地笑着。

班里另一个同学，在《草船借箭》那堂课提问的赵元宁，能理解牟建楠的选择。赵元宁之前是班级的前一二名，上学期学习状态不好，就提醒自己少去图书馆，多出的时间额外做了一本数学练习册。他原先喜欢历史类的书，四年级看完了《明太祖传》，但上学期期末考试前的一个月里，他没有看过一本课外书。

苗井阳现在在喀左县读初三。对于他而言，此前的阅读经验能帮他的语文成绩保持在初中班里前几名。他小学就读过古诗词和文言文，中学试卷上的诗词填空和古文理解题常拿满分。他小学时也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类中学必读书，现在不用再花时间看这些书或者背梗概。

但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像苗井阳一样在书里获取如此“实用”的效果。那么，阅读对这里的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

牟建楠的回答是，“看书像肺里铺上薄荷叶吹风的感觉。”

他是个白净的男孩，不喜欢打闹，见到人会拘谨地笑，对别人的提议常回答“也中”。有一个问题他一直想不明白：如果有人走在我旁边，恰巧今天衣服没有口袋的话，我的手到底该放在哪里？

夜里九点的镇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柳树下，他讲起最喜欢的诗人辛弃疾。这是他少见的流利、长时间的表达，不时吟诵一首诗，和平时说话时的小心翼翼截然相反。“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他向往辛弃疾的豪迈。但话锋一转，他又讲到自己不喜欢李白，“对一些狐朋狗友太好，比我还乖。”

刚过去的那个暑假，牟建楠母子的关系越发紧张。母亲说，“一提学习就吵架，老师都说他乖，在家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也是在这个暑假，他每天都去图书馆，“在家反而不舒服，去学校还能和老师同学说话。”写数学题烦躁的时候，他就起身去书架间徘徊。他翻过几页《说话心理学》，因为妈妈说他说话“磨叽”，他也讨厌无法表达自己的感觉。但那本书里的故事更像是教商人怎么卖东西，三个故事后，他没再读。

牟建楠更多时候读的是《小米多诗词王国漫游记》，他喜欢想象诗人的人生。在家读时，隔壁有时会传来父母的争吵声，这种声音让他胃不舒服，喘不上气。他努力将注意力拉回书里的世界，好受一些了。

初秋的晚上越来越凉，他身后唯一亮着的一扇窗也黑了。母亲摩托车的尾灯催他回家。他还想讲讲自己写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学课文《丁香结》时写在课本上的随笔，丁香结寓意人生的烦心事，他有感而发：生活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人生的问题是永远解不完的。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正因为有了这些永远解不完的结，我们的人生才充满了乐趣。

他说，“我现在的丁香结是数学。”

阅读的意义对一些孩子而言有关陪伴和理解。一个三年级小女孩说，“晚上都是和书待在一起”，她的父母在集市上卖炸货，每天凌晨三点出发，夜里回家后又要准备第二天的食材。小学爱看《米小圈上学记》的刘嘉欣现在在波罗赤中学读初三，在初中她看的课外书只有几本不感兴趣的必读书。她还提到刚上初中时的失落，班里很多同学没看过《米小圈上学记》，“不再像小学那样可以和好朋友聊了。”

书对苗井阳也有语文成绩之外的意义。学期内，寄宿制初中的时间都是安排好的，他只能在晚上熄灯后用小台灯读一小时书。生活老师意外得知他喜欢读书，选他做了宿管。初二，他用在楼道巡逻的时间读完了《三体》和《红星照耀中国》。升初三的暑假父母给他报了一个十五天“集训营”。准备出发的时候，他在行李中塞了两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刘慈欣的《球状闪电》。写作业、晚上睡觉前的时间里，他就翻出书读，“这是每天最奇妙的一段时间。”

他习惯把自己代入主人公的世界。“集训营”的夜里，他和马林鱼在海洋搏斗，拖着巨大的鱼骨上岸。他说：“书是我一个人的世界，里面没有压力，充满了鼓励。成绩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老人与海》里的老人，能不能带回完整的鱼不重要，努力过了，守住了尊严，这也是成功。”

在这场实验里，“阅读”不可避免地被放到天平上和现实较量。对于学生，“现实”是那张终将到来的考卷。而对于离学校不远的集市上的一位妇女来说，“现实”是生活本身。

吵闹的集市上，一摞摞烧饼后面，39岁的薛利在没客人的时候翻看面前的书，彭敏的《曾许人间第一流》，书中讲述着诗人们的真实人生。今年暑假波罗赤小学的图书馆对外开放。每天中午12点半，洗完碗收拾好桌子，她会骑上摩托车，经过25分钟颠簸的土路，来到图书馆读一个下午的书。她喜欢《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她说：“安娜最惨的地方在于，出了一座围城，又进了一座围城。”

她也在自己的围城里。每晚8点她让负责开车的丈夫睡觉，自己烙饼到半夜12点。每个面团都要过称，不能大小不一，摊开后放进两个烤箱，要做1000张。她只睡3个小时。凌晨3点开始打包烧饼，5点丈夫起床后，一起出发去集市。

如果没有全家的脏衣服要洗，夜里每次等饼烤熟的八分钟她会读书。被触动时，她抓来旁边的纸笔，摘抄下来。遇到更喜欢的，还要拿来孩子淘汰的尺子，用铅笔画上波浪线。每个这样的八分钟，都带她短暂地去往外面的世界。

另一边的夜里，读初三的苗井阳还继续在宿舍走廊做宿管，现在除了读书，“巡逻的时间也可能拿来做卷子，我不确定。”

“这是迫不得已的让步，考上一所好大学，以后读书的时间才更充盈。”他未来想做的工作是——环游世界的同时，通过自媒体账号传播各地的文化、破除偏见。小学读的《哈利·波特》提示他，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

回到现实，他和父母都希望自己能考上一所好大学的金融或计算机专业。关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他回到书里安慰自己，“《月亮与六便士》说，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大街，希望你还能抬头看见月亮。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得已的事要完成，书和理想是我的月亮。”

赵国彬也有自己的“月亮”——“在六月份的夜里，走进苞米地，水肥都充足的话，你会听见咔咔的声音，那是苞米在拔节。几天之后，齐刷刷地都长高了。”这是这场实验理想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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