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丨高敏
编辑丨雪梨王
像捉迷藏一样,妹妹小芳嘻嘻哈哈四处躲闪,小芬怎么也追不到,“她像一个魔鬼”。突然,一辆红色大货车撞向小芬,一开始只是车身,最后轮胎直接碾过她,她的脑袋碎了。
小芬惊醒,确定这只是梦。再有一个多礼拜,妹妹就要再婚,类似的噩梦又开始困扰小芬。
小芳始终是她的噩梦——10岁那年,她离家出走,一开始躲到邻居家的阁楼上,后来跑去邻村猪圈里;一次次地她被从高速公路上、山里,甚至镇上找回。被找回的小芳总是衣衫褴褛,还有两次回来后,怀了孕。
按照医学上的评判标准,小芳属于智力二级残疾,智商相当于6到8岁的小孩,直到小学二年级都不会写字,被要求退学回家,她的认知能力也停留在了那个时候。如今,她28岁,结过一次婚,生过一个小孩,打过一次胎。
堕胎后,小芳被送回了娘家,婆家提出过离婚,但不愿意支付她父亲要求的1万元,便一直没办手续。六七年后,家人又替她物色好了下一任丈夫,婚期定在了9月16日(农历八月初二)。在父母和亲戚们看来,小芳必须再婚有着绝对充分的理由——女儿大了一定要出嫁,没有留在娘家养老的传统;这会坏了风水,影响弟弟的婚事;嫁了人,生了小孩,才有人给她养老,更何况她原本就有智力障碍。
但小芬知道妹妹不想嫁。在上一场婚姻中,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离家出走。
“她活在这个世上,好像没人能保护她,给她庇护。”作为长姐,小芬决定赶回老家——一个位于江西赣州西部的小山村,要么阻止婚事,要么带妹妹“出逃”。
9月9日,她请了一个礼拜假,坐上了早上七点从广州回赣州的火车。
阻止未果
这次回家前,小芬试图阻止过这段婚姻。
先是在订婚当天,她坐在广州的一家小饭馆,挨个给亲戚们打视频电话,边哭边劝,一直打到饭馆老板出声喝止,从中午“闹”到晚上十点多,哭得耳朵生疼、声音嘶哑。电话里,小芬历数了小芳在上一段婚姻中遭遇的不幸,在她的认知里,妹妹这种情况,“嫁过去只会被当作性资源和生育工具。”
电话这端,小芬几近歇斯底里;另一端,家人们只是不断强调“那家人很老实”,“嫁过去她出走了就是他们的责任”,“你爸妈老了,不可能照顾她一辈子”。
到最后,父亲刘贵涛丢下一句,“那就不嫁,留在家里最好”。电话两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与父亲,甚至整个家族的对抗,是小芬长到30岁以来最大的一次反叛。
她是家里的长姐。在这个赣西小山村里,生男孩几乎是每个家庭一定要达成的目标,而作为女孩,似乎理所应当多干活,照顾弟妹,孝敬父母。这些不成文的规矩传了一代又一代,小芬也就眼看着家里一胎接一胎地生,直到第四胎,终于得了男孩。
小芳是老二,生下来几个月,还跟小猫一般大。她发育也慢,上小学了牙都没长齐,二年级了还不会写字。家人都说,是小时候给她喝的奶粉太浓,“把脑子烧坏了”。
小芳出生后,父母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去了广东,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备孕。姐妹俩人成了留守儿童,住在一间小平房里,电灯坏了,晚饭后摸黑溜进去睡觉;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小芬就做好饭,带着妹妹,背着饭盒,翻过山路再跨过一条河,一起去村小上学。晚上回家,小芬还得辅导妹妹的功课,可怎么教她都学不会,小芬气得直哭。
初中时,每到寒暑假,小芬就开始帮忙带孩子,一早起来边做饭边给弟弟妹妹喂奶粉,下午给他们洗澡,“就好像已经当过一次母亲了”。再往后,她有了独立经济能力,也总想着为家里付出——给小芳买手表手机,带母亲做白内障手术,承担弟弟高中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小芳的电话手表里,只存着姐姐的电话
在家族中,小芬总是那个最乖、最懂事的孩子。她还是村里至今唯一一个女大学生,考上大学那年,家里风风光光给她摆了酒席,办了升学宴。
基于长姐的角色,她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必须站出来替妹妹说话;同样基于对父亲的了解,她清楚他不可能轻易退婚。于是她开始寻求“公家”帮助——找村干部解决问题。她告诉他们,“如果不管我妹,她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虽然不太可能被囚禁,但被男方和当地村民侵犯的概率还是很大”。
她还拿村里同样患有智力障碍的玉萍妈举例。玉萍妈婚后也经常离家出走,最后一次出走后,没人再去找她回来,至今不知所终。玉萍妈是被人捡到,收了1万多元介绍费“嫁”到村里来,丈夫也是智力三级残疾,俩人生了两儿一女,都患有智力障碍。
这次“反映情况”后不久,村干部给小芬发了一张她家堂屋的照片,表示已经去过了。
小芳还是得嫁。8月上旬,婚期定了下来。双方家里决定,不办婚礼不摆酒席,一来小芳还没办好离婚,二来,对方提出一切从简,当天直接开车“接回家慢慢等(离婚办好)”。
“意思就是嫁过去先睡着”,小芬说得直白。微信里,她和父亲彻底撕破了脸,她放话说,“让这个女婿给你养老,这个家我不会管了,你们也不用管我生死”,“以后我没你这个爸了”。
“忧伤的新娘”
对于这场婚事,刘贵涛坚称小芳是自愿的,没人强迫她。
如今定了亲的人家姓赵,彩礼加定金接近23万,准新郎赵海波34岁,离过一次婚,四肢健全,父亲在镇上开理发店。刘贵涛觉得条件不错,“开理发店,一天能搞到500块钱,天天有钱,100万肯定有啊。在农村,一般人没这个条件,配她(小芳)很可以了。”
至于小芳“脑子笨、会离家出走”的情况,刘贵涛自称告知过对方。对方不在乎,并坚信“只要生一个两个小孩出来,就不怕(出走)了”。
小芬说,小芳应该的确表达过愿意。因为奶奶告诉她,如果不结婚,就要去敬老院。奶奶还讲,隔壁村有个老太婆去了敬老院,老头都要进她房里睡觉,她拴上门,老头们就在外面撞门。小芳听了很害怕。赵海波也认为小芳是同意的,因为“她说她不跑”。
小芬问过妹妹愿不愿意嫁,后者的回答是“爸让我嫁”,以及“我结过婚了”——在小芬看来,这些都是妹妹表达“不愿意”的证据。此外,小芳还称赵海波为“陌生人”,“他妈妈要上班,好多剪头发的,好多男人,不想去”。小芳没办法连贯说话,但她会说,她怕男人。
这些天来家里的争吵,她都看在眼里,会讲出“没离婚,不能结婚”,“要把钱退给他们”之类的话。她也格外敏感,门外每次响起男人的声音,她都会一个激灵弹起来,再缩到角落。她知道最近父亲因为自己的事情在生气,处处躲着他,怕他对自己吼。
小芳长得很黑,皮肤、头发都黑,眼珠更是乌黑发亮,见到生人,从下往上瞟一眼,然后迅速移开目光。她瘦且小,身高只有1米5,身形与儿童无异,行动极敏捷,像猫一样来去无踪。
这一次,小芬的朋友何菲跟小芬一起回了老家。她全程举着摄像机,想要记录小芬这次反抗。拍摄过程中,何菲几次问小芳想不想嫁,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想”。但说完,小芳又会马上强调,如果不嫁,就会被爸爸骂。
“这种恐惧会造成对父亲的顺从,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看父亲的脸色。我觉得小芳可能知道,如果说‘不想’,会被父亲骂。”这是何菲的解读。
至于小芳的上一段婚姻,人人都知道她不情愿。
当时是2015年,她还不到20周岁。刘贵涛记得,那之前,她当着家人的面,讲过几次“不要”。
可是在村里,有智力障碍的女性哪里有说“不”的资格呢?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潘璐曾经对农村心智障碍女性做过田野调查,在她调研的河北农村,智障女性结婚甚至是受到鼓励的,“男性择偶困难,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智障女性是难以结婚的男性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在她的研究中,相应的,智障女性的配偶“大多具有以下特征:存在某些肢体残疾、存在某种生理缺陷、年龄偏大、家庭经济条件处于社区贫富排序的末端”。小芳要嫁的男人亦被囊括其中——他的右手天生患有神经纤维瘤,整条手臂布满褐色斑块,小芳看到就怕。另外,村里人跟她说,嫁过去会挨打。
说“不”没用后,小芳开始用实际行动表达。婚前一个月,她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一周后才被找回,最后在家人的监视下等待出嫁。为了防止她再次出走,姑妈特地到家里盯她,反复告诉她嫁过去会很好。
那时小芬刚读大学,参加了公益机构,她第一次知道妹妹不是“有点笨”,而是心智障碍者——她后来办的残疾证上,写着二级残疾。她隐约觉得让这样的妹妹去结婚似乎不对,但家里人说了,找个条件好点的人照顾她会更好,小芬也觉得有道理。更何况,男方家在县城,智力正常——只这两点看起来条件就算不错。小芬自认为自己没能力为妹妹提供另一种选择,“除了同情,没有其他办法”。
出嫁前那段日子,小芳总是躲在楼顶或自己的房间,默默坐着抠手,像一只受了惊吓的鹌鹑。小芬用摄像机拍下了当时的妹妹。在她的镜头下,婚礼当天,小芳穿着白色抹胸婚纱,抹上粉色眼影和腮红,发髻簪一圈红花,被新郎一路从房间背进院子,鞭炮、礼花在身后炸开,接亲和送亲的人群一拥而上。
小芬拍了照片发在朋友圈,配文“忧伤的新娘”,照片里的新娘眼角和嘴角低垂,毫无笑意。
何菲看过那些视频片段,她觉得那场景“就像把一个小孩打扮成新娘,然后嫁到别人家里,去给人家生孩子”。
无数次出走
嫁到县城,住进了楼房的小芳很不习惯。
她不会主动沟通,更不会提要求,可以独自在房间一声不吭坐一整天,晚上也不开灯。她还会随意把家里的衣服、被子丢掉,有的是看不顺眼的,有的是她不喜欢的颜色。
她习惯了在老家喂鸭子、烧火、洗衣,但县城没鸭子,洗衣机和燃气灶代替了她原本会做的家务。婆家怕她无聊,买来刺绣让她打发时间,但她学不会。有一次她想自己烧菜,拧开了煤气罐却不懂开火,差点中毒。
婚后,小芳频繁出走。为此,婆婆出门时会将她锁在家里,但她很快学会了撬锁。后来,婆婆连买菜丢垃圾都把她带在身边,但走着走着,一不留神,人就不见了。
没人知道小芳为什么三天两头出走。但她说过自己怕丈夫生了病的右手,她还告诉过姐姐和姑妈,说10岁的小姑抢她东西,赶她回娘家。
2017年4月,在被公公送回娘家的路上,小芳又走了。这是她出走最久的一次。正在学校准备毕业论文的小芬被喊回家,每天骑车穿梭在村里和县里找人,奶奶红着眼要去“问仙”,母亲生气地反复念叨,“怎么越大越笨了”。最绝望的时候,家里人甚至想过放弃寻找。
那段时间,小芬拿着妹妹的照片敲开每家商店的门打听,在每根电线杆上贴寻人启事,还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寻人启事。这个方法最后奏效了,半个月后,小芳被送了回来。
妹妹出走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小芬记得,从10岁起,她就开始“往外跑”——先是跑去邻居家阁楼里躲着,再往后,是附近村子的亲戚家。15岁时,她开始跑向更远的镇上、山里、高速公路上,一年至少跑一次。
至于她出走的原因,据小芬分析,一是干活太累了,在妹妹的逻辑里,好像去亲戚家就不用干活还有吃好的。二是家人话说重了,觉得没有得到爸妈同等的关爱。小芬始终觉得,妹妹对爱的感受很敏感,她是在用出走换得家人的爱和包容。
小芳日常在家里干农活、喂鸭子
小芳一直是家里最不受待见的孩子。
家里盖起了两层半的房子,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在二楼新装修的卧室,而小芳的房间在一楼黑乎乎的角落。被退学后,她在家里帮忙种地、捡柴、洗衣服,但她衣服总洗不干净,捡柴也只能捡两三根,总是被嫌弃“干不好活”“没用”。而她的种种古怪行为和离家出走,也只能换来父母的大声呵斥。
读大学后,小芬用勤工俭学挣到的钱,给小芳至少买过4只电话手表和2部手机,连上自己手机里的APP来定位。但小芳总丢东西,不出几个月,可以定位到她的设备就不见了。
对小芬来说,妹妹出走带给她的除了寻找的压力,更多的是恐惧——她流落在外,随时可能被伤害。小芬说,这在之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2015年5月,小芳结婚两个月后,婆家发现她肚子大了起来。检查发现,怀孕时间早于婚礼时间。于是,盘问小芳的工作落到了小芬这里。
她先是问妹妹在外面有没有被人欺负过。为了让她明白“欺负”的意思,她把问题拆得很具体,比如有没有人去脱你的衣服、裤子,压在你身上。在小芳不连贯地表述中,小芬拼凑出两个疑似施害人——一个是到她家里打过牌的男人,另一个是在街上骑摩托的男人,后者把小芳拉到了一间破房子里。但具体时间小芳说不清。
“她可能被强奸了”,这是小芬第一次清晰意识到,走失给妹妹带来了什么。
但由于妹妹什么都说不清楚,又没有证据,小芬没有报警。很快,孩子生了下来,婆家决定留下自己养。早在婚前,医生就说过男方的病可能会遗传,婆家甚至因此想过去买精子。
2017年4月小芳再次出走后,婆家决定放弃这个媳妇,把她送回了娘家。
回家不久,小芳又怀孕了,这次是在走失期间受的孕。母亲给了小芬几百块钱,让她带着妹妹去镇上的医院打胎。之后,又特地打来电话,叮嘱她们先别回家,在外面住一晚——按照当地的说法,怀了非婚生的小孩,回娘家不吉利。
妹妹的遭遇,给小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让我感觉自己在意识上被强奸了。”小芬愈发感受到,“女性就是被当作性工具和生育工具”。她至今单身,“很害怕,不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
就是要反抗
小芬的单身,在这个赣西山村算是一种忤逆。
实际上,早从她大学毕业开始,这个家族里的“榜样”就逐渐坍塌——她不愿听从父亲的建议去考公,甚至连工作都没找,而是回老家做了一年自由职业,接纪录片拍摄和制片的项目。村里同龄的女孩初中毕业就去打工,结婚生子,如今孩子都上了小学。可小芬还孤身一人。父亲开始抱怨,“就不该读那么多书,不结婚有什么用”。
妹妹的事更是加速并加重了小芬的“反叛”。她开始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家里的权力关系。
她的反抗从帮母亲说话开始——在家里,父亲是那个在外工作挣钱的人,掌握了钱就等于掌握了权力。他吃饭永远坐正对着门口的主位,从没做过家务,而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每次煲好汤一定最先给丈夫盛一碗。每年除夕夜,父亲都要指责母亲菜炒得不好。
大约三年前,小芬终于不忍了,在父亲又一次抱怨后,她顶了一句,“你自己都从来没做过饭”。
这次反对小芳婚事,是她最大的一次爆发。回家后,她开始了一场又一场密集的谈判。
先是和家里,准确地说,是和父亲的谈判。对话通常在晚上进行,刘贵涛在镇上家具厂打工,最近总加班,九点多才骑着摩托车回家。
“反正我的女儿大了就要嫁出去,谁都阻挠不了。”面对女儿的反抗,这个一家之主突然抬高嗓门,挑起一边眉毛,瞪向小芬,“她器官也没坏掉,就脑子笨一点,就不用嫁?”
在他看来,男的要娶,女的要嫁,天经地义。更何况对于小芳这样“脑子笨”的人,父母保不了她一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嫁出去”。在村里,几乎没人觉得脑子笨是问题。
小芬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卖女儿”和“寻找生育工具”。刘贵涛急了,直接开骂,“你这么大都没嫁出去,我一点面子都没了。老大比老二还笨,自己不嫁,还觉得老二也不要嫁。读那么多书没一点用!”他平日不常对女儿发脾气,尤其是对这个读过书见过世面从小就乖巧懂事的大女儿。
气氛稍缓和一些后,刘贵涛又开始解释,对小芳来说,婚姻才是最好的归宿,“谁也不能保证她一定会过得好,但至少可以试一试。如果不行,我们也可以主动离婚。”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母亲总会在父女俩冲突最大时出来叫停,奶奶拄着拐杖在一旁摇摇晃晃,小芳则没了踪影——父亲一发火,她就躲开,有时坐在一楼房间的床上,背对着门;有时躲去二楼,缩在衣柜和墙的夹角。
父亲这边说不通,小芬就去镇上找赵家,重申自己的态度。赵海波很坚持,他重复着“只要神经上没毛病,笨一点都没关系”,又说“好喜欢小芳的,等她等得好苦”。他说自己以前也在网上跟女孩聊天,但“花了钱也泡不到”,他把自己在婚恋市场上频频挫败的原因归结为“太老实”以及“女孩子要求高”。他实在太想结婚了,为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也为了传宗接代。
他还提起前妻神经上有问题,是癫痫,“尤其同房的时候,更严重,会突然口吐白沫,翻着白眼(抽搐)”。
小芬赶紧接过话茬,说妹妹也有这个情况。对方的态度终于松动,答应退婚。
9月14日,赵家母子赶到刘家退婚。
一共要退64300元,包括61200元的定金以及男方家买东西的钱、打车的路费等。屋外下着雨,堂屋里没开灯,刘贵涛的脸跟天色一样阴沉。算完钱后,他突然当着所有人面用手指向小芬,“全部她来付”。小芬厉声拒绝。僵持了三四个小时后,小芬的母亲夺过丈夫手里的4万多元现金,付给了赵家,说剩下的钱由小芬转账。
赵母一张张数完现金,再一捆捆扎好,带着儿子默默离开。小芳和往常一样缩在角落里远远看着,她太小了,只露出半个头。
婚事黄了,刘贵涛用更大的声量冲着小芬吼,要求她写保证书——如果弟弟妹妹在28岁之前没结婚,她要赔他60万—100万元。此外,还要付他精神损失费,以及本来可以找小芳前夫家要到的1万元离婚费。小芬一一顶了回去,父亲拿着杯子冲过来,母亲一把推开他,拦在中间。
赵家原本要送去的现金彩礼
最后在小芬撕心裂肺的哭声中,一切暂时归于平静。
这是何菲第一次见到小芬“爆发出这么大的勇气和能量”。她认识小芬很多年了,印象中,她一直安静,说话轻声细语,从不与人起冲突。
而也就是在这次退婚后,小芬向我们吐露了自己2019年年末经历过的一次性别暴力——跨年夜,一位男同事约她吃饭,饭后两人准备再喊些朋友看烟花。男人说冷,提出让小芬陪他回家拿件衣服。之后,要离开男方住处时,小芳突然被从背后抱住,她一边反抗一边大声呼救,用牙齿咬了对方的手掌后,奋力逃跑。
当晚小芬报警了,微信聊天记录、邻居听到的呼喊声以及男方手上的伤口,证据确凿,对方被判定为强制猥亵,判了10个月。这对她来说是一次难以启齿的伤痛,此前从未提及。
这也让她对小芳的遭遇更感同身受。在她看来,无论是妹妹被安排的婚姻,还是自己的经历,“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需求和传宗接代的需要”,“那我就是要反抗。反抗这种事的发生,反抗社会对这种事的不作为,反抗只是教育女性要保护自己,却不教育男性该怎么约束自己。”
逃离
退婚后,小芬决定带小芳逃离家里。
下这个决心并不容易。这不仅意味着和父亲乃至整个家族彻底决裂,也意味着自己生活的巨大改变,还有很多更现实的问题——她对比了广州几家心智障碍托管中心,最便宜的每月也要3500元,自己的薪水支撑不了多久。如何兼顾工作和照顾小芳,是小芬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小芬知道,对妹妹来说,最理想的状况还是留在家乡——农村天地广阔,她可以自由奔跑,还能帮父母做点家务,但前提是父母的容忍和照顾。最近因为婚事的冲突,小芳对父亲的恐惧已经达到了顶点。小芬担心自己一旦离开,妹妹又会离家出走。她还担心赵家反悔,退婚后,赵海波不死心,还在锲而不舍地发着信息。
退婚后,赵海波还不死心
只能逃了。9月15日晚上,小芬最后一次问妹妹愿不愿意跟自己走。小芳点了点头,一个人呆坐在床上。
次日一早,她上楼告诉姐姐,说自己收拾好了行李,要走。下午5点,小芬去村委会提交了妹妹的低保申请材料——她们必须在6点之前离开,那是父亲下班回到家的时间。
小芳收拾好的那袋行李就摆在房间的水泥地上,里面有几件衣服、一个装着电话卡的红色布包,一双毛线手套以及一个包快递用的气泡膜,那是她的玩具。她蹲在地上,透过门缝小动物一样警惕地盯着外面。等到妈妈上楼约摸两分钟后,她转身拎起行李,轻快敏捷地冲出家门,穿过院子、菜园,钻进了小芬提前叫好的停在坡上的车。
担心被过路的邻居或住在隔壁的奶奶看到,她左手紧抓着行李,右手捂住嘴巴,缩在座位下。几分钟后,小芬和何菲也上了车。奶奶拄拐的身影、家门前长长的土坡都被远远甩在身后。
小芬说,这一次离开,算是彻底走了。她拉黑了父亲的微信,说只要他在家,自己就不会再回去。但对父亲的恐惧迟迟未能消散,哪怕是在镇上走100多米的路,小芳都要用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个严实,她担心被父亲抓回去。
这种恐惧持续到坐上高铁。三个多小时车程里,小芳呆坐着,紧盯着车厢里的显示屏,时不时问姐姐还有多久到站,然后一个人偷笑了无数次。
这是9月16日,原定她要出嫁的日子。
在广州生活了大半个月,小芳的生活还是没有着落——小芬带她去了几家机构,第一个地方大多是年长的心智障碍者,他们热情地要跟小芳握手,小芳吓得缩起了背,说“好多男的”;第二个地方可以为她提供职业培训,但一定要有监护人签字才肯接收,小芳的监护人是父亲,事情又卡住了。于是,小芬去上班的时候,只能把妹妹锁在家里。
现实中遇到的困难比想象得更多,但小芬不后悔。她只清楚地记得小芳跑出家门的那一刻,是笑着的。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实习生周舟、李思、徐爽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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