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人民公仆的政治担当与文化自觉——泉州老市长王今生事迹传略

编者按：泉州历史文化中心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别缅怀创立者王今生同志。谨以此文刊发于当年他亲手筹办的杂志上，以表深深的敬意。

——泉州老市长王今生事迹传略

根据《王今生纪念文集》整理胡毅雄

近年来，泉州凭借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桂冠，不断绽放耀眼的光环，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人们流连在这座古城里，沉浸在南音的旋律中，可有谁知道，古城里的文物胜迹、古老音乐，曾经有过怎样的磨难与重光，而这其中，又曾闪现着一位共产党人矢志保护和倾力复兴默默奉献的身影……

百年前的旧中国，神州陆沉，风雨如晦。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1927年共产党军队创建，革命风起云涌。1930年，一位14岁的泉州少年投身革命洪流，辗转海外抗战，返国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主政泉州，十年浩劫中挺身保护古城文物遗产，改革开放后奔走重兴古城历史文化，书写了大放异彩的人生传奇。他，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铮铮铁骨的王今生！

王今生(1916—2009)，泉州南安丰州人，红军时期参加革命，抗战时期在菲律宾从事抗日活动，1949年回国参加解放战争。解放后历任闽南地委科长、漳州平和县县长、福建省侨委处长、晋江地区泉州市市长、晋江地委统战部副部长（代部长)、泉州市委副书记等职务，政声卓著。长期重视历史文化传统保护，1987年离休后尤致力于泉州文物古迹的重建重修和文教卫生事业的振兴，贡献巨大。

在王今生离世10多年后，他的传奇事迹仍在古城民间传颂着。如今，就让我们追寻他的革命足迹、从政经历和保护泉州文脉的传续贡献，走近他高尚的政治品格、深切的人文情怀和自觉的文化担当，这是我们对一位革命前辈、对一位乡先贤最好的缅怀。

1916年7月13日（农历六月十四），王今生出生于南安丰州一个贫寒家庭。父母姐兄，一家5人，父亲小职员，后失业，母亲靠织布供养全家，家里穷到平时早上煮一顿稀饭，全家一天就吃这了。5、6岁即干活，拾柴火，帮母亲纺纱，衣衫褴褛，到16岁时才穿上母亲做的新裤子。

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王今生在家乡加入少年先锋队。这阶段，王今生在丰州私立中南学校读小学时，受教师中地下党员许鸿藻、洪雪立、张益坚的影响，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主张，倾向进步。1930年4月，读毕业班时，加入共青团，担任南安城关区团委书记。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4岁即投身革命洪流。9月，一腔热血的王今生参加中共泉州特委发动的“惠安暴动”，参与创建泉州地区第一个乡级苏维埃红色政权。暴动失败后，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1931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不少同志纷纷退缩之际，王今生不改革命斗志，坚定革命信念，冒着危险四处寻找党的组织。1933年，王今生获悉菲律宾华侨工会有党的活动，即于1934年5月孤身远赴菲律宾，寻找党组织。在菲期间，备尝艰辛，在铸铁厂当翻砂工人，吃苦耐劳，一干就是6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内爆发全面抗战，在菲律宾的王今生心系祖国，义勇争先加入华侨抗战行列。菲华社会各劳工团体联合成立以团结抗战为宗旨的组织——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劳联会"），在全菲华侨“劳联”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王今生当选为“劳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9年，为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王今生参与“劳联会”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报纸《建国报》，在菲华社会广泛宣传抗日救国。

1940年，王今生与来到菲律宾宣传抗日的国内老上级洪雪立取得联系，加入八路军海外宣传组，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精神更加焕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轰炸菲律宾。不到半年，菲律宾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沦陷区里的十几万华侨陷入了丧失自由、任人宰割的悲惨生活。“劳联会”联合其他抗日团体，成立菲律宾华侨战时抗日护侨委员会（“抗护委”）。1942年5月，“抗护委”组建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华支”），王今生主动请缨，参与组建“华支”，成为第一批队员，担任“华支”党支部书记，参加过多场艰难而激烈的战斗，主要在中吕宋地区组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43年3月至5月，日寇及伪军万余人对邦邦牙省山区发动大扫荡，妄图消灭中吕宋游击队主力。“华支”队伍转战山区，开展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最后经过三天三夜的隐蔽，没吃没喝，只靠茅草根和甘蔗度日，终于在菲向导帮助下突围。王今生亲自带领两名队员断后，当一名队员腿部中弹时，王今生毫不犹豫背起队员就跑，边跑边指挥另一名队员，击毙追敌，终得脱险。“华支”跳出日寇包围圈后，向中吕宋西部转移，又经过两月余的艰难转战，“华支”从武六干省山区出发“南征”，于6月初抵达内湖省拉银那湖畔，反扫荡斗争取得胜利。此后，王今生被调往描东岸地区领导和发展地下工作，后又转往仙答洛，转入抗日反奸大同盟开展工作，反对汉奸，团结抗日。

1945年2月，日寇开始从马尼拉败退南吕宋，竟残酷诱骗捕杀当地华侨成年男子600多人，犯下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当遇害华侨遗属500多名孤儿寡母处在危难之际，王今生挺身而出，发动寻找联络“华支”队伍，与李康希等战友组织掩护华侨群众冲破日寇封锁，安全撤往马尼拉。此后，王今生奉调回马尼拉参与领导抗日反奸大同盟工作，并根据形势变化，坚持开展各项新的斗争。

1948年初，王今生离开菲律宾，往香港参加整风，随即受中共南方局委派，赴新加坡中共星马总支开展活动，由此结识星马总支负责人、音乐家赵沨，结下深厚革命情谊。1949年6月，王今生受命经由香港回到国内，参加解放战争。王今生带领30多位同志赴中共闽南地委所在地漳州平和县，赶上建立人民政权、支援前线、剿匪反霸的斗争，担任平和县军管会（平和县人民政府）财粮科长。

在椰风蕉雨中浴血奋战的王今生，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闽南的大地，开始了他从革命者到建设者的转换。等待着他的，将是一场又一场新的考验。

王今生担任平和县人民政府财粮科长，甫一上任，即接到为大军筹粮的重大任务。平和、漳州刚于1949年9月17日、19日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集结于漳泉沿海地区，准备解放厦门，而筹集大量军粮便成为当务之急。平和县委书记兼县长陈天才提出，要为解放军筹集300万斤军粮。王今生积极贯彻县委县政府部署，具体落实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与同志们完成了艰巨的征粮任务。当时，土匪尚未肃清，沿途拦截破坏运粮船只，上级乃由军分区警备团派兵押运。由于一时征集不到民工，王今生带领机关干部运粮装船，大伙两人抬一粮包，唯独王今生一人扛一包，其拼命精神，令大家十分敬重。此后，王今生担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952年起担任福建省运输公司漳州分公司经理，1952年11月至1954年4月担任平和县县长。

王今生在平和工作期间，十分关心和重视恢复发展生产。刚到平和县上任时，发现县政府前的一片柚子林被砍掉了，有位老农蹲在那里，王今生便走过去了解情况。原来，这位老农自己培育出新品种，能长出特别好的柚子，但在解放前，这片柚子林总是受到国民党兵的任意采摘和糟蹋，还殴打老农，老农一气之下，将这片柚子林砍了。王今生和蔼地告诉老农，如今共产党来了，不会抢老百姓的东西，他鼓励老农重新种植这片柚子林。后来平和县柚子很出名，就是以这片柚子林为母本栽培的。

类似这样关心百姓疾苦的事还很多，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平和县老百姓都从中看到共产党干部是真心为人民服务的。

1954年4月，王今生离任平和县长，调到省侨委工作。当时从平和到福州，须从码头坐船去漳州搭车，王今生一大早出发，还没到码头，老百姓竟然自发来欢送，还放鞭炮，可见老百姓对王今生的敬重和感念。1954年5月至1957年6月，王今生在省侨委工作期间，历任党组成员、办公室副主任、生产安置处处长。1954年，省侨委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提前更改华侨地主富农身份的决定，组织工作组到著名侨乡石狮龟湖开展工作，由王今生任组长，蔡新生任副组长。在解放前，许多侨眷用侨汇置有少量田地，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富农身份，成为专政打击对象，在海外侨界造成不良影响。王今生带领工作组在龟湖三吴（山仔、后垵、前茂三个自然村皆吴姓)蹲点半年，深入调查研究，形成报告给省委。由此根据党的侨务政策，实事求是地按照侨眷在海外亲属的实际身份予以改正，把华侨地主、富农身份改为华侨商人、小商贩、店员和华侨中农、贫农等，广大华侨、归侨、侨眷非常满意，海内外反响很好。

王今生在省侨委担任生产安置处处长时，生产安置处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安置印尼排华回国的难贫侨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归侨参加各项工农业生产劳动。王今生积极参与组织创建多个华侨农场，经常深入各华侨农场、工厂调研，认真落实中央的华侨政策，努力克服当时国家的财力困难，切实关心难贫侨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在王今生不遗余力的奔走下，许多归侨分别安置到漳州常山和泉州的双阳、北硿、雪峰等多处华侨农场。当时，规划在永春建北硿茶果场，归侨尤扬祖捐资引种柑桔，但缺乏经验，王今生专程赴同安，延请一位老农到农场传授种植技术，以后永春成为柑桔之乡。

1957年7月，王今生调回晋江地区工作。1958年2月至1961年11月，王今生担任泉州市政府市长。王今生任市长期间，对“三农”工作很重视。他经常头戴草笠，脚穿黑布鞋，骑着自行车，一个人直接到北门外西北洋的田间地头，察看稻谷生长情况。一旦发现水稻有病虫害，或缺少肥料，立即叫来公社或生产队干部，先是批评，然后帮助解决问题，有时还批给一些化肥。生产队干部挨了批评，都口服心服。王今生下乡调研，通常都不到公社机关听汇报，而是直接到田间找老农。北峰塔前苏乌寿是种田老手、土专家，曾出国交流农业生产技术，王今生到北峰，总会到苏乌寿家里，一起研究农业生产技术，有时直接到苏乌寿的试验田去，一起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总结科学种田经验，如水稻的密植间距，甘蔗、花生、地瓜的培育管理等。有一年春寒料峭时节，北峰公社群石大队石塘前村的农田里正在春耕，市长王今生早早赶到田头，卷起裤脚，迳自下田扶犁，一招一式，里手行家，周围的生产队干部和群众都看呆了。王今生来来回回犁了大半个小时，上岸后说：“春寒犁田，人辛苦，牛更辛苦，看来要给人和牛一点报酬，每天供应二斤白酒，牛一斤，人一斤。”当时物质匮乏，白酒也需凭票供应，王今生亲自到大队部打电话给商业局长嘱咐照办。泉州春耕大忙给牛供酒，一时传为美谈。

“庐山会议”后，王今生被下放到清源农场当党委书记兼场长，仍保留市长职务。1961年，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王今生带领一批干部上清源山，建设清源农场。王今生以身作则，坚持和干部、职工同甘共苦，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四共同”，因此得到农场干部职工的好评和拥护。王今生发现农场以前种的亚热带作物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和土壤，即要求农场改种龙眼树，共种植3000多株。这一时期清源农场办得很有起色，山林茶果等经济作物都得到发展。

在工业生产方面。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泉州市成立基本建设委员会，王今生担任委员会主任。市里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扩大基本建设规模，重点投入工业战线，快速发展泉州全民钢铁厂（简称泉钢），筹建“石头街”化工城，同时新建、扩建100多个项目，两年中投资金额达8000多万元，相当于建国以来全市工业建设投资额的4倍多。

1961年初，中央整顿经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泉州市委、市政府贯彻中央精神，砍掉一批项目，压缩基建规模，下放多余劳动力，减少城市人口，财政赤字得到扭转，经济比较稳定，王今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1961年，化工厂下马，改建为小规模的合成氨化肥厂。“泉钢”因生产性亏损，燃料缺乏，1962年下马。另外，对产品对路、服务方向明确的项目帮助筹建。泉州拖拉机配件厂是1959年列入省计划项目的，在调整中重点帮助该厂在短期内建成投产。泉州农械厂扩大支农产品，增加小农具生产，解决了农民难以在市场上买到实用、价廉农具的问题。泉州综合食品厂扩大酱料生产，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广大群众欢迎。泉州喷雾器厂、锅型厂、衡器厂等支农产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项目，都是利用“泉钢”下马的旧厂房和厂地新建的，投资省、见效快，特别是喷雾器厂在一年内投产，及时解决了农村急用的除虫灭害的轻便农机具。王今生为发展工业生产，在当时泉州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殊为不易。

在保障民生方面。历史上的晋江下游地区在台风季节多发洪涝灾害，1935年洪水曾淹至市区的钟楼，毁屋2000多座。建国初期，旱涝灾害频繁如故，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在“一五”计划期间，福建省作出治理晋江的决定，1955年9月动工兴修晋江下游防洪堤第一期工程。第一程工期历时7个月完成后，处于南堤、北堤外的河道中还有群众的房屋1800余座、居住9000余人。1956年9月19日又发洪水，淹至市区中山路奎章巷，堤外的这些房屋被冲毁或损坏达1500多间。因此，当第二期工程即将竣工时，居住在堤外的群众感到受洪水的威胁将会更大，惶惶不安。副市长蔡载经即向王今生反映这一情况。时任市长兼防洪堤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的王今生听取汇报后指出，这是涉及堤外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要根本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把房屋搬迁到堤内。经中共泉州市委研究决定，1960年9月，泉州市政府宣布成立“泉州市堤外迁建委员会”。在省、市两级政府调拨资金和建材的支持下，堤外迁建工作有序进行，历时3年完成。这段时间正逢我国物资紧缺，出现迁建户买不到铁钉、瓦片等困难，王今生十分注意解决这些小问题，采取政府包供应的办法，保证迁建工作顺利进行。截至1963年底迁建工作结束，共迁进堤内的房屋有1006户、5598人，建房2500余间，供应木材700多立方米，瓦片70多万块，铁钉1700斤。迁建户聚居的区域命名为“幸福街”，表达堤外居民幸福不忘共产党之情。

王今生平易近人，深知老百姓生活的艰辛。1965年，新加坡侨领李光前回国观光，第一次回到泉州，市长王今生陪同参观。当车子行进到环城路上坡时，前面刚好有一辆运粪车正在艰难爬坡，王今生便叫停汽车，先让运粪车上坡。这件事让李光前感叹不已，说共产党的官真好。后来，李光前赴北京，见到周总理，特地提及此事，称赞共产党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

王今生市长总是将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1960年，国家遭遇困难时期，各地水肿、饿死的人很多，泉州也出现粮食告急、群众水肿的现象。王今生市长随即叫来粮食局长，询问粮仓还有多少米糠、碎米、地瓜干，将库存数目报给市里，并根据泉州人口数，制定分配政策，这才有了“每人每月半斤三合粉”的救命粮。“三合粉”即将米糠、碎米、地瓜干磨成粉混合而成，由粮站搭配供应，救活了许多人，让广大人民群众渡过了难关。1960年代初，有位老大妈的孙子生病，医生开的中药方中有一味主药“麦文冬”，老大妈走了几家药店均未买到，于是到市政府找市长恳求帮助。王今生即带着老大妈在一家药店买到这味药，批评了药店对待群众的懈怠态度，并了解到麦文冬当时在市场上确实奇缺，便记在心里。第二年，市里下达文件，增加各公社麦文冬的种植计划，单北峰公社就种植80多亩。1961年2月，王今生受地委委派，担任华侨大学基建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基建工地种了大片龙眼树，郁郁葱葱。但设计部门认为龙眼树影响景观，主张全部砍掉。是留是砍，争论不休。王今生认为龙眼树是当地农民辛辛苦苦栽种的经济作物，是他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主张土地归华大使用，但龙眼树仍归农民集体所有，这样既不妨碍基建又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当时在场的中侨委副主任方方同志表示，赞赏和支持王今生的方案。由此，农民的龙眼树林保住了，当地群众无不欢欣。

王今生始终对归侨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涉及归侨侨眷的生活、工作等事宜都十分重视。王今生下放清源农场时，有天晚上到市里开会后经过菜市场，看见两个小女孩在卖猪肉的案板上睡觉，即把她们叫起来，俩女孩说父母都已去世，是来打锡巷投靠姑姑的。第二天，王今生找街长谢秀玉了解情况，谢秀玉说两个女孩的父母是缅甸归侨，都已去世，阿姑已老了，无力供养俩侄女。王今生便将这两个女孩安置到农场，后来两个女孩都长大成家。

1961年7月22日，安置在泉州机制砖瓦厂的印尼岩望归侨职工的子女莫丽花、钟梅莲等同学，去河边游泳，因上游水库开闸，河水湍急，钟梅莲在河中遇险，莫丽花赶紧施救，奋不顾身将钟梅莲托救上岸，自己却沉入水中，不幸遇难。莫丽花舍身救人的事迹受到泉州市社会各界的关注，工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市长王今生出席大会，赞扬莫丽花是热爱祖国、热爱同胞的优秀归侨青少年，并代表市政府宣布莫丽花为烈士，市政府为她立墓碑纪念。王今生对烈士家属的慰问，增强了归侨的信任感和亲近感，莫丽花的伯父从印尼写信给王今生市长，感谢政府对莫丽花的嘉许。

王今生担任市长，包括后来担任市委副书记，许多市民都直接找他寻求帮助。有因家庭生活困难的，有从乡下来返家没路费的，有缺衣少食的，但凡找到王今生，政府解决不了的，他都自己掏钱帮他们解决。王今生总是说，作为党的干部就应该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他待街坊群众如亲人，邻里百姓待他亦如自家人。“文革”期间，在他有难时，几次都有群众冒着风险帮他脱离险境，将他送到安全之处，生动地体现了人民公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王今生铸就了敢于斗争、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优秀品格和优良作风！

王今生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屡次为了抢救战友而身陷险境。1942年初，日本军队进攻马尼拉，王今生带了几十人突围出来上了山，被日本鬼子包围在山上。当时一个女队员因流产大量出血，生命垂危，那时包括她的丈夫都无人敢下山，一旦下山被日本鬼子抓住必死无疑。危急时刻，王今生挺身而出，毅然冒着生命危险只身下山取药，临行前，交待他如在约定时间没有赶回，部队必须立即转移。王今生走了二三十里地，终于取到药物回来，救了这位女队员的命。王今生为救战友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令战友们肃然起敬。抗战胜利后，菲律宾马尼拉进步华侨青年和工人举行庆祝游行，却遭到反动警察和美国宪兵的野蛮干涉，代表抗日反奸大同盟的王今生迎难而上，大义凛然顶着敌人的枪口，一声厉喝镇住了美国宪兵，率领工人纠察队冲散了美军，解救了被捕华侨学生和工人。从此，王今生“猛张飞”的美名在菲律宾广为传颂。1946年，王今生再一次直面敌人的枪口。当时有一个国民党特务渗透抗日反奸大同盟而被发现，王今生带领几位同志当面谴责特务，不料特务突然掏出枪朝着王今生腹部射击，所幸子弹从胯下飞出，王今生毫不退缩，以大无畏的气概逼迫特务落荒而逃。

从1958年王今生回到泉州担任市长这一任上，正是中国“大跃进”时期，号召赶英超美，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的目标，全国迅速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一时之间，泉州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市区、农村到处乱砍树木烧炭，从民间收集铁窗、铁床，以废铁充当生产任务上报。对于大砍树木，对于拆群众的铁床、铁窗，明明这些都是成材成器了，还要作为原材料重新加工，王今生是有看法的，也是有所抵制的。他对一些同志说：“不能这样折腾，完不成任务，我是市长，我负责。”这句话掷地有声，表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性和勇于担当的精神。王今生到北峰公社检查工作时，发现西门外送客亭有一些大榕树被砍，他对公社干部说，“你们不要再砍了，那些都是几百年的古树啊。”当时还有的同志乱砍龙眼树，王今生知道后，坚决制止，并专门发出通知，凡是要砍龙眼树，必须经过市长批准。开元寺、体育场、市区街道及清源山的部分大树都是王今生制止不让砍的。有的公社干部在砍树挖到坟墓时，将死人骨头挖起来当肥料，王今生闻讯后批评教育他们说，“周文王惠及枯骨”千古传为美谈，封建君主看见路边裸露的尸骨，都不忍心让它暴露荒野，叫随从挖个坑将它埋下，虽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但我们也不能做出这种违悖常情的事情。

像王今生这样的一些在当时能够实事求是、头脑比较冷静、敢说真话的同志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挨了整。“庐山会议”以后，王今生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扣上“右倾思想”和“地方主义情绪”的帽子，下放农场。

1964年，王今生被派到石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晋江、石狮一带许多归侨侨眷普遍靠侨汇过日子，而国家对归侨侨眷有政策上的照顾。运动期间，时任省委副书记伍洪祥下来视察工作，在侨汇问题上，伍洪祥跟社教工作队意见有较大分歧，王今生为此与他争论得较激烈。王今生认为这是涉及归侨侨眷生活的大事，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据理力争。后来在“文革”期间，伍洪祥成为省里“大走资派”被批斗，出来时没安排住所，让他住在招待所的走廊。有一次，王今生到省里办事住在招待所，得知此事，当即找到招待所长，责备怎么能让一个老人住走廊，提出要将自己住的房间让出来。最终招待所不得不给伍老安排了房间。王今生大事坚持原则，又能关心同志仗义执言。伍洪祥每次到泉州，都要找王今生叙旧。

王今生的耿直与正义，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更是显露无遗。“文革”初期，福建省委宣传部卢叨部长、省文化厅陈虹厅长首当其冲，在省扩干会上被点名定为“黑帮”分子。当时形势紧张，人人自危，王今生却不顾压力，会后就到卢叨的住处敲门。原来解放初期王今生在平和县工作时，卢叨就是龙溪地委书记，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挨整，王今生担心他挺不住，特地去探望他。“患难见真情”，令卢叨甚为感动。1966年末，刚从广东汕头调来担任晋江地委副书记、地委工作团副团长的杜伦同志，及地委工作团秘书长郭健，备受红卫兵揪斗、游街，处境艰难。那时街上贴王今生的大字报还不多，王今生不怕惹祸上身，不顾被红卫兵揪斗的危险，挺身而出，把杜、郭藏匿于家中20多天，设法帮助杜、郭逃过一劫。“文革”期间，福建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被打成“叛徒”。他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国内缺乏疗效好的药品。王今生当时在福州，刚刚审查完放出来，马上写信给老友傅维丹，让他赶紧想办法通过丰州籍海外华侨，买到当时最好的心脏病药物，直接寄到福州。范式人后来在很多场合说过，那批药是救命药，他的命是王老救回来的。

在破“四旧”的狂潮中，宗教政策“左”的倾向走向极端。当时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必须放弃信仰，走向社会，青壮年参加工作，年老体弱者还俗回乡。作为当时泉州市委主管宗教工作的王今生，不是简单执行上级规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宗教工作部门作出具体安排。对有劳动能力、愿意参加劳动工作的，安排就业，并且尽量安排在几家国营工厂；愿意回乡的，给予安家补助；对一些没有劳动能力而又无家可归的人员，王今生拍板决定在泉州养老院新盖房子安置，并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另设食堂，供以素食。在横扫一切的年代里，王今生执行政策坚持从实际出发，妥善安置，让宗教人士各得其所，受到了宗教界的称誉。

1968年，王今生受到严重迫害。他从北京福建学习班回闽后就一直没回过家，被集中到莆田，后又转到连江，此后就没了音讯。1969年初冬的一个傍晚，专案组突然通知家属到关押地见人。原来，王今生被隔离在永春的一座山上，四周无人居住，在这里蒙受了非人的遭遇，已被关押两个多月了。王今生被要求交代所谓“美蒋特务”问题，要承认、揭发菲共、华支是“美蒋特务组织”，还要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今生坚持原则，自始至终不承认混淆黑白、凭空捏造的罪名，也拒绝揭发任何一个同志。为此，王今生在专案组里遭受毒手，被拷打得很严重。

为防一旦被打致死，王今生写了一份遗书，缝在被子里。遗书大意是：他不是反革命，自14岁参加革命从没被捕过，也没有做过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不起的事，“华支”不是美蒋特务组织，在菲律宾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中，“华支”是有功的，如果他死了一定是被人所害。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信念，表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他还嘱咐子女们要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人民，亦工、亦农，自食其力，不要当干部，以后有机会要帮他申诉。可以想象，王今生当时深陷险境还多么坚强，在诬陷迫害面前绝不低头。

王今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专案组最终也不得不解除对王今生的关押。王今生出来后，却惦记着被迫害致死和受牵连的战友们，决心为他们申诉。当时，所谓菲律宾华侨美蒋特务集团案，涉及全国一两百名菲律宾归侨干部，主要在北京、福建、广东三地，这些归侨大多是二战前后在菲律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所牵涉人员中，被迫害致死的，福建有8人，其中泉州占5人。1971年，“华支”战友林清江回国观光停留泉州，几经周折见到王今生。王今生建议林清江以海外华侨的名义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菲共、华支的实际情况，请求为被诬陷“美蒋特务”的归侨平反昭雪。这封信辗转交到了叶剑英和周总理的手中。王今生还带着蔡祖敦、郑智民两位战友冲破种种阻力，冒险进京申诉。后来中央成立了由组织部、外交部、联络部、统战部和总理办公室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这个案件。1973年，周总理亲自批示为“菲共美蒋特务案”平反，几百人的蒙冤终得昭雪。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在“大跃进”及“文革”时期，王今生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实事求是，实属难能可贵，可他个人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文革”中王今生屡遭拷打，留下一身伤痛，眠不安席。“文革”结束后，他让周焜民找人给他“吊伤”，整整治疗了三个月，始得平复。原来他被打得伤痕累累，积伤甚多。

王今生早在1958年至1961年担任泉州市长期间，就已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和文化事业发展。他主持修建开元寺，从市财政分4年拨30多万元投入开元寺的修建与寺内被占用地的搬迁费用，维修了大殿及山门两侧的石栏杆。1959年，王今生布置在百源川池建一座八角亭，将百源池畔建设成为群众休闲场所。他请惠安师傅王蕴将拆卸的魁星楼亭盖移建至此，保留了魁星楼“蜘蛛结网”藻顶结构。王今生还先后主持兴建群众戏院和泉州影剧院，群众戏院由市财政拨款，泉州影剧院则由晋江地区行署拨款，成为全省最早建成的宽银幕电影院。

1958年，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古建筑专家杜仙洲到泉州考察，向王今生市长建议修缮威远楼（古代谯楼）。于是，市政府拨款全面修复威远楼，并于1959年10月，在二楼开设泉州历史人物展馆，展览李贽、郑成功、俞大猷、蔡襄、苏颂等历史人物事迹。1961年，威远楼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60年，福建省文化局局长陈虹到泉州，落实泉州木偶戏剧团赴罗马演出事宜。王今生借此机会反映了泉州南音面临的困难处境和后继乏人的危机，是到了该抢救的时候，并提出建立南音专业团体、为民族音乐创立发展基地的设想，建议省里一年拨出1万元经费予以支持，余者由地方财政支付。陈虹当即表示同意，并为乐团命名“泉州民间乐团”（泉州南音乐团之前身）。乐团成立后，即由省、市联合举办训练班，聘请10多位名师培训团员，培养了马香缎等著名演员，几年中培养了一批演唱人员，后来都成为泉州南音界的骨干。十年动乱中，民间乐团也被解散了，泉州南音事业蒙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文革”初期，泉州市委对于开元寺的保护，曾提出明确的意见，但没有指定负责人。当时，王今生是分管文教、统战的市委副书记，他深感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他通知宗教科、文管会、开元寺，一有情况出现，应立即向市委报告，并要求宗教科准备好有关保护开元寺的文件。担心的事终究无可避免，某学校红卫兵汹涌进入开元寺，要以“破四旧”的名义毁坏开元寺。王今生接到市文管会周海宇报告后，迅即带着宗教科的同志赶到开元寺，公安员王福昌已在等候。王今生向红卫兵耐心地讲述开元寺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反复讲清开元寺是受国家保护的重要文物古迹。经过一番辩论，最后王今生说，如果还有意见，可以函电请示周总理。学校红卫兵折服于王今生有理有据的态度，也慑于王今生“要想砸烂开元寺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的凛然表现，最终听从劝告离去了。围聚而来的群众无不感佩王今生保住开元寺的大智大勇。

然而，随着“文革”风暴愈演愈烈，古城里的诸多文物古迹在劫难逃，承天寺、铜佛寺等寺宇都被砸毁了。承天寺被毁翌日，市文管会周海宇向王今生报告，承天寺法堂内的唐代文物阿弥陀佛铜像已被人运去腐蚀酸厂准备熔化，所幸工厂当晚停电。王今生立即要求该厂党支书“头脑不要发热，要冷静对待，该铜佛不得熔化，要保护，我即派人运走。”王今生指派周海宇将铜佛运到开元寺内。铜佛寺被砸毁后，王今生连夜带人赶到寺内查看，看到被打翻在地的15尊清代铜佛已有不同程度受损，便组织人手将这批铜佛运走。后来这批铜佛连同承天寺铜佛一起藏于开元寺西边的水陆寺中，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重见天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十年动乱终结。然而，王今生仍然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历史的天空终究会迎来阳光，驱散阴霾。1980年12月，中央调项南同志入闽主政。1982年底，经过中央领导和项南同志的坚决支持，福建地下党问题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得到解决，一批遭受不白之冤的革命干部得到平反，王今生也得以恢复泉州市委副书记职务。

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试办特区。1981年1月，项南同志到闽南调研后提出“大念山海经”，对福建省经济结构进行战略调整。1983年3月，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童大林到闽南调研，提出“闽南金三角”开发设想。此后，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福建掀起大念山海经、开发闽南“金三角”的热潮。这段时间，处于复出前后的王今生，与泉州一批历经政治磨难的老干部，对参与开发建设泉州侨乡，表现出积极建言、奉献余热的极大热情。

1984年1月，项南同志找许集美等人谈话，提出将老干部组织起来开展工作，作为我省引进侨资、外资，建设侨乡的一个渠道。4月，张连、许集美、朱义斌、张海天、王今生、郑种植等8位老同志向省委、省政府呈送《关于成立“泉州侨乡开发协会”的请示报告》。11月，省政府办公厅批复同意。11月26日，泉州侨乡开发协会成立，许集美任会长，张连和王今生、蔡载经分别任顾问组组长、副组长。王今生和协会的同志们一道，克服种种困难，创造条件，积极开展对外联络、招商引资，为协助政府打开侨乡建设新局面，做了大量工作。

凡大才成大事者，皆与大背景大事件紧密相关。就在王今生复出的几个月前，1982年2月15日，国务院公布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名列其中，是福建唯一入选的城市。这一殊荣对泉州是极大的鼓舞，也给泉州振兴历史文化提供了重大契机。复出后的王今生与泉州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十年浩劫中泉州古城遭受许多损失，不少文物遭到破坏，如何按照国务院要求，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已是迫在眉睫，责无旁贷，亟需有一个专门机构来开展相关工作。于是，筹创民间组织“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的设想呼之欲出，大家都热切希望复出的王今生能够领衔担此大任。

在王今生的建议下，1983年1月8日，泉州市政协邀请各界人士代表座谈。市委副书记王今生在会上发出筹创“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的倡议，得到大家的积极呼应，泉州市委对成立这样一个社团也十分重视。为此，1月26日，王今生写信给省委及项南同志，就泉州市政协酝酿成立“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一事作了汇报。这封信很快引起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项南、胡宏、程序等五位省领导先后作出批示，省政府办公厅于2月21日致函泉州市政府，转达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同意成立泉州历史文化中心。3月8日，在泉州市政协四届三次会议闭幕式上，王今生关于筹备成立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的讲话引起委员们的热烈响应。当日随即召开市政协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会上，王今生提议组成“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筹备委员会，廖博厚介绍筹备工作设想。政协常委会经讨论协商，决定成立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筹备委员会，推举王今生为筹委会主任，廖博厚、蔡载经、吕敦村为副主任，庄为玠、陈泗东、陈汉泽、蔡友敬等10余人为委员，聘请吕文俊为办公室主任。王今生主持筹备大局，可谓众望所归，这时他已是67岁的老人了，却焕发出老当益壮的风采。在王今生身体力行的带领下，筹委会紧锣密鼓开展各项筹备工作，发动社会各界和海外侨胞征集文献、筹集资金，制订组织章程、筹组董事会等等事宜有条不紊。1984年3月，又增补陈盛明、庄炳章、张家瑜、陈存广、王爱群、黄连生、吕文俊、马香缎、吴彦造等9人为筹委会委员。12月，确定泉州历史文化中心董事会名单，由海内外57位知名人士组成董事会，王今生担任董事长，廖博厚、蔡载经、吕敦村、陈允敦、许东亮、梁披云、吕振万、黄克立、陈永福任副董事长。1985年3月6日，在泉州市政协礼堂召开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过广泛筹备发动而创建的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由此成为凝聚泉州海内外力量共襄古城保护盛举的一支重要队伍。

无论是担任筹委会主任，还是担任董事长，为了筹措、创立和运作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王今生可谓殚精竭虑。1987年王今生办理离休，享受地厅级待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浴血奋战过的他，年逾古稀、儿孙满堂的他，本可以就此安享晚年了，可是，为了泉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事业，王今生仍然不遗余力地四处奔波，燃烧着自己直到最后的生命之火，践行着自己不忘初心、奋斗不息的誓言！

自1983年筹备及创建以来，在王今生的领导下，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已在古城保护和文化学术研究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诸如先后发起组建中国南音学会、泉州方言研究会、泉州南少林研究会，创办《泉南文化》刊物，编著《泉州古建筑》、《南少林寺在泉州》，出版《泉州历史文化丛书》，乃至力挺漳泉肖铁路泉州段采用新北线等等，这些都铭刻着王今生的非凡识见、勇于担责和奋发作为，也记录着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同仁的共同努力和贡献。1983年至2001年间，亦即67岁至85岁的晚晴岁月里，王今生先后主持重建承天寺、威远楼、少林寺，重修开元寺、崇福寺、铜佛寺、延福寺、漳州南山寺、三王祠、王审邽墓等，主持创办泉州古建筑工程公司、泉州佛教义诊所，主持兴建泉州儿童医院门诊大楼、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黎明大学新校区等等。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饱含着王今生亲力亲为所倾注的满腔心血！无不饱含着王今生对泉州古城复兴的赤忱！无不饱含着海内外爱国爱乡人士对王今生高洁清廉品格的无比信任！

泉州南音，这一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在改革开放后重获生机。无论是南音事业的重新振兴，还是“南音学”的建立与开展，从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王今生为之付出的努力可谓劳苦奔波，呕心沥血，贡献是巨大的，也是不朽的。

1983年，泉州南音重兴迎来了一个重要契机。正当王今生与泉州南音戏曲界王爱群、吴捷秋等人士关注海外侨界南音动态，开始探讨泉州南音如何开展研究之际，5月份，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沨来到泉州考察南音。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编纂一部新的世界音乐史《在人类生活中的音乐》，亚太地区以中国音乐为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委托赵沨主持这项工作。赵沨是王今生在新加坡从事革命活动的老上级、老战友，他很清楚，研究中国音乐，离不开研究南音，于是他专程到泉州找王今生落实这项任务。

赵沨对南音的评价极高，他在泉州历史文化中心题词：“南音是一部活的中国音乐史，从乐器、律制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晋唐时代，故而继承、保存它，是造福子孙万代的事。”两位老战友都认为有必要发动全国有关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开展南音研究。1984年2月元宵节第三届南音大会唱期间，在泉州召开南音学术座谈会，应王今生之约，赵沨带领一批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赴会。在会上，赵沨倡议筹备成立中国南音学会，并委托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作为筹委会的办公机构。1985年6月4日，中国南音学会在泉州成立，推举赵沨为会长，王今生、王爱群、朱展华等6人为副会长，季羡林、白刃等为顾问，吕文俊为秘书长。会议期间，举办第一届南音学术研讨会。1991年10月14日，中国南音学会在泉州举办第二届学术研讨会，75岁高龄的赵沨专程从北京赶来主持会议。

中国南音学会的创立，宣告了泉州拥有国家级的南音学术研究团体，由此极大地推动了海内外对南音的理论研究。来自北京等地的专家撰写了数十篇精彩论文，在王今生《南音——民族的艺术瑰宝》一文的带动下，泉州本土学者也纷纷写出有见地、有分量的文章。专家学者们从史学、乐学、律学、语言学、音韵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角度、多层面地对泉州南音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等予以高度的评价。一时间，南音获得广泛关注，这一古老艺术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和文化艺术界陈日升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南音大会唱相继多届举行，南音渐次进入泉州大、中、小学校的音乐课堂，在学校的美育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一些珍贵的弦管典籍如《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等先后编校出版。正因为有这样扎实的工作和雄厚的基础，200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向联合国亚太文化中心推荐“十项民间表演艺术”进入数据库，把泉州南音列为首位（泉州梨园戏、傀儡戏继其后）。2002年5月，泉州市政府启动“泉州南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候选项目”。

王今生还大力扶持建设泉州南音中心。1995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副编审吴珊珊受出版社委托，回到故乡泉州为编辑《泉州南音集成》开展前期工作，筹建南音研究中心。她一次次登门拜访王今生，倾听王老的高见。王今生对编辑《泉州南音集成》及筹建南音研究中心予以极大的支持，从历史文化中心拨出房间让研究中心有个安身之地，又从中国南音学会资料室拨出相当一部分资料（包括南音专著，三次全国性的南音研究会论文以及音像、图片、像片等），让研究中心有起码的“家当”垫底。王今生还指派中国南音学会秘书长吕文俊予以具体配合，直接参与筹划，同时介绍一些知名艺人以及本土专家学者协助。当时，南音艺人都对手中世代传抄的南音曲谱珍如拱璧，秘不示人。为了发动艺人们支持编辑《泉州南音集成》，王今生把珍藏在历史文化中心的王台悦于“文革”中藏于墓穴而躲过一劫的13本南音手抄本也借给了吴珊珊及泉州南音中心。这些曲本收录了大量的南音“过支曲”，是王今生多年前花费3000元高价（这在当时是个大数目)从王台悦之子手中购来的稀世曲本。王今生多次表示，这些曲本暂借出去，是要收回来的，这是属于泉州人共同的珍贵文物。最近，吴珊珊女士已将这些手抄本归还王老的长子王建平及历史文化中心收藏。

王今生对珍贵文物史料向来十分重视，文物归公意识也很强。早在1983年，王今生曾动员乡亲向国家捐献珍藏的中央领导墨宝。抗战时期，海外侨胞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周恩来、朱德曾挥毫泼墨，通过爱国侨领洪骏声书赠海外侨胞。抗战胜利后，尚存两幅墨宝，由洪带回国，并由其子洪惠南昆仲收藏。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有关部门征集中央领导散落于民间的手迹墨宝。晋江地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找到刚刚复出的王今生，请求出面做洪氏兄弟工作。王今生与洪骏声乃南安同乡，早年一道参加地下斗争，之后又同在新加坡大华公司共事，结下深厚情谊。王今生了解墨宝的来龙去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这是国家的文物，应由国家统一保管为好，洪氏兄弟俩终于慷慨将珍藏了30多年的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墨宝，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博物馆将墨宝复制，分送王今生及洪氏昆仲等留念。

2000年，泉州南音中心于华侨大学举办南音研讨会，已85岁高龄、身体虚弱的王今生拄着拐杖，坚持出席会议，体现了王老对南音中心一贯的支持。

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泉州南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喜讯足可告慰王今生、赵沨两位先贤在天之灵。

王今生对泉州四大丛林的修复与重建，同样劳苦奔波与呕心沥血！

1983年6月，世界僧伽联合会副主席、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邀请，访问北京，之后回到泉州，重访他少年时出家的祖庭承天寺。承天寺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佛像损毁，几家工厂占据殿宇作为库房作坊，古刹凋敝不堪。宏船法师不禁涕泪纵横，发愿重修承天寺，他听闻王今生保护开元寺及承天寺佛像的义举，当面委托王今生主持重建承天寺，对王老先生说：“寺毁已成历史，就不再提了。没有损毁，我们即使有心要做一件大事，也没有机会，你我同心协力把它恢复重兴吧！”王今生被大和尚一腔爱国、爱乡、爱教的拳拳赤子之心所感动，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也为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不顾年事已高，欣然应允。此后，泉州市政府批复成立泉州市承天寺修建委员会，由赵朴初任名誉主任，著名古建筑专家杜仙洲任顾问，王今生任主任委员，主其事，廖博厚、蔡载经、释妙莲、释圆拙任副主任委员。承天寺于1984年暮春破土，1985年春节动工，重建工程按照清康熙三十三年《敕封承天禅林胜景全图》启动施工。在此期间，王老全身心地投入此项工作，虚心请教专家，态度鲜明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从设计布局、建材选购到施工监督等等，无不亲力亲为，精心规划。前后六年，春夏秋冬，严寒酷暑，历经千辛万苦，克服种种阻碍，泉州人民对王老的所作所为是看在眼里，敬在心中。经过5年多的努力，1990年夏，承天寺首期修复工程告竣，包括中轴线山门、天王殿、弥勒殿、大雄宝殿、法堂、文殊殿、钟鼓楼，以及东西两廊、客堂、祖堂、一尘精舍等主要工程相继建成。如此复杂艰难的工作，全都得力于王老的仔肩独任，竭尽全力始得以圆满完成。1990年10月23日，承天寺举行古刹重光盛典，赵朴初居士主持开光仪式，宏船法师率海外众多弟子回泉参拜，承天寺钟鼓齐鸣，盛况空前。

泉州开元寺是闽南首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主体建筑大雄宝殿，重建于明洪武年间，为歇山重檐殿堂式木构建筑，俗称百柱大殿，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文革”充作商场，由于年代久远，梁柱腐朽加之白蚁啮咬，木构件受损极为严重，1986年经专家鉴定，必须尽早对大殿进行落架大修。海外爱国侨僧闻讯，表示愿意承担大修经费。1987年，经泉州市政府批准，开元寺修建委员会成立，由各界人士30多人组成，王今生担任主任委员。修建委员会聘请国家一流古建筑专家杜仙洲、张驭寰、马瑞田等人为顾问，并由杜仙洲负责设计方案。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元寺大殿落架大修。1989年6月，一批训练有素的工匠开始进入现场施工。这些工匠正是来自王今生于1988年倡议创建的泉州市古建筑工程公司，大多参加过承天寺、威远楼等重建工程，技艺精湛。百柱大殿重修后，王今生还继续主持甘露戒坛、藏经阁落架大修等维修工程。经过5年的努力，王今生终于主持修缮了开元寺古建筑群，创造了一个文物古建大修的成功典范。

自1989年开始，王今生、陈泗东、周焜民等有识之士发起组织文史专家多次论证泉州少林寺史迹，陈泗东、陈存广、吕文俊、傅金星等知名学者发表一系列论文，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和反响，为复建少林寺奠定了学术基础。1990年10月，王老在泉州南少林武术研讨会上就指出：“泉州南少林武术最终在泉州形成自己的系统和特色，是经过无数代人的累积才形成的……我们应该把南少林武术与南音、南戏都作为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当作泉州海外交通、文化交流的大事来研究，通过推陈出新，发扬传统文化，重振少林雄风。”

1992年，泉州市政府批准成立“泉州少林寺复建委员会”，王今生为主任委员，著名古建筑专家杜仙洲等为顾问。1992年10月13日，已经消失近230个春秋的泉州少林寺，在清源山凤山之麓奠基重建。正在泉州出席国际南少林五祖拳联谊总会年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国、瑞士、澳大利亚和香港、台湾等地武术界代表和泉州各界人士参加奠基仪式。1993年10月18日，泉州少林寺举行大雄宝殿及山门复建仪式，泉州少林寺复建委员会主任王今生、台胞杨清钦、国际南少林五祖拳联谊总会各国代表及宗教、历史、文化体育各界人士为复建破土。千百年来，泉州少林拳在闽台、粤港澳广为流传，并远播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泉州少林寺复建，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1997年10月，少林寺复建首期工程完工。此后，泉州少林寺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规模大备，南少林武术传誉海内外，实现了王老振兴泉州南少林的愿望。

至2001年，王今生主持修复的崇福寺完工。这之前，常觉法师卖掉在台湾淡水的精舍，来泉倾囊修复祖庭崇福寺，开始不甚顺利。1995年，市佛教协会秘书长吴松柏偕同常觉法师访晤周焜民，周焜民建议请王老出山主持基建事宜。没几天，常觉法师春风满面：“王老同意了，很爽快，只提一个条件：不要给他发工资和补贴。”又说：“早闻其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护法德相，没有丁点官架子，真是好市长！你们泉州有福气啊。”在王今生的主持下，崇福寺修建工程很快步入轨道，殿堂僧寮，次第建成，伽蓝巍峨。

王今生赢得了社会的信任，很多公共建筑、科教文卫设施的建设也纷纷邀请他出山主持。

泉州宋元时期海外交通鼎盛之际的城市标志性建筑威远楼，毁于“文革”中的1969年。威远楼曾经承载着泉州人的文化记忆，1986年初，陈泗东先生在泉州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从速重建泉州谯楼（威远楼）的建议》。陈泗东的呼吁，引起市里的重视，1986年3月，威远楼重建委员会组建，推举王今生为重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廖博厚、吕敦村、陈泗东为副主任委员。泉州重建威远楼（谯楼）委员会随即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以“爱我名城，修我谯楼”相号召，发动全社会力量，集腋成裘，共襄盛举。主任委员王今生主持会议，他表示，谯楼是泉州人民的谯楼，劫后重建，人心所向，必能得到海内外各界广泛的支持。威远楼重建工程于1986年9月18日中秋节举行奠基仪式，1987年7月1日，威远楼重建工程动工，1989年2月20日元宵节举行落成典礼。

1988年8月，旅菲侨胞林先生伉俪拟在泉州举办公益事业，经市侨联与王今生商议，建议侨胞捐建儿童医院，弥补医疗设施空白。王今生雷厉风行，很快延请华侨大学、东南大学几位师生，拟出门诊大楼设计方案，侨胞十分满意。1989年6月1日，泉州市政府批准成立“泉州市儿童医院基建组”，由王今生、吕敦村、郭景仁等组成，王今生任组长。儿童医院门诊大楼1989年1月18日奠基。这期间，王今生负责的承天寺复建工程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和吕敦村等人不顾年老体弱，亲自过问工程设计、施工，确保工程质量。林先生伉俪几次回泉视察工程施工，并参观复建中的承天寺和威远楼，深感王老为人公道、正直，更加敬重。工程于1991年10月1日通过验收，1992年元旦试开诊，1月21日举行门诊大楼落成庆典。

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旅外侨胞众多。泉州市侨联于1982年开始酝酿筹建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1987年4月，泉州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同时组成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筹建委员会，推举王今生、吕敦村董其事，王今生为筹委会主任。为筹集建设资金，王今生多方奔走，广泛联络海外侨胞。1991年5月，75岁高龄的王今生赴新加坡，拜访南音艺术家丁马成等老朋友，并专程拜会侨领李光前之公子李成义。李成义久闻王今生的政声，听了王今生介绍博物馆筹建规划，当场决定以李氏基金名义捐款100万元港币。6月，王今生赴菲律宾，探访当年的“华支”老战友和亲朋故旧，也得到他们的慷慨解囊支持建馆。筹建期间，凡有旅外侨胞回泉，王今生都尽量抓住机会宣募。或同吕敦村一道驱车赶到南安梅山拜访李引桐先生，或到华侨大厦看望蔡琼霞女士，或到福州拜访专程从菲回闽参加省政协会议的吴永源、庄鼎水委员，或出面接待以林文鸳为团长的新加坡南安会馆访问团一行……王今生总是这样不知疲倦，在他的努力奔走下，博物馆筹建工作得到了海内外乡亲的踊跃支持，捐款纷至沓来。1991年9月，经泉州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将华侨历史博物馆项目纳入“八五”规划，由市政府负责征用土地。1993年11月，博物馆动工兴建。王今生更加忙碌了，从图纸设计到专家会审，从基建施工进度到把关工程质量，他都事必躬亲，不时到工地检查指导。1994、1995年间，李成义、李成智昆仲先后回泉省亲，均专程到博物馆工地视察，对工程进度和质量表示满意。博物馆于1995年底建成，1996年3月举行落成典礼时，李氏基金又捐赠50万元以示支持。

黎明职业大学是著名爱国人士梁披云先生1984年在原黎明高中旧址创建的一所侨建公办的全日制高职院校，经过几年的发展，位处老城区占地仅10余亩的校园已无法满足需求。1989年12月，泉州市委、市政府同意梁披云提出的在东海宝觉山兴建新校区的方案，首期建设用地280亩。1990年，梁老的好友、印尼爱国侨领李尚大先生慷慨捐献巨资支持新校区建设，并应邀担任黎明大学董事会第二任董事长。李尚大首期捐赠200万元，由于种种原因，款项寄存达三年之久仍未启用。在泉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过问下，1994年10月重新调整成立“黎明职业大学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由校董会副董事长王今生担任组长，常务董事郑金树、校党委书记谢如俊为副组长，成员有李雪蕾等人。在王今生的主持下，黎明大学新校区建设这才步入轨道。此后，不管三伏酷暑还是寒冬腊月，王今生总是不辞劳苦地奔走于新校区工地，推进基建工作顺利开展。他建章立制，敢抓敢管，基建组坚持每季度向李尚大先生报账，确保华侨捐款专款专用，做到公开、透明，深得李尚大先生和社会各界的赞誉。李尚大先生对王今生心仪已久、崇敬有加，早在1988年12月，李尚大在致王今生的亲笔函中写道：“我时常从泉州友辈中听到你一些感人的故事……我有幸能与你认识，确是我八八年回闽之意外收获。我兄矢志献身予社会崇高之品德，在现实社会确实难能可贵。”经过王今生与基建组5年多的精诚努力，2000年4月，黎明大学新校区第一期工程竣工。李尚大先生独力捐资累计1580万元，建成项南大楼等10余座教学楼、实验楼、学生公寓、教工宿舍楼、食堂以及学校大门、校园道路等配套工程，为黎明大学新一轮发展奠定了良好办学条件。庆典大会上，福建省副省长汪毅夫向李尚大先生颁发省政府“乐育英才”奖牌和金质奖章。王今生没有辜负李尚大的嘱托，他为协助海外侨胞在家乡举办公益事业、为促进泉州高等教育发展，再一次展现了一位80多岁老人的付出和奉献！

作为一名老战士，王今生在战火纷飞中经历了生死关头的考验；作为一名老市长，他在和平年代经受住了权力的考验。王今生当官，事事为国为民，从不谋私利，他正直正派，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在泉州社会各界和海外侨界中有口皆碑，树立了一位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形象！

王今生由省侨委调任泉州市长时，机关干部宿舍紧缺，他克己让人，宁愿自租民房，在后城租房安置一家老小，还说这样可以随时接触到老百姓。事实上在以后的岁月里，果然有各种各样的老百姓直接到他租住的家里反映困难和问题。直到王老离休时，按规定应该分房子，享受相应待遇，但他也未向组织要求，仍租住房子。他掷地有声地说，“公家的房子也是民脂民膏”，他一直都没住过公家房子。他也从未在泉州置买过哪怕一间的房产，留给子女的，只有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良好家风，只有他不忘初心、情系百姓的宝贵精神财富！

王今生一生廉洁奉公，生活朴素。1958年王今生任市长伊始，下乡检查生产，从不开小灶，有时到中午来不及赶回家，留在公社食堂用膳，便和干部群众一样吃普通饭菜，而且都付膳费和粮票。1959年下半年至1962年上半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王今生严于律己、情系百姓的赤子情怀更是感人至深。在困难年代，每人的粮食定量中，均需搭配若干粗粮（地瓜干），虽一市之长，也不能例外。某月，王今生患有胃病，由省城开会回来后，无意中发觉几天不见粗粮餐食。问后始知粮站为照顾市长胃病，当月免于搭配。王今生知情后，找来粮站负责人，指出领导干部也是居民一分子，不应搞特殊化，并交代少搭配的粗粮，下月一定要加倍配给。当时，王今生提出向居民供应“三合粉”救命粮，有一次他发觉机关发给的“三合粉”与粮站供应的味道不一样，查问后才得知，原来机关食堂总务为了照顾领导，悄悄在“三合粉”中加了优质面粉。王今生就在机关生活会上，召集办公室人员，进行严肃批评，并要求办公室负责人在会上作检讨。可见王今生在粮食等于生命的困难时期，对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何等严格要求，绝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共患难。困难时期的北峰公社在王今生关心支持下，创办了全市第一家敬老院，还创办了一个水产养殖场。有一天，公社管理养殖场的一名干部，送了一条鱼到市长家里，市长家属坚决不收，正好王今生下班推着自行车进家门，他狠狠地批评公社干部，告诫说“送礼之风不可长”，并说困难时期老人更需要营养，要求把鱼送到敬老院。市长拒收鱼，送去敬老院，一时传为佳话。

王今生刚正不阿、古道热肠，公私分明、不徇私情。他对自己，对妻儿家属，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特别严格；即使离休后，仍是如此，点滴事情，折射出他的高尚品格。1958年，国家精简机构，压缩干部编制，王今生响应党的号召，带头为夫人陈碧瑜办理下放，她老来没有退休金，也无怨无悔，可见王老的高风亮节。王今生的子女，没一个是他出面帮找个好工作的，子女们各自的成就都是靠自己努力获得。子女小时候，王今生就教育他们，无论在学校或其他地方，都不能跟人说父亲是官员，更不能搞特殊化。几位小孩在学校念书时，任教老师都不知道他们是市长的子女。王今生从没利用手中权力或关系帮助子女谋取私利，他主动要求子女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锻炼。子女回城后，也都是按照正常渠道分配工作，并未分配到好点的岗位。他告诫子女，“你们都是老百姓的孩子，不能高人一等，不能搞特殊化”，开导子女“去农村锻炼锻炼，吃点苦没关系，对将来会有帮助”。

平常，王今生不轻易到医院看病，有病就到义诊所就诊，药也都是取便宜的。他患有慢性咽喉炎，用的药是一瓶仅一元多的药粉，难受时就含些在嘴里。有一次不小心药粉撒落了，竟用手指头粘起药粉含到嘴里，说这药也是公家钱买的，怎能浪费。他严于律己，离休后身体非常虚弱，每年个人报销的医药费，仅用了二、三百元，贵一点的药品都自掏腰包。晚年患白内障，手术费用是一只眼睛3000元，他为节省公费医疗，竟然要求只对一只眼睛动手术，说能看得见就行了。王老公私分明，绝不允许夫人看病以他的名义报销医药费，他房间里公费报销的电话，家里人谁都不准使用。

王今生生活上十分节俭，吃饭时饭粒掉桌上，他一粒一粒捡起来吃；穿的衬衫，全部打过补丁。就是一条洗脸毛巾，也不知用了多久，是用针线多次缝补过的，家里人每次要给他换新的，他都不肯。直到住院期间，子女才给换上新毛巾。在他晚年的一次医疗检查中，医生发现他竟然患了三级营养不良症。他从不接受私人宴请，也不搞排场。90岁生日时，子女们都回来了，打算摆宴席请客祝寿，他坚决不肯，只和子女及几位亲友简单聚餐。但是，王今生在捐款助人方面却十分慷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他马上捐出1000元作为特别党费。在他去世后，家人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一些收据，原来他生前一直资助几个贫困学生上学。王今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做什么善事，从不声张。

2009年7月3日凌晨，为革命和建设不懈奋斗了一辈子的王今生溘然长逝，享年94岁。设在承天寺内的灵堂，挂满各界人士的挽诗、挽联、挽幛，很多都是赞颂王今生清廉的美德，泉州市原副市长周焜民撰书的挽联“一身正气；九死未悔”，最为醒目，表达了人们无比景仰与深切缅怀的共同心声！前来吊唁的党政干部和市井百姓络绎不绝，文化界、宗教界更是以特别的方式悼念这位古城文脉的守护者。

泉州南音艺术家协会和泉州南音研究院调集各县（市、区）南音界人士，各作一场“郎君祭”，只有对南音有杰出贡献者，百年之后才能享受这种崇高规格的配乐祭奠。泉州承天寺、开元寺、崇福寺、少林寺四大丛林自发举行追思法会，参加者不仅有佛教四众弟子，还有泉州文史、戏剧、教育、城建、书法、武术等各界知名人士，他们都怀着对王老竭尽全力保护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崇敬之情而来拈香顶礼。

7月5日举殡之时，送葬的人群早早就从四面八方涌来，从南俊巷到东街两旁，站满了送别的人群，很多人冒着酷暑一直送到城北边的宏福园。对一位卸任近半个世纪的老市长如此敬重和不舍，足见王今生同志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泉州市鲤城区委、区政府在宏福园吊唁厅举行王今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王今生是泉州地区最后去世的一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他的遗体上覆盖着党旗，这在泉州是极少有人能够享有的隆遇，他是无愧于这面鲜红的党旗的！

王今生走了，一个有棱有角、率性坦荡的老人走了，一位老红军、老党员、老市长走了，但他的品格、他的风范、他的事迹，已深深地铭刻在泉州古城里，传颂在人民群众和海外侨胞的口碑中。就在王今生辞世仅仅几个月后，南音申遗成功；在他辞世12年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无论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项“申遗”的成功，都离不开王今生为之挺身而出保护文物古迹、呕心沥血赓续文脉的贡献！

时间是最好的沉淀和检验。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缅怀王今生愈加彰显的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事迹，我们无疑应当对他的政治品格、人民情怀和文化自觉，予以更深刻的认知、敬重与赞颂！

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原闽浙赣游击纵队泉州团队指挥员许集美，解放后担任泉州首任市长，改革开放后，与王今生一起创建泉州侨乡开发协会，两人有着长期的交往。王今生逝世后，许集美撰文评价说，王今生有三个突出的品格值得我们学习，一是一心为国，先忧后乐；二是“不唯上，只唯实”；三是平易近人，公道廉洁。王今生的优秀品德和忧国忧民、献身革命的情愫，为“人民公仆”这个闪光的词汇提供了一个生动而具体的注脚，增添了我们对一个以党的宗旨为职责、白首不坠青云之志的老红军的尊敬之情。

泉州市政府原副市长、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原理事长周焜民评价说，王今生为落实“菲共”的政策奔走，为公正处理地下党问题呼号，为受冤屈的归侨侨眷执言，为文化、为教育、为引资、为公益、为宗教政策、为收拾民心，摩顶放踵，办一件是一件，都是尽其力所能及，可谓公忠体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风。香港著名作家、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原理事长孙立川评价说：王今生将中国文化事业视为他晚年生命中最重要的大事。几十年来，他对闽南文化的赤子之诚始终未变。闽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以一生的精力为这块土地无私奉献，那份执着和一以贯之的精神，当永远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无论是作为同辈相知的许集美，还是作为后昆追随的周焜民、孙立川，他们对王今生的评价都十分中肯允当，也给我们不少启发。王今生的事迹，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教育和启示意义。

王今生早在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为人民翻身做主，舍生忘死，百折不挠，历经磨难而不忘初心，共产主义信仰弥坚。同许多老同志一样，王今生在“文革”中也吃了很多苦头，浑身伤痕累累，但这30多年来，他从未言及个人所受的屈辱，从不说何时何处所受之伤，何人所为。他总是说，“文革”是党犯了错误，我作为党员也有责任，“文革”结束了，我们要尽责、补过、还债。这种把自己与党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品格是难能可贵的。他历尽坎坷，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从未动摇，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到了晚年，他觉得更应该做一些有益于家乡的事，他时常说：“比起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我是一名幸存者，我只求为泉州人民做好事来报效泉州。”在酝酿成立泉州历史文化中心时，王今生在写给省委的信中说：“我已60多岁，经过十年内乱的折磨，体力日衰，也不可能为党再做多少工作了。但作为一个受党数十年教育的党员，应该烈士暮年，雄心不已，我愿意在今后尽自己的余力为这项事业服务。”

我们重温40年前的这番话语，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老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感受到了一位老党员不忘初心、奋斗终身的坚定信仰！

王今生一生革命，舍小家为大家，在民族危难之际，充分展现了他的家国情怀。1948年初，王今生在海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在家庭来说，是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和现在的你，然而，我们稍一回顾中国百年来的历史，祖国现在遍地哀鸿，灾难深重。俱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中华民族，凡稍具有良心的人们，都不愿苟延残生，只备一身一家之安乐。我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因此，不能不挺身而出，为了公也就忘了私。”在

这封家书中，忠孝不能两全，公而忘私，却仍有着深切的家庭亲情、有血有肉的一位战士形象，跃然纸上。

王今生既是一位从家乡走出来的革命者，也是一位古城孕育出来的文化人。王老曾经说过：“我虽生于斯、长于斯，但有20余年的时间侨居海外或居留国内其他地方，直至50年代后期，才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由于工作需要，我有机会多方面了解、熟悉泉州的历史文化，并决心为弘扬泉州文化多做一点贡献。”他还这样说过，“泉州，包括周围若干古老的集镇，始自晋、唐，延及五代，特别是宋、元以来，一贯是闽南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海外交通，素称名港，存留有陶熔中外品类繁多的历史遗址、文物、图籍、谱牒和光辉绚丽的文化艺术。其中有不少国家的瑰宝，民族的精华，对于千百万的华侨华人和台湾、港澳同胞，这一脉相承的乡邦文化，具有极大的凝聚力。”

王今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泉州古城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是多么深刻！王今生无论在解放初期充分重视文化事业，还是在“文革”中坚决保护文物古迹、改革开放后倾力延续古城文脉，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都是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王今生无疑是一位文化自觉的前行者。

王今生为革命出生入死，历尽艰辛，作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他曾担任党政领导职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废寝忘食，忘我工作。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他干一行、爱一行，恪尽职守，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特别是担任“一把手”后，自觉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公而忘私，勤政为民，真正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公仆情怀。

王今生曾说过，“老百姓为什么对我们有意见，就是我们没有把工作搞好，假如我们把生产搞上去，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老百姓一定不会有意见，一定拥护我们。”“中国人也好，共产党人也好，处在这个历史时期，正是应当发奋图强，为振兴我们中华民族，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功立业的时候。要建功立业，就要奋斗，要争气。”他在80岁那年，和泉州侨乡开发协会的老同志们说过，“我们受党教育几十年，所为何事？就是为党多做一些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多做一些好事。”“我们要有志气，要保持革命晚节，要反腐败，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头脑一定要清醒。”

王今生直人直语，与群众打成一片，干部群众都愿意和他交朋友，而他的公正廉洁在泉州更是有口皆碑。离休后他主持兴建殿堂楼馆20余栋，经手资金多达1亿6千万元。他对所接手工程皆一腔热忱，极端负责，对工程费用抠得很紧，常说：“要讲奉献，海内外集资的钱，每一分都来之不易，不能少爷作风，大开大用。”他无论对哪项工程都持有这种严格的态度，言必信，行必果。新加坡宏船法师回泉视察承天寺工程时，紧握王今生的双手道谢：“我万二分相信你！”

“万二分相信你！”这是对王今生清廉操守的最高褒扬。他过手那么多捐献之金却分毫不取，他修建那么多寺庙、学校，却没有为自己的子孙置业留产，一身正气、铮铮铁骨的王今生在海内外为共产党人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树立了光明磊落的形象！

王今生离开我们10多年了，当我们再度追忆他的一言一行，崇仰他的先进事迹，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传奇的一生。他一身浩然正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是当之无愧的人民之公仆！他的高风亮节，他的坚定信念，鼓舞着我们学习贯彻中央要求，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激励着我们保护好泉州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好泉州这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城市！

初稿于王今生逝世14周年之际

2023年7月上旬

修改于泉州南音申遗成功14周年之际

2023年9月中旬

（作者单位：泉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微信公众号

编辑：陈恬曼

审核：江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