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下午，出版大家谈：作者·编辑·出版社——《出版的正反面》图书分享会在成都天府书展举行。在全民阅读形象大使李潘的主持下，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本书作者徐海，著名作家、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知名党建专家、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围绕编辑—作者—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深耕出版行业三十余年，从出版的“门外汉”再到执掌全球出版前十的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徐海目睹并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版行业的每一次转型。《出版的正反面》一书立足三十余年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深度剖析了出版的每个环节。其中，作者、编辑、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尤为特殊。由于出版行业的性质和规律，出版一本图书，在数月甚至数年时间的协作过程中，编辑和作者融合在作品中，精神相通、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作家眼中理想的编辑和出版社是什么样的？编辑与作者之间怎样沟通？三位嘉宾围绕这些问题各抒己见，侃侃而谈。
“离警戒线25米”的胆识
每个作家对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总是难忘的，第一部作品交付的编辑和出版社也难免让他们印象深刻。刘亮程在现场分享：“大概是上个世纪的1995年，我正在雄心勃勃地写一部长篇小说，叫《一个人的村庄》，突然接到新疆人民出版社的通知，说要为我编一部散文集。那时候我是一个乡村青年作者，获得一次正规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的机会，非常珍贵。当时散文没有写够，就把未完成的小说和诗歌都改成了散文，《一个人的村庄》散文集就这样出版了。”
让刘亮程印象深刻的还有2018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捎话》，“当时这本书经历了好几家出版社，到了译林社之后，当时的总编辑和编辑都是连夜把这本书看完，第二天就决定跟我签合同。而且总编辑和编辑对这本书的理解都非常到位，《捎话》打开了我跟译林社的合作。后来《一个人的村庄》版权到期，也签订了译林社，现在我的所有书都给译林社，我是译林社最可靠的作者。一个作家愿意把所有的书都给这个编辑部和出版社，说明非常信任。”
△徐海
“《出版的正反面》中，徐海提到自己和上海的一位资深出版人讨论出版导向问题，这位资深出版人认为选题要设置警戒线，他倾向于离警戒线50米，而徐海则认为可以离25米，这25米的差距就显示出了一个出版人的胆识。从这样一个细节，我想到了我的第一本书。”刘益飞的第一本书是1997年出版的《党员主体论》，刚开始这本书交给了四川省某重点大学出版社，准备开印时，社长心里不踏实，重新给两位领导审核，一位领导评价很高，另一位领导的评价则有所保留，这位社长最后决定撤版。半年后，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位副社长了解情况，读过这部书稿后马上决定出版，《党员主体论》在半个月内问世。后来舆论风向变化，有人告诉刘益飞，这本书一售而空，复印件也在网上卖到了120元一本。“从第一本书经历的波折中，我感到一个出版社的社长和编辑有没有眼界，有没有担当和魄力，往往和作者的命运、书的命运息息相关。”
“禁止掉头，只能前进”
在一部作品的出版过程中，编辑有多重要？好编辑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益飞老师说党员主体论，我这里要讲编辑主体论。”徐海在《出版的正反面》中，将编辑的现状直观地分为六个等次，“好的出版单位一定有很多一等的编辑，他们要具备几种素质：第一他要有眼光，要看到社会发展的趋势；其次要看到手头的书稿在所有图书中的排位，也就是书稿判断力；此外还要有胆识，因为图书出版后可能面临市场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文字水平当然也要高。”
在刘亮程看来，真正发现、提升作者和作品价值的才是好编辑，“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中文系的编辑要改我的语言，说我的句子不完整、不通顺，但作家从来都是用半个句子来写作的，所以我最怕这种编辑。编辑在修改书稿时，可以删，但是不能加。”
“改革开放初期蹦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读书无禁区’，这句话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多少年来的一些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古今中外的出版都有禁区也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如何把握‘读书无禁区’和‘出版有禁区’之间的平衡，很考验编辑的功力。”刘益飞指出，“作者期待有伯乐发现自己，出版社希望有佳作在手，读者希望读到真正的好作品，中间有一个好的编辑至关重要。”
在三位嘉宾心中，好的出版社又是什么样的？
△刘亮程
刘亮程认为，好的出版社和编辑团队，会让作者放心把书交付，让一本书有回家的感觉。“目前为止，我认为最好的出版社是我现在签约的译林出版社。”
刘益飞引用了德国诗人歌德的名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他指出，好的出版社总是有一种很热烈的、追求新生活的眼光和态度。好的出版社站在现代文明的前沿，从现实生活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保守、守旧，维护过时的理念。
徐海则分享了自己发在微博上的一个警示牌，“我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南京的湖南路上，湖南路是一条知名的商业街，我当上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的时候，湖南路被改造，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警示牌，它提示我：禁止向左，禁止向右，禁止掉头，只能前进。出版社也是一样，只能向前走，要拥抱现代文明，为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做贡献，这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内容至上，吆喝得当”
“作者是图书的第一营销主体。作者是作品的创作者，是内容的评判者，是产品的宣传者，也是与出版社发行总量利益相关的捆绑者。出版单位应尽最大可能推动作者的自我营销。”这是《出版的正反面》中的一段话。那么，作者们是否支持自我营销？
刘亮程表示：“我不是自我营销的那类作者，我觉得写完作品，剩下的事就交给出版社了。作家有自己的位置，保持某种清高是必要的，读者欣赏的也正是这种清高。文学永远引导人们向上、向远处仰望，而营销则是一个下降的过程，它让一部文学作品世俗化。”
△刘益飞
“我理解徐海先生的观点，就是要激励我们的作者对自己的写作内容有高度的责任感，能够精益求精。”刘益飞提出了八个字“内容至上，吆喝得当”，作家最好能够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什么是出版人？就是政治立场、文化情怀和商业理念三位一体的存在。”徐海说，“有些作者不营销就是营销，读者通过他的作品自然会被吸引。我时常提醒，读者们的初衷不是读译林出版社的书，而是读刘亮程老师的书。我们的使命，就是把书营销到让所有人都读到他的书，让所有人获益，这是我们进行营销的潜在驱动力。”
对谈最后，在场嘉宾分享了自己阅读《出版的正反面》的感受。
“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当我把书稿交给编辑部之后，经历的是这样繁苦漫长的出版流程，看这本书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再加上徐海先生也是亲历了中国出版行业这几十年的波澜起伏，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出版行业的百科全书。”刘亮程还很赞赏书中使用的语言，“一个老编辑多年修改别人的书，到自己写书时，语言已经修炼得非常精当好读，没有一句废话。”
刘益飞评价：“这本书没有官话和流行术语，有的只是徐海自己的话，是大白话，也是别人没讲过的大实话。希望这本书成为我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还有凤凰集团之间永不丢失的桥梁和纽带。”
△李潘
李潘认为，不局限于出版行业，这本书对每个行业想做好事情的人都会有很多启发。她最后朗读了书中的一段话：“撑起现代化大厦的，表面看来是一叠叠形似砖块的货币——没有发达的资本、繁荣的经济，绝无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但实际上，打开层层货币的外包装后，现代化的核心却是一本本形似砖块的图书。是图书而不是钱钞，构成了现代化大厦的基石和坚砖。”
现代快报+记者 姜斯佳/文 顾炜 刘畅/摄
（校对 张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