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视觉中国/图）
楔子
中美之间的交往，假如我们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计算，几乎已经有二百年了。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初试啼声。在如此漫长的过程里，中美之间来往起起伏伏、恩恩怨怨，是个非常复杂的记录。自从中国开关迎接世界以后，中美之间的纠缠，恐怕比历史上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都更为复杂，而且影响久远。
所以，收到陈方正先生交托我写这篇文章的使命以后，我兢兢业业思考了很久——我感觉自己应该写：因为这个大题目，不仅关乎中美两国，几乎可以说二百年来世界的命运，很多时候与中美关系密不可分。中美关系的转向，往往导致世界历史的转向——当然，中国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同样美国的命运也就有所动荡。
我如此说的缘故，是因为二百年来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是：强弱势之间有主客之势。由于美国本身的理念，有其立国的政策，也有其衡量自己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作出的取舍，所以对中国的政策如有变化，也多是美国采取主动。
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常常会将上述角度，作为一条不断变化的线索，拉进来加以考虑：美国在那个特定的时空，为什么如此做？在中美关系上，那个时空特性之下美国如此作为，又是如何影响其自身的发展方向，以及整体的国际平衡？随之而来的世界局势，是走向灾难还是和平？
口授这篇《1840年以来的中国与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有恩有怨，也有躲不开的纠缠。放眼世界，我们得到美国的帮助，比其他国家更为重大，也更为深远。但是中国更被美国牵制，而被迫走向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向——这不是中国所愿意的，对中国整体的历史也有很大的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
1840年，英国与中国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其实，当时在香港活动的鸦片商人不只英国人，也有美国人在内。美国这个成立不久的新兴国家，也跟着英国参与国际贸易——中国贸易这块肥肉，它必须染指。当时跟随义律（Charles Elliot）谋划该如何用强力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也有美国商人帕金斯（Thomas Perkins）参与其中。到今天，帕金斯家族还是美国新英伦世族大家中很重要的一分子。他们也一样，用船只带来鸦片，带走中国的瓷器、茶叶等商货。但这种贸易并没有获得中国法律的许可，等于是英国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中，已经在进行贸易。第一次鸦片战争动兵的虽然是英国，但是赞助者之中也有美国在香港的商人。
这次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1844年，美国派出使者顾盛（Caleb Cushing），和中国的总代表、两广总督耆英签署了《望厦条约》。自此，中美两国建交，而顾盛是第一任公使。
就任公使后，顾盛说自己心里很兴奋，也觉得这是个艰巨的责任。这个最年轻的国家，刚刚从内战中拔出来，第一次涉足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居然就与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东方帝国正式建立关系，他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在此顺便讲一件对我而言很有意义的事情。1784年2月2日，也就是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生日当天，“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开往中国，这是第一条美国派往中国的商船。他们带来的不是鸦片，而是三十吨从匹兹堡附近采集的野人参（在中国被称为“西洋参”或“花旗参”），以及皮革、胡椒、棉花等商品；从中国带走的，则是瓷器、茶叶、丝绸等商货——这是典型的中美贸易里中国销售到美国的商品。
有好几次，我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访问哈佛大学，交涉合作事务，住的地方都是哈佛的宾馆。这个宾馆是新英伦的老式住宅，木头房子，古老的木床，房间里都是美国商人早期运来的中国瓷器。除了中国本身的瓷器以外，还看得出专门为美国和英国烧制的贸易瓷，也看见中国的丝织品作为装饰。
如此情景，令我也觉得时空颠倒：一个中国年轻人到美国的最高学府交涉学术合作的事业——而住的房间里，围着我的居然都是古老的中国对象。这是值得纪念，也值得我一辈子回忆、感慨的事情。
从此以后，美国的商船纷纷进入中国。那时虽然已有机轮船，但很多船是机帆混用。“中国皇后号”是相当大的机帆混合船，“中国飞剪号”就更大了，速度也更快。到1860年左右，贸易商船从北美出发的港口有三个：旧金山、洛杉矶，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它们定期来往，穿梭于两岸之间的太平洋。
十九世纪下半段，美国经历了内战。整体发展方向，从开发新土地转变为进入工业化。而且美国的开发，最重要的项目是向西建筑跨州的大铁路，以及在美国西半部开发农田、建设都市。这些工作，数十万中国劳工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换而言之，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从一个旧日的英国殖民地，转化为横跨两洋的大国，对于太平洋这边的东亚，这一过程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中美关系，也经历了一段很不正常的过程。例如，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劳工，却受困于《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不能如同欧洲劳工一样，移民进入美国。而美国成为横跨两洋的大国，他们的工业产品，很自然比欧洲还要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市场——此前中国日用品输入美国的贸易方向，却从此转为美国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与欧洲人争夺这个地广人多的旧日帝国的贸易市场。
从那时开始，这些往来的航船，带去了无数中国青年赴美接受教育。第一批是容闳带去的一百多名中国幼童，进入美国的中学，然后深造。这些当年的“留美幼童”学成归国后，在外交、商务、教育各个领域工作。中美关系的这一环起步，对中国人的意义无法估量。这些人带来的美国影响，延伸到后来所谓“庚款”（庚子赔款）留美的学生——这其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是胡适；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人物，包括我的恩师李济之。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中国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或者是开创性研究领域的学者，或者是开创不凡事业的奇人，也包括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以及在民国外交部主持对外事务的人物。
美国与近现代中国的教育
二十世纪初，世界的变化也很大。以机器工业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而大规模地吞噬了整个世界。白种人在这一剧变之下，不仅成为世界的主人，而且他们之间也要争夺剥削世界的“龙头”地位。在欧洲，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次大战中，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次面临试验：国际共产主义的萌芽和茁壮，将世界带入左、右的划分；也在西方现代国家体制中，出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以及与之共生的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的理想。美国在欧战晚期才进入战争，潘兴（John J.Pershing）将军率领美国参战部队，向英法宣称：我们回来了，我们参加了旧大陆的共同事务。在中国历史上，“西方”二字也从此有左、右两方面的划分；而这个界划，使得中国脱离旧日帝国的挣扎过程，必须有所选择。
在输入西方理念的过程中，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学校，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同时，美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旅行者、记者、商人与教育家，他们带到中国的理念，也因此至少有两条路线，作为他们自己的选择，而又使得中国人必须有所选择。同样地，他们从中国带回去的印象，也从此有左、右两种面貌和形象，出自他们主观的选择，也出自他们主观的描述。
美国人在中国最早设立的学校，是来华传教士在教堂里开办的附属中学。我们已经很难说，究竟哪所中学开办的时间最早。北京的协和医学院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医学院，还有湖南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四川的华西协合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等，都是美国为多数的传教士所创立。协和医学院采用现代医学教育与全科医院结合的方式，在中国成为模范。他们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比较偏僻的省份，比如山西的铭贤学院，也是美国传教士设立的。民国时期，除了上述医科教学外，像燕京、东吴、金陵、之江大学等著名学府，都是美国传教士主持创办的，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史学领域，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中研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清华大学的《清华学报》并称“三大学报”。时至今日，海峡两岸的清华还是非常重要的学府，尤其北京的清华是中国大学的“龙头”。
我读书的辅仁中学，是在上海的中国基督徒回到家乡无锡建设的。他们认为自己虽然不是传教士，但也以虔诚信徒的服务精神，按照英美中学的教育程度和教学方法来设立学校。这批辅仁中学的教员，对我的训练虽然只有两年半(从高一到高三上学期)，于我一生却具有极大影响。
从大学教育到中学教育，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深远。医药与教育方面，都是传教士注目的地方。1937年，美国医药援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成立，这批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基本上都是来华传教士。他们回到美国，鼓吹在抗日战争期间要帮助中国，捐助中国医药、设备和医生。在中国被封锁、极端困难的时候，一飞机一飞机的美国援华物资，经由“驼峰航线”进入中国。这里包括刚刚发明的青霉素，正式出厂后的第一批就被运输到中国，对中国的伤兵有极大的帮助。
直到今天，我们也应该感激他们。很多传教士留在中国，在此终老；很多传教士以中国为故乡，他们说“我的家乡在中国”；很多传教士在抗战期间保护中国的儿童，保护中国的伤兵，保护中国的逃难者。以南京大屠杀而论，金陵女子大学被划作“保护区”，成千上万中国妇女逃进去得到救助，避免了被日本人蹂躏。
如此种种，令我们感慨丛生。但是，我们也有纠葛。美国对华贸易之中，几乎永远是美国出超，中国入超。而且非常遗憾的是，早期的鸦片贸易中，美国一样扮演了可耻的角色：论输送到中国的鸦片数量，美国不见得比英国少——英美两国，是最大的鸦片贸易商人。
1945年1月，第一支中国运输车队驶过滇缅公路。（视觉中国/图）
中美之间复杂的恩怨
中美之间更大的恩怨，是在战争中间出现。第一次美国介入中国的战争，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时。当时上海租界里洋人很多，中国逃难过去的人也很多。1860年，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 Ward）领导组建了一支“洋枪队”，这批雇佣兵人数不多，非常精锐。最初是为了保卫上海租界，后来离开租界帮助李鸿章的淮军，以及湘军曾国荃的部队。
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在初期是以美国作为模式——虽然他没有认真地认识美利坚合众国开国以后内部种种的辩论和挣扎，也没有研究美国内战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后来对“三民主义”的“民权”，只是笼统地交代。可孙中山在广州开府之后，有一段最重要的挣扎，他摆脱了日本浪人“玄洋会”的影响，却又从欧洲新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获得支持，也接受了他们部分的理念。更重要者，孙中山为建设新中国而组织的第一支革命军，是以黄埔军校的名义，接受了在俄国的共产国际送来的八千支步枪。
孙中山的构想中，民生主义的原型是“耕者有其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军，包括前述“太平天国”起义者，共同具有的梦想。而在广州开府以后，与共产国际合作，使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左、右的对立，也使他的“民生主义”的内涵有了根本的改变：“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理想的改变，也使得中华民国成立的蓝图，在日后国共斗争中，不仅造成理念上的左右对立，也导致重要党员之间的对立。在他去世后，所谓“宁汉分裂”，就是因此而起。而蒋介石领导的右派，从此失去了国民党左翼的支持。
第二次美国介入中国的战争，是在抗战期间。抗战开始，中国在一个月内损失了八百架飞机，整个抗战期间损失了近三千架飞机。日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飞机，但中国没有能力制造，只能从外国买来各种型号的飞机，将其组成一支空军战斗部队。所以，中国的领空被日本人随意糟蹋。中国军队作战时，天上下来的炸弹比地上的子弹更令人无可奈何。
美国一个空中特技队员陈纳德（Claire L.Chennault），组织不怕死的美国空中健儿，以私人名义成立了一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号称“飞虎队”。他们的队员是卖命的特技飞行员，可以在飞行中的飞机上，从机舱里爬出来，到机翼上行走。他们可以在农田中起飞，可以降落在谷仓的屋顶，可以在空中翻筋斗而不掉下来，甚至可以在飞机上垂下一根绳子，在半空中荡荡秋千。
最开始，他们使用的是美国空军淘汰的飞机。“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将这支民间部队整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任少将司令。自从有了这支航空部队以后，我记得从1942年开始，我们在重庆终于可以安然睡觉。我们的部队与日本作战，在天上也有了飞机掩护。中国在抗战中，损失的飞行员以千计。慢慢地，我们的飞行员也可以驾驶与美国一样的飞机，与“飞虎队”并肩战斗。
虽然这些美国来的健儿也不是白飞：五两黄金出勤一次，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奖励十两黄金。每个人回去时，带着几十磅的黄金。要知道，那时候黄金的价值与今天不一样；但这些年轻人中，将生命留在中国大地的，为数也众多。如今估计，1942年到1945年，他们损耗了约四百个人。至于他们是为财而死，还是为义而死，我们可以不计较。
我们特别要提及的，是中美间的商业来往。上海与其他通商口岸的租界，都有许多国家的银行，其中最大的是英国和美国的“银行群”，尤其是英国的汇丰银行和美国的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美国的花旗银行参与中国财政运作最多。原因在于，中国最早懂得现代财政的财政部长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宋子文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孔祥熙则毕业于耶鲁大学，他们将全美国最重要的银行设施带到中国。所以，中国第一个中央银行是按照美国银行设计、运作，并将花旗银行当做友行，透支的时候有花旗银行做后盾。假如没有这个后盾，蒋介石的中央银行不会有信用；而中央银行是蒋介石统治中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只是依靠他的军队，而且是凭借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东方第一个国际性交易所，和华尔街、伦敦以及东京证券交易所，成为四个重要的世界金融交易点。这个运作，将中国现代财政、现代经济运作，全部卷入世界经济网。这一点很少人注意。这期间，美国榨取中国财政的时候多，帮助中国财政的时候少。但以这个制度输入中国而言，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任何第二个国家，能够整套地将自己的金融系统输入他国，而且将自己最重要的银行作为其后盾。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如此迅速地建立中国的现代政府、现代工业、民族工业、国防事业，等等，都与美国背后的金融支持分不开。
另一方面，因为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击败了清军，从中国取得4.5亿两白银赔款——当时中国人口有4.5亿，相当于每人要出一两白银作为赔款。这笔赔款史称“庚子赔款”，俄国与德国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法、英、日、美、意等国。日本将这笔赔款以及先前取得的甲午赔款，用作国内的经营建设，成为后来强占东三省，乃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最大的本钱。美国将这笔赔款部分退还中国，作为后者发展教育的专用款；随后，英、法等国分别退还了部分赔款。清华就是在它的支持下建立的。每一家新的国立大学建立时，都从“庚款”中拨出费用来支持建设——从两江师范学堂改制而来的中央大学，以及各地的国立、省立大学都是如此。一直到最后，台湾清华复校，用的还是“庚款”中很小的一笔余款。
从1909年美国退回部分“庚款”支持中国的教育，到1964年台湾清华复校，如此长的时间里，“庚款”都对中国教育持续产生作用。但倒过来讲，“庚款”是中国背负的巨大的债务。这一批外国银行团向中国放债——中国没有巨资偿付赔款，只能向世界银行团借钱支付。等到退款时，当初的借款也存在世界银行团，我们只能支取利息，而且要扣除他自己需要用的。
最后一笔“庚款”付款，是先父伯翔公以海关监督的身份，转任财政部部员时经办。1942年不平等条约解除后，他专责清理“庚款”余数以及赔偿方式。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期间，这笔债款西方人没有饶恕我们。先父那时五十岁左右，每次晚上回来，看着那一笔笔账，心里十分难过。
1941年12月7日，圣诞节前夕，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终于，因为盟国成员的身份，中国取消了所有不平等条约。这就等于解除了中国背上数十年的包袱。此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原本民间身份的“飞虎队”变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国的远征军也从腾冲走出国门，去搭救缅甸的英国军队，这支军队被编入盟国中英美联军的指挥序列。美国还派了一位代表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作为中国的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本想做中国战区总司令，指挥全中国的军队，但蒋介石不同意。此后，美国的军队介入中国的军事，也是恩恩怨怨纠缠不休。
抗战最后两年的作战，美国飞机飞越“驼峰航线”，给中国运来物资，也经由这条航线提供飞机予中国空军使用。在陆地上，还打通了印度经由缅甸通往中国的道路——史迪威公路，一车车的物资进入中国，这些都在史迪威的指挥之下。中国调用这些军队时，需要得到他的许可。中国军队在前线作战、分秒必争的时候，因为他要看作战计划，往往贻误战机——千里以外的战场，战况瞬息万变，如何提供作战计划？这使得中国最后一段作战，仍旧非常艰苦，因为旁边有人掣肘。当然，最后一次常德作战，若不是有美国军机远道运输援军赶到常德，我们挡不住日本人的长驱直入。这是抗战时期美国给予中国的很重大的帮助。
史迪威公路的中国部分，是在云南群山之中，由各地少数民族的村民用手开凿出来的。两千多部卡车，从缅甸进入中国——其实美国赠送给中国的车大概有四千辆，有一半在史迪威公路上翻车了。这些车都是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华侨青年，到缅甸投军、作为志愿者开进来的——他们没学过驾驶这种车，两千多人永远留在了山沟里。他们本想回祖国帮助抗战，却连祖国的土地都未曾踏足。
在抗战初期，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在全美各地作了五六十次讲演。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也特地在美国国会发表讲演，使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摆脱了中国劳工在美的形象。同时，美国的记者以及作家，尤其赛珍珠（Pearl S.Buck）和《时代》《生活》杂志的发行人路斯（Henry Luce，汉名路思义），不断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在苦难之中的挣扎。另一方面，中国北方在日本的战线向西推进时，八路军派往敌后的干部掌握了农村。在那些地区的美国传教士以及访华人员，后来又包括美国大使馆、领事馆的职员谢伟思（John S.Service）等人，将北方的消息传送到美国。其中，斯诺（Edgar Snow）的新闻报道，具有无可估量的影响力。
这种舆论的分歧，再加上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对抗，使得中美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段的关系与配合，发生重要的冲突。二战以后，美国紧接着出现了“麦卡锡主义”，造成美国内部左右之间的严重分裂。那一裂痕，又导致了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辩论。更进一步，美国以同样的心态，回头看二战后的欧洲。苏联的崛起与中国的国共内战，导致二战后近二十年，美国对自己领导的世界及与此相关的外交政策，都趋向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抵制和围堵。
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开始，美国莫名其妙地纠缠其中。美国派遣外交官谢伟思等人组成的“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参观延安，他们回来说：延安是未来的希望，重庆是黑暗的地方；重庆是要没落的，延安要起来；帮延安，不要帮重庆。这其间的恩恩怨怨，我们很难说。
（深圳行政学院副教授陈新华整理）
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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