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藏王守仁画像轴。
明王朝自嘉靖以后，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有人便归因于阳明心学“清谈误国”。鼎革之后，明遗民痛定思痛，反思亡国的历史教训，又认为“王学”是罪魁祸首之一，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顾炎武，他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一文中，痛斥王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致使“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张履祥、陆陇其、陆世仪、熊赐履等理学名儒均有此论，并倡议兴复程朱理学、以经世致用之学，矫正王学之弊。
明遗民钱澄之在给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的信中毫不客气地说，顾炎武极诋阳明之学，不过是拾吴江一老生之唾余而已，并无事实根据，情绪化色彩很浓。对顾氏这一说法，现代有些学者已表示质疑，笔者认为“王学亡国论”已脱离事实，是当时党争的产物。
国家博物馆藏顾炎武像。
首先，从理论上说，阳明心学并非如顾氏等所说的玄虚空寂之学，而是经世致用之学。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就批评“彼顽空虚静之徒”，“不可以治家国天下”，主张“躬行践履”，知行合一。他公开宣称自己不屑于训诂、记诵、词章之学，章句之徒“如入百戏之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王阳明自小就怀有济世之志，习学骑射，究心兵法，曾深入塞外考察地理，其知行合一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将心学运用于军事实践，据其弟子王畿《与俞虚江》一文回忆：尝问先师人称用兵如神，其中有什么秘密，师云：“我无秘术，但平生所自信者良知，凡应机对敌，只此一点灵明神感神应，一毫不为生死利害所动，所以发机慎密，敌不知其所来。在我原是本分行持，世人误以为神耳。”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四总结道：王阳明“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学术与事功互济互用，使阳明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嘉靖时期，针对朝廷全盘否定阳明学术的逆流，黄绾上疏指出，阳明学术的实质就是“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
其次，从实践上看，王门很多弟子及其信徒，都建有彪炳后世的功业。阳明收徒不以知识作为取舍的唯一标准，其门下弟子中有陶工、农夫、樵夫等，既有“赤手搏龙蛇”的侠客，也有出谋划策的谋士，还有统兵打仗的将帅。如欧阳德的弟子胡宗宪，领导浙江军民抗倭，以计擒杀大倭寇汪直、徐海等，平息两浙倭患。陕西巡抚、宣大总督翁万达是王阳明下葬时的抬棺者之一，他与阳明弟子欧阳德、罗洪先、唐顺之、王畿等友善。翁万达统理北部边防五六年，抗击蒙古俺答侵扰，战功卓著。欧阳德的弟子郭子章，万历二十六年（1598）巡抚贵州，与李化龙合力剿平播州杨应龙叛乱，被誉为黔中名宦之首。颜钧的学生罗汝芳，清初人攻击他“谈虚说空”，其实他早年即四处访学，考察社会。万历初年，朝廷对缅王的扩张侵略行为采取绥靖政策，据《缅略》记载，时任云南右参政的罗汝芳曾策划进围缅王莽氏，因有人向巡抚王凝进谗而功亏一篑，罗汝芳“愤恨投帻于地，大骂而罢”，此后酿成大患，缅军大举进犯云南。曾师从邹守益的李材，在广东任职时，剿灭海盗和倭寇；官云南时，击败缅甸侵略。私淑王阳明的状元罗洪先，《明史》本传称其“跃马挽弓，考图观史”，河渠、边塞、战阵和攻守等，靡不精究。“闻良知说于王畿”的会元唐顺之，《明史》本传称其“于学无所不窥”，尤重实学。他“心未尝一日忘天下国家”，直到弥留之际，犹念念不忘社稷安危，而无一语顾及私事。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嵩党羽赵文华提督江浙军务，荐顺之为南京兵部主事。顺之以国是为重，不顾声名节之玷，毅然出山。他巡师蓟镇，核实兵额，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又协助胡宗宪讨倭，泛海巡视贼情，制定攻截堵御之策，并亲自指挥取得姚家荡等大捷。抗倭名将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都曾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拔。此外，王门弟子颜钧、徐渭及受阳明心学影响的郑若曾等，都曾参佐胡宗宪幕府，以不同的方式为平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很多战功赫赫的武将也是王门弟子。如都督万表，其哲学思想得之于王畿、罗洪先、钱德洪和唐顺之。他曾亲率僧兵与倭寇大战于苏州杨泾桥，身中流矢而不下火线。俞大猷早年就服膺阳明心学，后师从唐顺之。戚继光也“私淑阳明，大阐良知”，曾入钱德洪之门，钱德洪把他推荐给胡宗宪。戚继光主张以“诚意”为工夫，“身体力行”，练兵注重“治心”。邓子龙则在未出仕前，就从罗洪先学，并终生服膺。他转战四方，屡立功勋，后来在援朝战争中，虽年近七十，犹奋勇杀敌，为国捐躯。
由此可知，明季以来，王门中人都是颇有作为之人，而反观东林党人，除忠节直臣外，治世之能臣可谓凤毛麟角。
明末面对“天崩地陷”的严峻现实，东林党人错误地归咎于王学，认为朱子学才是救世的灵丹妙药。他们批评腐儒“不通事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东林书院志·东林论学语上》)而这恰恰是东林党人的自我画像。阳明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早就指出“人伦物理”和“百姓日用”就是道，程朱之徒才是“不通事务，不谙时事”的腐儒。南宋端平二年（1234），理学大家真德秀拜参知政事，人们对他的期望很高，以为可立致太平。但真德秀上任后阿附丞相郑清之，无所作为，终不能挽救日薄西山的南宋王朝，所以元人一度取消科举与宋儒空谈误国不无关系。明初文臣之首宋濂倡导儒家之用，但他在《吴德基传》中也不得不承认，宋儒在推明儒家之道上无以复加，但终究无大有为于天下。至明中叶，由于程朱理学末流“只在注脚中讨分晓”，濒于“槁而死”的边缘。李贽在《因记往事》嘲笑迂儒“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而“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托，以为能明哲”。大学士申时行在《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中尖锐批评那些攻击王阳明的人道：“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览洽闻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沉锢久矣!”这种人可能在道德上无可挑剔，但庸劣无能，只知文死谏，武死战。东林党人把道德等同于能力，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又很难对“道德”做出公正的定义。面对外患，他们不知变通，有道德洁癖。张履祥《愿学记》说什么“阳明用兵多以诈谋取胜，儒者不为也”。大学士王锡爵一针见血指出：东林中备受尊崇的道德标杆邹元标，不过是“朴愿书生，无他奇略”。庙堂之上人才匮乏，亟待破除藩篱，不拘一格降人才。张居正早就对“迂阔俗儒”不满，呼唤“豪杰真儒”。江盈科在《古论·用人》中就说：“盖成大事，不修细谨；立大功，不胶小义。”甚至有人想在草泽中选拔人才，李贽就特别推崇海盗林道乾，钟惺在《水浒传序》中也感叹“世无李逵、吴用”，“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
除腐儒外，危害更大的是伪道学。李贽早就在《三教归儒说》中抨击伪儒“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东林党人固守门户之见，在掌握铨选之权后，“凡忤东林者，即共指为奸邪”。后来复社“挟持官府，遥执朝政”。在易代之际，不少东林党人“改节易行”，令人大跌眼镜。所以，李贽在《党籍碑》早就说：世俗之人“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魏禧《宋论上》也说：“国家之祸，不祸于小人，而祸于君子。”他们党同伐异，罔上行私，矜名搏利，不惜杀身沽名，此即张廷玉在《澄怀园语》中所说“戕父母之遗体，成国家之虐政，忠孝大节，两有所损”。所以清初有些有识之士认为明王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东林。
除党派因素外，“王学误国论”还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明季东林党与浙党相互角立，后来浙党依附阉党，更是生死相搏；而在学术上，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也势同水火，明末至清，同情东林党的人掌握了话语权，主流意识形态是程朱理学。道光年间，钱塘人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王文成公功业彪炳，卓然为一代之冠，惟以良知揭天下，稍累高明，而议者极意诋诃，至谓有明之天下不亡于流贼而亡于阳明，是何言欤！”他感慨道：“今天下皆紫阳之徒也，无怪千夫之集指矣！”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记，清初甚至像黄道周、张煌言、王翌、瞿式耜、陈子壮、张家玉等坚持反清复明的义士，也不敢自认是“从阳明学派这位母亲的怀里哺养出来”，但他们抗清动力实际上是来自阳明学派。可见有清一代，程朱势力之强大。
万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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