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风/文
原刊于《凤凰周刊》2023年第25期。
1792年，乾隆接到广东送来的一封奏章，得知“英咭唎”国王要派遣使团入京，给他这个“天朝大皇帝”补祝八十大寿。英国此前从未“入贡”，现在主动来朝，乾隆自然十分开心，当即批复同意。一年之后，英国使团的船队抵达广州，乾隆为表现怀柔远人的诚意，两次下诏给各地官员，让他们给予高规格接待，“不可意存苟简，草率从事，亦不可迹涉张皇”，总之要做到不卑不亢。
图：乾陵帝
英国方面同样做了极其充分的准备，使团正使马戛尔尼出身贵族，曾经出使俄国，在印度等地当过总督，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英国为让乾隆看到国王的“智慧和仁政”与国家的“财富和力量”，特意搜罗了一批“最新最奇特”的礼品。同时为保证中英第一次官方交往取得预期成果，英王乔治三世特别指示马戛尔尼等尽可能地遵从中国礼仪。只是有一个底线必须坚守，那就是要让中国平等地对待英国。
双方各自做了如此多努力，但要想对方正确了解自己的意图，少不了翻译人员从中充当桥梁。可惜的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际，两国想尽办法都找不到一个同时精通中英双语的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宏志所著《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即从翻译角度入手，探讨了语言障碍导致的层层误解，使得中英之间注定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效果。
两国翻译都不懂英语
先解释一下书名，“龙”向来是中国的象征，不用多说，那么“狮”呢？在西方，狮子是百兽之王，象征着王权，在英格兰国王的纹章上即绘有三只金狮，因此狮子常被用来借指英国。另外，马戛尔尼使团的旗舰也名为“狮子号”，它来自英国皇家海军，装有64门火炮，代表了最先进的海上力量。
图：《龙与狮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6月）
相比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与中国开始接触的时间较晚。1637年，英国武装船队先到达澳门，遭到葡萄牙人抵制，随后前往广州，直接向明朝政府提出通商要求，结果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明英冲突。明朝灭亡后，清朝为对付郑成功，推行海禁政策，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度断绝。
直至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英国的对华贸易才真正发展起来，并让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由生丝变为茶叶。乾隆时期，英国人只能在广州一地开展贸易，且与当地官员多有纠纷。为让清朝同意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同时改善在华商人处境，英国向中国派出了阵容豪华的马戛尔尼使团。
出乎马戛尔尼意料的是，龙与狮已经做了100多年生意，双方竟还言语不通。广州虽然有一些中国通事，但他们只会说“广州英语”，这是广州话和英语的一种混合体，其中还夹杂了葡萄牙语、印地语等；而在东印度公司也找不到懂中文的英国人。马戛尔尼只好把目光投向欧洲大陆，在意大利一个名为“中华书院”的修道院里，发现了四名中国神父。
其中，李自标被马戛尔尼说服，同意出任使团翻译。李自标在意大利学习19年，读写拉丁文没问题，因为有回国传教的准备，也没有丢下中文，问题在于他不懂英语。不过18世纪的欧洲贵族们大都掌握拉丁文，可以让李自标先把中文翻译为拉丁文，再由使团中其他人把拉丁文译为英语。只是一段书面或口头表达的英语内容，经过拉丁文、中文两次转译，难免会严重失真。
在“译员篇”，王宏志不仅梳理了使团确定翻译的过程，还说明了李自标同意参加使团的原因。我们知道，乾隆严禁中国人信教、传教，中国神父回国要冒很大风险；回国后要是为外国人服务，那更是“罪上加罪”。李自标没有像其他三名中国神父那样在澳门就脱离使团，一是因为他出身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看上去不像汉人，可以假装为外国人；二是希望借助追随使团的机会，见到皇帝和其他高级官员，向他们提出改善中国天主教徒待遇的要求。
图：沈艾娣《翻译的危险》研究了李自标等人
乾隆与他的朝廷也受困于翻译问题。当时主管对外翻译工作的机构名为“会同四译馆”，馆内人员仅仅掌握与清朝有朝贡关系的暹罗、缅甸等国语言，对欧洲语言一窍不通。所幸还有一些传教士在为清廷服务，他们有的来自法国，有的来自葡萄牙，有的来自意大利，没有一个英国人。被清廷任命为首席翻译的索德超就是一个葡萄牙人，他与李自标一样，只懂拉丁文和中文。
更致命的是，英国在海上结仇太多，如马戛尔尼的副手斯当东说的那样，“欧洲其他各国的商行对使团心存妒忌”，这意味着给清廷做翻译的索德超等传教士其实并不乐见中英两国扩大交往。王宏志研究发现，索德超等葡萄牙人“很可能提供了一些负面信息，进一步加强乾隆对英国人的戒心”。
礼品清单错漏百出
马戛尔尼使团为乾隆准备了大批礼品，王宏志在“礼品篇”详细考订了礼品的由来，以及礼单如何被翻译为中文，又怎样一再修订的。当然，最引人好奇的是乾隆对这些礼品的评价。
按照清朝过去接待藩属的惯例，朝贡使团入京面圣前，要先呈上贡品清单。马戛尔尼拒绝承认自己带来的是贡品，在他看来那都是礼品。为让乾隆充分了解这些礼品的价值，他特意把各件礼品的非同寻常之处都详细地列上了清单。
举个例子，被放在礼单第一位的天体仪最重要，也最昂贵，马戛尔尼用了500字做介绍，说明它“以精密的数学计算标明地球在天际的几个运行位置、月球以非正圆和不规则的轨迹环绕地球运行，甚至还有木星由四个卫星环绕、土星有一个光环和五个卫星”等，最后盛赞这台天体仪是“欧洲从未有过的天文科学及机械艺术的最高结合”。
图：表现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帝赠送礼物的绘画（现藏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转引自郭福祥《马戛尔尼使团送乾隆英国科技文物的近代史意义》
李自标受自身科学知识和语言能力的限制，给出的中译本完全变了味道。天体仪被翻译为“大架仔”，然后配以拉丁文音译“西音布蜡尼大利翁”，任谁看了都会一头雾水。对于其具体功能的介绍同样令人失望，比如马戛尔尼提及的木星、土星等都被简化到短短一句“日月星辰同地球”里，使“从古迄今没有如是，其巧妙甚大，其利益甚多，故于普大西洋为上顶贵器”等赞誉显得极为空洞。
乾隆对于使团带来的“贡品”原本十分期待，可在看了礼单后勃然变色。他发现马戛尔尼自称为“钦差”，所带东西叫做“礼品”，知道英国意图要与“天朝”平起平坐。加上礼单中译本写得不清不楚，艰涩难懂，与种种自夸完全不符，以至乾隆觉得使团是“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
这样一份充满“不敬”的礼单甚至不能直接归档，军机处官员受命对它做了“必要”修正，把“钦差”“礼品”替换为“贡使”“贡物”，让英国看起来与清朝其他藩属没什么不同了。
翻译问题影响了乾隆对礼品理解，使得他两次现场观赏后，依然觉得这些东西与清宫中已有的七政仪、天地球仪、望远镜、玻璃灯等别无二致，坚定了其“天朝无所不有”的信念。
失真的外交文书
如果说“礼品篇”还无关宏旨的话，那“国书篇”和“敕谕篇”研究的无论如何都是大问题了。大多数中外学者认为，乾隆看到的国书中译本就是军机处上谕档里的那一份，由索德超翻译，频繁出现“大皇帝”“万万岁”“贡使”等词，语气谦卑。王宏志多方考证后确认，马戛尔尼在来中国之前就已经准备好国书中译本（见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梵蒂冈宗座图书馆），那才是乾隆所看到的版本。
图：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
在国书里，乔治三世其实没有使用过一次“天朝”或“大皇帝”，对乾隆的称呼为“中国皇上”；同时自然地把中英平等地合称为“两国”。乾隆由此再一次清楚地看到英国的“非分之想”，决心尽快把他们请出中国。与大多数学者的一味批判不同，王宏志对乾隆不乏“同情之理解”，他认为在现代国际秩序尚未建立的18世纪末，让朝贡体系下的乾隆去接受英国的行为逻辑是不现实的。
依朝贡惯例，乾隆给英王的回信称作“敕谕”。在第一道敕谕里，乾隆对乔治三世说，你远在重洋，竟还能“倾心向化”、“叩祝万寿”，朕“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最后勉励他要“永矢恭顺”。没过多久，乾隆又发出第二道敕谕，逐条驳斥了马戛尔尼使团所提多开通商口岸、允许人员驻京等要求。乾隆可能也知道，敕谕行文过于严厉，英国人看过之后大概率恼羞成怒，出兵侵扰中国沿海地区，于是下令各处“严防海口”。王宏志认为，“防”就是乾隆对英国所持的基本态度。
颇具戏剧性的是，马戛尔尼没有对两道敕谕做出任何抗议，这是为什么呢？《龙与狮的对话》给出了答案，传教士们在把敕谕翻译为拉丁文时“淡化了原敕谕中清廷高高在上的天朝思想，把两国置于平等的位置”“把一些英国人可能觉得冒犯的话大大地淡化或更改了”。乾隆和马戛尔尼都被蒙在了鼓里，前者的传达信息没有正确发布出去，后者接收到的信息则严重失真。
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研究，一向堪称热点，尤其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何伟亚著《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都因叙事详尽、立论新颖备受推崇。王宏志不同，其研究主要聚焦在翻译方面，借助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搜集的海量资料，澄清了过去有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期间译者、译文的诸多讹误，填补了空白。
图：《停滞的帝国》
在全书最后，作者写道，“马戛尔尼使华的个案非常清晰地展示翻译在外交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从而证明翻译对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觉得这很可能放大了翻译对于此次外交活动的重要性。我们想一下，假若乾隆详细了解天体仪等礼物的用途，他就能同意与英国扩大商贸吗？如果英王看到了乾隆处处居高临下的敕谕，就会立刻与中国为敌吗？两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
诚然，为两国服务的李自标、索得超等人都算不上称职的翻译，拿出的译文往往充满错漏，且不乏有意无意的篡改，使乾隆君臣与使团成员间不能顺畅沟通，但马戛尔尼使华失败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此，东西方不同的外交理念、商业逻辑才是真正无法跨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