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百年十字路口，土耳其人有话说“经济是影响我们这一代人的最重要课题”

“今天，我们共和国度过了它的第一个世纪，正进入第二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土耳其世纪’。”当地时间10月29日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建国100周年之际发表演讲，对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和其他创建共和国的人表示感谢，同时强调了自己在20年统治期间取得的成就。

去年此时，埃尔多安和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公布了名为“土耳其世纪”的国家愿景，宣称土耳其第二个百年的目标，是要给全世界带来一场“民主、发展、和平与福利的革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外交等领域成为世界十大国家之一。

为了庆祝建国百年，土耳其民间开展了各类活动，但由于此次纪念日恰逢巴以冲突升级之际，官方活动较为低调。在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海军举行了史上最大规模阅兵，以首艘无人机航母“阿纳多卢”号为首的100艘战舰从海峡中驶过。

作为该国百年来唯一能在政治影响力上与凯末尔比肩的领导人，埃尔多安因庆祝力度不够大而遭到反对者批评。他的挑战远不止于此——2023年，土耳其连续经历了两次大地震、货币危机和选情最胶着的一次选举，为这个关键年份增加了些许不确定性。

100年前，“国父”凯末尔带领青年革命者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起土耳其共和国后，这片横跨欧亚大陆、7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动荡与和平、衰颓与发展中不断循环。如此循环背后，体现了帝国崩解后留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个国家在百年间上下求索，多次碰壁后仍在摸索自己的道路。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西南角大学城附近，一处色调昏暗的工人新村式居民楼内，21岁的詹苏·查尔拉什（Cansu Caglar）和两个女生合租着一套空间宽敞的三居室。

这栋房子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厨房的热水水龙头不太灵敏，马桶冲水时水管呜呜作响，但她们依然是周边最幸运的居民——她们和房东关系良好，房东愿意遵守政府颁布的涨租限额令，过去两年里只将房租从3000里拉（1里拉约合0.27人民币）涨至4750里拉，但在土耳其里拉贬值67%的背景下，周边同样的三居室已经涨到16000里拉。

詹苏是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METU）政治系的一名大二学生。距离开学还有两周时，她准备找一份兼职工作，开学后还得着手申请奖学金。她告诉《凤凰周刊》，父母每月会给她6000里拉的生活费，但不到月底就会用光。

为了满足日常开销——例如9.5里拉的地铁票、100里拉的番茄豆子卷和120里拉一小包的奶酪片，她需要多打一份工才行。读大学的两年间，她做过咖啡厅、酒吧的服务员和外国记者助理。只是挣外快的速度赶不上物价的涨幅。

詹苏说，每隔一段时间走进超市，价签上的数字都会发生变化。有些烟酒商店干脆不标价格，店主表示，“已经追不上涨价的速度了”。

出生于2002年的詹苏，岁数和埃尔多安掌舵土耳其的时长几乎相同。在她出生前的世纪之交，堪称土耳其的国运转折时刻——1999年和2001年土国两度深陷经济危机，恶性通货膨胀最严重时，100万里拉只能兑换1美元，大量外国资本出逃，民众怨声载道。1999年发生在西部工业地带的伊兹密特大地震，进一步重创了本就脆弱的经济。

2001年3月，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s）临危受命，出任土耳其经济部长。他从金融、汇率、法律等全方位推动经济改革，为土耳其筹得国际援助款项，稳定了经济，抑制了通货膨胀。

德尔维什完成任务后低调隐退，不久后的2002年年末，埃尔多安带领成立仅一年、主张“清廉公正、经济发展”的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次年，埃尔多安就任总理并深化私有化改革，土耳其经济的“黄金十年”由此开启。

埃尔多安的主要举措是刺激消费、大力发展基建和房地产，后者多年以后成了他向外国记者夸耀的谈资——他说，他最骄傲的政绩“是把81个省都变成了建筑工地”。

詹苏的童年在首都安卡拉度过。和其他省市一样，当时的安卡拉也是一座“工地”，市郊的闲置土地不断被开发，修建了公路、住宅和商场，城市边界越来越大。詹苏六七岁时，父母在查友卢街区（Cayyolu）购买了一间新公寓。查友卢位于安卡拉西南郊区，比詹苏如今所在的大学城距离市中心要远一些。

詹苏记得，那时街区刚刚开建，家附近一片荒芜，“我想去公园玩，要路过一大片还没建好的住宅工地，围墙上画满涂鸦。除了一家超市，周围什么都没有，连理发店都没有。住在那里，我从来都不快乐。”

此后几年间，随着住房和配套设施陆续落成，查友卢街区的生活成本水涨船高，而由于詹苏的父母在不合适的时机卖掉了房子，很快就负担不起这里的生活，只好搬去更远的地方。到了她12岁那年，一家人迁往伊斯坦布尔。

詹苏一家人不断搬离安卡拉城区的过程，也是土耳其经济高速发展的缩影。

2002年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经济逐步恢复稳定，加之德尔维什的改革初见成效，外资回归、私人投资信心恢复，以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逐渐崛起，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正发党执政的前十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达到5%，2003年至2007年甚至超过9%，人均GDP翻了近三倍。

连续多年的高增长，让国际社会对土耳其寄予厚望——2010年，英国富时集团（FTSE）将土耳其从“次要新兴国家”升级为“高级新兴国家”；英国汇丰银行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土耳其到2050年将成为全球第12大、欧洲第5大经济体。

彼时的埃尔多安提出了“土耳其即将位列全球十大经济体”的目标，也为后来的“土耳其世纪”愿景提供了底气。

然而，转折来得很快。2012年起，土耳其经济增速呈现断崖式下跌，原因不外乎周边阿拉伯国家接连爆发革命带来的外部影响，以及过于依赖外资、外债偿付负担沉重等结构性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12年到2016年间，土耳其GDP增长率仅在2.2%到4%之间浮动。2013年从伊斯坦布尔蔓延至全国的抗议活动，到2016年7月发生的未遂政变和随之而来的大范围抓捕，再到土耳其试图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却引起国内安全问题等种种事件，让许多土耳其人开始重新审视埃尔多安这位“掌舵者”的治理方式。

谈到2016年的里拉暴跌，詹苏不太说得清原因，但她能肯定的是，父母从那时起开始考虑女儿的未来。“他们意识到，土耳其的经济、生活水平乃至人权状况，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如此。”

詹苏上高中时，家人决定送她去意大利读大学——父亲从她出生起就开始存的教育基金，按照当时的汇率原本够用。但经过2018年新一轮货币和债务危机，里拉再次暴跌，让她的留学计划化为泡影。“原本8万里拉的留学费用，按照当时的欧元汇率突然涨到12万、接着变成18万……因为我们家没有聪明到把钱存成美元、欧元，我的人生就此改变了。”

再后来，成绩优异的詹苏于2021年考入中东科技大学。成立于1956年的这所高校旨在为土耳其、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培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是土耳其最顶尖的公立大学之一，每年土耳其高考排名前1000位学生中，超过三分之一会选择该校。

在她入学时，土耳其的青年失业率已经超过22%，即便今年有所下降，詹苏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就业前景。她发现，即便是法律、会计、工业设计等传统白领岗位，许多公司仍以3000-6000里拉的低薪招聘毕业生——今年7月，土耳其政府已根据通胀水平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11402里拉。

由于僧多粥少，毕业生不得不忍耐诸多有着“奴隶制氛围”的工作环境。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嘲讽、发泄，却无可奈何。

詹苏转述了一则令她印象深刻的招聘启事，是她在本地网站看到的，内容如下：“本人现有一套公寓，房租为每月7000里拉。我的母亲住在这里，请您每周照顾她6天、休息1天，照顾她的报酬为每月5000里拉。”

“这意味着，你给人照顾母亲，每月还要倒贴2000里拉。最荒谬的是，这样的启事还非常多，根本不是开玩笑。”詹苏无奈地解释说，为了摆脱“做奴隶”的命运，学生们要么需要努力考入最好的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要么加入一个主流政党并努力发展党内人脉，以便在高度政治化的私营企业里找到一份工作。

政府部门更不用提——几位参加过公立学校教师资格面试的朋友向詹苏抱怨说，他们被问及个人的宗教信仰、政治观点、民族，若不是虔诚的穆斯林或者正发党的支持者，很难通过面试。

如此残酷又充斥着裙带关系的竞争环境下，詹苏的同学们既不想进私企，也不想为政府工作，只能去欧洲继续学业。这条路被许多人走过，因而很清晰：读研、成为欧洲公民、过上更体面的生活、拥有在欧洲和土耳其自由流动的选择权。

同样的想法在年轻一代中很普遍。2019年4月23日，土耳其国家主权日与儿童节的某个活动上，一位15岁的女孩在NTV频道的直播中被问起未来计划时说，“我想去德国科隆大学学医，也许，以后我可以成为德国公民。”

这个采访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被风传，引发关于人才外流现象的争论。正发党议员耶内若奥卢（Mustafa Yeneroglu）对此表示：“如果我们的孩子对未来不再抱有希望，认为只有去德国、成为德国公民才能实现抱负，那我们这些政客需要深刻反思。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年轻人相信土耳其。”

2022年，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GIGA）的土耳其裔研究员厄兹图尔克（A. Erdi Ozturk）和塔什（Hakki Tas）在一份报告里提到了土耳其2010年以来的五波移民潮：前四波移民潮的核心群体分别是奥斯曼帝国崩解后土耳其境内的非穆斯林群体、出于经济目的前往欧洲的劳工、1980年军事政变后的寻求庇护者以及库尔德人。

第五波则集合了上述所有群体。其中，医生、工程师等高精尖人才的离开无疑带来更大影响——据土耳其医学协会统计，2012年只有59名医生离开土耳其，而在2021年前11个月，该数字达到1361名；土耳其的年度资本外流数额则从2012年的40亿美元涨到了2020年的440亿美元。

“经济是影响我们这一代人的最重要课题。”受访的土耳其年轻人均向《凤凰周刊》表达了相似看法。

在土耳其经济的结构性困境爆发后，埃尔多安采取的非正统经济学政策——持续降息、追求经济增长和出口竞争而非抑制通胀，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如今衰颓的重要原因。

2023年总统和议会大选前，埃尔多安的支持率一度落后于反对党联盟候选人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ilicdaroglu）。不满于现状的人们期待，后者当选后将扭转“埃尔多安经济学”、拯救经济颓势，进而改写他们的未来。

但克勒奇达尔奥卢和反对党联盟在5月28日的二次投票后最终落败。埃尔多安以52.18%的支持率击败对手，他和正发党像2002年、2007年、2011年、2015年和2018年一样掌握了局面，继续向前。

一些人觉得这一结果出乎意料，但打开土耳其总统大选支持率版图，这个国家的政治分野一目了然：

支持反对党候选人的地区，包括土耳其最繁华的大都市伊斯坦布尔和它周围靠近地中海与欧洲的西部地区，首都安卡拉和邻省艾斯基谢希尔（Eskisehir），克勒奇达尔奥卢的老家、少数教派阿列维派的聚居地通杰利省（Tunceli）以及东部库尔德地区。

除此之外则是大片支持埃尔多安的地区，包括黑海南岸的保守地区、安纳托利亚高原一带，还有1939年才并入土耳其、主体人口是阿拉伯人的哈塔伊省（Hatay）。这意味着，相比于困扰年轻人的经济问题，地区发展水平、世俗还是保守、土耳其/库尔德人和逊尼派/阿列维派的身份政治，更能在土耳其人中划分出阵营。

2023年2月土耳其南部发生大地震后，外界一度以为严重的灾情和迟缓的救援会改写南部省份的选情，因为保守、落后的安纳托利亚南部一直以来都是正发党的票仓。

然而，灾区11个省份的选举结果显示，除了阿达纳省（Adana）以外，其余10个省份依然投给了埃尔多安。

对于这一现象，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向《凤凰周刊》解读说，反对党的失败，除了克勒奇达尔奥卢个人魅力不足、反对党联盟的六个党派未能在执政风格和路线上达成一致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作为“国父”凯末尔创立的老牌政党，其自建国以来推行的激进世俗化改革，从今天回望，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土耳其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雪》中，描述了1990年代末期发生在东部城市卡尔斯（Kars）的一出名为《祖国还是头巾》的戏剧（实际是一次军事政变），折射出凯末尔推行世俗化改革70余年后，土耳其社会对伊斯兰教的复杂心态和一触即发的张力。

小说中的土耳其世俗政府禁止女生在大学里佩戴伊斯兰头巾，而当地的保守女性为了维护戴头巾上学的权利甚至不惜自杀，严格实施政策的大学校长也无端惨死。

《雪》的灵感来自土耳其东部城市巴特曼（Batman）上世纪90年代频繁发生的妇女自杀事件。现实生活中，保守价值观和世俗生活的冲突未必都以生命为代价，却十分普遍。

资深国际记者、作家周轶君在《走出中东》里记录了2013年大选前一个土耳其家庭内部围绕世俗化政策的争论。故事中的姨妈来自该国东南部宗教氛围浓厚的城市尚勒乌尔法（Sanlurfa），曾因大学不允许女性戴头巾进入而放弃学业。埃尔多安于2013年推翻了这项从建国开始推行、1997年后严格执行的禁令，姨妈感慨生不逢时，否则命运早已改变。

有评论认为，正因为埃尔多安，一些宗教保守的女性才能获得接受教育和参与公共生活的门票，否则她们只能被禁锢在家里，早早结婚生子——如今土耳其大学里戴头巾的女生和街上戴头巾的女警都是有力证明。

作为伊斯兰教象征的头巾，在女性头上摘了又戴，背后是土耳其建立共和国百年来“国家应往何处去”的路线挣扎。

一百年前，凯末尔立志将土耳其打造成一个完全现代化、世俗化的共和国。1926年，土耳其借鉴瑞士《民法典》和意大利《刑法典》，切断了国家与伊斯兰法的联系，公共教育体系与宗教完全分离，宗教学校也在1924年被关闭。

然而，土耳其著名经济史学家谢夫凯特·帕慕克（Sevket Pamuk）在著作《失衡的世纪》中写道，虽然20世纪土耳其的识字率和受教育率迅猛提高，女性、库尔德人和乡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长年来落后于平均水平，土耳其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存在极大不平衡。换言之，世俗化改革没能触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加上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强制推行的，一旦力松劲泄很快会招致反弹。

为了在保守势力强大的土耳其推行改革，“国父”凯末尔自1925年起建立了一党专制的威权政治体系，1945年后才逐渐向多党民主制度过渡。

1961年新宪法颁布后，土耳其一度迎来共和国史上政治最自由的时期。也是从那时起，土耳其社会形成了不同阶层，如工业资产阶级、小实业家、商人、农村名流和地主，分别创建了各自的利益团体。冷战期间全球左翼思潮涌入土耳其，催生了各类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与此同时，反共右翼团体、与中亚国家纽带深厚的极端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团体，以及政治伊斯兰组织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使土耳其社会出现了碎片化的政治集团。

到了1970年代末，左翼与右翼武装分子在各地展开暴力活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都发生过屠杀事件。1978年，该国南部的卡赫拉曼马拉什（Kahramanmaras）更是发生了导致100多名阿列维派库尔德人死亡的大屠杀。

现年62岁的土耳其政治咨询顾问阿提拉·耶希尔拉达（Dr. Atilla Yesilada），依然记得1979年政治暴力高峰时期的景象。

“那时候，几乎每天都能死上30人。”阿提拉向《凤凰周刊》回忆说，他当时就读的是一所奥地利中学，但在左翼人士眼里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象征，一天学校发现了一颗武装分子放置的炸弹，虽然后来炸弹威胁被解除，却依然给他留下非常灰暗的记忆。

“由于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美国地中海舰队士兵每次来伊斯坦布尔，都会有左翼人士朝他们扔鸡蛋。而我呢，虽然不参加两派的斗争，却也被警察拘留了好几次。”阿提拉说。

为了镇压暴力行为，军人再次登上历史舞台。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发生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政变，随后宣布军事戒严。阿提拉回忆，戒严和政治暴力几乎一样恐怖，“坐公交车出门，军人会拦停车子，让所有人下车搜身，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会被拦停两次，每天如此。”

无法忍受戒严生活的阿提拉，在拿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土耳其，直到11年后才回来。在他看来，军事政变虽然消灭了“政治暴力时期的所有问题分子”，但也再度催生了今日社会中酝酿的政治伊斯兰主义。

对此，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教授刘义曾撰文指出，为了遏制左翼思潮的发展，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和1983年当选总理的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Ozal）采取了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厄扎尔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动了宗教保守的东南部地区中小企业的经济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力量的提升。

1996年，信奉伊斯兰主义的福利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领袖埃尔巴坎（Erbakan）组建联合政府后，不到一年就因被指“违反政教分离政策”而遭遇军事政变，随后下台。

对于土耳其总在左倾和右倾、东方和西方之间剧烈摇摆的心态，土耳其作家哈坎·甘迪（Hakan Gunday）有过精妙解读：“土耳其好像一个得了贪食症的忧郁少女，每次照东方的那面镜子，都觉得自己肥胖过度，但照西方那面镜子，又觉得自己瘦骨嶙峋。她不停地吃了二十年，都没有停下来喘口气，因此变得满身肥肉，后来又满心愧疚，便吐了二十年，直到喉咙开始流血，于是又开始吃。”

奥斯曼帝国时期，该国领土被平分为“鲁米利亚”（欧洲）和“安纳托利亚”（亚洲）两部分，伊斯坦布尔是连接两片大陆的拱门。这里曾被拿破仑称为“世界首都”，居住着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俄罗斯人、摩尔多瓦人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

土耳其建国后大力发展工业化，上千万人从周边城镇和农村来到伊斯坦布尔，给这座繁忙、拥挤、光怪陆离的大都市融入了安纳托利亚的色彩。阿提拉的家庭，则代表了伊斯坦布尔的另一面。

阿提拉1951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分别来自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塞浦路斯、土耳其高加索地区和库尔德地区，他们经历了奥斯曼帝国崩解的时代，亲戚们曾被新生国家之间的边境线所阻隔。

阿提拉记得很清楚，1974年7月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并成功占领约三分之一个岛屿时，他的家人欢呼雀跃，“我知道岛上的希腊人肯定有另一番说法，但对我的亲戚来说，他们终于可以从塞浦路斯来土耳其和我们团聚了。”

从奥斯曼废墟上建立的土耳其不再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但仍继承了帝国时期“马赛克式”的民族和宗教遗产。然而，共和国成立后的数次政治暴力浪潮，却在有意无意间推动土耳其成为凯末尔所期望建立的、在民族和宗教上具有高度同一性的民族国家。

对阿提拉来说，“土耳其化”指的是少年时期目睹的希腊人出逃。那时，他和家人住在伊斯坦布尔亚洲一侧的卡德科伊街区（Kadikoy），那里原有不少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但经过1950-1960年代针对希腊人的歧视和屠杀，他的希腊邻居几乎全消失了。

阿提拉所指的事件，包括1955年9月伊斯坦布尔独立大街发生的反希腊人骚乱，大量希腊人的房产被打砸和烧毁，导致几十人死亡、数百人被强奸、超过1000人受伤，此后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开始外逃。1964至1965年间，土耳其政府还通过否定公民身份等措施，强制驱逐了数万名希腊人。

对出生于东部城市卡尔斯的库尔图鲁什·巴斯蒂马尔（Kurtulus Bastimar）来说，作为“90后”的他经历的是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延宕百年、至今未能解决的冲突。

库尔图鲁什的祖辈是来自现亚美尼亚的库尔德人。他告诉《凤凰周刊》，从小他就听到家人谈论1978年开始的土耳其-库尔德战争，听闻库尔德农民被驱逐出自己的村庄，目睹长辈因同化政策而不再说本民族语言，这让他开始思考，“高度同一性的土耳其意味着什么”。

“奥斯曼时期，我们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和平共处了几百年，土耳其建国前的独立战争期间，我们也一同浴血奋战，我不希望政府因为我们说不同语言、来自不同背景就分化我们、不尊重我们。无论民族、宗教和语言，我们应该和平友爱地生活在一起。”

距离卡尔斯100公里之外，是人口仅有10万的小城阿勒（Agri）。埃兰（Eren）的父亲是当地库尔德人，母亲出生于伊斯坦布尔、家族来自黑海地区的里泽省（Rize），因此，埃兰从小就知道，土耳其是由极为不同的人组成的。

成千上万个土耳其家庭的底色，都是这样的异质与融合。目前在荷兰留学的埃兰告诉《凤凰周刊》，自己的母亲和埃尔多安是同乡，因此那一边的亲戚都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父亲则和许多库尔德选民一样支持左翼的人民民主党（HDP）。埃兰记得，家人聚在一起时，事关库尔德问题的讨论总会引起争吵。

埃兰的父亲是一名考古学家，曾在东部凡省（Van）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址从事考古挖掘多年。2016年11月，土耳其政府向该省省会凡城指派了一位市长，同时罢免了原本隶属于人民民主党的前市长。

仅仅因为在推特上转发了前市长发布的有关考古挖掘工程启动的推文，埃兰的父亲被伊斯坦布尔大学停职数年。学校从未说明原因，父亲猜测是因为他经常公开谈论政治，又是库尔德人。

“每当我外婆说，他（埃尔多安）没做错什么呀，他帮助人民过上了好的生活。我父亲就会反驳说，你什么意思？是他让我丢了工作！这样的争论往往以沉默告终，有时候我父亲则会被气得离席。”埃兰说。

目睹过家中争吵的埃兰，早就对土耳其日益极化的风向感到疲惫。上大学后，她发现连自己学习的政治学理论也根本无法解释土耳其政坛的乱象。她觉得，和与自己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和平相处，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奈飞公司2020年11月播出的电视剧《另类》（Bir Baskadir），成为展现土耳其割裂社会的万花筒。该剧刚开始在土耳其流媒体上映，就受到热捧。剧中人物包含了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世俗派和保守教徒、明星与观众、大男子主义和同性恋……几乎每个角色都不快乐，都因无法理解他人而屡次感到精神崩溃。然而，看似活在平行世界的人们，生活却彼此相连。

2023年2月，在地震灾区加济安泰普（Gaziantep）做志愿者工作时，詹苏在一户灾民家受到了热情招待。“他们支持埃尔多安，而且是非常虔诚保守的穆斯林。我不信教，但我喜欢他们，也愿意和他们做邻居。听别人谈论信仰和宗教生活方式不会困扰到我，因为这是土耳其文化的一部分。”

数年前第一次听说埃尔多安将取消头巾禁令时，詹苏曾赞同他的做法，但直到戴头巾的女性越来越多，一些人开始指责不戴头巾的世俗女性。反过来，她也不喜欢世俗派人士对保守女性的指指点点。她认为，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应该去理解这个国家与自己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同的人。

同样地，她也能理解那些因为极度失望而选择远走欧美的同龄人。“美国和欧洲的年轻人可以不认识他们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的生活没那么多压力，他们思考的是下个暑假的计划，和朋友去哪里玩。但在土耳其，几乎每个人都懂点政治、懂点经济，但普通人明明可以不了解这些，不是吗？他们本来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和家人去旅行，而不是把每天的生活过成一场‘战斗’。”詹苏说。

对另一些人来说，“战斗”却是他们的使命。在大学学习了两年医学后，库尔图鲁什决定转学前往荷兰学习法律，毕业后回国当一名人权律师，为因宗教、语言和民族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胞辩护。他不太赞同那些“一走了之”的人。他表示，自己不是没有机会去欧洲生活，“但如果你爱你的国家，愿意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就会留在漩涡的中心，为它们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