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镇疆 高晓军：叔虞方鼎与西周初期的唐晋因革

叔虞方鼎是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M114晋侯墓的著名青铜器，李伯谦最早指出铭文中的“叔夨”就是周成王之弟、晋始封之君唐叔虞，由于牵涉晋国早期历史，遂引起广泛关注。经过多年研究，学者对铭文断读、“夨”与“虞”文字学上的关联等已取得相当共识。对于方鼎主人身分这一问题，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叔夨”就是文献记载的周成王之弟唐叔虞，而且从文字上看，“叔夨”确实可以读为“叔虞”，但是此“叔虞”是否成王之弟唐叔虞，仍有值得商榷之处。黄盛璋认为叔夨应是唐叔虞之子晋侯燮父；饶宗颐、吴毅强等对叔夨即叔虞之说并不认同，或持存疑态度。笔者认为，从文献记载、铭文措词及辞气看，器主“叔夨”并非成王之弟，而应该是商周之际古唐国的末代君主，与周人灭唐后新封之唐有别。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商周之际的唐晋因革。

晋国始封君是成王之弟唐叔虞，学者围绕“叔夨”身分的探究，基本上都对应这位唐叔虞。其实，《左传》中还记录了另一位唐叔虞，尚未引起学界充分注意。子产在回答叔向有关晋侯之疾的请教时说道：

上文中出现两个“唐叔虞”：一是“唐人”“季世”之“唐叔虞”，另一个是邑姜之子、成王之弟、晋国之祖“唐叔虞”。需要注意的是，有关后一个“唐叔虞”命名与降生的描述颇具神话色彩。相对而言，前一个“唐叔虞”则言之凿凿，无怪诞痕迹。服虔认为两个“唐叔虞”是同一人，所谓“其季世曰唐叔虞”就是邑姜之子。问题是，一个是唐人之“季世”，一个是晋国之始祖，族姓既异，时序有差，怎么能率尔牵合呢？那么是否由于叔虞封唐时犹称“唐”，此后迁都晋水才改称“晋”，如此一来，成王之弟叔虞也算唐国之“季世”。然而，这与文中明确提到的唐人季世之“唐叔虞”还曾“服事夏、商”之事就扞格不通：成王弟已入周，怎么还能“服事夏、商”？杜预注：“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正义》曰：“明季世是唐人之末世，叔虞即唐人之末君矣。邑姜之子叔虞，乃是晋之始祖，岂得以后世始封之君，谓之前代之末世也？”杨伯峻也说：“此唐叔虞，乃唐国末期之君，服事殷商者也。”他们都肯定“唐叔虞”是古唐国之末君，是正确的。不过，前人对两个“唐叔虞”的关系则始终没有解释清楚。

其实，细绎《左传》文义，两个“唐叔虞”绝非重名巧合。“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说明作为成王弟的“唐叔虞”，其名字明显是“移植”、采借唐国末君的结果。《正义》综合服虔、杜预之说：“帝命邑姜之子曰虞者，将以唐国与之，取唐君之名以为名耳。”当然，《正义》对邑姜之子为何要取唐君之名并没有详细解释，且唐人末世之君亦名“唐叔虞”之说仅此一见，而且还混杂在更有名的晋之始祖“唐叔虞”的得名传说中，遂致隐而不彰。此前学者在讨论叔虞方鼎时，几乎一边倒地指其为晋之始祖“唐叔虞”，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据笔者所见，似乎只有饶宗颐注意到两个“唐叔虞”问题。饶氏认为，“叔虞受封，被称为唐叔虞。是时初灭唐而封，仍被唐叔之名”，但他并未将唐国末代君主“唐叔虞”与此鼎铭联系起来。

考诸历史，胜利者继承灭国之君的名字，属于上古时代以获纪功的传统，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鲁国的叔孙得臣，《左传》文公十一年：

长狄首领被俘杀后，所谓“以命宣伯”，就是其子叔孙宣伯即叔孙侨如得名之由，杜预注“因名宣伯曰侨如，以旌其功”，既说明“叔孙侨如”之名的“移植”特征，也提示其为典型的纪功方式。而且，从《左传》襄公三十年的记载看，叔孙得臣所获还不止于此：

是岁也，狄伐鲁。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

由上可知，叔孙得臣此次所获狄之首领还有名“虺”、“豹”者，他们的名字同样被叔孙得臣用来命名自己的两个儿子（即叔孙虺、叔孙豹）。《正义》：“此三子未必同年而生，或生讫待事，或事后始生，欲以章己功，取彼名而名之也。”“生讫待事”只是孔颖达的一种推测，叔孙得臣三子也可能因纪功而改名。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到时代更早，而且正是来自晋国的例子：

上文所谓晋武公伐夷，杀夷地之君名诡诸者，夷地后来即归于晋，见《左传》文公六年：“晋蒐于夷。”值得注意的是，晋武公之子晋献公也名“诡诸”。《春秋经》僖公九年载“甲戌，晋侯佹诸卒”，晋侯佹诸正是晋献公；“佹诸”，《公羊传》《穀梁传》《史记·晋世家》俱作“诡诸”，与夷地之“诡诸”正同。晋献公“诡诸”与夷地之君“诡诸”同名，恐怕不是巧合，很可能即晋武公伐灭夷，杀夷地之君“诡诸”，遂以“诡诸”命名其子。晋献公元年（前676），献公与虢公“朝王”，又与虢公、郑伯等“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此时距其父伐灭夷（前678）只晚两年，如果献公生后不久恰赶上灭夷之事而得名，则他参与上述政治活动时只有两三岁，似不合理。所以，晋献公或许另有原名，因其父为纪念灭夷之功而改名“诡诸”。由于史料阙如，此中细节虽不能质言，但对于思考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得名过程，不无参考价值。

由《左传》“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一句，可以推测灭唐和“大叔”得名“唐叔虞”可能都发生在成王时期，而且唐之末君“唐叔虞”同样生活在成王时期。学者从叔虞方鼎的器形、纹饰等，判断其为西周早期铜器，与两位“唐叔虞”生活年代吻合。由此而论，叔虞方鼎的器主就出现两种可能：唐之末君“唐叔虞”或成王之弟“唐叔虞”。目前学界几乎一边倒地倾向第二种，对第一种则全无讨论。但笔者认为其实叔虞方鼎器主为唐人末君的可能性更大，下文拟对此试加论证。

为讨论方便，笔者先将叔虞方鼎铭文抄录于下：

铭文大致意思是，周王在成周举行祭祀典礼时，叔虞参与其中；典礼结束后王以裳衣、车马、贝卅朋慰劳“厥士”唐叔虞；叔虞铸鼎纪念，鸣谢周王。铭文中“王乎殷厥士（觞）叔虞”、“扬王光厥士”均涉“厥士”。成王与大叔系同宗兄弟，而成王以“厥士”称之，显得有些“见外”。张懋镕就从铭文辞气角度提出两个疑问：其一，成王剪桐叶为圭以封叔虞一事，表明兄弟之间情同手足，在西周金文麦尊、应侯钟铭中，周王给予邢侯、应侯以特殊礼遇，然而在叔虞方鼎铭中感受不到这种氛围。其二，叔虞方鼎铭谈到周王“殷厥士”，铭末又言叔虞感谢周王的赏赐，“扬王光厥士”，似乎叔虞仅止于一个朝臣，“体味不出一国封君的情素”。张懋镕的质疑有理。顺此思路，笔者拟结合对铭文“厥士”内涵的分析，进一步考察铭文中“唐叔虞”的真实身分。

周人讲宗法血缘，极重兄弟甥舅之亲情，所谓“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扞御侮者，莫如亲亲”，“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即便在严肃、程式化的册命文献中也每每透出亲情之殷。如周初封卫之《康诰》中周公对康叔言：“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晋文侯仇获封之《文侯之命》，周王屡称“父义和”，而且“归视尔师，宁尔邦”同样体现叮咛之殷。《逸周书·度邑》中武王对周公说，“旦，汝维朕达弟”、“乃今我兄弟相后”，兄弟间之亲情及叮咛之殷均一望可知。清华简《摄命》记载，周王册命“王子”伯摄，不但直呼其名“摄”，且屡称“汝……汝……”或“汝唯冲子小子”，同样可见耳提面命、谆谆叮咛之殷切。西周铜器铭文中也有类似例证：

“臣父荣”的称呼体现出器主为王之“臣”，“父荣”又说明他是时王的父辈。也就是说，“父荣”“臣”则“臣”矣，但血缘上又是时王的长辈，所以又称“父”。虢季子白盘铭文中，周王径称子白为“伯父”。《鲁颂·閟宫》讲周之封鲁“王曰叔父，建尔元子”，“叔父”之亲情意味亦浓。豦簋铭文中的豦乃“公伯”下属，所以称“臣”，但他又是“公伯”之弟，所以“臣”后又标“弟”。

反观叔虞方鼎，如果铭文中的叔虞确是成王之弟，最接近的例子就是豦簋铭文中“公伯”对豦的称呼，方鼎铭文中对此应有所反映。或者类似虢季子白盘铭文，“臣”可以省略，但总该出现标示血缘之亲的文辞。然而，叔虞方鼎却看不出这种氛围，其仅以“厥士”表示叔虞与时王关系——“王乎殷厥士唐叔虞”、“其万年扬王光厥士”，全然没有手足之亲的气氛。当然，有人可能会觉得成王与叔虞虽系兄弟，但分属君臣，正式场合可能也需要“一本正经”，所以类似“厥士”这样的“生分”词似乎也很自然。但即便如此，标示血缘关系的亲称仍是必要的，尤其不应该出现父称其子或兄称其弟为“厥士”的怪异现象。刘宗汉认为，“厥士”多为“职位卑微之群臣”或“低级臣工”，虽然姬姓贵族亦可称“士”，但“厥士”的称谓似乎过于“平淡”正如张懋镕所言，“仅止于一个朝臣”，这与宗法血亲上唐叔虞乃成王之弟的身分明，显无法契合。

我们还可以举出与叔虞方鼎铭文“厥士”比较接近的辞例，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与麦方尊乃同人所作之麦盉、麦方彝（西周早期）铭文云：

两相对比，颇可见上述两铭文互有简省，如麦盉之“邢侯”即麦方彝之“辟邢侯”；麦方彝的“光厥正事”即麦盉的“光厥事麦”。学者大多把“事”读为“吏”，以“厥事”或“厥正事”与器主“麦”为同位语关系。其实，“事”当读为“士”。早期文献中“事”与“士”常相通用，传世文献中“卿士”，在金文中多作“卿事”，即是显例。训匜（《集成》10285，西周中期）铭文有“事曶”，克钟（《集成》204—206，西周晚期）铭文有“士曶”，学者多认为二者实系一人，而一作“事曶”，一作“士曶”，亦是“事”与“士”通用之例。《周颂·敬之》“陟降其士”，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士”作“事”，揆诸上下文，“事”明显指人，宜读为“士”。《尚书·酒诰》“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传统经师多读“事”如本字，于省吾参酌彝铭认为“有事”即“有士”，“有事犹诸侯之称有国有邦也”。《酒诰》尚有“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亦以庶“士”与“有正”并举。西周中期的伯绅簋铭文“其用饮正、御事、倗友、尹人”，“饮”的宾语有“正”和“御事”，而“御事”又可作“御士”。其他如清华简《系年》“卿（士）、诸正”，亦以“正”与“（士）”对举。著名的利簋（《集成》4131，西周早期）铭文，“有事利”也当读为“有士利”与《酒诰》之“有事（士）”可以互证。《洛诰》又有“庶有事”，传统多读“事，”为本字，以“有事”为祭祀之事。其实，此“事”也当读为“士”，“庶有事（士）”系周公呼众官之语。《酒诰》以“有正”、“有事（士）”连称，亦可证麦方彝的“正事（士）”不过是简略的同义复指。如此，则麦盉的“厥事麦”实即“厥士麦”。同理，濒事鬲（《集成》643）“姒休锡厥濒事贝”中“厥濒事”也当是“厥事（士）”的繁构，用以指称“姒”的臣属。麦器中，无论是“厥事（士）麦”还是“厥正事（士）”均当是器主麦的自称。如此，“厥事（士）麦”就与叔虞方鼎“厥士觞（唐）叔虞”的构词格式完全一致：“厥士”与器主麦乃同位语关系。同理，利簋“有事（士）利”，“有事（士）”与“利”的关系亦同。周原甲骨H31：2有辞云，“其执，眔厥事”，这是讲抓获对方的俘虏称“厥事”，明显指人，参考前揭《逸周书·世俘》的“殷俘王士”，其中“眔厥事”之“厥事”明显也应该读为“厥士”。麦盉铭文“邢侯光厥事（士）麦”意思是说邢侯对“厥事（士）麦”进行光宠、赏赐，叔虞方鼎铭文最后说要万年颂扬“王光厥士”，意思相类。只不过就铭文体式来说，麦盉铭文是先说邢侯对麦有所光宠，再讲具体赏赐；而叔虞方鼎铭文则是先陈述具体赏赐，再表达“其万年扬王光厥士”。由前述麦尊铭文来看，麦的身分是“作册”，而“作册”一职西周早期多由殷遗充任，明属异姓，其“厥事（士）麦”之称对我们反思叔虞方鼎“厥士觞（唐）叔虞”的身分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参照。

这种以异族的“他者”身分服事于人者称“士”，还有一个侧面证据。晚近公布的封子楚簠，其铭文称：

封子楚本系郑国人，且为公室之后，但仕于楚国后自称“楚王之士”。封子楚客仕于楚，与唐人末君服于周的历史委曲极为相类。而且，细味封子楚“楚王之士”的自称，其实也不乏谦恭、辞令之意涵（与前述刘宗汉指“厥士”为“低级臣工”亦相合），意谓封子楚也可以像“虎臣”、“爪士”那样为楚王前驱、披坚执锐，而叔虞方鼎两例“厥士”从语法上讲同样不乏谦恭之意。封子楚簠虽属春秋晚期，但考虑到铜器铭文用词典雅且多依故例，其对于佐证叔虞方鼎铭“厥士”的异族身分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实，由于“士”可以用为男子通称。从语法上讲，本有“他称”功能的“士”前又加第三人称代词“厥”，则“厥士”之称的“他者”意味更为显豁。清华简《四告一》：“士弟男，（允）厥元良，以傅辅王身，咸作左右爪牙。”此处也是讲遴选堪作王之“左右爪牙”的武力宿卫之臣，其中的“（允）厥元良”，“元良”犹多友鼎的“元士”，而“元良”前亦有领格代词“厥”，揆诸《四告一》上下文，此“厥”显然即包括前文的“士”。前举荣簋说“王休赐厥臣父荣”，豦簋云“赐厥臣弟豦丼五量（粮）”，相侯簋（《集成》4136，西周早期，器名当定为“殳簋”）也有“相侯休于厥臣殳”，蚋鼎（《集成》2765）亦载“休朕皇君弗忘厥宝臣”，器主俱为王（侯）之“臣”，而自称多以“厥”领起，然则“厥臣”、“厥士”云云者，其领起代词“厥”又有标示依附、隶属关系的功能。封子楚簠虽未见“厥士”，但“楚王之士”同样显示封子楚依附和隶属于楚王。叔虞方鼎铭文两见的“厥士”，显示器主与王的依附和隶属关系，性质与“厥虎臣”、“厥元良”以及“楚王之士”均似，尤其是未见兄弟关系的亲称，器主叔虞止于一介之“士”，其身分自可想见。朱凤瀚又指出，金文中“所殷者”多为殷遗民、贵族，亦属周人眼中的“他者”。《尚书·多方》之“有方多士”（与“殷多士”并举）一称，即指异族方国人士，叔虞方鼎器主自称“厥士”，其地又属“觞（唐）”，恰与“有方多士”身分相合，这些证据说明器主叔虞作为异族君长要明显较成王之弟更为合理。

上文我们论证叔虞方鼎器主当为唐国末君这样的异族君长，而非成王之弟，其中对于器铭“厥士”考察是个重要关节。异族君长服务于周，反映了周初相对开放的用人之策，当然也可能是权宜之计。与铭文“厥士”相应，周初状人才之众，屡言“济济多士”，亦涉“士”。陈英杰曾提及铭文中叔虞与成王之弟的身分存在矛盾，可能源于我们对彼时“士”的认识还有未尽处。下面拟通过对西周“士”称的进一步讨论来揭示这一问题。

说到西周的用人之策，就不能不提到文王。文王善用人，故能兴周，《大戴礼记》甚至以《文王官人》名篇，而文王善用之人，即往往以“士”称。如《诗经·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左传》成公二年载楚国令尹子重引《诗经·大雅·文王》诗后云“夫文王犹用众”，所谓“用众”正对应“多士”。且揆诸《诗经·大雅·文王》一诗上下文，文王“济济多士”之盛，其中既有“文王孙子”（姬姓贵族），也有“凡周之士”（明显是泛全之称），当然也有出身异族的“殷士（肤敏）”，说明这里的“多士”实可兼包姬姓与异族，与前举《尚书》中狭义的“殷多士”或“庶士”（“庶”即“多”）微有不同。与《诗经·大雅·文王》这种兼包姬姓与异族的“多士”相应，晋国的胥臣亦曾对文王用人“盛况”有过总结：

这里出现的文王良臣可与清华简《良臣》互参。《良臣》提到文王良臣包括闳夭、泰颠、散宜生、南宫适、南宫夭、芮伯、伯适、师尚父、虢叔。《尚书·君奭》则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总结三篇文献可以发现，文王之“多士”既有姬姓世家大族如虢氏、南宫，又有异姓的辛、尹、师尚父，还有出身“罝罔”的低贱人士，如闳夭、泰颠等，这种广泛性正与《诗经·大雅·文王》篇同。当然，文王用人虽亦不乏姬姓大族，但“多士”、“用众”云云者，其实主要强调的是文王用人连那些异族甚或低贱人士都不遗弃。笔者曾论及西周用人同样也是“尚贤”的，但当时的“尚贤”主要指任用那些异族或低贱人士。文王兴周既然“多士”与有功焉，而这些“多士”又特别强调“四方之贤”，即出身异族或低贱阶层的人士，对我们理解西周尤其是《尚书》《诗经》中的“士”称无疑是很好的参照。

《尚书》中“士”称最为集中的要属《多士》一篇，或径称“多士”，或称“殷多士”，或称“殷遗多士”，或称“商王士”，《多方》篇又以“有方多士”和“殷多士”并举。学者谓“有方多士”指殷商时异姓方国贵族，而“殷多士”则指与殷商王室有血缘关系的贵族。无论如何，他们都可称“士”，事实上都是指殷遗服务于周室者，此与上举《诗经·大雅·文王》之“多士”多有出身异族者相合。《大诰》《酒诰》等篇还有“庶士”一词，我们且看它的出场背景：

“庶士”总是出现在“友邦”或“庶邦”之后，明显也应该是“庶邦”即异族的“庶士”，就像《召诰》篇比较多见的“庶殷”。值得注意的是，《大诰》还有一例云“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与上述诸例对比，“多士”显然就对应上述“庶士”，我们既从本篇文例判断“庶士”应属异族，又与“多士”在前举《多士》《多方》篇所指人群相合。“多士”或“庶士”的这种异族出身，也是我们考察叔虞方鼎“厥士”的重要参照。

另外，“济济多士”除见于《诗经·大雅·文王》，又见于《诗经·鲁颂·泮水》：“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讻，在泮献功。”这是讲鲁国的“多士”英武勇猛、多有战功，说明除可兼包异族，“多士”的角色还有另一面，即武力宿卫之“士”。如多友鼎（《集成》2835，西周晚期）的“元士”：“（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礼记·王制》亦有所谓“天子之元士”之说），“元士”同样是为王前驱，敏有戎功的。还有《康王之诰》的“熊罴之士”：“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或者《秦誓》的“良士”：“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又或者清华简《耆夜》的“士”：“士奋刃，殹民之秀。方壮方武，克燮仇雠”；又或者清华简《四告一》的“士”：“（绎）士弟男，（允）厥元良，以傅辅王身，咸作左右爪牙”。又近出曾侯與编钟：“（吾）以及大夫，匽乐爰乡，士备（服）御”，其中“士”之“”尽管学者释读歧见纷纭,但考虑到“士”是为“备（服）御”的，窃以为可能与文献中“御士”相当，《左传》多见此称，亦多为武力宿卫之人。《左传》文公十四年记图谋篡位的齐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所聚之“士”也当多系“爪牙”之“士”。这些形形色色的“士”，可以说都是为王（侯）前驱、披坚执锐的武力宿卫之人。《诗经·小雅·祈父》中与“爪牙”相对的有“爪士”，可以说形象地揭示了这些“士”的“爪牙”角色。另外，晋公盆（《集成》10342，春秋）有“余咸畜胤士，作冯左右”，秦公镈（《集成》270）也有“余咸畜百辟胤士”，同称“胤士”，亦属“士”，与上述“多士”、“元士”、“熊罴之士”意思应该都是一样的。此前学者讨论叔虞方鼎铭文中的“厥士”时，大多联系到《诗经·周颂·桓》的“（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而“保有厥士”其实与晋公盆的“咸畜胤士”非常接近，不过是强调这些“作冯左右”、武力宿卫之士的重要性。

强调“士”武力宿卫的角色，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他们的异族身分。裘锡圭曾通过对“仆庸”的研究指出，“仆”和“庸”一般都是指异族（指跟统治阶级不同族），很多时候还是被征服过来的（“俘”的背景），其中的“仆”“大部分主要被使用在战斗、守卫等工作上”，像静簋（《集成》4273，西周早中期）铭文就有“夷仆学射”的记载。他还提到金文中多见的“虎臣”，亦多服战斗、守卫等工作，由“虎臣”称“臣”看，裘先生认为他们的身分与出身异族的“仆”应该也接近。师酉簋（《集成》4288，西周中期）中“虎臣”后面跟的是“西门夷、夷”等夷族兵士，似乎也昭示他们的异族出身。值得注意的是，《诗经·鲁颂·泮水》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这与前举同《诗》所说“济济多士”、“在泮献功”相应，“虎臣”与“多士”的关联亦不难推知。又，关于“虎臣”，《尚书·顾命》中还有一个各等级人员的排序，其文云：

“虎臣”与“百尹、御事”相连，如果对比前举《尚书·大诰》的“越尹氏、庶士、御事”，似乎“虎臣”亦可径指为“庶士”。与裘先生揭示“仆”之被征服者的身分相应，文献中其实亦不乏依附之“仆”与“士”可以沟通的证据。《诗经·大雅·既醉》云：“其仆维何？厘尔女士。”郑笺解“女士”为“女而有士行者”，不过是望文生义。高亨解为“女男”，谓“男女奴仆”（相当于金文中习见的“臣妾”）吴闿生同之，良是。师簋（《集成》4313、4314，西周晚期）中讲到周王室讨伐，淮夷的俘获又有“士女牛羊”，周原甲骨H11:1“王其巶祝成唐（汤），肆御报士女”，其中的“士女”则指献祭的男女人牲，而“士女”与“女士”不过颠倒为文。“士”与“牛羊”等并称，甚至还有“俘”或人牲的背景，其身分亦可想见。这一点还可参考《逸周书·世俘》中“殷俘王士”，孔晁注“纣之士所囚俘者”。以上这些情况说明，充当武力宿卫角色的“多士”、“庶士”不少都是被征服过来的，有明显的异族背景。前举封子楚簠器主自称“楚王之士”，虽然他并非被征服而来，但寄居于楚，又自称“楚王之士”，其宿卫爪牙之依附性色彩也是很明显的。

由上所论，作为西周“官人”典范的文王之用人，不但极言其“多”，而且常以“士”称。就其突出“多士”的初衷看，主要强调的还是对异族人士多加争取，昭示了殷周鼎革过程中周的用人策略。《尚书》中屡见的“殷多士”、“商王士”、“有方多士”甚至“献民”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可以说是异族出身之“多士”中地位较高者。如“商王士”和“有方多士”或为商室王族成员，或为异族邦国贵族，学者曾总结包括士卿尊（《集成》5985）、士上等器在内的称“士”诸例铭文，注意到他们多为殷遗的同时又颇多显贵。文献及金文资料中，又常见周之征服者或称“仆”，或称“士”，他们常承担类似“虎臣”、“爪士”之类的武力宿卫角色。这些人系异族出身又多可称“士”，可以说是异族“多士”之地位较低者。“士”或“多士”的上述内涵，可以说进一步限定了叔虞方鼎铭“厥士”的理解方向：他应该也是服事于周、“为王前驱”的异族之“士”，而不太可能是成王之弟。

叔虞方鼎器主叔虞是出身异族的唐人末君，而非成王之弟，故严格来讲，此器属古唐国而非周人新封之唐。前举《左传》已说古唐国曾“服事夏商”。夏代渺远，暂且不论，目前卜辞中已多见此古唐国史迹，卜辞材料是否能支持古唐国对商的“服事”之说？此唐人末君叔虞虽出身异族，但由叔虞方鼎器铭文看，此时与周室关系尚算融洽，犹有礼遇，这也与前述文王任用、争取异族之“士”的策略相合，然则缘何唐国后来又被周人诛灭而转封成王之弟？且由晚近彝铭看，周人新封之唐最终又被“侯于晋”，这又出于何种考虑？这些问题涉及唐—晋从商到周相对长程的历史因革，既有族姓之异，也反映了商周国家管理体制的变革。

有关古唐国的记载，目前最早可追溯到殷墟卜辞。孙亚冰等学者较早指出，文献中的“唐”，卜辞及铜器铭文多作“昜”，传世文献使用了假借字，此后学者对卜辞所见“昜”之史迹及唐周关系续有探考。从卜辞（仅见于一期）看，“昜”之国君称“昜伯”，与商王朝关系友好。昜伯经常参与商王发起的军事行动，是商王朝颇为倚重的力量：

除参与征战之外，昜国对商王朝时有贡纳：

上述征伐之卜辞屡言王要“比”或“”昜伯，“”的语法位置与“比”同，意思应该相近。参照“征夷”之事要“比”“侯告”，显然“昜伯”也应该是商王要联合、倚重的力量。卜辞中“某入多少”是习见的邦国贡纳卜甲记录，所谓“昜入廿”，说明昜对商还有贡纳之义务。就卜辞所见昜伯协从商王征伐以及贡纳卜甲看，古唐国对商的“服事”是真真切切的，由此亦可知子产所述可信。关于昜伯与商朝的关系，朱凤瀚还从商代“伯”称的内涵作了进一步揭示。他认为商人子姓贵族并无称“伯”习俗，由此可知昜伯必为异姓方国。虽属异姓，但由昜伯与商王的密切关系看，亦可证学者谓“伯”之于商王乃“臣属”角色的判断可信。不过，由卜辞中昜伯与“侯告”同版并卜看，“伯”与商王国的关系也与“侯”近同，朱凤瀚遂谓商王对昜伯“既要利用之，使用之，但又要戒备之”。昜伯与商王朝关系的复杂性，也预示了它在商周之际的发展轨迹直至入周后被灭的命运。

古唐国与商王朝的联盟关系至迟在商代晚期时可能即已破裂。山西曲沃北赵墓群M31所出文王玉环，其上有铭云：“玟王卜曰：我眔唐人，弘戔（践）崇人。”李学勤曾一度将“崇”释为“贾”。陈剑改释为“崇”，可从。铭文的意思是文王卜问要联合“唐人”讨伐“崇人”，此即古书中多见的文王伐崇一事。环铭记载表明此役还有唐人参与，这是传世文献所不见的信息，说明早在周文王时期唐人即与周结盟，情形颇类卜辞中昜伯的“比”商王。问题是此时唐国是完全倒向周文王，还是一种权宜之计，从而在商周之间左右逢源？学者曾据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的记载指出，周文王、武王之图商过程，从大邑商之西北方向蚕食包括黎在内的商之与邦是重要一步。唐与黎俱处大邑商西方或偏北方向，两地相近，且《耆夜》中周公所作之《蟋蟀》又被收入今《诗经·唐风》，故武王戡黎很可能是周人在争取到唐人支持之后的顺势而为，也就是说此时唐人很可能已完全倒向周。这就意味着，唐国由武丁时期的商朝与邦一变而加入周人的军事联盟。考虑到文王时商周关系的紧张态势，特别是当时商朝的正统地位，唐国的这一选择应该说是重大的政治转向，也说明前述周文王“济济多士”特别是对异族君长之争取在商周争衡中重要的战略价值。唐伯此时协助周文王伐崇，其异族邦伯的身分与前述我们讨论“士”称时提到的那些“为王前驱”的异族“虎臣”、“元士”近似，故叔虞方鼎铭中周王称其君为“厥士”是很自然的。

入周后，唐周联盟关系一度延续。不过，随着商周鼎革完成，攻守之势遂异，正如朱凤瀚对商朝与“伯”关系的总结，“既要利用之，使用之，但又要戒备之”，周人对唐国这类异族邦伯的防范恐怕也是如此。冯时曾将周厉王簋（《集成》4317，西周晚期）“肆余以士、献民，爯盩先王宗室”中的“士、献民”与叔虞方鼎之“厥士”联系起来，还提到《诗经·大雅·文王》的“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以及《诗经·周颂·清庙》的“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是颇具启发性的。.簋所记“爯盩先王宗室”与《诗经·大雅·文王》的“祼将于京”，说明它们都涉祀典。《诗经·周颂·清庙》的“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其中“济济多士”显然有所指。有意思的是，叔虞方鼎铭文中“厥士”同样参加“”、“大”、“”等礼典并受到赏赐。这些参加周室祭祀礼典的人员中，簋中的“”虽至今不能确识，但“献民”一般都解为出身异族、臣服于周者。《逸周书·度邑解》“维王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见王于殷郊”，指称殷遗的“献民”前正有领格代词“厥”，此与叔虞方鼎之“厥士”不谋而合。《诗经·大雅·文王》中“祼将于京”的“殷士”，毛传解“殷士”为“殷侯”，即殷时异族方国君长。这对于思考叔虞方鼎“厥士”的身分也是很好的参照。唐人末君叔虞曾经“服事”殷商，此后又臣服于周，周人自然可称他为“殷士”。他赴成周参加祭祀礼典，就历史情境而言，与.簋和《诗经·大雅·文王》所记都极为相似。记载异族邦国君长参与周室祀典的青铜器铭文多有其例，如保卣铭文（《集成》5415，西周早期）中的“东国五侯”，荆子鼎铭文中的“多邦伯”献侯鼎铭文（《集成》2626、2627，西周早期）中参与“成王大..在宗周”的献侯，，盂爵（《集成》9104，西周早期）铭文中参加“王初..于成周”的“登伯”（《铭图》8585），小盂鼎（《集成》2839）中参加献俘礼的“邦宾”等。其中盂爵又载“王命盂宁登伯”，此与叔虞方鼎铭“王乎殷厥士唐叔虞”文例高度一致，且同涉“..”礼。盂爵“登伯”之异族邦伯的身分对我们判断“厥士”的身分也是很好的参照。关于“殷士”或异族君长参加周人的宗庙典礼，冯时还引《汉书·刘向传》：“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且评论称：“周人以殷士助祭，不仅以其知礼，且示亡国之戒”。我们虽不能断言“殷士”或异族君长助祭一定是周人如此这般的刻意安排，但观《大雅·文王》及上述保卣等铭文所记，确实是当时通常做法。小盂鼎铭文记载“邦宾”获邀参加献俘礼，当场还有“讯酋”、“折酋”环节，可见除“亡国之戒”外，还不乏威慑用意。

唐国与周王朝之间脆弱的联盟关系，随周公灭唐而宣告结束。晚近陕西周公庙遗址新获之卜甲材料可证明周公灭唐，其中屡称“周公”，且有卜辞云：“庚戌，公才□师，令士众卜曰：唐人其于先，师于丰，甶亡咎。”学者认为即周公灭唐之事。唐灭之时，末代“唐伯”叔虞可能被诛杀，这样“唐叔虞”之名才能“移植”给成王弟。《史记·晋世家》：“唐有乱，周公诛灭唐”。“唐有乱”貌似是唐人“内乱”，但由周公庙卜甲之“唐人其于先，师于丰”看，唐人明显处于军事开进之中，然则“唐有乱”实为“唐乱周”。西周时期，“邦伯”与周之关系时常反复。噩侯驭方鼎（《集成》2810，西周中晚期）铭文记载，噩侯驭方不但与周王宴享，还行祼、射之礼，君臣尽欢；但在禹鼎铭文（《集成》2833，西周晚期）中，王就命令“西六师、殷八师”“翦伐”噩侯驭方，甚至要求“勿遗寿幼”。九年卫鼎（《集成》2831，西周中期）中眉敖遣使朝周，但乖伯簋（《集成》4331，懿王）中周王又命益公征讨之。

周灭古唐后，其地连同末代国君名讳一并被授予成王之弟，唐成为姬姓封地，其封主成为姬姓之唐叔虞，唐周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姬姓之唐见于出土材料者是公簋，其铭曰：“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其中“唐伯”之“唐”犹作“昜”，显示与殷卜辞间一贯的联系，而此“唐伯”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周人新封之唐的第二代封主，即晋侯燮父。朱凤瀚认为燮父在“侯于晋”之前仍称“唐伯”，可信。晚近研究周代爵制，学者往往据成书较晚之礼书中不乏理想化的“五等爵”去衡量异时所见的各种材料，故每有龃龉。朱凤瀚谓畿外封君凡称某伯者，此“伯”与“五等爵”制下表示贵族等级的爵位无关，乃是基于其本人在宗族内的亲属与宗法身分。谓畿外封君称“伯”与“五等爵”的爵位无关，是很正确的。就新旧唐国的“伯”称看，朱说谓“伯”称乃“其本人在其宗族内的亲属与宗法身份”似应作适当修正。以古唐国的“伯”称来看，公簋铭文中的“唐伯”恐怕也有政治首领之意，一定程度上体现对商代“昜伯”之称的承继。

《诗经·大雅·韩奕》记周宣王封韩侯时有所谓“因以其伯”，此处之“因”，窃以为即如“唐伯”之称在商周间的这种因承和延续。毛传解“因以其伯”谓“长是蛮服之百国也”，以“长”训“伯”，是义训，大体近之。郑笺则说“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尽子之”，理解为世卿制下因承韩侯自己的先祖，则明显有误。高亨、吴闿生等采毛传之说，庶几近之，但对于“因”字的理解却并不确切。学者又解“因以其伯”谓“不去改变这些被接收的土著邦伯的原状”，将此“伯”理解为“土著邦伯”，那么韩侯就是“伯”上之“侯”，恐不合诗义。让韩侯“因以其伯”，意思应该是让韩侯做韩地的“伯长”。裘锡圭曾将此《韩奕》的“因时百蛮”、“因以其伯”与《崧高》的“因是谢人”、《左传》定公四年的“因商奄之民”比观，良为有见。不过，就“仆庸”这一论题看，裘文讨论的“因”，重在对所封民众的“因”，这一点同样可以得到公簋的证明。公簋最后的族氏符号“”也见于晚商金文，学者多认为公属商遗民，也可以说是旧唐遗部，他们现在臣服于姬姓唐国。而“因以其伯”诚如毛传所言，则明显针对其上层统治者，即“伯长”，直观一点来说就是更换了“伯”。《左传》成公十五年：“……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书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执曹伯”而“不及其民”，犹周公诛灭唐，而其遗民公仍得以存续。

如果说从“唐伯”到“姬姓唐伯”的演变体现了商周方国制度因循的一面，那么从“姬姓唐伯”发展为“晋侯”，则明确宣告唐地被完全纳入周人的分封体系。朱凤瀚认为封国君主受王册命称“侯”，相当于王朝派驻边地的军事长官，在某种意义上，“侯”近乎王国内的政区性质。学者亦注意到卫国初期曾“六代称伯”，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才命卫为侯，可见西周时期“侯”的特殊地位。唐作为商周邦伯，于商周二代时叛时降，终被周公所灭，唐地成为成王之弟唐叔虞之封地，姬姓也成为唐地新主人，最后“王命唐伯侯于晋”，最终完成从异姓“邦伯”到周之同姓坚固藩屏的历史变迁。

《左传》出现的两个“唐叔虞”，一为唐人末君，一为成王之弟。成王之弟“唐叔虞”之名应该是周室灭唐之后以获纪功进而“移植”过来的。学者对叔虞方鼎铭文的研究仅专注成王之弟，显然存在疏漏。商周鼎革过程中，文王对异族方国君长多有争取和任用，文献以“济济多士”称之。西周的“士”称一则表明其时人才之众，二则表明其中确有不少是出身异族而“为王前驱”者，如“殷多士”、“有方多士”等。即以叔虞方鼎铭文两见的“厥士”为例，此称又有明显的“他者”意味，体现不出同姓兄弟之亲。因此，叔虞方鼎器主“唐叔虞”绝非成王之弟，应该是唐人末君。由于器主唐叔虞非成王弟，叔虞方鼎就是古唐国器而非周人之器。它出现于晋侯墓地中，其实反映了古唐国被灭后的“鼎迁”。周人新封之唐至第二代燮父时被册命“侯于晋”，意味着唐国历史的彻底终结，与此同时，也昭示周人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手段，把唐从时叛时降的邦伯，彻底整合为周之疆土，成为拱卫周室的坚固藩屏。

通过探讨唐晋因革的历史过程与内涵，可以深化对西周封建体制的认识。文武图商之时，为尽可能孤立大邑商，周人对异族方伯多有争取、联合，从而使异族方国维持旧制，此即所谓“因”。这种“因”的策略甚至延续到武王克商之后，在天下初定之时，亦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当天下大定或异族方国反叛时，周人则顺势推进对异族方国管理方式的革新，将这些异族方国真正纳入周制。文献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左传》定公四年），联系本文关注的周人灭唐以及前人多有讨论的灭薄姑、伐商奄等事例，可知此言非虚。这种管理体制革新可谓成效显著，晋国自不必说，就以商之东土而言，帝辛曾“十祀征夷方”而竟“陨其身”，而周人伐灭薄姑、商奄后新封之齐鲁两大国却卒定东方。随着异族邦国从“化外”变成“宇内”，周王朝的国土规模也不断拓展，《诗经·召旻》称“日辟国百里”，即形象写照。较之商朝对异族邦国的脆弱控制，西周封建制推进了王朝疆域的深度整合，其对西周国家形态的影响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