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作家罗元生： 顾诵芬是怎样把理想写上蓝天的｜读+

纪实文学作家罗元生出版了新书《顾诵芬：把理想写在祖国蓝天》。全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深刻展现了中科院院士、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的科学之路。长江日报《读+》周刊近期专访罗元生，他说，顾诵芬把志趣理想写上蓝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老一辈英雄、科学家身上闪耀的光芒永不过时。

罗元生

《顾诵芬：把理想写在祖国蓝天》 华文出版社 航空工业出版社  罗元生 著

罗元生接受《读+》采访时，言语里都是感慨。他重复说着一句话：“我和湖北很有缘，我萌生写作的想法就和湖北有关。”

他的家乡在安徽宿松县，位于皖、鄂、赣三省的接合处，和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蕲春县接壤。从小，罗元生就对红安充满了向往，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史册中，红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这里孕育了两百多位将军。

20世纪90年代初，罗元生参与撰写了《楚天将帅风云录》，这是他第一次参与重大题材写作，记录了20多位楚天将帅的故事，从此也激发了他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动力。

这一写，就是30年。《开国将帅的临终时刻》《长征中的名战名将》《吃出战斗力》《共和国首任总参谋长徐向前战传》《王震与陶峙岳》《三位特殊的开国上将》《百战将星周希汉》《百战将星王尚荣》《健康丝绸之路——中国国际卫生合作纪实》等作品多次在军内外获奖。

罗元生并不是专业作家，他历任解放军总医院助理员、副处长、政治协理员，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在工作之余，写纪实文学，尤其是战将、英雄们的纪实文学，是他精神上的鼓舞。在他看来，老一辈英雄、科学家身上闪耀的光芒永不过时，他们的精神是值得一代代人继承发扬的，是值得大写特写、大学特学的。

罗元生清楚地记得1994年冬天，一个周末的下午，雪后初晴的北京，寒风刺骨。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北京丰台的一个军队干休所，去采访一位战将。这位湖北籍的长者是一位腿有些残疾的老红军，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他的名字叫杨虎臣。

杨虎臣的女儿杨剑笑着对他说：“我爸九死一生，精神不倒，总不服输。”杨虎臣的嗓音洪亮，罗元生在他舒展自如的表述里，走进了杨虎臣的人生长河之中。

“1938年10月，日军把兵力转移到敌后战场，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战斗打得很猛烈，日军人数比我们多好几倍，还有轻型小炮，又占有好的地形……我端起手提机枪，带领一个连冲了上去。我就想，死也要死在阵地上。后来，日军重火力武器击中了我，我的右膝盖骨以下被‘歪把子’机枪打碎，我忍痛打完最后一发子弹，就晕倒在血泊中。结果，我被蠡县群众收留。也就因此，腿残了。”

讲完这次莲子口激战，杨虎臣将军久久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整整一个夜晚，在他的率领下，全连官兵以全连牺牲半数以上的代价，击退了日军20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硬是没有让日军进村。

室外天寒地冻，室内却温暖如春。

那一刻，罗元生觉得在面前的既是一位普通的老人，又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他的眉宇间展示出豁达，他的眼神里充满自信——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共和国的诞生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他是真正的英雄。

在杨剑的引见下，罗元生又走近了另一位湖北籍战将王尚荣。

在一个雪花飞舞的下午，罗元生在病房见到了开国中将王尚荣。

老人用一双颤抖的手摸了摸他，示意他坐下。那时，他的心里一阵激动。后来，他采访了王尚荣将军的老部队以及他身边的一些人。罗元生的第一部长篇传记文学《百战将星王尚荣》于1999年1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30岁之前的罗元生，在那个青春勃发的岁月，两次采访共和国的战将，这让他终生难忘。而这两次采访，也影响着他对生命价值的思考。

英雄们的内心拥有的是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他们的经历，既是他们自己生命的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辉煌篇章。可以说，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

这些感受冲击着罗元生，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信念：要一直书写这些鲜活的人，写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的人生如此波澜壮阔，是一部值得永远读下去的大书。

罗元生在书写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他笑称，一般的困难打不倒我了。“在和平年代，我们要汲取英雄们的力量，把自己的工作干好了，多为国家作点贡献。”

读+：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想写这样一本书？

罗元生：我写顾诵芬院士这本书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认为顾院士这个老人值得写，值得大书特书。

一方面，他是航空系统的唯一两院院士，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得主，是2022年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他的人生经历、科研成就、战略洞见与学术思想值得好好总结梳理；另一方面，顾院士这个人就是一位典型的谦谦君子，既温润如玉，又坚强如钢。正如长期撰写顾院士科研人生的师元光老师所说，“没架子的院士像个邻家老伯”，他那种人格风范与精神风采令人肃然起敬。

如果说还有什么原因驱动我，就是因为我是一名服役30多年的军人，是位报告文学作家，展示中华民族杰出精英的心路历程和精神风采，一直是我创作的追求和坚守。

几十年来，我曾写过一些关于开国领袖和将帅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如《王震与陶峙岳》《百战将星王尚荣》，也写过为祖国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如《科学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功勋科学家传奇》。这次有机会写顾诵芬院士，我是以一个战士冲锋的姿态，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状态，努力地以最高标准写好写到位。

读+：科学家的精神史，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科学进步史。对这个观念的认识，在您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罗元生：我认为，一个科学家的精神史，就是其思想情操、道德品质、价值追求以及理想信念等精神风貌的总和。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位对人类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其精气神应该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把自己的初心理想完全融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需求之中，促进和服务于国家强大、民族兴旺和人民幸福——这一点，在顾院士身上尤其突出。他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史，他的精神史，可以反映我国的科学进步史。

新中国的航空工业从零起步，顾院士在这个领域一干就是70年，亲历祖国航空工业筚路蓝缕的点点滴滴。

7岁上小学时，他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北京（当时叫北平），心中就萌发出要造飞机保卫祖国的初心，这份初心伴随了他一生；21岁大学毕业时，他本是留在上海交大当老师，陪伴父母。此刻，朝鲜战争开始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刚刚组建的新中国空军，正在朝鲜战场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空中拼刺刀”。新中国在这个时候组建航空工业局，呼唤全国上下有志学习航空专业的青年学生北上沈阳，投身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是留在条件舒适的上海，还是奔赴北方？顾诵芬毫不犹豫，毅然北上，在一片废墟中，与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团队一起，托举起自行设计新中国飞机的重任。

在艰难的岁月，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1、初教-6、歼-8和歼-8Ⅱ等机型的设计研发……顾诵芬一次一次地把理想变成现实；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撤走援助中国的专家、拿走图纸、撕掉合同，顾诵芬把自己关在实验室，痛定思痛，发誓“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要设计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到了56岁，他才从沈阳调回北京，这时的他站在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岗位上，纵览国际风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最大限度地提升我国航空事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出要让中国的大飞机翱翔蓝天的建议……这些经历反映了我国的科学进步史。

顾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我认为这是其爱国精神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时代背景是爱国精神形成的原动力，教育经历对爱国精神的形成具有引导作用，开拓创新是爱国精神最鲜明的具体表现。

读+：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光是收集、梳理顾诵芬院士的故事素材，就用了几年时间。这个过程，最难的是什么？

罗元生：我在收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师元光老师，他长期为顾院士整理航空资料，撰写过顾院士的传记，他本人也是航空领域的专家，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这本书第一稿出来之后，师老师利用春节时间提出了近两百条修改意见，从专业表述到文字修改，令我很是感动。

我收集素材、消化资料，的确也是一件不易的事。主要是航空领域专业性太强，许多资料很艰涩，专用名词太多。而这些要在文学作品中变成通俗易懂的东西；另外，飞机设计与科研、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内容保密性很强，有些内容不便表达……这些都是我在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必须面对，并且要妥善解决的难题。

我一直关注先进武器装备、国防工业建设、航空工业、飞机设计制造等领域的知识。我的兴趣在此，加上不断地去钻研，向有关专家请教，逐渐将困难变成一种挑战，在这种挑战中，我自己也收获不少。

读+：写这本书，也是您走近顾老、理解顾老、学习顾老的过程，是一次难得的精神洗礼。您在精神上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

罗元生：顾院士的人生波澜壮阔，其精神风采和人格魅力远远不是一本书能描述的。我能写作这本书是很幸运的事。一方面，是我个人走近顾老、理解顾老、学习顾老的过程；另一方面，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科研工作者和青年一代，感悟到创业之艰辛、奋斗之卓绝，更加自觉地学习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让理想扎根现实、绽放价值。

对我来说，写作这本书是一次难得的精神洗礼。在采访、消化和写作过程中，我感悟最深的是科学家们的家国情怀，这份情怀的突出表现就是让理想扎根现实。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对现实社会的关怀。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认知理念。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中将传统家国情怀概括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概述了从修身养性、提升个人品德，到维持良好家庭伦理的关系。近代的中国科学家们深受这种家国情怀的影响，生发出作为科学家的担当意识。这种担当意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表现得更为显著，科学家们研究围绕“强国”与“富国”两个主题展开，确保新中国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包括顾诵芬等一大批中国科学家，秉持科学报国的信念，几十年如一日投身于科研事业中。这种敢于担当的意识，体现了中国科学家们的社会责任感，也反映出科学家们不凡的气度与胸怀。

读+：从您的书中，我们看到以顾诵芬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的身影。这些科学家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罗元生：我在写顾老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写他那一代航空人，用生命在诠释着何为“航空报国”。

从事航空领域研究75载，顾诵芬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行时，交大校园里，季文美、曹鹤荪、杨彭基等先生的言传身教。

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创造了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集中体现了那一代科研工作者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宝贵精神。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他们是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我是一个坚定地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影响。我曾经专门去黄冈采访过李四光的故乡亲人，更近距离地去感受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比在书中读到他们的事迹更震撼。

从他们身上展现出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家国情怀。老一辈的科学家呕心沥血，为国家的独立富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报国强国，把理想变为现实。通过他们创造出来的科学力量、科学价值，让新生的中国变得更强大。

这也是我创作的初衷——宣传他们、大学特学他们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些科学家对于今后的人是标杆，我们应该追什么样的星，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科学往哪里去？去看看他们，他们就是模范，就是榜样。

读+：顾诵芬人生经历曲折而丰富，他7岁埋下的梦想种子，用了一生为之奋斗，最终实现了梦想。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种“戏剧性”是不大可能充分具备的，那么我们可以从顾老那里受到什么启发？

罗元生：我认为最基本的有两点：一是把自己的理想与职业设计，与国家的需要、人民的期望结合在一起，与自己的专业特长与兴趣爱好结合在一起，要有一个较长远的规划，就像顾院士说的，“不管干什么事情，首先是想到国家”。二是要有求实的品质。在科研和创新中，要亲临一线、深入现场，坚持求真求实的原则，增强自身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可因循守旧。

读+：支撑一个工业体系甚至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肯定不能靠一两个优秀人才，而是要有体系化的人才建设。这方面您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罗元生：科技创新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赛，科学后备人才的培养是科技事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对年轻人的关心和栽培，是每一代科学家肩负的重要使命。家有“家风”，校有“校风”，同一师门中也有“门风”。在科学界，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之间传递的不仅有知识、方法，更有精神和“门风”。

关于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我们可从顾院士淡泊名利、育人树才的人生境界里得到诸多启示。例如，我们的领导要以欣赏、宽容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年轻人，多做点拨、助力和引导，善于发现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敢于放手、支持其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甘做致力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路人；青年一代想要在科研之路上走得更远，要像青年时期的顾院士那样不忘初心，认真学习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添砖加瓦。

读+：跟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有着怎样的优势和劣势，如何扬长避短，跨越式发展？

罗元生：未来，国家的竞争和产业的竞争将集中于科技竞争，而科技竞争聚焦于创新人才竞争。

跟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有着明显的优势。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来分析，传统文化中极为注重集体主义，强调“群”的基础性作用，对群体价值有着充分认同，即视集体主义为一种价值观念。中国近代科学事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这不是某一人的目标，而是具有群体性、民族性意义的。故而近代以来中国科学的发展，天然带有对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的推崇。

科研工作极为复杂、艰巨，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合力完成，不论是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家对中国原子能、核物理事业的开拓，还是徐舜寿、顾诵芬等致力的航空事业，都凸显了协作精神和集体努力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科研工作应该注重并崇尚协作精神，坚持群策群力、协同攻关。

在科研人才队伍的建设中，一是目标要明、定位要准。要培养有深厚科学素养、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二是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创新方式。作为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要认识到“卡脖子”技术问题的紧迫性，坚定不移地通过创新寻求突破，化不可能为可能。三是要协同作战、齐心攻关。青年科技人才是最具创新活力的群体，正逐步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我们要充分激发青年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打造一支生龙活虎、万马奔腾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

顾诵芬生于1930年，开启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征程，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1、初教-6、歼-8和歼-8Ⅱ等机型的设计研发，是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

他主持建立我国飞机设计体系，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