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1月2日，《白日之下》在香港上映以来，已经多日成为单日票房冠军，更在第二周成绩超过首映日，票房依靠口碑逆转，实属难得。
而在此前，电影更获得金马奖的5项提名，包括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等。
《白日之下》改编自多起发生在香港，关于残疾院舍的新闻，当中有虐待院友、离奇死亡，甚至有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孩，每宗案件在当年都引起社会震荡，令人发指。
电影由新晋导演简君晋执导，新导演加社会题材，从筹备到开拍就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当初拿着剧本找尔冬升做监制，面对严肃起来自带可怕气场的尔导，简君晋战战兢兢，但尔冬升对他说：“《白日之下》令我想起37年前拍《癫佬正传》，这个故事是值得拍出来，未必可以改变个世界，但至少要不断提出问题。”
结果电影经历了五年，去到第五位老板古天乐的手上才顺利开拍。这也让尔冬升想起了自己那部《旺角黑夜》，同样也是找了五间公司，才最终拍成。
期间，简君晋还跑去电视台执导了一部港剧《IT狗》，获得不错反响。
但剧集播出成绩好也没用，这之后简君晋仍然被两间公司拒绝。
尔冬升白眼一翻，吐槽：“没眼光就是没眼光，香港就是缺乏有眼光的制片家，我们行内会开玩笑，现时香港电影最大的投资方是电影发展基金，第二就是古老板（古天乐），所以现在拍戏，故仔（故事）不重要，古仔才重要，我们都很爱他，始终风险要他去冒。”
到头来，还是要讲句——“多谢古生。”
社会题材，难回本、风险大 ，归根到底是让观众买账入场的难度大。
很多人去电影院看戏，都不过为了那两个小时的身心放松，谁能忍受原本在应该天马行空的时间里，还要落地到现实，去接受社会另一面的苦难？
许冠文在去年获得终身成就奖时，曾鼓励大家拍多些喜剧，新闻事件平时已经看得不少，不用再拍给人看。
但尔冬升说：“我很反对别人说，已经日日看新闻，拍这些题材做什么，不想再看多次，拍喜剧吧。如果只有喜剧，社会题材不需要存在的话，那是贬低电影的意义。”
如果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那更不应该避开，“我们不志在去改变社会，但要提出问题，不要令大家变得漠视。”
导演简君晋与监制尔冬升
而促使简君晋一定要拍这部电影的，正是看过这几起新闻后心中那份不平的情绪，在心中激荡多年印象深刻，他选择以报道这些新闻的记者视角入手，早在五六年前便约新闻记者龙婉琪出来聊天，她也是戏中女主角的原型。
如今的龙婉琪早已不做新闻记者，转行做了公关，但当天踏入残疾院舍“国宝之家”的第一感受，历历在目，恍如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在龙婉琪深入院舍调查的前一年，香港的剑桥护老院被揭发于寒冬将院友推到平台上脱衣冲凉，《明报》头版以“院友遭露天脱光”七个简洁大字凸显事情粗暴，赤裸的老人隔着一重马赛克无声摊坐轮椅上的照片，成为有力佐证。
报道一出，全城哗然。当年记者乘胜追击，连日以更多版面追击，层层揭露更多违规及监管问题。
龙婉琪在一年后走访，是想回顾香港的老人院舍及残疾院舍，到底有否任何改善或其他问题。
她回忆说：“来到国宝之家，是我第一次接触残疾院舍。气温三十几度，但院舍里完全没有冷气，好局促，面积很小，却挤满很多不同的残疾人士，包括手脚不方便、或者精神方面，例如患有自闭症或活跃症小孩，他们不断在十平方的空间到处跑。”
“当中某些院友的目光呆滞，估计与他们服用的药物副作用有关，因此精神状态欠佳。窗口都封了磨砂玻璃，他们不想院友接触到外界，也不想外界接触到他们。”
环境恶劣不过是最浮于表面的状况，在污遭邋遢的院内，发生的虐待、性侵才是这些院友最大的苦难。
然而尽管已经有过这些新闻事件的报道，龙婉琪还是可以很轻松地进入院内调查，几乎无人阻拦她，畅通无阻的背后，是这些残疾院舍根本不害怕事件暴露的嘴脸。
因为即便有再多丑闻，这些残疾院舍依然必须存在，否则这些丧失能力的可怜人，无处可去。
简导说：“听到他们分享时，我尝试观察当中的矛盾冲突，发现原来日光日白，白日之下没人在乎这件事，所有人都冷眼旁观，院舍以至其他人都不当成一件事。”
这也是戏名《白日之下》的由来，光天化日之下，竟然也能恶行昭昭。
获得今年金马奖最佳男配提名的林保怡，便饰演这样一个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孩，且理直气壮。
这是林保怡第一次获得电影类的提名，我们从前见到他，都是在TVB剧里，饰演正气与智慧并存的男主角。
院长这个角色，是两次经过他手，才接下来的，第一次他拒绝了。
演员要接拍一个角色，通常源于喜欢，但林保怡看毕剧本，再细看新闻内容，余下的只有恨。
“我不是讨厌，简直是憎恨这个角色。”憎恨到为保持造型，他不拍戏的时候不会照镜子，整日低着头，杀青结束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头剃胡须，“这是我从影以来最快丢掉的角色。”
除了院舍本身的问题，电影还对传媒旁敲侧击，“3年后还有侦查组吗？”“10年后还有没有记者？”都是发人深省的问题。
简君晋说︰“过去经历过的荒谬和混乱，特别是新闻工作者，自会想到到底还有没有人关注真相，我们是活在后真相年代，是否点击比真相更重要？”
“我接触过的新闻工作者，几乎每一位都不太乐观，但讲完、哭完，抹一抹汗第二日又会重回岗位坚守着，这种坚持精神就是我最想讲的。”
但这种坚持还有多少价值？新闻工作者又还有多少价值？而现在将这类社会新闻纪录下来的电影，在将来又是否能够发挥到一些微乎其微的价值呢？我们依然不清楚。
电影的结尾，有一句对白︰“不要为做对的事情而内疚。”
或许是在事件未见成果，甚至带来反效果时，一句自我安慰的话，却也是在我们迷茫的时候，唯一坚守到底的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