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11月16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5位援外医疗代表与公众见面分享援外故事。
不论是疫情肆虐前往非洲援助，还是在更为和平医疗技术更为发达的年代前往贫瘠之地。他们放弃国内良好的待遇，稳定的生活，突破语言的障碍，秉持救死扶伤的医者精神，在异国无偿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传道授业解惑，体现的正是“国虽有界，医者无疆”。
11月16日，国新办举行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中外记者见面会。
踏上非洲
九年前，当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王振常前往位于非洲西部的国家几内亚时，正值埃博拉病毒肆虐非洲。埃博拉病毒病死率极高，平均病死率为50%。彼时，几内亚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感染人数激增，许多国家纷纷撤离援非医疗队，甚至连“无国界医生”都停止向几内亚派出医疗志愿者。
2014年8月16日，王振常担任第24批援几内亚中国医疗队队长暨国家埃博拉防控专家组组长，带领医疗队踏上这片饱受苦难的土地。在新闻发布会上，王振常坦言那是埃博拉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刻，“谈埃色变，能不能去、去了怎么办、去了风险有多大，这个过程既有害怕又有担心，但又有荣誉感和成就感，因为我们代表着国家。”
第24批援几内亚中国医疗队队长暨国家埃博拉防控专家组组长、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王振常。
19名援外医疗队队员加防控专家组22人，在几内亚当地，医疗队一边开展调研，提供具体的医疗援助，一边为几内亚培养公共卫生医师。当时中国政府承诺，无偿帮助几内亚政府培训1000名公共卫生医师，以提升当地防控埃博拉能力。
培训意味着深度接触和高度感染风险，王振常并非不担心，但援外医疗队无一人退缩，至离开前，这支队伍为几内亚培训了160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远超最初设定的目标。面对生死，面对疫情，“我们真正践行了中国医疗队的精神。”王振常说。
朱惠芳是浙江湖州中医院护理部主任，曾先后两次参加援外医疗队，“停电停水、天气炎热、疟疾多发，工作生活条件艰苦。”朱惠芳在发布会上如此表述对非洲的印象，但一踏入非洲的土地，看到腼腆的非洲孩子需要她提供帮助，从陌生到熟悉甚至依偎在她怀中喊妈妈的时候，朱惠芳心底就会涌现出一种身为母亲的责任感。
有一年，她在马里当地医院的护理会诊中遇到一位16岁的马里男孩，男孩在上学途中发生车祸导致颈椎伴有脊髓损伤，只能卧床静养，身体除右上肢能稍微抬起，其他肢体都无法自主活动。
马里天气炎热，男孩活动受限又大小便失禁，致尾骶部压力性损伤创面严重感染，朱惠芳看到后，每天和当地护士一起给男孩清理创口换药，坚持在病床前多待一会儿鼓励他，教他和家人辅助康复的办法。
有时，朱慧芳带来奶粉、中国的红枣给男孩炖汤补身体，两人逐渐成了朋友，男孩不会说中文，朱惠芳就让男孩教她说法语，“我的法语可能有些语法错误，他就会讲你哪一句说得不对，应该怎么说。”
两个半月后，男孩的伤口逐渐愈合，男孩一家人也和朱惠芳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直到如今男孩已经成为一名大学生，仍然和朱惠芳保持着联系，在男孩心里，这就是他的中国妈妈。
第14批援中非中国医疗队、第25批援马里医疗队队员，湖州市中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朱惠芳。
传承
除了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援外医疗队的重要任务是传承医学技术，为当地培养医学人才。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王振常谈及，援外不仅要救死扶伤，更要授人以渔。在埃博拉疫情时期，王振常所在的医疗队在当地开展医疗技术培训，为当地实现显微外科手术和微创治疗的突破。王振常所属的北京友谊医院也曾对外表示，援外更为重要的是医疗队对几内亚总统府、卫生部、安全部、国际合作部、外交部等国家行政人员600人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建立公共卫生观念，了解公共卫生策略。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吴德熙曾援外多米尼克，他告诉南都记者，在提供医疗服务之外，他也在当地推动开展医学项目，开讲座带学生，希望让当地的年轻医生快速成长为优秀的医生。目前在多方支持下，多个中多对口合作项目落地，还有两批共计7名多米尼克医务人员来到广州，在吴德熙所在的医院学习心血管影像技术。“他们都非常喜欢广州，希望回到当地之后能为当地的医疗技术提供支撑。”吴德熙说。
过去60年时间里，中国政府累计对外派遣医疗队员3万人次，他们秉持无国界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来到非洲、亚洲在内的76个国家和地区，诊治患者超过2.9亿人次，有的医生甚至为此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河南安阳市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梅学谦的父亲梅庚年是第一批援助埃塞俄比亚的医疗队队长，梅庚年出生在贫困的满族家庭，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至白求恩筹办的白求恩医科学校接受培训，成为八路军、解放军军医。
新中国成立以后，梅庚年至河南安阳筹建安阳专署人民医院，在一个地市医院，梅庚年不断追求医学突破，对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和研究颇有建树，曾于1958年被中国医科院聘为该院心血管研究委员会委员。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河南省自1973年开始，陆续承担向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厄立特里亚三个国家派遣医疗队任务。1974年3月29日，按照河南省卫生厅的安排，梅庚年率领一支由13人组成的中国医疗队，远涉重洋，到达埃塞俄比亚卡法省省会季马市医院从事援外医疗工作。在数月时间里，医疗队诊治众多病人，为两名农村妇女切除重达26公斤的巨大卵巢囊肿和重达3公斤的巨甲状腺囊肿引起巨大关注，而这样的手术在季马医院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1975年8月11日，梅庚年带领医疗队到该国灾情严重的加木戈法省考察后，在返回亚的斯亚贝巴途经沙沙乌纳镇时，突发意外车祸以身殉职，后安葬在埃塞俄比亚。
“在非洲，父亲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救治不少非洲患者，受到当地政府和大使馆的赞扬和认可，但提前以身殉职，对我来说，我就有一种完成他未竟事业的念头，作为医生，我也想到埃塞俄比亚为当地服务。”
梅学谦在发布会上坦承，自己的援外之路受到父亲的影响，他还存有一丝私心：想到埃萨尔比亚为父亲亲自扫墓。1998年8月10日，37岁的梅学谦参加第10批援埃塞俄比亚中国医疗队，在当地缺医少药、医疗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利用中国医疗队团队优势，两年时间内在胸外科、食道癌、胃肠肿瘤等方面开展多项新技术、新项目，填补受援医院技术空白。
父亲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改变着他的人生轨迹，而与梅学谦一样，一些年轻医生，也同样受其医学精神的感召奔赴艰难的援外之路。
吴德熙于2019年6月踏上多米尼克的土地，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接诊救治心血管病患者约5000人次，在当地开展首例心脏临时起搏器植入术，首例动态心电图监测、首例动态血压监测等，“国虽有界，医者无疆。”吴德熙称，“不论是老一辈的医疗队员，还是年轻人，我们的职业都是医生，都有治病救人的初心，援外也是履行医生救死扶伤的使命，尽己所能为人类的健康福祉作出贡献。”
援外医疗队如何产生？
对于诸多医者而言，援外意味着迎接风险，接受挑战，其选拔也非常严格。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援外医疗队员选拔暂行规定》，援外医务人员原则上不超过55岁，应具有相应执业证书，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的职称和五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语言应达到或相当于大学四级英语水平（其他语种参照此条件），身体素质良好，经过指定医院体检合格，有较强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另据业内人士透露，援外医务人员多从三甲医院选拔，在符合条件之后，还要经过初选、面试等流程，由地方筛选名单后上报国家卫健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复审，通过后方组队培训。
朱惠芳也在现场谈及，出国前要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首先就是语言关，“像我去的两个国家中非和马里，他们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但当地还有其他语言，中非是桑戈语，马里还有邦巴拉语。所以每批医疗队员在出国前都会有为期半年的语言培训。”朱惠芳介绍，自己年纪较大，但为了学法语，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晨读，晚上自习，到了马里后还经常与马里同事、患者、患者家属交流沟通，提高法语能力。
未来，将有更多年轻人踏上援外之路，对此要做哪些准备？“热情、真诚、平等”，朱惠芳认为，医者无论身处何地，都要以仁心仁术去尽力帮助当地患者和同仁。
王振常也寄语年轻人，援外医生不仅需要有扎实的医学技术，还要有家国情怀、责任感和良好的合作精神以及适应能力。“气候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医疗条件也不同，年轻人一定要克服这些，医疗队队员来自不同的单位和学科，是一个大家庭，也需要相互协作互相包容适应。”
在非洲工作一年半，如今王振常谈及这段与众不同的经历，以四个字来总结形容：“从容”“珍惜”。“面对疫情，面对生死，我们义无反顾前行并很好完成了任务，回到国内面对困难挫折就应该很从容地面对，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在经历艰苦的生活和特殊的疫情时期之后，他也更能体会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况味，“比较之后更应珍惜，我们要珍惜生活，珍惜现在的国富民强，安居乐业，珍惜我们现有的人生。”
采写：南都记者 蒋小天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