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始出来，“好望角”书系第17位“新成员”今日揭晓！
《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与军队》
“好望角”书系时隔四年与东京大学加藤阳子教授再度合作。本书是加藤阳子教授继《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之后的第二部重磅作品，堪称数十年战争研究的集成之作。
加藤阳子教授颠覆传统的历史思维模式，提出了捕捉历史的全新视角。
这部全新力作不仅揭示了天皇与军队关系的历史变化及其对日本国策的影响，还深入分析了“军人干政”的潘多拉魔盒如何被打开，进而导致日本逐步走向战争深渊的历史过程。
同时，这也是“好望角”书系首度推出特装本，限量1000本，带唯一编号，附赠作者钤印书签，至尊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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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阳子再出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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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战争研究的集成之作
加藤阳子
1960年出生于日本埼玉县，曾任山梨大学助理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研究员。现任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专攻日本近现代史。2010年，凭借《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获得第九届小林秀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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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望角首次推出特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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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刷边版限量10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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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砂UV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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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触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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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钤印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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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特装本附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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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亲自钤印
带有编号，每一张都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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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文版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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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加藤阳子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言，所谓战争，即对敌国之宪法，亦即该国权力的正统性原理进行攻击的行为。同时，战争的终极目的亦在于对敌国之宪法，亦即该国最基本的社会契约进行改写（长谷部恭男：《憲法とは何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败于英、美、中、苏等同盟国。战败后，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便被改写。1946年，日本颁布了战后新宪法，即如今的《日本国宪法》。
对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各国来说，每当日本发动对外战争之际，存在于战前宪法体制下的日本军部（军队）都会扮演起战争“尖兵”的角色。此乃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阅读本书的各位中国读者，究竟为何会对这本旨在描述昭和战前时期军部（军队）的历史特征的书籍产生兴趣呢？对此，笔者可谓是浮想联翩。正在阅读本书的各位读者，如若不是热爱历史书籍的铁粉，那想必多少可以称得上是“怪人”了（此乃笔者的由衷赞美之言！）。
本书的主旨并非在于描绘军部（军队）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一面，而是主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军部（军队）对于日本的外交政策究竟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二是昭和战前时期，在日本的政策制定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中，军部（军队）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力。希望通过探讨上述两个问题，来对日本近代史进行描述。
其实，这一视角并非笔者所创。美国学者詹姆斯·克劳利在其研究近代日本的名著（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当中便已然对这一视角的重要性进行了阐释。克劳利教授从军部（军队）的影响力视角出发，对近代日本的国防概念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然而，尽管克劳利教授率先提出了这一视角，但其后利用该视角进行的实证研究仍较为有限。
本书描绘的日本近代史，究竟有哪些部分能引发中国读者的兴趣呢？对此，各位读者想必是见仁见智。即便如此，笔者还是打算借本篇序言，向各位读者提供以下五个视角，希望对各位阅读本书有所帮助。
首先，近代日本的为政者究竟是如何制定各种政策的？在近代日本，各种政治主体，诸如元老、首相、陆海军的军部大臣等军政高层、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等军令系统高层，或是在一线实际立案的陆海军局长、科长一级的军官，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厘清上述各个政治主体在制定政策时的具体交涉过程，在此基础上了解其行为逻辑和思考模式，对于我们理解日本近代史无疑大有裨益。
其次，在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面对如何编制军事力量这一课题，山县有朋等领导者由于惧怕军部（军队）与特定党派或政治势力相勾结，因此选择标榜“不偏不党”的口号，组建一支直属天皇的军事力量。山县等人援引日本神话中描绘的古代天皇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强行将此前完全与军事无缘的明治天皇与近代国家的军事力量联结在了一起。
而山县等人主导颁布的《军人敕谕》，也正是一部旨在人为地、历史性地将天皇与军队结合起来的文书。该文书中明确树立了“军人不得干政”的大原则。然而到了昭和战前时期，军人们对于该原则的理解却逐渐出现了反转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够厘清这一反转的具体过程，无疑会对我们理解昭和时期青年军官们所发动的一系列政变的具体背景有所帮助。
再次，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外接连爆发了一系列政变（如1931年的三月事件、“九一八”事变、十月事件），同时国内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如1932年爆发的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不论策划这一系列政变与恐怖袭击的元凶们主观上抱着什么样的动机，客观上这些事件都与当时剑拔弩张的中日外交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如本书总论所述，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中所使用的武器和爆炸物，实际上是参与上述事件的青年军官趁“一二八”事变之机在上海拿到的。从此亦可看出，当时日本在国内外策动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之间，实际上有着相互联动的关系。
此外，作家司马辽太郎在其历史随笔集中，曾经使用“日本的国家形态”（この国のかたち）这一概念，来定义人们对于本国史的自我认知。我们也可以将这一概念理解为卢梭定义下的“宪法”，亦即国家的基本社会契约。在近代日本，人们对于本国史的自我认知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构筑起来的？本书第一章便聚焦这一问题，对1894年甲午战争与1905年日俄战争的战争记忆的架构过程进行了探讨。
最后，日本的为政者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会追求所谓的“合法性”，很多时候这种追求甚至会显得偏执而又滑稽。本书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便就这一现象进行了剖析。所谓追求“合法性”，并非代表日本真的会严格遵守国际法，而是指在违反国际法时，日本常常会粉饰出“遵纪守法”的假象，以此尽可能地避免其他国家的责难。
笔者在首部专著《摸索中的20世纪30年代》（模索する一九三〇年代）中，便已将追求所谓的“合法性”定义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对外政策特征之一。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了本应归还中国的山东半岛利权，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
其实早在1915年，以币原喜重郎为中心，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内阁法制局等相关部门之间便已经开始就如何表面上“合法地”夺取山东半岛利权进行探讨。即便认识到已经违反了国际法，但日本人很多时候仍然会千方百计地寻求在表面上粉饰出“合法性”。对于日本人的这种特质，在1932—1941年间担任美国驻日大使的约瑟夫·格鲁曾讽刺说，“日本人不愧是自欺欺人的天才”作者原文中引用的是日文译本，该书亦有中文译本。
这里，笔者还想就本书的翻译赘言一二。本书原是一本受众面较为狭窄的专业书籍，因此本书若要获得海外读者的肯定与信赖，很大程度上就要仰赖译者的力量。本书的译者贺申杰曾就读于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研究日本近代史，并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能够由值得信赖的译者翻译本书，笔者感到万分欣喜。
此外，刊行本书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在2019年亦出版了笔者的另一部著作《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该书的译者章霖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日本近代史研究者。对于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吴玲霞在译者选定等方面的良苦用心，笔者希望借此机会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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