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男，江苏苏州人，汉族
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
1918年8月出生，2018年11月去世
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
原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他隐姓理名40年，一生为国铸核盾，先后参与和主持首次原子弹、氨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多次核试验，为建立中国特色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为锻造改革开放安全屏障、推进科技强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以身许党许国的时代楷模。
荣获“八一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12 月，被追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被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这里是1964年10月16日的罗布泊，清晨时分，程开甲急切地走出帐篷，抬头观测天气，看到碧空如洗，他心里轻松许多。数小时之后，一声惊雷响起，蘑菇云腾空 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就是那件让程开甲夙兴夜寐的大事，他喜极而泣。
时光荏苒，50年后，96岁的程开甲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和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手捧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站在了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主席台中央，回首当年那一声惊雷，这位将毕生心血献给国家和人民的核武器事业的科学家，不负此生。
“这一声巨响，不但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而且让所有的炎黄子孙扬眉吐气”
不大能喝酒的程开甲，干了一碗酒，足足有半斤。张蕴钰看着他说:“这一回，你是张飞的胡子一一满脸，满脸呀!”这是程开甲对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基地的帐篷里举行庆功宴的回忆。而罗布泊上的“这一声巨响，不但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而且让所有的炎黄子孙扬眉吐气”。多年后，程开甲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难掩激动的心情。
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和试验过程中，他作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不仅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而且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主持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塔爆炸方案，并带领团队研制了1700多台(套)仪器，实现在我国首次核试验中 97% 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风沙漫漫的罗布泊，无数个不眠不休的日夜，程开甲的身影投射在帐篷上，沉思、演算。最终，他的心血汇入了这一声巨响。
但这并不是结束，此后，他又投入了氢弹、地下核试验等无数次试验中，为我国的核试验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1966年12月，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程开甲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成功，他研究设计的试验方案获得成功……
从1963年第一次踏人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程开甲在茫茫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参与主持决策了多种试验方式的 30多次核试验。
作为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同时还担任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第四、第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届委员。他曾获得国家利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各种奖励。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 年，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程 book”和“程瓦特”
程开甲有两个叫得响亮的雅号。
一个是他早年在浙江大学求学时的雅号——“程book”，这个外号与当时中国山河破碎的境况导致莘莘学子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有关，也是程开甲在艰苦环境中勤奋刻苦、孜孜不倦攻读学业的写照。1937年9月，程开甲到浙江大学报到，不久抗日战争开始，4年的大学时光，程开甲跟随学校搬迁了7个地方一一杭州、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义、湄潭。
根据程开甲的回忆，在从建德迁往吉安时，刚到金华就碰上敌机轰炸，铁路客车全部停开了。当时正值冬天，他想办法搭乘一辆连棚子都没有的货运火车，又冷又饿地在车上站了三天三夜，最终到达樟树镇，才与学校的接应人员会合。
动荡的时局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学校发给程开甲的100元公费变得不值钱，他不得不节衣缩食，挑灯夜读，把桐油灯的灯芯拨得很小来省油。
“程book”的外号就与读书和省灯油有关。在学校，程开甲的勤奋和节俭大家有目共睹，于是一位同学与他打赌说:“老兄，你要有本事，能白天黑夜连着看书不睡觉，晚上的灯油钱我出。
年轻气盛的程开甲既不愿意被小瞧，也不愿意放过这个赚灯油钱的好机会，他从图书馆和导师束星北那里借来几本关于量子力学的书,“几天几夜没合眼，一直看书，计算”。赌局之后，程开甲的勤奋和毅力让大家叹服，赠他雅号“程book”。
对于这段经历，程开甲晚年回忆说:“我要说的是‘99%的汗水和1%的灵感造就天才’，是‘刻苦和努力’。我忘不了当年我是怎样去学习的，为了学得多、学得透，熄灯后我就站在昏暗的路灯下、坐在楼梯上，甚至在厕所里继续读书。在煤油灯暗淡的灯芯边苦读三天三夜，为此我还赢得一个‘程book’的雅号。”
这些求学路上的艰辛，程开甲却不以为苦。他说:“我深深地感到当年的努力对我的一生是怎样的重要，也对古人的哲理领会得更深。我常常以我之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对于程开甲和当时所有从事原子弹研究的人而言，他们都是在一张白纸上开创着自己的事业。在程开甲看来，这“需要用已有的基础去认识解决面临的每一个新问题”。而他则是这个团队里特别擅长以创新的思维和方法去解决问题的人。程开甲的另一个雅号——“程瓦特”，就是他在从事原子弹研究以后研究所的同事们所赠，意在称赞他有创造发明精神，像英国发明家瓦特那样，面对难题总能想出解决的办法。
程开甲的创新能力，就连郭永怀和朱光亚都曾赞不绝口。
1960年，我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原子弹爆炸时，其中的各种材料处于极高的温度和压力状态下，它们的状态变化如何用方程式来表达计算?当时国内没有实验条件来获取铀235等放射性元素的状态方程，国外更是视为绝密，苏联专家也不肯透露分毫，只能靠我国专家自己摸索。
这个任务落在了程开甲身上，凭借曾经在TTD领域积累的研究经过半年没日没夜的研究，程开甲终于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设计提供了依据。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对此很高兴，他对程开甲说:“老程，你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与其他国家的原子弹试验不同，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百米高塔的爆炸方式”。这也是程开甲突破条条框框提出的创新方法。当时程开甲与其他同事讨论试验方案，他认为第一次试验就采用空爆的方式并不妥当，在测试与起爆同步、落地瞄准、投掷飞机安全及保密性方面都存在问题，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提出在高塔上引爆的创新性方法。
后来，朱光亚院士回忆时也称赞这种方式:“它不但使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提前了，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实验项目，用来检测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
“程瓦特”的创造性思维也让基地的其他科研人员颇为叹服。据原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程耕回忆，程开甲针对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总能“提出许多新颖的思想”“扩展了许多奇特的应用”。对于程开甲“如此种种奇妙又富有创造性的方法”，程耕极为钦佩。
在程开甲看来，当时基地和研究所的一大优点就是独立研究、技术创新:“总能考虑得很远，能早发现问题，早提出问题。在研制的过程中，总能超前地为其创造条件。”正因如此，我国的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抛弃了苏联的试验框框，扔掉了“洋拐杖”，走出了自主创新的路子。
程开甲后来多次强调:“在“两弹一星’精神中，创新精神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他同时也强调:“还应认识到创新是与艰苦奋斗分不开的，更要强调的是“创新背后是非常艰苦的奋斗’。”而“艰苦奋斗不仅仅是喝苦水、战风沙，更重要的是新观点与新思想的提出、争议和实施”。
除了科研，“其他方面我就很难搞得明白了”。
尽管在科研上充满智慧且富有创新精神，但程开甲对于日常的一些琐事却不擅长，甚至有时因为沉溺在科研之中而闹出笑话。他自言“说实在的，我脑子自始至终也 只容得下科研工作和试验任务，其他方面我就很难搞得明白了。”
据程开甲当年的警卫员任万德回忆，1971年10月，试验的前几天，他曾给程开甲做过一次荷包蛋面条，忙碌的程开甲根本想不起来吃，任万德将这碗面条热了4次，到最后程开甲还是没下肚。在任万德看来，程开甲在基地总是忙碌不已，不停地用计算尺推算各种数据，“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睡了一觉醒来，他还在昏暗的灯光下工作”“他的头脑里似乎没有休息和节假日的概念，是一个永不知疲倦的人”
不是程开甲永不知疲倦，而是他心里燃着一把火，一把为了国家需求，废寝忘食在所不惜的爱国之火。1962年夏，我国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党中央决定，要在两年内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这意味着，程开甲他们要在两年内，在没有经验和外援的条件下，完成从提出具体试验计划、测试项目到现场实施的全部工作。
回忆起罗布泊核试验场，很多人都会记起走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在程开甲心里，真正折磨着他、考验着他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上的难关。据他回忆:“当时，我们对核试验几乎是一无所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是空白。
在这种情况下准备第一次核试验，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不知道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我国电子工业刚开始只有电子管，控制器件也只有机械式的继电器;每秒百万次长的高速相机还没有方案，我国还没有记录亚微秒级信号的示波器，甚至还不知道动压是如何工作的。”“但我们必须在两年内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所有准备工作，方案、各种测试手段和1000多台仪器设备，试验的安全防护、取样、气象预试验等等。”
燃烧在程开甲心里的那把火，让他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伟大的挚登;让他通宵达旦，废寝忘食，让他大脑的“带宽”再也容不下其他琐事，也因此时常闹出笑话。
有一次，他走出办公室看到有的同志在打乒乓球，还提醒大家说现在可是上班时间，大家笑了起来，原来此时已经是午休时间了，是程开甲自己沉浸在思考中忘记了时间。
这样的逸事并非只有一件。在破解高温高压下的放射性物质状态方程那段时间，程开甲满脑子除了公式就是数据，吃饭时如果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就会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桌子上写公式来思考。
有人还回忆起程开甲的一件逸事。有一次，程开甲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一边把饭票递给窗口的师傅，一边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那个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程开甲，排在后面的邓稼先忍不住笑着提醒程开甲:“程教授，这儿是饭堂。”
在程开甲的同事和好朋友，原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心里，“程开甲是纯粹的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除了搞科学研究，什么也不会，如何买票，如何上车他都不会，一心一意搞他的科学技术”。
就是在这样不通俗务的一心一意之下，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零时”到来前，仅用了两年时间，程开甲带领的团队就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全面的、多学科交叉的、有高度预见性和创造性的、切实可行的试验方案;有定量分析的爆炸效应图像;独立自主研制的性能可靠的1700多台(套)测试、取样、控制的仪器设备”。
后来，他所领导的我国首次氢弹、首次导弹核武器、首次平洞首次竖井等 6 个首次核试验中的几十次核试验汇总都取得圆满成功。
“首长，您就真的不担心身体吗?”
对生活琐事、衣食住行毫不在意的程开甲，也有对自己身体特别上心的时候。1960年冬，由于工作过度紧张，程开甲病倒了，不得不中断工作回南京养病，心急如焚想早日康复返回基地开展工作的他破天荒地在科研之外钻研起了养生之道。
他自己回忆说，他跟一位物理系的教授学打太极拳、练气功，学会后就一直坚持。为了能保持健康的体魄，他还下决心戒烟。他抽烟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年代，每天要抽两包烟。为了能以健康的身体早日返回工作岗位，他不再抽烟，成功戒掉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