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铃木凉美:我不认为夜生活出身的人写书有什么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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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凉美的母亲是日本儿童文学研究者、翻泽家灰岛佳里,她在看护生病母亲的前后,写下随笔集《献给爱与子宫的花束》,展开了这段既疏离又饱含爱意的复杂母女关系。(视觉中国/图)
铃木凉美是“在东京长大的辣妹”,恋慕灰姑娘式的不幸,不会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她的发言与作品透露着轻盈,有一些幽默,内里自有沉重和伤痛。
在随笔集《献给爱与子宫的花束》中,她用很大篇幅书写对原生家庭的叛逆。她的家庭想必令大多数人羡慕,母亲是翻译家灰岛佳里,父亲是法政大学名誉教授铃木晶。幸福却得来不易,一块又一块的生活碎片逐渐积累起母女之间的张力。
“我们不自由,虽然不到盼望出现命运大逆转的程度,却另有枷锁,总能感到脊骨和皮肤之间藏着母亲的咒缚,忍不住骨寒毛竖。”书中写到母亲对女儿过分殷切的希望。她想摆脱自己在原生家庭和婚姻生活的遗憾,却改头换面地将具体的琐屑注入女儿的生命,总是因爱之名。
倘若按既定路线走下来,铃木凉美很容易成为刻板印象里的“体面人”。事情恰恰不是这样的,她知道了许多人知晓、经历,却很少人能够表达的那一部分世界。误入夜世界之后,她在周围的女性身上发现了众多似曾相识的故事。
“只要走进夜晚就会暂时忘记其他,越在炫亮耀眼的狂乱世界里深陷,在把空虚当作高洁来崇拜的世界里停留得越久,就越触及不到那个东西。”铃木凉美高中时期卖内裤给中年男人,毕业后“迫不及待地跑到夜总会打了多次零工”。
与白天相对的夜生活果然是悖谬的,“类似灰姑娘的女孩要多少有多少”。女性为牛郎付钱,牛郎往往更霸道;女性陪酒者需要忍受男性客人的霸道。大批细节多多少少反映出性别问题的实质。
那里的男男女女偶尔取得残酷的同甘共苦,随光阴逝去,脆弱的“平等”必然消失,夜世界中的人们早早透支了青春。风俗店里很多女性从业者的家境与教育尚可,常有大学生晚间兼职;而牛郎们往往处境窘迫,教育水平一般,缺乏谋生能力。所有这些人都会老去。
铃木凉美念了研究生,写出以色情电影女演员为主题的硕士论文。她做记者,后来辞职。2014年《周刊文春》报道了她担任色情电影女演员的往事。她现在是一位有名气的作家,也被视为社会学家,不过她否认了后者。
她开始写《献给爱与子宫的花束》时,母亲做完了第一次癌症手术。一段时间之后,母亲癌症复发,这本书写完之前半年去世。母亲反复说着:“对不起,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告诉你,可是没有时间了。”经由书写和回忆,铃木凉美发现了自己与母亲相似的地方,也更多理解了母亲的种种行事方法。她曾经说:“失去了这样的论敌和朋友是非常寂寞的。”
比《献给爱与子宫的花束》更晚一些,铃木凉美与学者上野千鹤子的通信集《始于极限》出版。她生于1983年,比上野千鹤子年轻三十多岁。两个人的年龄差距约等于母女,认识世界的角度毫不意外存在巨大差别。在通信中,她提起了有过几次性关系的男人当着她的面,一本正经地对他的朋友说:“哪个男人愿意和一个演过AV的女人交往啊。”那些买内裤的男人早早给她留下“我根本不可能跟这种生物相互理解”之类的印象,现在好像再生产了一遍。
铃木凉美的母亲总会说:“你要是因为诈骗或者搞恐怖活动被抓住了,我都能尽全力和你站在一起。你要是当AV女优,那就算了。”这样的言语像灰岛佳里女士为一部分生命历程鸣出的天鹅之歌,同时她还会说:“我很幸福啊,养育出了一个好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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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F-8''日本作家铃木凉美,1983年出生于东京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做过陪酒女和情色片演员,隐退后考上东京大学硕士、成为新闻记者,连续两年入围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因与上野千鹤子的对谈集《始于极限》被中国读者熟知。(出版方供图/图)
“至少我的母亲不是那种不在乎世俗的人”
南方周末:书里面有一句对母亲的形容令人印象深刻:“她们在施展另一种神秘难言的魔法,永不停歇,向我们挥洒着叫作爱的粉末。”你接下来记录了一些令人窒息的往事。那么,你可以回过头谈一下这句话吗?
铃木凉美:与母亲的关系,对孩子日后生活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这不是简单的爱与不爱、喜欢与讨厌、尊重与鄙视的二分法,而是母亲的期望、喜好、个性和习惯与孩子的性格和生活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虽然有特例,但世俗还是普遍认为母亲是爱孩子的,而我也确实能感觉到母亲是爱我的。然而,我觉得所谓“爱”并不总是温暖和柔软的,其中也有很多的泥泞和粗糙。很多年轻人或多或少都会反抗父母霸道和过于强势的爱,通过拥有一个母亲不知道的世界来实现独立。但即便如此,与母亲的关系和影响或多或少还是不可否认的。我用“魔法”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感觉:我曾是母亲生活的一部分,一旦独立,我就会与母亲分离,但永远不会完全脱离,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南方周末:若干年过去,你对母亲的情感有什么变化吗?“魔法”是不是变淡了?你是否会因为某些回忆,对她有进一步的理解?
铃木凉美:基本上,我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慢慢拥有父母所不知道的自己的世界。因为我们会拥有可以与其他人分享但从未给父母看过的面孔,以及从未告诉过他们的事情,所以和母亲之间的“魔法”就渐渐变淡。在我不良少女的时代,我设法与父母建立了一种关系:我与他们有联系,但不一定要与他们分享一切。与其说是某段记忆加深了我对母亲的理解,不如说是现在母亲去世了,时光流逝,当我和曾经抚养我长大的母亲同龄时,回想起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我有时会想象,也许那就是当时的心情。
南方周末:你在《献给爱与子宫的花束》中写到母女间微妙的情感,都认为对方处于更好的位置,好像是母女间的一种竞争。这种现象是母女间常有的吗?还是你的家庭的独特现象?
铃木凉美:母亲和女儿既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彼此最相似的两个人,也是女儿在婴儿时期百分百依赖母亲的关系。长大后,她们又处在一个可以向同一种性别看齐的环境,自然会产生非常复杂、非常原始的竞争关系。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青春期不愿意接受母亲女性的一面,但有时母亲也不愿意接受女儿女性的一面。我觉得其中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彼此明明都非常爱对方,但又不希望她和自己一样。我认为,父母在生命中的意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于我,他们是不断向我提出问题的人。即使现在他们已经去世了,我觉得我仍然在被母亲发问。
南方周末:在中国,父母往往因为希望孩子有伴侣,或出于家族繁衍的问题而催婚。这种现象在日本普遍吗?如果有的话,跟孩子的性别有关系吗?原因在于孩子的养老问题,或者只是一种执拗的观点?
铃木凉美:近年来,据说越来越多的父母重视子女的意愿,或者为子女最终结婚而感到寂寞。但过去经常听说,如果三十岁还单身,父母就会唠叨着让你结婚。在日本的一些地区和其他地方,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过去日本的婚姻是家庭事务。结婚是维持家庭生存的必要手段,因此长子的压力尤其大。就女性而言,她们要把自己嫁出去,虽然这与她们自己家庭的生存无关。但日本是一个同辈压力非常大的国家,其他人都在差不多这个年龄结婚,只有我家没有,会被人议论的。
不过我最近开始思考,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还有一种更真实的渴望,那就是孩子们的幸福。当然,单身有单身的幸福形式。但我认为,父母还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体会到成家的幸福,不希望女儿有一天在他们死后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我的母亲不是那种不在乎世俗的人,所以当她说希望我有一天能有个伴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为我好,希望我能体会她体会过的幸福。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为此感到压力或多管闲事。而且在日本,有些性取向不被承认可以结婚,所以我不能说这是完全的好意。
最后,我认为最好不要太重视父母的话,只是时不时地听听他们的意见,但也不要太重视。
“现在我真的四十岁了,并没有改变多少”
南方周末:像中文词汇“四十不惑”所表达的,好像人到这个年龄段会明白很多道理,比如怎样对待他人、怎样争取权益。你在《献给爱与子宫的花束》里提到,大约三十岁时发现留在东京的几个人不仅是朋友,还是幸存者。四十岁时,你有类似的觉悟吗?某种看起来自然而然的想法,其实是随着年龄增长悄悄地改变了。
铃木凉美: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我曾幻想,我四十岁的时候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很稳定。但现在我真的四十岁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改变多少。我仍然想要很多东西,仍然对自己缺乏自信,仍然担心别人怎么看我。我并没有成长多少。不过,至少在工作方面,我比二十多岁时有了更多积累,所以我对未来想做的事情有了更具体的想法。
南方周末:那么,与更年轻的女孩子交流时,你是否会明显感到代际区别?
铃木凉美:有时我觉得没什么分别,有时又觉得完全不同。总的来说,现在的年轻女孩比我们年轻时要温顺、善良、有品位和成熟得多。但与此同时,她们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在年轻时尽情做傻事。也许是因为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南方周末:你在《始于极限》中说,“立于极限的我从自己所在之处审视事物”。你审视世界的“极限”有没有最新的变化或者偏移?
铃木凉美:我可能是个悲观主义者,往好了说是现实主义者,往坏了说是愤世嫉俗者,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习惯于限制自己的期望值,认为事情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反正社会也不会改变,那就在这个社会里尽可能地享受自由吧,等等。但是,比如最近日本国内开始广泛报道性侵犯问题,这在二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自己应该更加理想主义一些。
南方周末:你是否因为跟上野千鹤子女士交流,而引申出一些新的思考?
铃木凉美:我不认为自结束通信后我有巨大的变化。只是当我想到一些事情时,我会问自己,“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就没有其他人有这样的想法吗?”我想,主要是我现在又多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渠道。
当一个女人拥有好几个类别属性往往会吓到男人
南方周末:有哪些文学社科书籍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铃木凉美:比如金井美惠子的《夜夜笙歌》和井上靖的《日语语法》。年轻时,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思考问题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认为放弃思考更令人兴奋,比如夜生活和消费。但遇到一本好书后,我意识到情况其实恰恰相反。
南方周末:夜世界目前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比例?你会与夜世界的朋友谈起自己的作家、社会学家的身份吗?她们是否理解你的这一部分生活?
铃木凉美:在目前的生活中,夜世界的参与度现在几乎为0%,最多10%,但我的大脑仍有50%的时间想着生活在夜世界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但我以前的夜世界朋友中知道我是作家的人也不多。现在的熟人也好,新交到的朋友也好,大家都知道我还写书。其实我不认为夜生活出身的人写书有什么稀奇。
南方周末:夜世界中两性暂时的平等,会不会因为年龄渐长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比如,上年纪的牛郎如果不再从事这份工作,也许会成为性情暴躁的大叔,与身旁女性同甘共苦带来的那种平等,是不是很容易消失?
铃木凉美:夜世界基本上分为男性和女性角色,我觉得性别平等在那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认可。因为很多人都出卖色相,所以年轻就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这种趋势在女性身上更明显。相反,以在这里的年轻女性比中年男性拥有更多权力的意义上说,这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创造与正常的光天白日世界不同的性别平衡。然而这也是一个可悲的世界,因为年轻的资本每年都在减少。
南方周末:阅读《献给爱与子宫的花束》时,会通过文字感受到夜世界的男女都有些缺乏安全感,他们应当获得怎样的保障?
铃木凉美:即使那些曾经在夜世界中没有生存问题的人,后来也会因为失去青春而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我认为应该为离开夜世界后出现问题的人提供社会保障。的确,有些人很小就进入了夜世界,别无选择。最好的社会保障就是让他们有机会接受适当的教育,无论他们的出生环境如何。
南方周末:你是否可以设想一下两性间理想的相处方式?你对“男性凝视”有怎样的理解?
铃木凉美:我仍然不知道理想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是我们通过彼此的幻想在不伤害对方的情况下缓慢而灵活地改变吗?当你想用一个词来形容男性凝视时,其实可以想象出很多东西,例如,当把女性为男性扮演的角色划分为不同类别时,我认为这是男性化的:母亲、妻子、同事、情妇、妓女、学生等等。当一个女人同时拥有好几个类别属性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非常生气,比如同事当情妇或妻子又是妓女,往往会吓到男人。
南方周末:最后,可以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工作进度吗?像你的小说《仰泳》讲一位四十岁的女士回顾自己的生活,这是你的一种总结吗?
铃木凉美:在《仰泳》中,我只回顾了十九岁那年某一个月发生的事情,所以不能说它是完全的自传,但它强烈地反映了我的经历。当我三十九岁,我意识到那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写一部小说时,我经常会从过往的经历或记忆中提取,然后编织成文,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行为。但我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它比我写过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接近自己的经历。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宋宇 翻译 Midori
责编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