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宋林飞，是在沪宁沿江高铁即将开通时，地点是常州大学科教城校区的一间会议室。以往他回南京要到常州站乘高铁，地铁用时近半个小时；若是从常州北站出发，到高铁站则要花上40分钟以上。当时他畅想着，乘坐新高铁线回到南京家中，前往武进站只需乘坐两站地铁，5分钟就足够了。
第二次见到宋林飞已是11月，地点是同一间会议室。宋林飞告诉记者，坐沪宁沿江高铁从武进前往南京的人不算太多，周末车厢稍微满一些，有的列车直达南京南站，中间不停靠，对他来说方便快捷，此时他不忘补充一句，“这沿江高铁，确实是方便了沿线地区人们的出行”。
宋林飞是我国社会学恢复后第一个专业研究班的学员，当时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大三刚结束，就来到南开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攻读社会学，随后曾跟随费老前往江村等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期间，曾先后担任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其间，他曾参与苏通长江大桥、沪宁沿江高铁（当时也被称为南沿江高铁）等重大项目咨询论证，参与江苏撤县建区、都市圈建设等区域发展决策咨询，并且于二十多年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东西南北”上海。
2017年，宋林飞正式退休后，将下一站选在常州，负责由江苏省政府五个厅局、苏南五市合作的苏南现代化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创建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他告诉记者，来到常州并不是养老，而是重新“创业”。
图为宋林飞。
“苏南模式”历久弥新
世纪之交，关于“苏南模式已经到了历史的终结”的讨论甚嚣尘上。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首次提出“苏南模式”的概念，试图概括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子，该模式将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破解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由此带动小城镇发展。对于苏南模式生发，宋林飞说农民常称之为“找活路”，道理也简单，“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然要寻找出路，这和杯子里的水满了就会溢出去是同样的道理”。
宋林飞在前往南京大学读书前，曾在自己的家乡南通县（今通州区）做了约9年的县委办公室秘书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对于农村经济和农村发展有了深刻的认识。1981年初他前往南开大学开始了社会学学习。这年暑假，他来到南通县进行第一个农村调查，选题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
1982年，宋林飞曾随费老第四次寻访江村，调研小城镇发展。多次苏南调研，让苏南模式的理论应运而生。
宋林飞此前的研究与费孝通提出的苏南模式不谋而合。不同于西方城市发展工业、农村发展农业的古典工业化道路，农村工业化是苏南模式的实质性特征之一，它主要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现象。乡镇企业带动小城镇发展，因此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也是小城镇发展的黄金期，成了如今苏南县域经济、镇域经济强大的前因。
苏南模式的诞生，离不开上海的帮助。上海为苏州、无锡等苏南模式代表地区发展，提供了“星期日工程师”、退休工人以及供销渠道等，“各地都能在上海找到同乡、亲友，帮助他们发展当地”。就拿南通来说，20世纪以电报数量来观察信息流，绝大部分是联系上海。宋林飞回忆，自己姐姐、表兄弟，母亲的兄弟姐妹在上海，自己读小学、初中时，暑假常常跟母亲从海门青龙港乘船，去上海亲戚家。南通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时，许多农村干部到上海找亲戚、老乡中的“星期日工程师”或者供销渠道，这是上海与南通的天然联系。
关于苏南模式还有一个误读，认为苏南特指苏锡常。其实，苏南模式本就暗含文化相通、交流密切等纽带，费老发现南通经济、社会发展与苏南相近，便将南通放在“苏南模式”中考量。“这一点费老与我讨论过。”宋林飞回忆，费老当时提出的苏南模式其实是苏锡常通。
当时在苏南调研时，费老曾对一位苏南领导干部说，你是做“模式”的，我是写“模式”的。做“模式”是实践过程，也就是苏南经济发展本身。多年来，苏南乡镇企业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发展机遇，苏南稳坐多个百强县、千强镇前十席位，这里的县域经济、镇域经济依旧强大，更何况苏南不少城镇正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占多数的“移民城镇”，无不证明苏南模式仍是这一区域的发展法宝且历久弥新。
重塑江苏区域经济格局
21世纪初，江苏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小城镇出现“小马拉大车”的问题，比如当时常州市—武进县、扬州市—邗江县等“一城两府”现象突出，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难以优化配置资源，往往存在重复建设。为此，宋林飞提出，要打破“双黄蛋”格局，就要撤县建区实现城市统一区划，培育大中城市的要素集聚效应与辐射效应。
直到前几年，他还在为撤县建区鼓与呼。2020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南通市崇川区、港闸区，设立新的南通市崇川区；撤销县级海门市，设立南通市海门区。他为《南通日报》撰写的文章中，开篇就写道：“南通是我的家乡，我母亲出生在海门，我读过书的南通中学位于崇川区，所以南通市这次行政区划调整涉及的地区是我牵挂的地方。”同时他表示，在形成的专家组意见书上，自己也签了字。他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此举不仅为提升南通主城区辐射效应，更是南通建设“北上海”，融入上海大都市圈的必由之路。
做大做强主城区的同时，他还重视城市与城市间的联系。在苏通长江大桥的论证中，当时作为江苏省社科院院长的宋林飞与一位原交通部副部长担任双组长，他在同意立项的同时，还要求加快建设。因为作为南通人，他深知当时南通“南不通”的尴尬，前往对岸的苏州张家港、常熟只有轮渡，因此造桥进度需要加快。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为推动省内南北融合发展，应当加密桥梁建设。目前他的一些构想正不断落地，以前“南不通”的南通，正一步步实现“八龙过江”。
1996年底正式通车的沪宁高速公路，是当时江苏的第一重大基础设施，被预言会成为“全国经济效益最好”的高速公路。其重要性在于，当时苏南五市几乎所有国家级开发区都建在这条高速公路旁。在此基础上，宋林飞提出“挥师北上”的建议，也就是将沪宁高速经验复制到苏中、苏北地区，一方面能带动5倍以上的社会投资，拉动省内经济增速，另一方面也将拉近长江南北距离，利于产业发展。几年前，由于沪宁高速车流激增，时常出现拥堵，他还分别向苏州、无锡建议在太湖边增加一条高速公路。有了他从中“传话”，两地很快达成了共识，如此才有了现在连通苏锡常的南部高速公路，缓解了沪宁高速公路车流饱和现状。
进入新世纪后，都市圈建设开始受到重视。此时，宋林飞建议发展都市圈经济替代行政区经济，让经济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合理配置。后来，江苏决定建立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与苏州都市圈三大都市圈。有关部门向宋林飞咨询时，他表示，三大都市圈是正确的，但“苏州都市圈”的提法需要推敲。在当时省委一次座谈会上，他提出，紧靠上海的苏州外向型经济走在全省前列，其经济辐射力较强，而上海到南京的节点城市是无锡，但是叫无锡都市圈也不合适，同时苏州、无锡、常州发展水平相当，不应偏废任何一个，因此建议更名为苏锡常都市圈。这个建议被省委采纳。现在已有共识：“苏锡常一体化是平等的一体化。”
20世纪90年代初，宋林飞曾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学，其间研究便涉及大都市、都市圈与都市经济，当时大学所在的多伦多正是大多伦多地区的中心，这里是北美著名的大都会区，也为他打开了观察都市圈发展的窗口。与多伦多都市圈单一核心不同，当时就有人提出，国内外都市圈都是一个核心，苏锡常三个核心城市能建设都市圈吗？宋林飞给出肯定的答案，同时指出江苏应探索三核推进一个都市圈建设，进行都市圈理论和实践创新，由此“多核都市圈”成为我国沿海地区城市群建设的一种新形态，比如浙江现在就有金华—义乌都市圈。
“东西南北”上海
1990年，费孝通到南京时，对宋林飞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设想，并表示将与上海、南京、杭州三地领导层接触，进行意向性探讨和酝酿共识。中央做出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决策后，费老认为，这是除香港外，再造了一个对外开放平台，将带动长三角地区、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发展。很快，江苏便提出要“支持和主动呼应浦东开发开放”，随后江苏和浙江都提出“接轨上海”的口号。
20世纪90年代开发开放的浦东，是宋林飞眼中的“东上海”。十多年前，在他眼中就已有了一个更大的“上海”，除了东上海，西上海是苏州、无锡、常州，南上海是杭州湾地区，北上海是南通。当时有媒体质疑，这一提法将上海分得“四分五裂”。但据他观察，国外很多大都市，比如纽约、多伦多等都是城市组团，成为纽约、多伦多大都市区。因此他认为，“大上海”的发展也要打破行政区划，逐步形成经济共同体。
以“西上海”为例，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在改革开放初期接受过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帮助，乡镇经济迎来蓬勃发展；“东上海”建设启动后，国外资本、技术、人才大量来到浦东，同时也外溢到苏南地区，随着沪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苏州、无锡、常州受益颇多，因此在宋林飞看来已经初显成效，三地都是全国明星城市。
早在2000年前后，宋林飞回到南通宣讲。他打趣说，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不能批项目、引资金，但也要为家乡送一份礼物，即“北上海”这个概念。当时不少人有所怀疑，“南通喊北上海行吗？”对此他给出解释，南通本就与上海联系紧密，无论是人流、物流还是信息流，同时南通与上海紧密合作，才能更好做大做强，走一体化道路有利于两地发展。去年2月的南通两会上，打造令人向往的“北上海”“新苏南”，被正式写入南通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多年来，随着跨江交通持续改善，南通正将“北上海”名号越做越实、越打越响。
“北上海”建设，上海同样受益。南通作为如今上海“1+8”大都市圈长江以北唯一城市，即将拥有大通道、大机场、大海港，未来将更好发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支点作用。
其中大海港就是通州湾新出海口，早在10年前的2013年10月，宋林飞就建议开发通州湾。因为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南部已有高能级的宁波舟山港，北部同样需要具备强大的组合港，当时通州湾并非深水港，无法配套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未来，通州湾建成后，南可对接浦东、联动上海，北可沿海带动苏北，西可沿长江辐射，其带动作用不可限量，比如其将形成长江江海联运的最短航程，有利于江海联运发展，缩短运输距离、降低运输成本。在通州湾建设过程中，各地应该摒弃“一亩三分地”的意识，让各方都能参与其中，并且调动各方积极性和相关资源。
宋林飞曾亲历长三角范围不断扩大的历程。他回忆，最初的长三角是“小长三角”，当时只有分属沪苏浙二省一市的15座城市，2003年浙江台州加入，成了16座城市。此时，宋林飞对媒体表示，既然台州进了，盐城为何不能进？听闻此言后，盐城人很激动。宋林飞和不少专家一再呼吁，长三角应该再扩大一些，“又不是搞富人俱乐部”，后来扩展到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26个城市，这被称为小长三角的“扩大版”。再后来，宋林飞等两省一市社科院院长在交流中，逐渐达成省级层面组成的“大长三角”概念，并随即在2006年起，宋林飞牵头推动沪苏浙两省一市共同编制《长三角年鉴》，自己担任主编，以实际行动助推长三角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