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雪飞：秦汉“质日”性质再探

里耶秦简（图源：“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秦汉有一类自名为“质日”的简牍，其书写干支，并在干支下简略记事。“质日”在墓葬和古井中均有出土，以往见到的典型“质日”简，为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秦始皇三十四年质日”和尹湾6号汉墓出土“元延二年质日”等。近年岳麓书院藏秦简和睡虎地77号汉墓简牍中出现了大宗的“质日”简册。里耶秦简中亦出现两份“质日”文书。这说明“质日”是秦汉的基本文书种类之一。然“质日”的性质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功能，背后包含怎样的制度，学界目前尚未完全了解。近年岳麓书院藏秦简《狱校律》中出现了一则与“质日”有关的律文，里耶秦简中亦出现了一件与“质日”有关的行庙文书，两者均涉及“质日”在实际行政中的运作过程，对探讨“质日”的性质具有重要价值。笔者尝试结合以上材料，对“质日”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向方家求教。

学界以往将“质日”称为“历谱”“历日“历记”“日记”“记”等。李零认为这类简牍本有自题，应该名从其主，叫“视日”或“质日”。岳麓秦简中出现的三批“质日”分别自题为“二十七年质日”“三十四年质日”“三十五年私质日”，睡虎地77号汉墓简牍中的“质日”自题为“十年质日”“十三年质日”等，说明“质日”当为这类简牍的真正名称。

关于“质日”的性质，学界争议较大，主要有以下观点：

罗振玉、王国维将西北简牍中书写干支、节气和建除的简册称为“历谱”，他们根据历法将整理出的几批“历谱”分别称为“元康三年历谱”“神爵三年历谱”“五凤元年八月历谱”“永光五年历谱”“永元六年历谱”等。邓文宽认为这类简册当称为“历日”，为“实用历本”，相当于后世的“具注历日”，主要用来查找时日和择日。肖从礼认为“质日”与这类简册性质相同，“质日”当读为“致日”“底日”等，亦属于实用历本。

也有学者逐渐注意到“质日”与“历谱”的区别。郑传斌、蔡万进、工藤元男等认为，西北简牍中的“历谱”材料，尹湾6号汉墓“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三年五月历谱”等均属于“历谱”类材料，这类材料以记干支为主，干支下记载节日、节气等，是当时的实用历本，而尹湾6号汉墓“元延二年质日”和周家台30号秦墓“秦始皇三十四年质日”则在干支下记事，与前者形式不同，不是同类性质的材料。因此“这类由历谱和记事文字共同构成的文书，应该说已经不同于那些由月朔大小、日干支、节气、建除等构成的历谱了。它们应该有自己的特殊的用途”。

尹湾汉简的整理者注意到尹湾6号汉墓“元延二年质日”的特殊性，没有像同墓所出“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三年五月历谱”那样，径称为“元延二年历谱”，而别称其为“元延二年日记”。赵平安认为这种定名较为准确，这类材料与历谱具有联系，属于从历谱上随手记事演变而成的一种特定文体。然“日记”的功用，多为记录个人生活中的事件，以备自己查阅；而“质日”基本不记个人私事，而主要记载公事，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有的“质日”记事稀少、简单，所记主要为出差住宿的地名。所以“质日”似乎很难看成个人日记。

郑传斌认为“质日”不是历谱或私人日记，而是一种官文书。蔡万进认为“（质日）隐约与一级政府的日常活动有关，它很可能是官府要求编制和保存的一种档案性、实录性文书”。李零认为，质日“供当值官员填写政事记录，类似值班日志”，属于档案。按“质日”所记多为行政事务，故学界认为其为一种官文书或行政档案。

李零后来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调整，将“质日”归入“私人文件”，并谓质日“是一种供当值官员查对日程的日程表”。于洪涛亦认为“质日”是一种“值班时间表”，是“官府制定并颁布的日程表”。从尹湾汉墓“元延二年质日”和岳麓秦简“质日”看，“质日”所记之事，均为事后所记，而非提前设定。“质日”应属于“档案性、实录性”文书。

苏俊林认为，“质日”多出土于私人墓穴而非官府机构，官方档案和文书是以所在单位为记录对象，很少是记一人一事，而质日每天的记事文字并不多，大多是记一人一事。因此“质日”不是官方档案和文书，而是一种私人文书，主要是将自己平时活动及生活中的大事记录下来，以备需要时查阅。“质日”可能是官吏向上级汇报时使用的“底子”。“质日”体现的行政色彩，或许与其主人的官吏身份有关，或许与官吏的考核有关。里耶秦简中亦出现“质日”文书，其中的“令史行庙质日”显然属于官文书。岳麓秦简中出现“私质日”，亦说明秦代存在“公质日”。因此，正如龙仕平所言，“质日”有公私之别。

总结以上，学界对“质日”已经形成若干一致的看法，如“质日”不是“历谱”，其结构是“日期加事件”，是一种具有固定名称和内容的独立文书种类。“质日”所记之事，以公事为主，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当与官吏的行政事务有关，很难看成个人的日记。“质日”有公、私之分。但是对“质日”的属性及其具体功能，学界仍存较大争议。笔者认为，考察“质日”性质的关键，一是揭示“质日”本身的特点，二是考察“质日”在实际行政中的使用情况和运作过程。本文即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

在里耶秦简“令史行庙质日”为学界认识之前，出土的“质日”材料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主要记载“日期+行程”，可以称之为“行程类质日”。李零认为这类质日记载“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去，沿途住在哪里”。工藤元男称之为“公务出行手记”。郭涛称为“地方官员公务活动出行记录”。宋杰对“元延二年质日”中记事的内容作了分类统计，发现其中只记住宿地点的简文占69.45%，兼记行事与住宿地点的简文占25%，只记录行事与其他情况的简文占5.55%。因此“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对日记作者来说，他认为最有必要记录的是当天在什么地点住宿，而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诸家的分析可信。可作补充的是，这类质日除了记载行程，亦记载行程的日期，其形式是“日期+行程”。

从尹湾6号汉墓“元延二年质日”看，这类“质日”的核心是“日期+行程”，而其记载的“行事”，以出差公干（即“徭使”）和休假为主，是为了说明其行止原因，为所记“行程”服务。本文以新见岳麓秦简中的三批“质日”为例，对这一问题试作分析。

此“质日”记载事项较少（见表1），主要记载五段行程：

此“质日”记载了多人的行程，其中部分人物的行程可与“三十五年私质日”系联。简文中部分事件的脉络颇不清晰，本文尝试将其中记载的行程梳理如下：

本质日包含爽、亡尸和未具名者的行程记录。其中除记载“爽”在十二月辛未“行廷决”和“亡尸”在十二月丙戊“复行渔”外，其他均记载某一未具名者在三月至五月前往关中和返回的行程（见表2），梳理如下：

另外，周家台30号秦墓“秦始皇三十四年质日”的核心内容亦为两段往返行程，郭涛将其梳理为：

行程一：江陵→（正月21日）宿长道→（22日）宿迣赢邑北上渧→（23日）宿迣离涌西→（24日）宿迣□□□北→（25日）宿迣罗涌西→（26日）宿迣罗涌东→（27日）宿区邑→（28日）宿竟陵→（29日）宿寻平→（2月1日）宿竟（？）陵→（2日）宿井韩乡→（3日）宿江陵。

行程二：（2月12日）起江陵→（13日）宿黄邮→（14日）宿竟陵→（15日）宿都乡→（16日）宿铁官→（17、18日）治铁官→（19日）宿都乡→（20日）宿竟陵→（21—29日，3月1日、2日）治竟陵→（3日）宿□上→（4日）宿路阴→（5日）宿江陵→（6日）到江陵。

该“质日”逐日记录行程经过和住宿、办公的地点，与岳麓秦简中的“质日”结构相同。

总结以上，“行程类质日”的形式基本为某日于某地出发，某日宿于某地，某日留于某地，某日返回某地等，其核心内容为“日期+行程”，“行程”之外的“归休”“视事”“具事”“会逮”等亦为行程的原因或背景，是为说明“行程”服务的。“质日”记载之事虽与公务有关，但“质日”并未记载所有公务，而是多记载与“出行”有关的公务。“质日”如为“公务手记”，则没有必要详细地记载每一次公务中的“行程”。因此，“质日”并非专门记载公务的文书，其核心是公务中的“行程日期”。那么，“质日”为何记载“行程日期”？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岳麓秦简《狱校律》有以下一则律文：

这是一条关于传输罪人的法律。律文规定，被处以迁刑者、包人、需要传输的罪人以及前往接受审判的人，需要传输他县之时，官府皆须对其“行年日月”进行报告，这些人（除包者外）被押送县官属所执法处时，即立即遣送，为质日，署行日，日行六十里，如稽留而不立即遣送或传输，即根据稽留时间予以相应处罚。

该律文中出现了“质日”，涉及“质日”在实际行政中的运用过程，对探讨“质日”的功能具有重要价值。律文中“为质日”的“为”是制作之义。岳麓秦简《徭律》第244简：“岁兴徭徒，人为三尺券一，书其厚焉。”“人为三尺券一”即每人制作一枚三尺券。“为质日”即制作“质日”。而“署行日”即在制作好的空白“质日”上记录下“行日”。所谓“行日”，指遣送、传输的行程日期。“为质日，署行日”与以往见到的“质日”简册内容相合。这里的“质日”是官方要求制作的文书，“质日”凸显的是“行日”，即所谓“行年日月”。

从律文中“县官皆言狱断及行年日月及会狱治者行年日月”看，这类“质日”可能是最后上报“行年日月”的文书。而根据上下文，制作“质日”以书写、上报“行日”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官吏在遣送、传输罪人之时是否“亟遣”和“亟传”，以及是否“日行六十里”，是否出現稽留、延期等。换言之，官府之所以能够查验传送部门是否“亟遣”“亟传”，以及“稽留”的具体天数，行程速度是否达到标准等，是因为制作了“质日”，在“质日”上记录了“行日”。

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有“行者质留”，整理者将“质”读为“滞”，廖继红认为“质留”即文献中的“滞留”。案“质”古音在质部，“滞”古音在月部，难以通假，文献中亦未见到两字通假的例子。笔者认为这里的“质留”之“质”与“质日”之“质”含义相同。“质日”之“质”，苏俊林、李零等认为有对质、验证之义。龙仕平亦认为“质”为核对、查验之义。按《广雅·释诂二》：“质，问也。”《礼记·曲礼上》：“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郑玄注：“质犹对也。”《汉书·汲黯传》：“黯质责汤于上前。”颜师古注：“质，对之也。”“质”有“问”“对”之义。所谓“行者质留”，即对质、核查行者是否稽留。“质日”当与“行者质留”的制度有关，即制作“质日”，记录“行日”，以对质、检验行者的行程是否稽留。

律文中“会狱治”的“会”，指应官府征召而前往投案，岳麓秦简《具律》第230—231简：

“有狱论”者，如官府征召文书抵达其所在官府，官府之吏已经告知而不立即前往投案，或官吏稽留征书而不通知，以及通知后不立即进行遣送者，超过一定日期，即给予被征召者和官吏相应惩罚。因“会狱治”“会狱论”者必须立即遣送、传输，故需要制作“质日”来考察、检验其是否按照规定时间遣送、传输以及稽留几日，行程速度是否达标等。

岳麓秦简“三十四年质日”中腾、爽二人皆出现“会逮”的行程，其中腾由正月辛巳“会逮监府”，至二月辛丑“去监府视事”。爽从后九月戊戌“会逮江陵”，至丁未“获行”。“三十四年质日”记载了腾、爽二人“会逮”的“行日”，与《狱校律》中“会狱治者”“为质日，署行日”的规定相合，这说明“质日”是记载“行日”以考察遣送时间的文书。

根据《狱校律》中的“质日”，可辨认其他简牍中的“质日”材料。如里耶秦简9—2282是一枚横写的牍，牍的正背面连续书写四月己巳至七月甲申的干支，干支下书写行程。学者根据朔闰推算此简内容为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事。其正面部分内容见表3：

可以看出该牍为“行程表”，其记载行程为：四月己巳“宿夷郙亭”→庚午“宿盈夷乡”→辛未“野亭”→壬申“到临沅”→癸亥、甲戌、乙亥“临沅，留”→五月丙子“大水，留”→丁丑、戊寅、己卯“留”→庚辰“上，之□监乡”→辛巳“复之临沅”→壬午“留”→癸未“到临沅”→甲申“宿夷乡”→乙酉“□”→丙戌“□□□”→丁亥、戊子“留”等。该牍逐次记录“之”“到”“留”“宿”的地点和时间，郭涛已指出其为“质日”。此“质日”所记干支并非全年干支，而是截取四月己巳至七月甲申的干支，可能是为某一特殊行政事务记录行程服务的。因此“质日”并非用于查找干支的历谱。

从《狱校律》看，官府要求制作“质日”的目的，与秦汉行政中的时限规定有关。岳麓秦简《兴律》第238—239简：

律文中的“期会”，指在规定时间内前往会合。“失期”即“耽误规定的期限”。律文规定，发征及传送，以及有期会之事，如果“失期”“留”，即根据失期、稽留天数而处以相应惩罚。这是秦代和“兴发”有关的时限的一般规定，而《狱校律》《具律》中的“征召”“传输”“会逮”即分别属于“发征”“传送”“期会”等大类，它们均有时限规定，需要制作“质日”以记录“行日”，以确定征召、传输、会逮过程中的行程日期，考察其是否符合时限。

李均明指出，汉代公务活动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定，以保障任务的完成和办事的效率。汉代借用官府财物、案比、服徭、官吏办理离职手续、乞鞫、捕罪人、行书、征召、期会等均有一定的时限，有邮书刺等文书对行书时间进行记录，邮书课等文书对官吏行书是否达到时限进行考课。而“质日”即专门记载官吏处理公务时间的文书，其功能亦为考课官吏行政是否超出时限。

岳麓秦简中有记载官吏公务出行时限的令文，颇与“质日”中的相关记载吻合，如《岳麓简五》第319—325简：

这是一段关于异地进行“封”等司法活动的令文，其中规定“郡守及县官各以其事难昜〈易〉、道里远近，善为期”，即根据事务难易和路程远近，制定期限。令文又规定，失期者，根据失期天数处以相应刑罚，如果因病或遇到“水雨”而不能行，需要向居所县告知，居所县令狱史进行“诊病”，病好后也需要告知病好之县，“县移其诊牒及病有瘳、雨留日数”，告其县官，县官重新诊断。根据令文，秦代出行办理公务时，需要制定时限，如果失期即处以刑罚。如果是因为生病或水、雨等而稽留，需要向经过之县报告，官府还要对其进行核验，以防止造假。“质日”文书中之所以记载每日行程，以及稽留天数，稽留原因（如大水留、波留等），即是为了对这类出行之公务进行时限方面的核验。

“质日”简中记录有徭使、休假等事务中的行程，而秦代的徭使、休假都具有每日最低里程限制和时限规定。王勇在探讨秦代的徭使时系统讨论过这一问题。首先看秦代徭使的每日最低里程规定。《岳麓简四》第248简：“●徭律曰：委输传送，重车负日行六十里，空车八十里，徒行百里。”官吏如果押运物资，负重情况下的标准是每日六十里，空车则是每日八十里。《岳麓简四》第233—235简：“其（迁）、输□会狱治，诣所县官属所执法，即亟遣，为质日，署行日，日行六十里，留弗亟遣过五日及留弗传过二日到十日，赀县令以下主者各二甲。”官吏押解人犯，每日行程标准也是六十里，跟负重情况下相同，大概也是因为带着犯人不便赶路。如果没有押解负担，每日的行程标准当更高。《岳麓简四》第313—314简：“御史言，令覆狱乘恒马者，日行八十里。请，许。如有所留避，不从令，赀二甲。”王勇认为，日行八十里可能是秦代官吏徭使最通常的出行标准。

再看休假的里程标准和时限。秦汉休假亦属于行政事务，有时限规定。《岳麓简五》第295简：“●令曰：吏父母死，已葬一月；子、同产旬五日；泰父母及父母同产死，已葬，五日之官。官去家五百里以上，父母妻死……”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第180—181简：“律曰：诸有县官事，而父母若妻死者，归宁卅日；大父母、同产十五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第377简：“父母及妻不幸死者已葬卅日，子、同产、大父母、父母之同产十五日之官。”秦汉律规定，吏之亲属去世，需要“归宁”，“归宁”是一种丧假。“归宁”的时间从“已葬”开始计算，并规定相应的时限。如果路途遥远，即增加时间，或对每日最低里程加以规定，并按照每日最低里程计算天数。休假除时限规定外，亦规定了每日最低里程标准。《岳麓简五》第134—135简：“令曰：吏岁归休卌日，险道日行八十里，〈昜〉易道百里。诸吏毋乘车者，日行八十里，之官行五十里。吏告当行及择（释）归居家，皆不用此令。”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第217简：“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岁予告六十日；他内官，卌日。吏官去家二千里以上者，二岁壹归，予告八十日。”“岁归休”当为一种回乡休息的年假，“告”“予告”往往指因功等获得的休假。两者均有时限或每日最低里程的规定，与“会狱治”的规定相同。因秦汉休假有时间和每日最低里程的限制，故需要制作“质日”，记录“行日”，以确定其行程日期，核对其休假是否符合规定时限和每日最低里程数，此与“会狱治”的规定相合。

王勇将秦代徭使的每日最低里程和时限规定，与里耶秦简9—2278“质日”文书进行比较。他指出，按照里耶秦简16—52里程简的记载，“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以日行八十里的标准，迁陵官吏去临沅往返可以在路上花费24天的时间，加上办事的时间，一次徭使要离县一个月左右。而里耶秦简9—2278记录有迁陵某位官吏从四月己巳（二十四）宿夷郙亭到五月癸巳（十八）的行程。当时的洞庭郡治就在临沅。这位官吏从迁陵到临沅，以及从临沅返回迁陵，除去停留办事和因大水等原因稽留之外，如果每天赶路的话，与日行八十里的标准是一致的。按“质日”简记载的行程与秦律令规定的徭使时限和每日最低里程吻合，亦说明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总之，秦汉征召、徭使、传输、休假等行程均存在时限规定，如不符合行程时限，出现稽留、失期等情况，即按照稽留、失期天数予以不同的惩罚。为了考察、检验官吏的行为是否符合时限，即制作“质日”，在“质日”上记录“行日”，即行程日期，最后上报，以对行程日期是否符合时限进行检查，考察是否出现稽留、失期情况，以及稽留、失期的原因等。

里耶秦简中有一件“令史行庙”文书，其中亦出现“质日”，对考察“质日”在实际行政中的运作过程具有重要价值。该木牍正面内容为：

木牍背面在逐条列举干支，并在干支下记载令史行庙情况，见表4：

下面拟首先讨论文书中的“行庙”制度，再讨论其中的“质日”问题。

木牍正面“令史更行庙诏”之“更”为轮流之义，“行庙”之“行”，《校释》给出“巡视”和“举行庙祭”两种解释。按《岳麓简四》中有两则关于“行庙”的秦令：

这两则残缺的秦令，可暂称之为“行庙令”。令文规定“更五日壹行庙，令史旬壹行，令若丞月行庙”，又规定“令部吏有事县道者循行之，毋过月归（？），当缮治者辄缮治之”，范云飞据此指出，“行庙”之“行”为“循行”之义。而“行庙”之庙，指令文中的“太上皇庙在县道者”。“太上皇”即秦庄襄王，秦统一后，秦始皇为其父庄襄王上尊号“太上皇”，并于县道设置太上皇庙。所谓“令史更行庙”，即令史轮流巡视县道的庄襄王庙。

根据岳麓秦简“行庙令”，县道令、丞、令史等轮流巡视太上皇庙，其中“更”五日一行庙，令史十日一行庙，县令和县丞一月一行庙。里耶秦简“行庙”文书背面记载了各令史的行庙时间，其中令史庆、令史二人在十一月行庙的时间间隔为十天，令史行与令史莫邪，令史莫邪与令史釦，令史戎夫与令史釦，令史釦与令史上等行庙时间间隔均为十天。鲁家亮据此认为，秦当时规定令史行庙的时间可能为十天左右，这与岳麓秦简“行庙令”吻合。“行庙文书”正面的日期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六月壬子”，背面的行庙记录，其日期开始于“十一月己未”，结束于“六月癸巳”。学者认为，背面记载的令史实际行庙的时间是“秦始皇二十七年”。按此说可从。秦以十月为岁首，因此文书正面记载了令史行庙的相关规定，背面记载的是令史从第二年“十一月己未”正式开始行庙，至“六月癸巳”止，当为翌年大概半年的行庙记录。

里耶秦简行庙文书正面谓“令史行失期，行庙者必谨视中□各自署庙所质日”。其中“失期”前内容缺失，然从整句文义看，这里是要求令史行庙不要“失期”。龙仕平谓，“失期”或为诫告令史之辞，行庙之事，或为既定安排，不能耽误。目黑杏子将“失期”翻译为“（不得）耽误规定的期限”。以上观点均可从。后文谓行庙之令史必谨慎巡视，并“各自署庙所质日”。“各自署庙所质日”，龙仕平谓，即诸位令史各自记录上行庙所之日，以便随时提示、比对。按此说可商。所谓“庙所质日”，是指提前设置于庙中的“空白质日”，“各自署庙所质日”，是指巡庙之令史在行庙后，将各自的行庙情况记录于庙中的“空白质日”之上，类似于“签到”。“署庙所质日”的句式与《狱校律》中“为质日，署行日”亦比较接近。于洪涛认为文书背面的记录即正面所言的“质日”。按此说可从。文书背面书写干支，在干支下记录令史轮流行庙情况，与“质日”的形式非常接近，故文书正面提及的“质日”，当即背面的令史轮流行庙记录。

于洪涛认为，行庙文书中的“质日”，属于政府颁布的一份正式文书，是官府制定并颁布的日程表。案此说可商。从简牍正面“各自署庙所质日”看，“质日”是提前安置在庙中的，行庙的令史需要在其行庙之日，将自己的行庙情况登记于庙中的质日上，可见简牍背面的“质日”不是官府提前安排的日程表，而是各令史实际行庙后的记录，是一种“档案”性质的文书。目黑杏子指出，文书背面的令史署名的笔迹不一致，由此可知它并不是一次性整体书写而成的。这样的话就与正面的“记录在各自庙所的质日之上”相吻合，它有可能就是庙之中配备的“质日”。按此说可从。文书背面的“质日”，除了日期之外，署名+行庙的字迹不同，当为各令史实际行庙后的“签名”。这与岳麓秦简《狱校律》中“为质日，署行日”的程序相合，说明“质日”不是一种日程表，而是实际行政后的记录。

令史行庙后，为何要将自己的行庙情况登记于庙中的“质日”之上呢？从文书正面的“令史更行庙诏”看，令史轮流行庙，不能“失期”，“失期”是耽误规定的期限。岳麓秦简“行庙令”规定，令史必须轮流十日一行庙。如果未按照此时限行庙，即属于“失期”。这与秦汉征召、会逮、传输中的“失期”相同。诸令史在实际行庙后，在庙中的质日上“签到”，是为了确定各自行庙的日期，证明自己按时行庙，以备官府最后检验他们是否按照“十日一行庙”的规定行庙，即是否符合行庙时限而不失期。从行庙文书中“质日”的记载看，诸令史实际行庙时间的间隔亦多为十日，与“行庙令”规定的时限相合。

从里耶秦简“令史更行庙质日”看，这份“质日”是官府要求制作的文书，是“官府要求编制和保存的一种档案性、实录性的文书”。“令史更行庙质日”并未记载全部干支，只是书写了和行庙有关的干支，其干支和行庙是结合在一起的，故“质日”不具备查找时日的功能，不是日历、历谱。“质日”的功能，是记录各令史行庙的时间，以确定其是否在规定日期行庙，此与记载行程的“质日”性质相同。

综上，笔者对“质日”的特点进行了考察，并对岳麓秦简《狱校律》中涉及“质日”的律文和里耶秦简“令史行庙质日”进行了分析，大致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里耶秦简9—2282“质日”中的干支并非全年干支，而是与某一行程相对应的一段干支。里耶秦简“令史行庙质日”中的干支亦非连续干支，而是行庙之日的干支。这说明“质日”中的干支是服务于事件的，无法作为“历谱”使用。“质日”和“历谱”“历日”等不是同一类文书。

第二，岳麓秦简《狱校律》中有“为质日，署行日”，“为质日”即制作“空白质日”，只书写干支，“署行日”即在“空白质日”上根据日期登记行程。里耶秦简“行庙质日”中的“各署庙所质日”与此近似，即官府提前在庙中设置“空白质日”，各令史在实际行庙后，即在空白质日上按照日期进行“签名”。因此“质日”不是官府提前设定的“日程表”，而是一种“档案性、实录性”的文书。

第三，以往见到的“质日”具备共同的特征，即以“行程日期”为核心，相当于一种“行程日期记录”。从《狱校律》看，这种“行程日期记录”的功能是用以核验办理公务（如休假、会逮、徭使、遣送、传输等）的日期，考察其是否符合时限，是否出现稽留、失期等情况，以及稽留、失期的原因等。里耶秦简“令史行庙质日”，主要记载某令史于某日行庙，相当于一种“行庙日期记录”，其功能亦是核验办理公务（行庙）的时间，考察行庙是否符合十日一行庙的时限规定，是否失期。

第四，“质日”的重点是“日”，即日期，其结构为“日期”与“事件”的结合，其功能是记录行政事务办理的日期。“质日”的字面含义是对质、检验“日期”，因此“质日”是用以对质、验证某项行政事务办理日期的文书，相当于一种证明材料，其功能是判定行政工作是否在规定日期内完成，即是否符合行政时限，与“考课”或有一定关系。

第五，“质日”有公私之别。从岳麓秦简《狱校律》和里耶秦简“行庙质日”看，“质日”是官府要求制作，用以防止行政事务“失期”的官文书，当属于“公质日”。岳麓秦简中的“私质日”可能属于官吏自己记载的“质日”，以区别于官方制作的“质日”。“私质日”的目的亦当是防止行政行为超出时限，可能是官吏制作“质日”的底本，在考核、监督之时上报，以检验其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时限。

编辑：拾 壹

校审：星 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