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27周年的讲话中，斯大林将苏军于1944年在战场上对敌人的攻势归纳为“十次打击”。

第一次打击发起于当年1月，即“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战役结果是解除了德国北方集团军群对列宁格勒的围困。

第二次打击发起于当年2月，即“第聂伯河右岸攻势”。此役苏军几乎解放了乌克兰全境，至3月底，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基本被打垮，不得不退入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境内。

第三次打击发起于当年4月，它由几个不同地域的作战组成，包括苏军横渡刻赤海峡进入克里米亚半岛，行进间夺取敖德萨港以及解放克里米亚半岛全境。此役，德军第17集团军损失过半，最终放弃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从海路撤往罗马尼亚。

第四次打击发起于当年6月，即“维堡——彼得罗扎茨克战役”。打击的目标是北方战线的芬兰军队。为芬兰于1944年9月退出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五次打击同样发起于当年6月，即“白俄罗斯战役”，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巴格拉季昂行动。此役苏军打击的目标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为了配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苏军在这次战役中集中了240万人的兵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中央集团军群赶出了白俄罗斯。

第六次打击发起于当年7月，即“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苏军在此次打击的第二阶段，攻入波兰南部，并在维斯瓦河右岸建立了一座大型桥头堡。

第七次打击发起于当年8月，即“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此役不仅几乎全歼德国南乌克兰集团军群，还迫使罗马尼亚国内爆发政变，推翻了安东内斯库的独裁统治。苏军也借机进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第八次打击发起于当年9月，苏军攻入波罗的海沿岸，将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围困在库尔兰半岛，同时夺取波罗的海三国的大部分领土。

第九次打击发起于当年10月，是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的延续，苏军借势攻入巴尔干半岛，进入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驻守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德国E集团军群为避免遭到合围，不得不全部撤出巴尔干。

第十次打击同样发起于当年10月，即“佩特萨莫战役”。作为全年攻势的收官之战，苏军在北极地区将德军第20山地集团军击退到瑞典境内，夺取佩特萨莫镍矿区。

十次打击波澜壮阔、环环相扣，在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

当前线将领和部队感受着一个个胜利喜悦时，斯大林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国际关系。1939～1940年期间，斯大林出兵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和罗马尼亚是为了建立一条战略防御缓冲区。按照俄国人的理解，这些地区都是昔日沙俄的领土，苏联人只不过是将属于自己的东西拿了回来。1941年冬季反攻期间，他对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讨论战后问题时，其诉求也仅仅是希望西方能够承认1941年6月时的苏联西部国境线。

而到了1943年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的胃口开始变大了。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土耳其控制的黑海海峡，甚至远东的大连港和旅顺港都是苏联人感兴趣的地方。除此之外，在和英美同行接触的过程中，他也逐渐意识到，成立一个能够有效取代“国际联盟”并被大国控制的组织势在必行。

1944年初，在结束德黑兰之行后，苏联内部就开始讨论“建立新的国家安全组织”的计划。作为“和平条约与战后秩序委员会”的主席，李维诺夫给自己的顶头上司莫洛托夫递交了一系列报告，并逐渐完善了自己的观点。

李维诺夫认为：它应该由各大国组成的委员会来领导，该委员会的运作要以一致同意的决策为基础，并以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为首要责任。关键是李维诺夫认为，应该用大国间的一系列双边承诺与协议来支持这个起领导作用的委员会的运作。理由是“国际联盟”的经验表明，相比于遵守涉及集体安全的一般性承诺，各大国更可能遵守彼此间具体的协议。李维诺夫还倡议成立一系列的地区性分支组织，从而形成体系，把世界划分成若干单独的区域，分别由各大国负责并维护安全。

其实把李维诺夫后面的观点说得直白点就是三大国划分好势力范围，规定美英苏三国在其中的利益分配方案，从而实现世界的稳定。李维诺夫还主张削弱战后法国的地位，这样一来苏联在欧洲大陆将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在内部讨论时，众人普遍赞同加入这个国际组织，但李维诺夫提出的“划分区域”遭到了反对。苏联驻日本大使（两国在二战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1945年8月初苏联对日宣战）雅科夫·马利克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区域划分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分成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四大块。如果是这样美国可以参与三个（亚洲、欧洲和美洲），英国可以全部参与，而苏联只能参与欧洲和亚洲。所以苏联有被排斥和边缘化的风险。

1944年8月，美英苏中四国在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成立国际安全组织的筹备工作。会议开始前，斯大林为此次会议定下了基调：不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议题；同意法国列为未来安理会的成员（英国希望法国的加入可以在欧洲大陆制衡苏联，但斯大林认为法国也可以反制英国）。同时苏联提出不参加任何与中国有关的正式会谈，理由是苏联仍然跟日本保持着正常关系。

罗斯福对斯大林的提议表示理解，于是会议分成了两个阶段，8月21日至9月28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团首先讨论。在苏联人离开后，中国再同英国和美国商谈。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可以视为成立联合国的实质性起点。这次会议成果斐然，但在一些关键的细节问题上三方存在分歧，而且没能达成一致。比如苏联方面坚持大国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拥有“一票否决权”，而美英方面认为：当大国自身陷入冲突时，就不能行使这项权力。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原本是秘密召开的，但媒体还是听到了一些风声，尤其是三国争论的问题，成了报纸上热议的焦点，甚至传出三大国不和的消息。斯大林倒很坦然，他在1944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有人说三大国之间在某些关于安全的问题上有分歧。分歧当然是有的，而且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会出现分歧。令人惊讶的不是存在分歧，而是分歧是如此之少，而且它们通常都是由三大国本着团结一致、协调行动的精神解决的。重要的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这些分歧并没有超出为了三大国的团结而可以容忍的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在这段时间又拾起了意识形态问题，而在过去两年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更愿意用国家概念代表苏联这个整体。橡树园会议结束不久后，他在跟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谈话时说：“三国同盟是建立在以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的妥协的基础上的，这就是在目标和看法上存在某些分歧的根源。不过相对于对德战争和在欧洲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都是次要的。像任何妥协一样，这个同盟的内部在某些方面也有冲突，但是还没有出现任何足以破坏这个同盟的基本性质的威胁。至于当前的具体的事态发展，每个同盟国都有自己的观点。”

由此可见，经过苏德战争的磨砺，斯大林对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对“伟大的同盟”未来前景是乐观的，苏联和西方似乎也找到了一把合作共处的钥匙。

众所周知，二战和冷战就像戏剧一般几乎无缝衔接，昔日的盟友一下子就变成了可怕的威胁。其实早在二战末期，大国间就已经开始了相互猜忌和诋毁。起初就像斯大林说的那样“没有破坏这个同盟的基本性质”，但随着一个个“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双方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受到了冲击，最终倒向战后对抗。

1944年6月，苏军以四个方面军240万人发起巴格拉季昂行动，目的是围歼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并解放白俄罗斯全境。很多人都认为这次战役苏军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可并没有多少人了解，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当苏军冲过边境线，准备杀入波兰腹地时，再次遭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

7月初，参加巴格拉季昂行动的四个方面军开始分头行动。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攻入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也向西北攻击，准备进入东普鲁士。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则继续向西，准备夺取华沙。

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经过连续恶战，疲惫且失血严重。自战役发起后，苏军已经推进了400~500公里，后勤补给能力大大削弱。沿线铁路遭到破坏，恢复工作缓慢，绝大部分物资只能靠汽车转运。至7月9日，冲在前面的第2坦克集团军只能依靠空运才能保障油料和弹药供应。

7月20日，苏军渡过西布格河进入波兰境内。7月23日，得到苏联帮助组建的波兰第1集团军（兵力约2.5万人）也踏上祖国的领土，他们的任务就是解放自己的首都——华沙。在苏军统帅部和斯大林的计划中，夺取华沙是巴格拉季昂行动的重要一环。为此斯大林命令朱可夫以统帅部代表的身份统一协调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明令前线各部队不许休整，继续向德军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德军“防御大师”莫德尔于7月13日接过了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权，德军统帅部从国内和东线其他地域为莫德尔紧急输送了大量援兵。至7月中旬，莫德尔的手上已经拥有21个师，其中有6个师是装甲师，后续部队也正在不断赶来。他用这些部队沿着华沙城外的维斯瓦河一线构筑了一条新的防线，阻止苏军西进。

重兵云集之下，华沙大战在即！此时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料到，几天后华沙不仅将成为苏德两军的战场，还将成为苏联、波兰、西方等种种势力政治碰撞和外交角逐的博弈舞台。

绝不能以常人的思维看波兰人，这是阅读二战历史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1939年9月，波兰再次亡国后，在法国组建了流亡政府。当德国人的坦克开进法国时，这个流亡政府又跑到了伦敦，所以人们通常称他们为“伦敦流亡政府”。这个政府没有经济来源，活动经费受英国政府资助。活跃在国内的“波兰国家军”名义上接受流亡政府的领导。

流亡政府内部分成两派，以总统和外长为首的强硬派将苏联和德国都视为敌人，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如此；以总理西科尔斯基为首的温和派则主张和苏联展开合作，还曾提出过以苏联为基地，组建30万波兰军队，但遭到强硬派的激烈反对，西科尔斯基因此险些被罢官。

1941年7月30日，也就是苏德战争爆发一个多月之后，在英国的施压下，流亡政府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根据双方协议，苏联陆续释放了大部分波兰战俘和平民，并在苏联组建了一支规模不小的波兰军队。

1941年12月，西科尔斯基到访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并提出了一项很开放的方案，即搁置苏联和波兰的边境问题，签署一个互助协议，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将与红军一道抵抗德国人。战后波兰将在波苏边境问题上作出妥协，条件是从德国割让土地补偿波兰。

这个方案让斯大林很感兴趣，它也成了日后苏联方面解决苏波边境问题一直主张的办法。为了释放善意，斯大林表示在寇松线以东、波兰人占多数的地区可以交给波兰。但西科尔斯基还没有离开莫斯科就变脸了，他告诉斯大林：1921年的边境线是毋庸置疑的。

苏联和波兰在1921年签署里加条约时，将现在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划给了波兰。波兰在强盛时曾经统治过这里，与苏联人的观点一样，波兰人认为自己统治过的地方就理应永远属于自己。

西科尔斯基态度的转变让斯大林非常不快，波兰人不反对向西扩张，但在东面也绝不缩小！这次会谈使苏联人得出结论：和流亡政府之间，领土问题没有商量余地。

谈判没有成果，后面的事情自然就变得棘手起来。在苏联境内，用3亿卢布培养起来的波兰军队（截至1942年3月）拒绝上前线，理由是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斯大林对这样的说辞自然不满意，因为很多苏联军队的准备情况更糟糕，也一样被派上了战场。

苏联人不耐烦了，威胁要缩减波兰人的给养，给出的理由是美国援助的粮食没有及时到位。波兰方面一面讨价还价，一面咬死不参战。事情拖到1942年4月，斯大林通知波兰方面，只会发放4.4万人的给养，多出来的人可以离开苏联去伊朗。

即便是这样，波兰也没有多少人上前线。在苏联情形最危急的1942年夏天，他们一直白拿着给养。苏联人失去了最后的耐心，要求他们离开苏联。据统计，在1942年一整年，离开苏联的波兰人一共有10几万人，其中包括7万多军人。

其实苏联人在这件事也负有责任，离开的这些人中很多都在苏联的战俘营吃过苦头，他们当然不愿意为昔日的对头服务。更何况在1942年的夏天，苏联怎么看都像是快要沉了的破船。与苏联并肩作战，不过是当炮灰罢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和伦敦流亡政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而就在此时，卡廷惨案曝光，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943年4月25日，苏联宣布中断和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

斯大林敢于和流亡政府公开翻脸，一方面在于斯大林格勒胜利后，苏联国际地位急剧上升，令他不必把流亡政府放在眼里；另一方面，斯大林已着手扶持亲苏的波兰政治势力。这样做的动机当然不仅是边界问题。斯大林很清楚，一个对苏联极度敌视，地理上却又紧密相连的波兰，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心腹大患。

波兰并非铁板一块，很多亲苏的波兰人选择留在了苏联。其中就包括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娅等人。1943年2月，斯大林接见了这位波共传奇女性，“波兰爱国者同盟”也随之组建。1943年4月28日，也就是斯大林宣布和流亡政府断交的第三天，华西列夫斯卡娅通过莫斯科的广播宣布：流亡政府不是波兰人民的代表。

解决了“为谁打仗”的问题后，后面的事情就容易推进得多。在苏联的扶持下，波兰第1步兵师于1943年5月6日组建。8月底，在部队尚未整训完毕的情况下，华西列夫斯卡娅和第1步兵师师长贝林格主动提出开赴前线参加作战，理由是正值德国入侵波兰四周年之际让第1步兵师出现在战场上具有特殊意义。10月，该师在白俄罗斯参加了第一次战斗。

斯大林对波兰第1步兵师很爱惜，因为这不是一支普通的战斗部队，它还有不可估量的政治价值。所以该师在亮相之后就离开前线转入休整。10月14日，红军发布了给波兰第1师的嘉奖令，还授予了3个波兰人“苏联英雄”称号。苏联及其波兰支持者开始在各种场合（包括和西方的外交场合）宣传第1师的“出色表现”，并拿来和流亡政府武装的“毫无行动”作对比。后来第1师首战的10月12日成为“波兰建军节”。

1944年初，随着波兰第2和第3师陆续组建，波兰第1军成立。4月，第1军升级为波兰第1集团军，纳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战斗序列。4月～7月，第4、第5和第6步兵师，第1坦克旅、第1骑兵旅和5个炮兵旅陆续完成组建，波兰第2集团军也随之应运而生。当苏联攻入波兰时，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已经发展到10.7万人，至1944年底，更是扩大到29万人。

在此期间，流亡政府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英国人眼中，这些波兰人只能偶尔拿出来应付一下场面，他们不仅“傲慢、不切实际而且缺乏灵活的政治头脑”，还彼此间内斗不断。1943年7月，曾经提出“开放式方案”的西科尔斯基死于飞机失事，真相至今不明。有人说是他过于热衷于调查卡廷惨案。而1972年发现的文件显示，流亡政府中的强硬派似乎与此事有关。

流亡政府仍然视苏联为敌人，长期以来他们期盼的是等着盟国军队去解放他们的土地。但直到1943年底，现实的情况是：除了在意大利，欧洲大陆上根本看不到英美军队的影子。苏联坦克和波兰的距离却越来越近。此时西方感兴趣的是如何满足苏联的要求。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把话说得很明白“我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我们希望防止波兰问题成为我们两国之间不愉快的根源”。

德黑兰会议基本上为波兰的命运定下了基调，尽管这里有斯大林强压的成分。丘吉尔用“三根火柴”为方案作了具体解释：苏联—波兰—德国这“三根火柴”，都应当向西移动。而移动的结果就是波兰的领土范围，应位于寇松线和奥德河之间。丘吉尔宣称，波兰人“不能指望比这更好的方案了”。

丘吉尔原本是打算等来流亡政府的感激涕零的，可外交大臣艾登于1943年12月20日仍旧带回来一个令他失望的结果——流亡政府的态度仍然强硬！宣布过去、现在都不承认强加的协议。

与此同时，苏军于1944年1月已经越过二战前的苏波边境。斯大林的意图很明显，无论流亡政府持什么样的态度，苏联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如果流亡政府不配合，那么苏联将为波兰组建一个亲苏的政府。

得知此事后，流亡政府依旧没有认清现实，甚至提出了一个极不现实的建议，要求盟国军队和苏军同时开进波兰。1944年1月20日，流亡政府总统米科拉伊奇克和丘吉尔举行会谈，后者直白地告诉对方：英国认为波兰的国土范围应从寇松线到奥德河，并应在波兰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和日耳曼族居住范围间作一些适当的调动。米科拉伊奇克表示反对，丘吉尔说英国并不是为保卫波兰的东部边界而打仗的，将来英美也都不会为此而打仗。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的态度则是：“美国政府准备支持丘吉尔为促进重建波苏关系所作的努力。”

无法得到英美支持后，流亡政府转而征求国内抵抗组织的意见。1944年2月15日，波兰国家军返回的答复是：他们愿意接受西部以奥德河为界，但不同意拟议中的东部边界，而是继续坚持1921年的里加条约！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西方盟国，并“决心抗击新的苏联侵略”。同一天，流亡政府甚至对波兰以外的领土提出了意见：他们反对苏联吞并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因为那样会限制波兰的出海自由。

就这么豪横！占便宜可以，吃亏？门也没有！

随着苏联坦克的逼近，流亡政府以及西方、苏联讨价还价的余地只会越来越小。丘吉尔“大为恼火”地告诉波兰人：如果不能满足苏联的领土要求，苏波关系就不可能恢复！换句话说，一旦苏军把德国人从波兰打跑，他们怎么会允许一个不承认的政府回来呢？

2月22日，丘吉尔在公开场合强调寇松线是“公平的边界”。两天后，流亡政府向金主递交了抗议信。就这样流亡政府和苏联人的外交交锋还没几个回合，又和“盟国”干上了！西方根本没有兴趣理睬波兰的边界主张，他们只希望拿领土换取苏联不否定这个流亡政府。

斯大林在这个时候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他重提英国曾于1943年5月插手波兰政府的人事安排，并宣布“彻底改组波兰政府已经是一件紧迫的问题”。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波兰境内的抵抗力量。波兰国家军是国内最重要的一支军事武装，它接受伦敦流亡政府的领导，至1944年7月，国家军的规模达到30万人。此外，波兰还有两支有影响力的武装力量，其一是波共以工人党的名义领导的人民近卫军，规模在6万人左右；其二是农民党领导的农民营，规模为15万人。从绝对力量看，国家军实力占优，但工人党和农民党关系亲近。1944年1月，两支力量共同组建了人民军，其中甚至包含一些国家军成员。

国家军对苏联的态度跟流亡政府保持一致。1943年6月19日，国家军司令罗韦茨基在写给总理西科尔斯基（半个月后他才死于空难）说：“把俄国尽快视为我们的敌人而不是盟友，是必要的。”

罗韦茨基可不是说说而已，国家军跟苏联游击队时有冲突。1943年秋冬，苏联游击队中央司令部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称：国家军把手伸进了西白俄罗斯。他们和苏联游击队大打出手，“消灭居民点的苏维埃政权，在村里实行恐怖活动”。对此游击运动领导人波诺马连科主张，不仅要消灭发起进攻的波兰人，而且要制订更系统的计划来对付国家军。

1944年6月6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的当天，流亡政府总统米科拉伊奇克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是在丘吉尔的鼓动下访问华盛顿。罗斯福依旧表现得很圆滑，他表示：不能为波兰承担任何义务，美英也不可能为波兰去和苏联打仗，波兰必须作出让步云云。但话锋一转，他又说能够在“轻松”气氛中说服斯大林作出让步。更有趣的是，罗斯福向波兰人提出建议：如果能让斯大林见识一下国家军的实力，他就会变得“友好”起来。

此时国家军司令已经换成科莫罗夫斯基，化名“布尔”。那个视俄国为敌人的罗韦茨基已经成了德国人的俘虏。布尔同样敌视苏联，他经常公开表示对苏联的仇视，并不断制造与苏联游击队的摩擦。

布尔拒绝了苏联人提出的解散或并入苏军的要求，表示仍会接受伦敦流亡政府的领导。但他希望苏联人允许在红军向柏林挺进时，在后方接管波兰领土的行政权。他和其他波兰军事领袖们还抱着另一个希望，即红军在波兰境内击败德军之后，会由于英美的干预而停止追击，让波兰流亡政府接管行政权。

是不是有点侮辱苏联人的智商？

斯大林哪有闲情逸致跟国家军没完没了的扯皮。他对军队下达的指示是，在进入波兰后，对国家军要么收编，要么逮捕指挥官并将部队遣散。

1944年6月22日，巴格拉季昂行动开始后，布尔向国家军下令：只有在“战术上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和苏联人建立联系！绝对不允许加入苏军和贝林格军！

苏联人也毫不手软。7月16日，苏军夺取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内务部随即开展肃反行动，贝利亚的副手谢洛夫投入19个行动小组，不仅肃清残存的德国人，还一并逮捕了当地的国家军领导人和26名军官，3500名国家军成员被缴械。7月31日，类似的事件也在西乌克兰的利沃夫发生。

同一时期，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于7月21日成立，在宣告新政权成立的同时，也宣布否认伦敦流亡政府的合法性。7月26日，苏联承认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双方达成秘密协议：苏波边界将基本沿寇松线划分（作了一些对波兰有利的调整）。作为“补偿”，预定把东普鲁士南部、格但斯克连同但泽等地，一起交给波兰。

7月31日，米科拉伊奇克跑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面谈，前者说了一大堆，中心意思是自己才代表全体波兰人。但莫洛托夫的态度冷淡且不容更改：流亡政府要立即着手跟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协商共同组建新政府的问题。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米科拉伊奇克认为需要显示国家军的实力了。此时华沙城内疯传苏联坦克已经打到华沙市郊，德国人正在撤离非战斗人员更加大了消息的可信性。米科拉伊奇克在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也得到消息：苏军距离华沙只有10公里。

国家军决定在华沙举行起义，布尔的意图是：国家军应抢在苏军入城前至少12小时就完全控制华沙城。起义一旦成功，苏联人将无法完全控制华沙，他们恼羞成怒，很可能会对国家军公开动武。在华沙这样的大城市引发对抗，必将引起国际震动，甚至招来美英的干预。这对国家军是有利的。

1944年8月1日，华沙爆发起义。

流亡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了。且不论应对苏联的策略能否奏效，他们显然忽视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华沙城内和城外仍然有大量德军。如果丢了华沙，德国人就等于敞开了通往柏林的大门。即便德国人无法从前线调回野战部队，城内大批党卫军和正规军单位的实力也不容小觑。而且他们还不知道，其实德国人在城内的监控体系已经有所察觉，起义是在德军早有防备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将时间向前拨回几天。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麾下的第2坦克集团军在7月27日受阻于维斯瓦河，除了第16坦克军继续与德军对峙，第3坦克军和近卫第8坦克军不得不改道向西再向北迂回。

两个坦克军一口气推进了125公里，抵近华沙东北的普拉加，并击溃德军第73步兵师。但在随后的进攻中，苏军先是遭遇德军第19装甲师的强大反击，随后赶到的党卫军维京师和骷髅师也加入战斗，在战场上反而形成了对苏军第2坦克集团军的合围之势。

罗科索夫斯基逐渐意识到，华沙地区的德军比想象的强大。这一判断很快就从德军俘虏（一名少将）口中得到了证实，在第2坦克集团军的对面，除了上述三个装甲师之外，“赫尔曼·戈林师”也已经抵达战场，德军拥有600辆坦克战车。

与此相比，第2坦克集团军只有300辆坦克可用，且坦克部队跟方面军主力已经拉开了大约30公里的距离，难以得到支援和物资补充，空军由于来不及转场，制空权也落到了德国人的手中。

面对近在眼前的波兰首都，苏联人打算再尝试一次。7月31日，第2坦克集团军再次发起冲击，但是没有成功。莫德尔敏锐地发现苏军的力量在减弱，遂立即发动了强有力的装甲反击。罗科索夫斯基清楚单靠坦克难以突破，只得转入防御。

莫德尔并不肯罢休，他决定先集中兵力吃掉苏军第3坦克军，然后再对付另外两个。就在华沙城外的坦克战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城内的起义爆发了。

斯大林听到华沙起义的消息后，第一反应是嗤之以鼻——就连苏联坦克集群都无法拿下华沙，仅凭一些轻武器的非正规军又怎么可能打跑德国人。和斯大林的想法一样，莫德尔也没把城内的起义当回事，他集中第4、第19装甲师和“赫尔曼·戈林”师、党卫军维京师、骷髅师于8月3日继续围攻第3坦克军。集团军司令员波格丹诺夫投入了集团军第二梯队和预备队才顶住了德军的反击。

在第2坦克集团军的两翼，苏军正在尝试渡过维斯瓦河。8月2日，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渡过该河，成功地建立了两个桥头堡；第69集团军和波兰第1集团军也在华沙以南60公里处站住了脚跟。在此期间，莫德尔的兵力又有所增强，他手上仅装甲师就达到了10个。整个八月，苏德双方在华沙城外的维斯瓦河两岸反复争夺。近卫第8集团军在此期间损失了35694人，第2坦克集团军所属第3坦克军被打残，整个白俄罗斯在这个月的头26天损失了11.4万人。

城内的起义军的数量有4万多人（苏联人认为只有1.5万人）。他们的装备很可怜，只有1000支步枪、1700支手枪、300支冲锋枪和67挺机枪。他们面对的是城内同样缺少重武器的约1万名德军守备部队，不过城外的德军随时可以掉头增援。

8月3日，米科拉伊奇克再次会见斯大林，斯大林重申了苏联的要求，前者仍然拒绝，但同意会跟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接触。在随后的会谈中，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意在新政府中给流亡政府保留8个部长席位中的3个，米科拉伊奇克没有接受。

8月4日，丘吉尔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为城内起义军空投物资。斯大林的回信对国家军攻占华沙的能力表示质疑，不过他同意为起义军提供帮助。

8月9日，斯大林和米科拉伊奇克举行第三次会谈，后者说了一堆恭维的话，只是到了关键问题，始终不肯松口。斯大林提醒米科拉伊奇克：“德国人会轻而易举地打死所有波兰人，这些波兰人实在可怜。”同时他也告诉对方，苏联也遭遇了德国装甲师的反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夺取华沙。

8月14日，美国大使致信莫洛托夫，请求苏联为美英飞机提供空投基地，具体做法是美英飞机向华沙空投完毕后，降落在苏联机场。出乎美英意料的是，苏联拒绝了。不仅如此，斯大林致信丘吉尔，称华沙事件是“骇人的冒险举动”，苏联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从未置可否，到表示可以提供武器援助，再到拒绝进行援助。是什么决定了苏联态度的变化呢？从有限的资料分析看，苏联先前态度暧昧是没有搞清楚这次起义的幕后老板是谁，到了8月中旬，苏联人的结论是：英国人至少事前知情。那么国家军事先不和逼近的红军打招呼，却通知了远在天边的英国人。既然如此，苏联人有什么理由帮助他们呢？

8月22日，斯大林向丘吉尔和罗斯福发出了一封措词强硬的密信，指责起义领导者是“一小撮罪犯”，他们的冒险把华沙居民置于德军的屠杀之下！甚至连苏军的军事失利，也被归咎于起义把“把德军注意力越来越引向华沙”。

很显然，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已经很情绪化了。而在之后，苏联和英美在开放空军基地问题上的争论还在继续。愤怒的丘吉尔打算在苏联不许可的情况下强行在苏军的机场着陆，他不相信苏联人会向盟军飞机开火。莫洛托夫也没有给面子，他于9月9日宣称：“鉴于华沙地区战斗不断，如果出现了不属于苏联空军的飞机，这可能引发可悲的误会。我要提醒您注意这一点。”

苏联人虽然口气强硬，但在9月10日开始，地面部队还是转入了进攻，并同意向美英飞机开放基地。9月13日，苏联动用自己的飞机开始向华沙空投物资。与英国人使用大型飞机不同，苏联使用小型飞机，在夜间实施多次低空投送，在接下来的两周，苏军累计出动2243架次飞机一共向起义者空运45毫米炮1门、冲锋枪1378支、50毫米迫击炮156门、反坦克枪505支、步枪170支、卡宾枪522支、德制步枪350支、45毫米炮弹300发、反坦克枪弹57640发、步枪弹1312600发、7.62毫米子弹75000发、50毫米迫击炮弹11658发、手榴弹18428枚、德制手榴弹18270枚、药品515公斤、食品126681公斤以及大量其他装备和物资。同期美英空投的物资远远低于这个数量。

尽管如此，苏联的空投还是遭到美英的指责，比如苏联没有使用降落伞，即便是低空投送仍然有不少物资摔坏；苏联供应的弹药跟波兰人使用的武器不匹配，以至于大部分无法使用。其实美英空投的物资大部分都没有交到波兰人手上，而是落在了德国人那里，盟军给出的理由是风大。

华沙起义的结局不必多说，这里要强调的是，华沙起义出人意料地成了苏联和美英之间同盟关系的试金石。历史让彼此积怨太深，孰对孰错并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在此之后，斯大林虽然没有放弃“伟大的同盟”，但人们能够感觉到他对美英态度的细微转变。

【人物篇】斯大林12：他是如何拿捏波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