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人类度过了有史以来最炎热的一个夏天，地表热浪、干旱、洪水和山火等极端天气状况频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全球气候的崩溃已经开始。然而，俄乌战争、巴以冲突严重拖缓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步伐。

11月底，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8）将在阿联酋举办，这将是国际社会对气候治理进行年度盘点的时刻。今年也是中国提出“3060双碳目标”第三年。中国是否在按照时间表推进减排努力？是否会在COP 28上做出新的承诺？这场能源大转型正在给中国产业带来怎样的商业机遇？

在近日于上海举办的2023年《财富》中国500强峰会上，三位来自业界和学界的嘉宾分享了对这些议题的观察和研判。本场讨论由《财富》上海执行主编王昉主持。以下为编辑后的讨论实录：

（从左到右：《财富》上海执行主编王昉，美的楼宇科技研究院院长孟涛，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梁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 ESG 研究院执行院长柳学信）

王昉：首先请柳院长给我们盘点一下，3060双碳目标提出三年了，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在正确的道路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 ESG 研究院执行院长柳学信

柳学信：我们应该是在正确的道路上。根据各种官方的数据，到2021年底，相比2005年而言，中国单位GDP的碳排放程度已经下降了50%，这是了不起的成就。2022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降到了56.2%，包含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在内的清洁能源占比上升到了25.9%。

到2023年，新能源装机能力已经超过了传统煤电的装机能力，总的发电能力占比已经超过50%了，这给我们实现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中国正在形成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到今年9月，已经累计成交2.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累计成交额130亿元，碳价也逐渐上涨，现在达到70元了。这些都是向好的一些例证，应该说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王昉：一句话，您对3060的达成有信心吗？

柳学信：我觉得还是有信心，特别是在全球不确定性下，中国是全球的希望和灯塔，这不仅仅关系到降碳，也是我们转变经济生产模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得的机会。我相信国家非常重视，应该会有政策出台，支持我们达到这样的目标。

王昉：俄乌战争拖慢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步伐，欧洲头疼于能源紧缺，有些国家重启了它们的煤电厂。中国在气候治理当中变成了好学生。本月将召开COP 28，能不能为我们前瞻一下这场会议的主要看点？

柳学信：COP 28在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的形势下召开，能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不会多。我想最大的看点还是老问题，就是降碳过程中发达国家承担的责任，比如说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如何到位。另外，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下，怎么重拾信心、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各个国家对承诺的履行，预计在COP 28上，我们会看到很多讨价还价、争吵不休。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是中国的灯塔式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怎么正视中国这种“好学生”，怎么正视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贡献，是一个重要看点。

王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大概七八年前，中国还在国际社会上努力争取我们的碳排放权，那时我们感觉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似乎无法兼得。但过去几年，尤其是双碳目标提出后，我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意识到环境和增长是可以兼得的。由于政策、资金的支持和倾斜，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这“新三样”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异军突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国成为这些产业的引领者。今天台上就有一位电池产业的代表——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梁锐副总裁。请问，在中国能源转型进程中，电池行业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梁锐

梁锐：碳达峰、碳中和给我们锂电产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大家都知道，温室气体排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类现代生活的一些活动，其中约15%来自交通，约30%来自我们的能源生产，两者加起来占到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半，把它们控制住，会对实现“双碳”会起到关键作用。而锂电在交通和能源生产这两大领域中都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交通方面，我国在2009年就出台了“十城千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规划，这是非常好的顶层设计。经过了差不多15年发展，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已经全球领先。去年我们生产了688万辆电动汽车，占到全球出货量的60%以上。今年前9个月，我们已经实际生产了接近600万辆，大家都非常乐观，有可能全年能生产差不多800万辆。

大家知道，每一升汽油的碳排放是2.3公斤，一升柴油的碳排放大概3公斤，新型柴油机出来后降到了2.6公斤。如果我们的车都变成电动车，这些碳排放就会被消除掉了，将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在能源生产方面，我们以前都靠采掘——通过挖煤、天然气、石油——来生产电。随着光伏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储能技术的日益成熟，两者结合，就形成了一种清洁能源的生产方式。我们在业界有一个很乐观的展望：未来我们可不可以从采掘能源，走到制造能源这样一个时代？到那时，我们的能源不再靠从地底下挖出来，而是靠我们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制造风力发电机、光伏电板、储能电池，从而生产出可再生的绿色能源。

王昉：您刚才还告诉我，地球上的锂，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种采掘不尽的资源。如果说交通和电力生产相加，占到碳排的一半，那建筑占据了另外半壁江山。一个数据显示，建筑在全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占到中国碳排放总量的51%。美的智慧楼宇致力于让建筑变得更绿色、更智能。孟涛院长能否告诉我们，建筑行业在中国能源转型当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美的楼宇科技研究院院长孟涛

孟涛：建筑跟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建筑里，不在家里就在办公室。建筑全生命周期占到碳排放总量的50.9%，而其中，建筑的运营使用会占到21.7%，这个数据是非常高的。

王昉：这牵涉到建筑行业碳排放的一个特点，叫作“两头大中间小”。上游那一头指的是建材——水泥、钢筋的生产，这个部分产生很多碳排；当中的建造过程其实碳排放不多；但是房子造好后，运营环节又是碳排放大头。美的切入的是建筑的运营环节。

孟涛：对，大家对建筑都很有体感，就像我们身处的这个会场中，灯光、空调都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电力。建筑减碳的一大特点是，必须保证用户体验，也就是说，必须在确保人的舒适度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技术手段、高效设备，把用能和碳的使用量降下来。这里我们会综合用到各种技术，包括光伏、储能、热泵技术。尤其是热泵技术，不论国内外，大家都认可它是建筑电气化和减碳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中国企业都在努力研究这方面的最新技术。

传统上，房屋制暖更多用煤气和天然气，而我们现在开始大量提供“光储直柔”的方案，也就是说，使用来自光伏发的绿电，加上储能，再加上热泵技术，这个解决方案会极大降低建筑的碳排放。

王昉：智慧和绿色这两个词总是被同时提起。智慧一定是绿色的吗？

孟涛：这需要简单澄清一下。智慧和绿色是两件事，智慧的建筑不一定节能，节能的建筑不一定智慧，两者不是必然相关，而是我们对未来建筑的两种最好的期望。

建筑需要为人提供舒适度，这是由智慧来体现的，更智慧的建筑会更了解人的需求，更了解场景，更好地服务于人。而我们又希望，建筑达成这种智慧能力，是用一种低碳节能的方式实现的。

同时，智慧与绿色这两种能力的底层是共通的。当我们能通过数字物联的技术，把设备、空间、人都在线管理起来，用一个智能的大脑来处理，这就能让建筑实现智慧的同时，变得更绿。

王昉：大家普遍认为，新能源车是特别绿色的产业。但我想在台上挑战一下欣旺达的梁锐总裁：电池制造本身是产生碳排放的，甚至有一个数据显示，电池生产这个环节会导致纯电动汽车的排放量比一辆燃油车还要高出50%甚至更多；此外，我们在给车充电的时候，充的不一定是绿电，大部分时候充的还是煤电。那么首先，电池生产过程如何变得更绿？其次，电池使用的过程如何变得更绿？

梁锐：对于电动车，大家确实有很多争论点。你说的电动车碳排放比燃油车还多50%，这个数据是存疑的。

在欣旺达，我们采取两种方式来让电池生产过程变得更绿。第一是采取电气化等技术，来减少生产运营环节的排放，另外我们也自己建光伏来减碳。我们公司去年一年做了142项技改工程，减碳大概17,000多吨；自建光伏发了6100万度电，减碳53,000吨，两个加起来7万多吨。

整个电池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少？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数字：锂电池生产一度电，大概产生60-120公斤碳排放，中值是80公斤，这是基于我们现在用的电不完全是绿电的现状计算出来的。现在有些客户已经给我们提出要求，要我们将1度电的碳排放中值降到20公斤。那么第一，我们要自建绿电，增加绿电的比例，不论是光伏发电还是生物质发电；另外一个，整个国家的电网要增加绿电的供应。

我们在很多区域都建了光储充换这样的工程，建立起一些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让车充的电都是绿电。随着这方面的技术更成熟，投资逐步扩大，全社会的绿色意识进一步增强，我们消费者给电动车充的电会越来越绿。

王昉：非常感谢，这让我们消费者在使用电动车时更有信心，我们的确是在为绿色转型做贡献。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柳院长。大家知道，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发达经济体一般用时40-60年，中国承诺只用30年，时间比别人短很多；而从达峰到中和，中国要减掉130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是美国的将近2倍，任务非常艰巨。您认为这其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是技术、资金、企业的动力，还是政策监管？

柳学信：很多难点你都谈到了。迈向净零之路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经济社会转型工程，传统上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都要改变，这个过程需要政策、技术、资金。

首先，政策。中国对双碳有一个“1+N”的政策，这个政策层级比较低。全球已经有27个国家有气候相关的立法，用来统筹各个行业、资金和技术等方方面面。中国可能将来也需要一个更高层级的立法来统筹、固化我们这方面的努力。

第二，资金。资本市场如何捕捉到我们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信号，来支持我们这些优等生，来支持这些先进的技术？这个通道还没有完全畅通，需要继续努力。

第三，技术。我们要靠来发展各种产品、服务，让我们的生活生产成本降下来。

总体上，在中国，我们更多还是期待政府从政策上来率先推动，来引导我们的资金，来激励技术研发。我相信各种政策也都在慢慢出台。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些挫折，有一些螺旋式的上升，但是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高效地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王昉：一周前，我们在上海举办了《财富》ESG峰会，当时也有一个关于能源转型的话题，场上来自中国企业的对话嘉宾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都充满信心。净零之路虽然非常艰巨，但是由于它带来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应该会是一条越走越宽敞的道路。（财富中文网）

这场大转型中，中国力保“好学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