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发动了暴力，但它未能实现其政治目标。
文章信源：国家（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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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级：
认为一支只有几万人、被围困、几乎无法获得先进武器的武装非正规军，可以与美国支持和武装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相匹敌，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蠢。然而，越来越多的战略分析师警告说，尽管自10月7日，哈马斯领导的对以色列袭击以来，以色列发动了灾难性的暴力袭击，但以色列可能会输掉这场对巴勒斯坦人的战争。通过挑起以色列的攻击，哈马斯可能实现了自己的许多政治目标。
以色列和哈马斯似乎都在重设其政治竞争条件，不是重设到10月7日之前，而是重设回1948年的状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尚不清楚，但是，再回到之前的状态是不可能了。
这次突然袭击中和了以色列的军事设施，打破了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的大门，并导致了一场可怕的暴行：约1200名以色列人，其中至少有845名平民被杀。哈马斯轻易突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周围的防线，令人震惊，这让许多人想起了1968年的春节攻势。这不是字面上的——美国在遥远土地上的远征战争与以色列在国内为保卫占领而发动的战争有着巨大的区别，后者是由一支出于生存危险感的公民军队发动的。相反，这一类比的用处在于塑造叛乱进攻的政治逻辑。
1968年，越南革命者输掉了战斗，牺牲了他们多年来耐心建设的大部分地下政治和军事基础设施。然而春节攻势是他们打败美国的关键时刻，尽管越南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通过在一天内同时对全国100多个目标发动引人注目的戏剧性袭击，装备较轻的越南游击队粉碎了约翰逊政府向美国公众兜售的成功幻想。它向美国人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这场让美国人牺牲掉数以万计的儿子的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
越南领导人以政治影响来衡量其军事行动，而非传统的军事标准，如人员、物资的损失，或取得的领土。因此，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1969年哀叹道：“我们打了一场军事战争；我们的对手打了一场政治战争。我们寻求物理上消耗对手；我们的对手则追求我们心理上的疲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忘记了游击战的一条基本格言：一个游击队只要不输，就是赢了。而一支传统军队只要不赢，就是输了。”
这个逻辑让华盛顿特区并不算鸽派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乔恩·奥尔特曼（Jon Alterman）认为，以色列正面临着输给哈马斯的巨大风险：
哈马斯军事胜利的概念...都是关于推动长期的整治成果。哈马斯看待胜利不在一年或五年之内，而是通过参与数十年的斗争，增强巴勒斯坦的团结，也增加对以色列的孤立。在这个情景下，哈马斯将被围困的愤怒的加沙人民团结在它周围，同时通过让巴勒斯坦人更多地将当前执政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看作以色列军事当局的无能附庸，而助力其瓦解。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激烈远离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全球南方强烈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欧洲对以色列军队的过度行为感到退缩，而美国也爆发了关于以色列的辩论，摧毁了以色列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就在此享有的两党支持。
哈马斯寻求“利用以色列自己的远更强大的力量，来击败以色列。以色列的力量使其能够杀死巴勒斯坦平民，摧毁巴勒斯坦基础设施，并无视国际社会要求克制的呼吁。所有这些都推进了哈马斯的战争目标。”奥尔特曼写道。
这样的警告被拜登政府和西方领导人所忽视。他们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战争，而这根植于一种错觉，在10月7日遭受无端袭击之前，以色列只是另一个和平地从事其事务的西方国家。对那些更想避免认识到他们一直在合谋创造的现实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幻想。
忘掉“情报失误”吧；以色列未能预见到10月7日的到来，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因其未能预见一种暴力压迫性制度会导致的后果，而这种制度被主要国际和以色列人权组织称为种族隔离。
20年前，前以色列议会议长阿夫鲁姆·伯格（Avrum Burg）警告说，暴力反弹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犹太人两千年的生存斗争最终归结成一个定居点国家，它由一个由腐败的不法分子组成的不道德集团所管理，而他们对自己的公民和敌人都充耳不闻。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家无法生存。“他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写道。
即使阿拉伯人低下头，永远吞下他们的羞耻和愤怒，也不会奏效。建立在人类无情之上的结构将不可避免地自行崩溃...既已不再关心巴勒斯坦人的孩子，以色列就不应在看到他们沐浴在仇恨中、在以色列逃避现实的中心引爆自己时感到惊讶。
伯格警告说，以色列可以每天杀死1000名哈马斯成员，但什么也解决不了，因为以色列自己的暴力行动将是补充他们队伍的来源。他的警告被忽视了，尽管这些警告已经被多次证明是正确的。同样的逻辑现在正在对加沙的破坏中发挥作用。以色列期望巴勒斯坦人默默承受残酷的结构性暴力，而这意味着以色列的安全永远是虚幻的。
自10月7日以来的几周已经证实，以前的状态是回不去了。这可能是哈马斯发动致命袭击的目的。甚至在此之前，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公开呼吁要完成Nakba，即对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现在，这些声音被放大了。
11月底，双方达成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哈马斯释放了一些人质，以换取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并增加了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物资。当以色列恢复军事进攻，哈马斯又开始发射火箭时，很明显哈马斯并没有在军事上被打败。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的大规模屠杀和破坏表明，他们的意图是让居住在那里的220万巴勒斯坦人无法居住，并通过军事策划的人道主义灾难推动驱逐。事实上，以色列国防军自己的估计是，到目前为止，它消灭了不到15%的哈马斯战斗力量。这场战役已经造成210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其中8600人是儿童。
10月7日和巴勒斯坦政治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军队会将哈马斯赶出对加沙的统治。但过去20年，塔里克·巴科尼（Tareq Baconi）等分析人士一直在研究这一运动及其思想，他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一直在寻求打破束缚，即按照占领国设定的方式来治理这块从巴勒斯坦其他地区分割出来的领土。
长期以来，哈马斯一直表现出摆脱其加沙治理角色的愿望，从2018年被以色列狙击手暴力镇压的大规模非武装的“回归大游行”抗议活动，到被美国和以色列所阻挠的将加沙的治理移交给改革后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商定的技术官僚或民选政府的努力，同时它专注于将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政治重新聚焦于对占领现状的抵抗，而不是保管。如果其袭击的后果是丢掉管理加沙的责任，哈马斯可能会认为这是有利的。
哈马斯曾试图将法塔赫推到类似的道路上，敦促西岸的执政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结束其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更直接地对抗占领。因此，失去对加沙的地方控制远不是哈马斯战争努力的决定性失败：对于一个致力于解放巴勒斯坦土地的运动来说，控制加沙已经开始看起来像一个死胡同，就像法塔赫在约旦河西岸不连续的岛屿上永久有限的自治一样。
巴科尼说，哈马斯可能觉得有必要进行一场高风险的赌博，以打破它认为巴勒斯坦会慢慢死亡的现状。他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写道：“这一切仍不意味着，从长远来看，哈马斯的战略转变会被视为成功的。”
哈马斯对现状的暴力破坏很可能为以色列提供了实施另一次Nakba的机会。这可能会导致一场地区冲突，或者给巴勒斯坦人带来可能需要一代人才能恢复的打击。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
因此，哈马斯的策略可能是牺牲对被围困的加沙的地方治理，以巩固其作为一个全国性抵抗组织的地位。哈马斯并没有试图埋葬法塔赫：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各种统一协议，特别是由两派囚犯领导的协议，表明哈马斯寻求统一战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无法保护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免受以色列定居点日益增加的暴力和根深蒂固的控制，更不用说对加沙的流血事件作出有意义的回应了。在西方背弃加沙的掩护下，以色列在西岸杀害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逮捕了数千人，并逼迫整村整村的人离开家园，同时不断升级其国家支持的定居者袭击。这样做，以色列进一步削弱了法塔赫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并将其推向哈马斯。
多年来，受以色列国防军保护的定居者，一直在袭击巴勒斯坦村庄，目的是迫使其居民离开，加强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非法控制——但自10月7日以来的此类扩张，甚至使以色列的美国同谋也感到震惊。拜登威胁要对参与暴力侵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定居者实施签证禁令，这是一种逃避：这些定居者远非个别的流氓行为者；他们由国家武装，并受到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法律体系的大力保护，因为他们正在执行国家政策。但即使是拜登的错误威胁也清楚地表明，以色列与他的政府存在分歧。
哈马斯有一个泛巴勒斯坦的视角，而不是专注于加沙的视角，因此它希望10月7日对整个巴勒斯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在2021年的“团结起义”（Unity Intifada）期间，哈马斯采取行动支持这一目标，该起义试图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的斗争联系起来。现在，以色列政府正在加速这种联系，对巴勒斯坦公民的任何异议表达进行偏执的镇压。约旦河西岸数百名巴勒斯坦人被拘留，其中包括活动人士和在Facebook上发帖的青少年。以色列非常清楚约旦河西岸局势可能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的反应只会拉近西岸和加沙人民的距离。
很明显，以色列从未打算在约旦河以西的任何地方，接受一个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相反，以色列正在加强其长期计划，以确保对该领土的控制。这一点以及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寺日益增长的侵占都在提醒人们，以色列正为接下来会在西岸、东耶路撒冷、甚至1967年边界内发生的任何起义而拱火浇油。
然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以色列的毁灭性战争之后，美国坚持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加沙——以及它对定居者暴力的迟来的微弱警告——强化了西岸和加沙是一个单一实体的想法。17年来，以色列的政策是将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柔顺的约旦河西岸与“恐怖分子控制的加沙”分开，但这一政策失败了。
10月7日之后的以色列
哈马斯领导的袭击打破了以色列无敌的神话，也打破了即使这个国家扼杀着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其公民中依然存在的对平静的期望。就在几周前，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还在吹嘘，以色列已经成功地“管理”了这场冲突，以至于巴勒斯坦不再出现在他的“新中东”地图上。有了《亚伯拉罕协定》和其他联盟，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开始拥抱以色列。美国此前正推动该计划，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和乔·拜登（Joe Biden）总统都把重点放在与阿拉伯政权的“正常化”上，后者愿意让巴勒斯坦人受制于以色列日益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10月7日残酷地提醒人们，这是站不住脚的。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构成了对其他人决定他们命运的努力的一种否决权。
现在要衡量10月7日对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它使得以色列人更加强硬，但同时，在情报和反应的巨大失败之后，他们对国家领导人更加不信任。被俘虏到加沙的以色列人的家属，发动了反对政府的大规模动员，才暂停了军事行动，并达成了一项人质释放协议。尽管许多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决心继续战争，但在人质问题上，以及以色列为确保人质获释所做的要求上，以色列内部出现了戏剧性的、引人注目的分歧，这可能会加大要求进一步达成释放协议、甚至全面停火的压力。以色列公众舆论仍然困惑、愤怒和不可预测。
其次是战争对以色列经济的影响。以色列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在吸引高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到其科技行业和其他出口行业的基础上。去年的社会抗议和宪法纠纷的不确定性，已经被认为是夏季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68%的原因。以色列战争调动了36万名预备役军人，这又增加了一层新的冲击。经济学家亚当·图泽（Adam Tooze）在他的Substack中写道:
以色列的科技游说团体估计，其十分之一的劳动力已经被动员起来。由于西岸的巴勒斯坦劳动力被隔离，建设工作陷入瘫痪。而由于人们远离餐馆、公共聚会受到限制，服务消费大幅下降。信用卡记录显示，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天里，以色列的私人消费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休闲和娱乐支出暴跌了70%。作为以色列经济支柱的旅游业突然陷入停顿。航班取消，船运货物改道。在海上，以色列政府命令雪佛龙停止塔玛天然气田的生产，导致以色列每月损失2亿美元的收入。
以色列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有足够的资源来抵御这场风暴，但伴随着财富而来的是脆弱——它会失去很多。
10月7日之后的加沙
以色列军队带着作战计划涌入加沙，却没有在入侵加沙后的明确战争计划。一些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目标是维持他们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约旦河西岸地区所享有的那种“安全控制”。在加沙，这将使它与大多数人支持的训练有素的叛乱分子对抗。以色列政府圈子里的许多人主张通过制造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将加沙的大部分平民强行转移到埃及，使加沙无法居住。美国已表示其已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任何聪明赌徒都不会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以色列可能会在实施大规模种族清洗之后寻求宽恕，而不是在此之前征得允许。这符合以色列的长期人口目标，即减少约旦河西岸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巴勒斯坦人口。
美国官员已经伸手去拿昔日的祈祷书，希望让88岁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重新掌管加沙，并承诺重新追求虚幻的“两国解决方案”。但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甚至在西岸也没有信誉，因为它默许以色列不断扩大占领。然后，现实是，阻止巴勒斯坦在历史上巴勒斯坦的任何地方拥有真正的主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色列领导层在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光谱中的共识。以色列领导人也没有必要遵守美国政府的期望，因为美国政府明年很可能会被投票推翻。即使拜登再次当选，以色列也证明了自己作大英雄的能力。美国选择在以色列的战争机器中充当副驾驶，其目的地可能尚不清楚，但肯定不是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国。
10月7日的全球影响
以色列和美国可能已经说服自己，世界已经从巴勒斯坦的困境中“走出去”了，但自10月7日以来发生的事件释放出的能量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声援巴勒斯坦的呼声在阿拉伯世界的街头回响，在一些国家，这是对腐朽的威权主义持不同意见的暗号语言。在全球南方，在西方城市，巴勒斯坦现在作为反抗西方伪善和不公正的后殖民秩序的化身，占据了一个象征性的位置。自从以美国为首的非法入侵伊拉克以来，世界各地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走上街头抗议。挑战向以色列运送武器，有组织的劳工已经展示了其国际主义的力量，并提醒自己其改变历史的能力，而法律机制如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院，甚至美国和欧洲的法院都被用来挑战其政府使以色列的战争罪行得以实施的政策。
世界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感到惊骇，这使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惊慌失措，转而指责那些挑战以色列暴行的人是反犹主义——但从大规模游行到犹太人的口头反对，再到关于拜登处理危机的民意调查，一切都表明，将（与巴勒斯坦的）团结等同于反犹主义不仅在事实上是错误的；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系列国家，象征性地切断了与以色列的关系。而以色列蓄意轰炸平民，阻止他们获得住所、食物、水和医疗服务，这让其许多盟友都感到震惊。西方愿意支持的针对加沙受困人民的暴力的程度，给了全球南方一个鲜明的提醒，提醒着他们与西方帝国未清的账目。当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公开恳求以色列停止“轰炸婴儿”时，以色列甚至有失去部分西方世界的危险。短期内，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要维持与以色列的公开关系尚且艰难，更不必说扩大了。
2023年10月31日，玻利维亚外交部副部长弗雷迪·马马尼（右）在新闻发布会上与总统府部长玛丽亚·内拉·普拉达一起讲话，宣布玻利维亚将与以色列断绝关系。（法新社照片）
将自己与以色列对10月7日的反应捆绑在一起，也打破了美国以“我们是好人”的名义在全球南方重新获得霸权的幻想泡沫。美国对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危机的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一致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虚伪。这产生了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因其未能站起来反对以色列的暴行，而当面斥责拜登的非凡场面。
易卜拉欣特别警告说，拜登在加沙问题上的反应，使那些美国希望在与俄罗斯和其他大国的竞争中成为盟友的国家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信任赤字。向阿拉伯盟友表明，即使以色列轰炸阿拉伯平民，他们的华盛顿赞助人也会站在以色列一边，这可能会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多样化其地缘政治投资组合的趋势。
政治问题
通过打破一个巴勒斯坦人无法忍受的现状，哈马斯将政治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在政治上很弱。许多支持以色列战争的美国当权派认为，来自被压迫群体的暴力可以通过对该群体施加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消除。但是，就连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也对这一假设表示怀疑，他警告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数千名平民死亡，可能会把“他们推向敌人的怀抱，以战略失败取代战术胜利”。
西方政客和媒体喜欢将幻想哈马斯为ISIS式的，即虚无主义骨干把巴勒斯坦社会作为人质；事实上，哈马斯是一个多方面的政治运动，植根于巴勒斯坦社会的结构和民族愿望。它体现了一种信念，而这一信念被巴勒斯坦几十年的经历冷酷地证实了，即由于奥斯陆进程的失败和对手顽固的敌意，武装抵抗是巴勒斯坦解放计划的核心。随着以色列及其盟友不断阻挠和平进程和其他争取巴勒斯坦解放的非暴力战略，哈马斯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也在上升。
以色列的行动将削弱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但是，即使它要杀死该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就像它以前所做的那样)，以色列对10月7日的反应也肯定了哈马斯的信息及其在该地区内外巴勒斯坦人中的地位。例如，在约旦，支持哈马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是前所未有的。不需要赞同或支持哈马斯10月7日的行动，就能认识到这场运动的持久吸引力，它似乎有能力让以色列为它每天、每年、一代又一代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暴力付出某种代价。
历史也表明了这样一种模式：当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时候，被对手视为“恐怖分子”运动的代表（如在南非或爱尔兰），仍然会出现在谈判桌上。要打赌说哈马斯，或至少是它所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潮流的某一个版本，不会出现在谈判桌上，这会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
可怕的暴力事件之后会发生什么还远不清楚，但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迫使一场政治竞赛重新开始，而以色列在对巴勒斯坦平民进行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之外，似乎不愿对此作出回应。在复仇行动进行了八周的情况下，还不能说以色列正在获胜。
作者：
托尼·卡隆（Tony Karon）是半岛电视台AJ+的编辑负责人，曾任《时代》杂志高级编辑。他也曾是祖国南非反种族隔离解放运动的一名活动家。
丹尼尔·利维（Daniel Levy）是美国/中东项目主席，他曾在巴拉克总理领导的塔巴和谈和拉宾总理领导的奥斯陆和谈中担任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谈判代表。
译者：Yaqi，媒体人，酷儿。关注国际政治、性别议题及其交叉性，也关注关注这些议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