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绍熙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礼记》

在赵宋不问出身的科举政策引导下，教育在民间受到了远超前代的重视。由于官学或数量有限，或设置兴废不定，其覆盖多有不及之处，“今家塾党庠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县虽有学，而士之耕养于田里者，远不能至，独城阙之子，得以家居廪食，而出入以嬉焉”。于是，家塾等私学机构成为重要补充，“朝廷开学校，建儒官，公教育于上，士子辟家塾，隆师友，私淑艾于下”。家塾，也称馆塾、家馆或馆，是宋代中上层家庭或家族教育子孙的重要机构。关于宋代的家塾，目前学界虽无全面的专题研究成果，但在相关领域如蒙学、私学、世家大族、人物等的研究中，关联成果并不少。然由于论析主题所系，及材料分散等原因，宋代家塾具体是何模样，已有研究并未给出明晰答案。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家塾研究的专题性和细化程度并不够。探析宋代的家塾，不仅有助于了解两宋的教育与科举，士大夫个人成长与世家大族的兴衰，亦可深化对宋代基层社会的认知。

一、宋代家塾的设置

家塾一般是家庭或家族自办。宋代设置家塾的家庭或家族，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重视教育的世家大族。这类家庭见识广博，自身学养优势突出；第二类是财力丰厚的家庭或家族。这类家庭经济供养能力出众，可以重金聘请名师，为整个家族的子弟提供优质教育；第三类是虽不很富裕，但经济条件可支撑家塾的相对普通的家庭。这类家庭或得益于科举，或失意于科举，或单单是对儒学感兴趣。简言之，他们对子弟的教育足够重视。

建家塾教育子孙，为两宋诸多世家大族所看重。此类记载在史籍中有很多：北宋常州宜兴人蒋堂，其家“累世绂冕，讫于五代，本朝未有达者”，父辈因“有中兴门构之志”，于是“聚书延客，以教诸子”。出自太原王氏的金华王氏，“八世为儒，至鲁公守道自晦，始辟家塾，延名士以训子孙”，后子孙接踵及第。其他如三槐王氏、东莱吕氏、山阴陆氏等许多学养深厚的世家大族，都有建家塾教育子孙的习惯。

作为此类家族代表的山阴陆氏，家族中文儒辈出，子孙宦学相承。陆游的高祖陆轸，“以进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馆”。祖父陆佃，精于《礼》学，是王安石的学生，徽宗朝官至执政。父亲陆宰，北宋末年为直秘阁、京西路转运副使。陆游本人诗歌成就斐然，为南宋文坛的杰出代表。山阴陆氏是典型的两宋世家，“陆氏乃与时俱兴，百馀年间，文儒继出，有公有卿，子孙宦学相承，复为宋世家”。

“七世相传一束书”的山阴陆氏，对子孙教育非常重视。《放翁家训》云：“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家塾是陆家子孙受教育的重要场所。“我幼入家塾，结发知苦心。”“吾幼从父师，所患经不明。”就陆游的经历看，家塾教育是其起始阶段。堂兄陆洸是他在家塾的同学，“某则少公一岁，儿时分梨共枣，稍长，同入家塾”。这样的传统也延续到陆游的孙辈，“诸孙入家塾，亲为授《三苍》”。“诵书家塾羡诸生（新馆一客，诸孙晨兴入学，诵书颇盛）。”

宋代设置家塾的第二类家庭，是一些财力丰厚的家庭或家族。这样的例证，在相关史籍中更比比皆是：北宋时，姜柄家族居开封，为有名的东都大家，“初姜氏之富甲于京师，而喜延名儒以立家塾。宣奉记览多闻，教子弟尤力”。南宋剡县富人周瑜“喜儒学，尝辟家塾数十楹，延四方名士以淑诸孙”。婺源富人许氏，在当地“虽雄于财，而其子弟未甚知学问，故其习俗鄙陋”。许“思忠兄弟岀而思有以变之，于是辟馆舍，延师儒，聚六经百氏之书于其间，使其子弟悉舍他日之习而肄业焉”。由富及贵，是他们创办家塾的目的。

富与贵的互相成就，在这类家庭中体现明显。北宋潞州人张仲宾，祖上“自奋治生”，先为潞州首富，再为河东路首富后，开始重视子孙教育，“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后子孙接连登第。荣州荣德富人杨某，“筑室百楹，裒辑古今书史万卷，引内外良子弟数十人，召耆儒之有名业者教之”。后其子皇祐五年（1053）进士及第。北宋末，成都刘氏为当地富豪，“作家塾，聚书求师友，合同族之子姓朝夕咨讨。居亡何，从兄长源擢政和进士科”。

在与科举的互动下，这些富裕家庭发展为新的两宋世家大族。宋时有名的新昌石氏，初迁移到新昌时并不兴盛，随着家业的兴盛，开始创办石溪家塾，“自咸平以来，继以文辞行谊起家，于今官学愈盛，岁时归谒，章绶相耀。宗属数十百人，弦诵洋洋，贡于乡，选于学，射策于庭，曾靡虚籍，以故为东南望族”。常州无锡县富人王轼，“有智略，有赀财，筑室舍旁，储书数百千卷，千里迎师教其子”。在这样的精心教育下，他的儿子王冈中了元符三年（1100）进士，后“无锡王氏遂称于天下”。南宋四明姜浩家族，在北宋的开封属极为富裕之家，“婚姻多后妃侯王之家，声势翕赫。而最重儒学，藏书筑馆，延太学名士，以训子弟，礼意隆洽，宾至，亦留设盛馔。参政简斋陈公及一时胜游皆求阅未见书，或登科以去，又请举其友若昆弟。题名家塾，多有显人”。建炎、绍兴兵火之后，姜家举家迁往四明，子弟依然能以举业兴家，教育的延续是其关键。曹州人于令仪，“市井人也，长厚不忤物，晚年家颇丰富”，“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堂，延名儒以教之，子及侄杰效继登进士第，今为曹南令族”。富贵家族在教育上的倾力用心，为延续家族辉煌做出重要贡献。那些衰败下去的家族，也皆因后人未能延续教育与科举的相互支撑。

第三类设置家塾的家庭，是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的相对普通的家庭。科举得益者、失意者，及一些重视教育的家庭或家族，是其中的主力。在赵宋科举政策的引导与周围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家族加入其中。

科举得益者，常常是兴建家塾的主力。新安胡氏重视教育，胡策“始起家为铅山尉，诲其子必千里求师”。长子胡宏登进士科，仕至处州司法参军。次子胡咸，熙宁、元丰间游“太学十余年”，后“谢病归乡”，“其书满家”，“召诸子出其书授之”，“仰承俯授，皆有师法”。不数年，子胡舜陟、胡舜举“踵相蹑取髙第”。湖州德清人丁安议，居官有政绩，居家友善，“于教子尤力，建家塾，聚书万卷，馆名士，与子孙游”。南宋南安康人刘昂，自幼好学，后任黄州黄陂县尉，“广辟家塾，延致师友，使子弟从之”。容州司户参军姚阜，庆元府四明人，为人“轻财好施”，“创必庆堂于城南，延师以教宗族之子弟”。淳熙五年（1178），后人姚颖“以第一人及第”，成为当地盛事。

科举失意者，也是设置家塾的主力。北宋眉州人陈纲，科举失利后，营置资产小有成就，于是“开书馆”，“聘奇士与游，令子弟作佳进士以雪耻”。余姚人胡宗汲，科举不顺，“即所居筑室，买书以教子，聚宗族乡党子弟，不问疏昵，讲说经史，责课程”。南宋衢州开化县人江泳，应举失利，后设置家塾，“命其子震、升、谦、蒙、革肄业其中”。广南西路分宁人黄师南，年近四十时才应举，失利后，“筑室于所居桂坡之麓，辟塾延师，以学诸子”。

一些神童家庭，一些爱女如子的家庭，也会专设家塾教育子女。幼时的边恢世，“生而颖悟，少小读书，迥然异常儿”，其父“延师家塾，俾专其习”，“自年十四五时，已知学问之大略”，后于绍熙元年（1190）进士及第。“处州林五郎，居乡质朴，其家颇富，无男，只生一女，名素姐，小年患痘疮，一眼失明。夫妻商议：‘有女如此，当教之读书，将来招一女婿入赘。’乃令入学，招黄季仲而教导之”。在教育与科举的互动下，设置家塾教育子孙，为更多的家庭、家族所看重。

一旦有子孙科举及第，这些家庭或家族就会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族人的教育。南宋温州乐清富人万世延，建家塾，延名师教子，后长子万庚“登进士科”，次子万庠“亦以妙龄预乡贡”。“乐清自舍法罢，阅二十年无举于乡者，里巷靳之，邑人复取乡贡自庠始。”“万氏以弦诵先里闬”，后“历四世，儒冠益盛，业贤关、举进士者数人”。蒲江魏了翁家，自祖父母辈就建家塾教育子孙，在此家风之下，亲缘相连的高魏后人，“兄弟皆能以诗书持门户”。后世子孙若能继续在科举上有作为，几代相承后，该家族便进入到世家大族之列。

在赵宋科举政策的持续诱导下，兴建家塾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风气。如自北宋中期以后，福建路延平府就出现了，“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的良好氛围。不光是乡村和中小城市，在南宋行在所临安亦如此，“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在魏了翁的家乡邛州蒲江，“除塾聘师”的不仅魏氏一族，“吾乡蒲江，其俗质实而近本，以除塾馆士、教子务学竞相标尚”。

上述的第三类家庭和家族，财力虽不非常富裕，但绝对温饱不愁。如北宋嘉兴人鲁寿宁，本家贫，“既孤，与兄弟共理赀业”，“稍温，斥所有，辟文馆，延名儒，教饬群子弟。已而长子詹举进士，中某科”。魏了翁的祖母在五十岁时丈夫去世，之后她“釐身治家，延师教子”。靖康国难时，恭州人张廷臣“率先乡人，倾家财助国”，后不受朝廷赏赐，致力于淡然生活，“立家塾，聚诗书，教其子”。南宋一位能干的妇人王氏，在丈夫去世后，对外经营家族产业，对内“延名儒，课子孙以书”。数年后，资产三倍于以往，子孙“荐名礼部相属也”。就数量与涉及面来讲，这类家庭比前两类更多也更广。

以上三类家塾中的一部分，或兴建为本族、本地的义塾、义学。窦禹钧，北宋范阳人，左谏议大夫致仕，他为人仗义，建家塾于宅南，除接收本家子孙外，“凡四方孤寒之士，贫无供须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南宋玉山人刘侯为官后，“家虽温，而产未能千金”，但为回报家族，“尝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乡人之愿学者亦许造焉”。婺州东阳乔家，重视教育，居乡期间，“里巷旧无学者，乔氏独辟家塾，延师儒，以为之倡，远来者馆榖之，弦诵日相闻”。崔与之《仙游郑氏家塾记跋》记载，兴化军仙游县郑氏在“未仕之前，创义塾于家，聚族党食而教之，用心仁矣”。不少家境贫寒的士人，就是在此类资助教育下，成为两宋时期的栋梁之材。

二、宋代家塾的居处

宋代家塾的位置，一般在家庭或家族的居所之中或附近。南宋高宗朝官至参知政事的汪澈，在饶州浮梁家中建家塾，“汪庄敏公筑宅于浮梁邑中，高明闳广，子弟列房居之，不能徧。其侄杲习铨课，招乡人朱龟蒙主书馆。治一合于东厢，别有外间两士就学，凡四人同处”。绍兴十三年（1143），王十朋在温州乐清祖居辟家塾，位置在其家大井旁，“家之东南有井焉”，“绍兴癸亥，予辟家塾于井之南”。盱山书院的创建者崔准，与族人就建族塾的事情商议后，在“其祖居之傍，创为书院”，“萃诸子侄就学其中”。除了在家居之所或附近，家塾也有在僧寺佛宫的。南宋《夷坚志》中提到，成都双流县大族宇文氏，“即僧寺为书堂，招广都士人魏君，诲其群从子弟”。这与僧寺庙宇与这些家族的隶属关系有关。

不同家庭的家塾，面积相差很大。绍兴府新昌石溪义塾，读书堂分为三区，“号上、中、下书堂”，傍“又置议善阁，占山水之胜。又有万卷堂、传心阁”。南宋剡县富人周瑜“辟家塾于居第之前，有堂，有轩，其数偶；有馆，有室，有池，其数奇；有斋焉，其数象五行。通而计之，其数象十有二月”。上文提到的盱山书院，规模也很大，“会讲有堂，肄业有舍，休宿有室，廊庑之宽，门庭之严，庖湢之备”。不光有上课和住宿的地方，连厨房和沐浴之处都有，其规模设施可谓一流。

一些家塾会有名字。南宋龙云刘氏“名家塾曰：兰玉。父兄意也”。衡州开化县人江泳，“榜家塾曰：‘明善’”。吉州永新县欧阳宗，“辟斋家塾”，请周必大命名。周必大说：“《论语》首言‘学而时习之’，实二十篇之枢要，宜以习名。”剡县周瑜命馆客王十朋为家塾命名，王十朋“采汝南家训，名其堂之中者曰渊源”，并为之作记。象山郑次山给家塾起名为“怡阁”，之所以“以怡名，取夫子答子路问士之意也”。家塾的命名，有出自家族父兄之意，也有请他人命名的。

家塾不光有名字，有的还悬挂名人题字牌匾。清江乡贡进士邹师韩，“揭其家塾曰：丛书”。赵师雍的后人赵希圣任鄞县主簿，曾言：“先人尝筑堂于家塾，扁之曰：沛然。”江南西路南城的吴伸、吴伦兄弟，“以钱百万创为大楼，储书数千卷，会友朋，教子弟”。名儒朱熹、陆九渊为其家塾书楼书名，为之做记的陆游感慨这样的待遇“可谓盛矣”。上文提到的崔准家塾，也“尝得朱文公先生所书盱山书院四大字，因以为名而揭之”。袁甫的好友张伯常，龙泉人，写信“来为其乡人鲍君求金斗书堂扁，且曰：书堂之建，将聚乡族之子弟而教之”。袁甫欣然应允。

家塾的自然环境，有繁有简。有的家塾门前植桂树、竹子。“宁都旧友卢伯祥，尝植双桂于家塾之前。”几年后，“茂林奇花，芬香可爱”。“竹君清绝润于玉，谱牒出自淇之澳，移根分种置吾庐，才隔樊墙即家塾。”植花木也比较常见，“君家九华山，山翠常在目”，“胜处新卜筑，周遭植名花，中间敞家塾。少长驱之学，毋间亲疏属”。“诸葛忠叟初逢家塾，池中产双莲，求予扁榜。”许纶因而作诗，并勉励诸甥，“我爱濓溪说，君能喜种莲，一经初建塾，双实遽呈川，和气埙箎应，荣名棣萼联，勉旃成宅相，学也是家传”。程大昌《雍录》记，“予家塾之西，有山樊一株，高可五七丈，春花盛时，珑松耀日，如冬雪凝积，阖一里人家，香风皆满”，读书其下，心神愉悦。

三、宋代家塾的经费

家塾设置后，自然会有经济开销。首先是聘请塾师的费用，一些家境富裕的家庭或家族，在塾师佣金问题上极为大方，但更多的家庭是依据市场行情。“临江人王省元，失其名，居于村墅。未第时，家苦贫，入城就馆，月得束脩二千。尝有邻人持其家信至，欲买市中物。时去俸日尚旬浃，王君令学生白父母豫贷焉。生持钱出，值王暂出外，乃为置诸席间。”从此条史料可知，聘请塾师每月“束脩二千”。若主家不按时付费，塾师会采取法律途径，“予因忆在婺州日，义乌县下巡检馆客曰全璧，以学课不如期陈状，并告其它过，时淳熙十三年四月，问其授馆以何时，曰：‘去岁五月二日入学，及冬，则不肯偿月给。愤其无礼，故具所闻见，达于使君。’”

根据彼此关系的亲密程度，主家对塾师也会有其他赠予。南宋鄱阳王安家，“聚口众”，父母“缩衣节食，聘士教子。塾师姜君庆贫甚，独与二女居”。王安之母“亲为拊养，已而皆资遣之。姜君有消渴疾，每讲罢，索巨觥引满，如奉漏瓮沃焦釡，少辽缓，则殆不济。阅数年”，主家之母“终无倦色”。因为认可，这位塾师获得了佣金之外的其他待遇。刻意的逢迎也会带来这样的认可，“平江林氏兄弟，邻居东西两宅，各邀士人处书馆。居东者建安陈希黯，赋性诚直，兄虽加敬礼，而待之与常时客无异。弟所招闽中黄生，巧逢迎，胁肩谄笑，能得主人欢心，故相得极厚。束脩之外，遇有干求，亦应之不靳”。当然，这些赠予均属额外之费。

设置家塾必要开销之二，是购买书籍的费用。苏辙回忆幼年学习时光说，其父苏洵“平居不治生业”，“有书数千卷”。南宋承奉郎蔡瑞在祖居建家塾，买“书若干卷”，起名石庵。曾光庭的母亲刘氏，很有见识，曾对儿子们说：“蓄田千亩，不如藏书一束。”在丈夫去世后，她建家塾，储备藏书，“不吝金帛以求之，插架几万轴”。绍熙二年（1191）冬，郑次山建成家塾，“以书藏之，帅其子若、弟之子群，居而肄业焉”。因科举考试考察儒家经典，士子需要相当的知识面，故家塾要购买不少的书籍。

家学渊源深厚的家族，世代积累的大量藏书，是其设置家塾的有利条件。“陆氏书特全于放翁家，尝宦两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日益巨。”新昌石氏在宋时发展迅速，陆游给其后人石继曾作的墓志铭中提到，“公幼颖异，入家塾，日诵千言，过目不再。寺正筑堂，名‘博古’，藏书二万卷，每抚公叹曰：‘吾是书以遗尔，无恨矣。’”金壇汤鹏举家家塾藏书，不仅数量众多，且种类丰富，这对其孙汤邦彦成才有很大助益，“颐堂先生司谏汤公，故知枢密院事敏肃公之元孙。少嗜书，家塾储书万卷，日涵泳其间，自六经诸子史，以及浮屠老子之书，与凡星官历史所载，无所不参综”，“去试博学宏词科，一上即中”。

设置家塾的必有开销之三，是学习所用的笔墨纸砚，及饮食、房屋维护修缮等费用。南宋醴陵李文伯，在其家族所居的屋宇，兴建家塾，作为“一族子弟隶学之所”。“延师取友，有以为礼。书籍纸笔，有以供费。不独爱己之子孙而教之，凡兄弟之子孙，皆爱之而教之”。剡县富人黄颐“为塾门侧，有愿求学者，皆给饮食笔札，以成其志愿”。饶州乐平人王刚中，仿效范仲淹建立义庄，“筑室为家塾，延宾师，具粮糗，凡族子之胜衣者，皆进于学”。在一些族塾义学中，因学生数量众多，这样的费用花费也不小。一些富裕的家塾，对师生的经济支持相当优厚。

家塾的经济支出，主要依靠本家族的财力。不同类型的家族，经济来源各不相同。建家塾者的俸禄，本族兄弟的赞助，家族经商、田租的收入，是家塾惯常的经济来源。南康玉山县人刘侯，利用积蓄创建家塾后，担心经费不够，又拿出自己的俸禄，“而吾犹惧其或不继也，则又出新安余俸，为之发举居积，以佐其费”，“兄弟之间，有乐以其赀来助者”。前文提到的承奉郎蔡瑞，“念族人多贫，不尽能学，始买书置石庵”，并“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又“买田百亩助之食”。建宁崇安县孙埙家，“尝以余财创义庄，辟塾延师，聚族教养”，包括孙埙也受业于家塾。族塾义学的兴办中，家族田产与其他余财是重要支撑。只有特殊的家族，才会得到官府的资助。

四、宋代家塾的管理

根据家塾规模的大小，创办者的时间、精力，宋代家塾的管理者有的是创办者本人，有的是家族另指定的其他专人。如北宋江州德安人陈氏，“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南宋剡县富人周瑜辟家塾后，亲自肩负起管理的职责，“浃日必设具以集之，亲究其能否，有励业者，喜见颜间，面加奖谕，冀其成就；稍怠惰，则谆谆戒敕，俾之自勉，由是咸自力于学”。上文提到的崔氏族塾盱山书院，创立者崔准“既自以身教之，次有堂长、学长、斋长诸职，又相与励翼之。藏修于斯，丽泽于斯，试功课效于斯，规矩森然，率履不越”。这样细致的管理，令家塾教学森然有序。

东莱吕氏是两宋的政治世家与文化世家，其家塾的日常管理，给后世提供了宋代家塾日常管理的一些细节。关于家塾师生的饮食，吕氏《宗法条目·家塾·饮食》规定：“尊长月一具食延塾之师。在塾诸生佐掌事者检校。每日二膳。冷暖失节，在塾诸生告于掌事者，随轻重行遣。掌事者亦时一检校。药物准此。（师疾，诸生侍粥药。）”《宗法条目·家塾·居处》又规定：“屋宇损漏，户牖破缺，如门无关或窗纸破之类。与凡日用之未备者，（谓面盆、浴汤及洒扫之类）在塾诸生，告于掌事者，以时修整。掌事者亦时一检校。”家塾子弟的衣服与束脩，吕氏家塾无硬性要求，“以家之有无、诸生之众寡为之节”。当然，小型家塾因人少事少，管理就会简单得多。

家塾是宋代重要的基层教育机构，主要与中上层家庭和家族关联。其居处、经费来源、管理诸问题，带有明显的家庭、家族所有权的属性。这样的特征既反映了这些家庭与家族子弟教育的独特特点，也反映了这些相对富足的家庭与家族的生活形态。概言之，宋代家塾的历史面相，不仅关乎着士大夫个人成长、诸家族兴衰，亦与两宋基层教育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作者贾芳芳，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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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拾壹

校审：星汉

贾芳芳：宋代的家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