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越来越多创新药实现0的突破 但仍与发达国家有相当距离

凤凰网财经讯 12月17-18日,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财经承办的“2023凤凰网财经年会”召开,本届年会以“跨越周期 提振信心”为主题,盛邀政商学界顶级嘉宾,全面展望2024全球及中国经济热点话题,把脉投资趋势,提振发展信心。
近年来,病毒、疾病、气候等突然变化,影响着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诸多不确定下,人们不安,也开始反思怎么才可以更好和更持续地发展下去?不少人意识到,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仅影响自身发展,对集体、社会和经济都至关重要。因此,医疗健康不该是单一学科话题,而应与各行业领域联系,得到更多的讨论和重视。
本届凤凰网财经年会期间,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国恩接受了凤凰网财经《凰家会客厅》的专访,针对健康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创新医药的现状和难度,展开了一场特别的对话。
刘国恩指出,只有主动地对健康进行投资,提高人们身体水平,其它方面的目标才可能更好达成。他举例,部分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时,会考虑劳动力成本问题,而忽略了当地可能是艾滋病高发地。在低价聘请工人,并对其进行业务教育后,部分工人可能因病不得不停工,在其身上的投资将付诸于水。但如果一家企业在设厂前便做好各方面考量,避免前往疾病高发地,或是提前为员工们进行体检和购买保险等方面的投资,降低他们的患病成本,便能提高生产效率和回报。
此外,经济增长还源于创新,医疗创新至关重要。因此,创新药也是药企的竞争之地。根据药智网发布的《2023中国医药研发蓝皮书》显示,2017年至2022年间,生物药占比从17.3%增长到46.6%,并在2022年首次超过化药。2018年至2022年间,我国首发上市药物,从每年9个涨至到13个,增长了44.4%。
最新公布的2023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情况显示,今年有25个创新药参加了谈判,23个谈判成功,成功率高达92%,比整体水平高7.4个百分点。
在刘国恩看来,创新药进入国家医保支付目录的比例逐年提高,令医保、企业和患者等相关方都能受益。但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报销目录仅仅是一切的开端。下一步更重要的事让这些新药进入医院,让医生能够处方,才能使患者和企业最终受益。
刘国恩还指出,国家的医保政策加大支持创新药物的力度,满足了市场的期待,值得肯定。各药企也正逐步实现一些领域“0的突破”,例如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抗PD-1抗体替雷利珠单抗获得欧盟批准,成为PD-1领域首款国产“出海”的产品。以及特瑞普利和传奇生物等相继在美国获批上市,标志着中国药企能够成功登陆发达国家市场。
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药物创新的规模和能力仍有短板和差距。
刘国恩解释,药品创新可为原创性和应用性药品研发。比较之下,原创药物的投资周期至少十年以上,涉及到更高的不确定性和更多的投资,因此,我国的新药研发更多地停留在应用性药品线上。
更主要的原因是,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投入的领域非常多,很难像发达国家一样极大力度地投入生物医药研发中。刘国恩介绍,仅美国联邦政府直接投入的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用于医药研发的年度预算就高达3000多亿元,相当于每年投入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中央财政收入近10万亿元,若参考上述标准,则应投入1000亿元到医药卫生的科研。事实上,2008年至2022年间,国家曾推行“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行动。据官方统计,该专项支持了3000多个课题,中央财政总投入233亿元,平均每年投入也就20多亿,不到中央财政收入10万亿的0.05%。
刘国恩强调,医药创新,除了政府以外,也要靠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解决资金和技术难题。
以下是对话精要:
凤凰网财经《凰家会客厅》: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来出席我们的凤凰网财经年会,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您。像现在理论应用到实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会提供免费体检的项目,以及可能会有一些心理咨询,这种其实也算是他们有意识去投资?
刘国恩:说得对。其实,很多企业虽然没有关于健康投资的系统认知,但无意识地也会考虑相关投资工作。比如说,有企业想去海外扩展自己的市场,不少都是跟制造业有关,需要去具有大量便宜劳动力的地方,比如去非洲进行投资扩产。但在非洲投资的时候,尽管劳动力比较便宜,也比较年轻。
不过,它可能会遇到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工厂设在了艾滋病高发的地方,虽然工人年轻力壮,要价也不高。招聘本身是要花时间和资源,招聘进来了还要进行在职培训,让他们熟悉业务,提高其生产性,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好的回报。但是,当这些工人好不容易找来了,经过了在职学习和培训后,他突然面临身体健康问题,企业的回报时间就缩短了。所以,如果不对他们的健康进行投资,很可能因为疾病风险高,这些青壮年的其他投资难以收回。反过来,如果能够更好考虑到雇员的健康人力资本,或对其进行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降低疾病风险,雇员、雇主都可以有更好回报。
凤凰网财经《凰家会客厅》:您有没有留意到前两天最新的医保目录出来了,我有看到今年有25个创新药参与了谈判,其中有23个谈判成功了,那个成功率高达91%。也比整体的谈判成功率高出了7.4个百分点,您怎么看待创新药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状况?
刘国恩:通过国家每一年度的医保谈判,能够有越来越高比例的创新药进入支付目录,这当然是一个令多方都高兴的一个结果。作为企业来说,通过前期巨大的投资能够上市一个创新的药物,并在一、二年内成功进入医保目录报销,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儿。对于国家医保来说,能够通过国谈,为广大民众支付物有所值的新药,本身就是医保部门该做的工作。对于广大患者而言,更是好事。
对于企业而言,除了进入医保,还有一些后续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医保支付标准,如何顺利进入到医院,以及医生能否合理处方等等。中国跟好多发达国家不一样,我们的药品使用渠道主要是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90%以上的药品都是通过这些平台供给,不到10%通过零售药店。美国市场相反,连锁药店是主要的药品销售渠道。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创新药物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力度越来越大。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它首先说明了企业在申报材料的时候,所提供的信息越来越靠近真实情况,从而使谈判价格预期趋向合理。只有当企业提供的信息和它的预期一致,专家的评审推荐意见才可能逐渐趋于一致,从而提高医保谈判的成功率。与此同时,这也反映了各个方面的努力都在加大对创新药物的支持,也是国家医保政策支持创新药物的积极信号。当创新药物在中国有更好的生态环境,投资人也好、研发团队也好,还是后期的生产、流通、主体也好,他们才有积极性和动力,不断地为社会研发提供越来越有效、安全的创新药物。
凤凰网财经《凰家会客厅》:据您了解,目前我国创新药物在全球范围内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刘国恩:我们的创新药物在全球版图上,应该说正在逐步实现个别创新药物0的突破,包括百济神州的药物,以及最近好像还有两个企业的新药也在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并且价格比国内高出好多倍。这些都是中国药企能够成功登陆发达国家市场的主要标志。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无论从规模上看,还是真正原创药物的研发能力上看,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比如说在过去十年期间,全球创新药物的规模大概在460多个,其中在美国上市的高达85%,在国内上市百分之二十几。而在美国上市的85%里面,几乎全部纳入医保支付的范围,包括政府医保和商业医保。在国内上市的创新药物中,大概2/3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并且价格优惠不少。
药品创新包括原创性研发和应用性研发。目前,我们的药物创新多还集中在应用创新,因为原创性的药品研发方涉及到更长的时间,更高的不确定性,更大的长线投资。一般而言,一款原创新药的投资研发周期在十年以上,风险很高,有人说是“九死一生”。在美国,研发创新药物的平均投入在二十多亿美元;根据我们的对比研究,中国的需要研发平均投资为两、三亿美元。虽然研发费用低了不少,但是我们的药品研发更多还是应用性的创新,其风险比原创性的药品研发还是低不少。
面临新药创新研发的高风险和巨大投入,美国政府公共资金用于医药卫生研发的资金就比我们大很多。比如说,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直接资助的医药科研经费,一年就高达480亿美元,相当于3000多亿人民币,大概相当于每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1%。我初算了一下,我们国家的中央财政收入近年是10万亿左右,1%就应该是1000亿。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显然没有这么大的财政力度投入到生物医药的创新研发当中,因为我们还有好多其他事公共工程需要做。我们国家曾经有过一次重大新药创新的国家资金投入,十年左右总的资金投入是230多亿,平均每年也就20多亿,不到中央财政收入10万亿的0.05%。
总之,在美国这样的创新性发达国家,原创性医药创新的资金投入大头是政府公共财政资金,企业、高校的研发投入是小头。应用性的研发投入则更多是企业行为和市场主导。基于药物创新研发的不同风险进行政府和市场的投入分工来看,我们可以改进和发展的潜力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