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9日，中国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以下这篇稿件刊发于《人物》杂志2015年7月刊。今天，我们重发此文，以纪念这位深刻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法学泰斗，一个以「呐喊」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文｜葛佳男
采访｜葛佳男 吴薇 赵松林
编辑｜吴薇
摄影｜刘云志
他的世界
9个月之前，84岁的江平先生住进了养老院。照顾他15年的保姆走了，老伴和女儿都觉得这家位于北京CBD的养老院好，一家人商量，没多久就做了决定，一起搬了过来。养老院每天定点吃饭，日日有护理人员照顾打扫，江平觉得挺不错。这位中国法学界的泰斗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要求，唯一的一点别扭，觉得这里「总的来说不太像家，还是想回去」。
他在法学界的老朋友很多都离开了人世。去年年底，87岁的张思之律师突然中风，江平一直对老友很担心，听说记者近期曾去探望，他在采访过程中几次三番打探：「思之还好吗？」江平在2008年患过一次中风，那时候躺在病床上，他最害怕的是自己的思维和表达无法恢复，「知识分子就是靠脑子啊，如果脑子糊涂的话，说话都乱了，也很麻烦的。」后来虽然恢复得不错，还是留下了一点后遗症。他的儿子江波曾形容父亲以前「思维特别快，说话一点磕巴都没有，走路虎虎生风」，而现在，说话语速「已经明显变慢」。
但他依旧思维敏捷，精力旺盛。6月7日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他定好闹钟，倒着时差起来看球。比赛结果没出现什么悬念，他支持的尤文图斯输给了巴塞罗那，这个老意甲球迷有点儿失望，「我还是希望有意想不到的」。更加旺盛不减的是他对法学、社会问题的关注。前不久，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研讨会，他在会上作了演讲，谈社会自治和社会转型。他对自己的状态还有些不满意，「像过去一讲演可以讲半天，现在就讲半个钟头。」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江平至今依然在带博士生，到今年已经是第25届。常有学生来拜访他，有请教问题的，更多的是跟他谈论当前的形势，请他参加各种活动。
在江平的学生看来，江老师是「大聪明人」。「他让整个的法学，不只是狭义的《民法》，让整个的法学界，整个中国的法治知道方向在哪儿，知道说我们应该朝哪条路走。江老师总是能够给出特别好的一个，在我看来特别合理的一种答案。他不会迷名望，不会昏头，不会深一脚、浅一脚。江老师的观点一直是非常平衡的，可以说非常理性地去告诉我们合理的方向是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初，江平率先倡导私权保护，参与制定被称为「中国人权宣言」的《民法通则》，将西方的民法精神引入中国，使当时相对封闭的法学界开始较为开放地接受现代法治观念；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江平开始研究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主持起草《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等，就法治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
他是那一代声誉最隆的法学教育家之一，更重要的是，终其一生，江平都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不懈呐喊。他曾说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掉入时代的缝隙，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和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江平曾说自己的后半生就干了三件事：教书、立法、讲座。当人生进入第85个年头，一切似乎更清晰了。这位时代的法学家，他所有的努力均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宣扬法治精神。
现在，他的世界主要集中在养老院7层走廊尽头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张被书籍和报纸铺满的小书桌前。但他的世界又很大，对社会上的问题仍然保持敏锐的观察和准确的判断。采访过程中，有后辈请他为前段时间的某桩公案发声声援，此案关乎一位与他感情深厚的学生，江平详细询问了案情中涉及的法律细节，如数家珍地分析案子的情况，然后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问他，如何能坐在家里依旧对社会保持敏锐度？
老先生哈哈笑起来：「这就是自己的脑子还好吧。」
五十而立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平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工作者的生命，从50岁才真正开始。
那是1979年，他终于摘掉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回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课程。重回学校不久，江平便提议开设复兴民法传统的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他用早年留学苏联所积累下来的理论和资料编写教材，法大所有选修这两门课程的学生都由他授课。
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江老师身材高大挺拔，往讲台上一站，就让人感觉「器宇轩昂」。他的课很少提前下课、迟到或者取消，也从来不会找人替他讲。他口才极好，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能把枯燥的理论讲得「很有感染力」。上课几乎不用讲稿，手上只拿几个小卡片，旁征博引，思路非常开阔。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孔祥俊是江平的博士生，他说，听江老师的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作为我们这些学生更多的是从具体层面、制度层面，他就能把制度融会贯通，从里面抽出一个精神来。」孔祥俊回忆，当年在课堂上，江老师常常给他「醍醐灌顶」之感。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法治建设刚刚从废墟上起步，百废待兴，法学教育也基本是从一片空白中艰难成型，江平是最早注意到民事相关法律缺失的学者之一。他在「文革」后复建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里开设两门课程，自己编写教材，是最早让人格尊严、权利神圣等现代法治观念进入中国法学界的学者之一。
「在当时的师资里面，江老师是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明显他比别的人高出一大截。」1979级学生、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燕士律师说，「我在想为什么他能高出一截呢，可能跟他经历有关系。」他所在的1979级被称为法大的「黄埔一期」，这群恢复高考后被招上来的第一批学生精英辈出，他们对江老师印象最深，受他的影响也最大。
有些学生可能并不知道，如果不是缘于许多个时代中的偶然和必然叠加的巧合，他们或许没有机会听到江老师讲课。
1951年，中国选派第一批赴苏联留学生，江平当时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是经过严格考核选拔出来的「新中国未来一代」。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入选，被指定去莫斯科大学学习他从未接触过的法律。「学法律不是我的志愿，是组织安排的。」如今，江平这样解释当年的选择，「我们那时候的思想很简单，国家派你去，就是国家的意志，国家意志就是个人意志。国家派你学法律，那就是把它看作最高的目标，努力把它学好。」事实上，21岁的江平，志向是做一名记者，独立自由，无冕之王。「法律在那时候觉得是太干巴巴的，完全是教条，不像新闻这么奔放。」
最初，江平被时代洪流和国家意志所裹挟，走上法学研究的道路，而他对法律的认识和探索，伴随着这个国家政权更迭和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阵痛。
出发去苏联的时候，中国的政权更替完成不足3年，共产党明确提出废除「伪法统」，整个国家处于法律虚无状态，国民党时代的所有法条和司法体系一概作废。江平和同伴们在出发前收到规定，凡是国民党出版的法律书籍一律不许携带，他们只好空着手踏上了去往苏联的飞机。那时的江平根本不懂什么是民商法，分专业的时候，同去的另外一个同志选了刑法方向，「总不能两个人都学一样的吧」，他认为这不符合国家的需求，于是选择了民法。
那个年月通讯不便，国内的报纸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到达苏联，等到1957年江平学成归国，中国的形势又变了。来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不足半年，毫无政治运动经验的「红色知识分子」江平，因为一张提意见的大字报，猝不及防地被划为右派，此后22年，在各处流离辗转。
最痛苦的时期，新婚才一个多月的妻子迫于组织压力主动与他离婚。1958年，江平被下放北京西山一带劳动改造，主要的改造内容就是背粪，在没日没夜的超负荷劳作中，有一次因为太疲劳被擦身而过的火车碾去了一条腿。送去医院的路上，他觉得好像人死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迷迷糊糊地问旁边的人，「我有没有救啊？没有救就算了。」
紧接着到来的是「文化大革命」，公检法被砸烂，法学教育停滞。1970年底，北京政法学院被宣布解散，全体教师下放安徽办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和改造。两年后，辗转回京的江平，窝在延庆的一所中学教书谋生。他以为，因自己的「摘帽右派」身份，再无可能回到法学教育的讲台，于是把在苏联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大箱法律书籍，全部当废纸卖掉了。只有几本「我认为有资料性质的」——比如后来在民商法教学中发挥极大作用的《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概述》和《罗马法基础》——舍不得卖，保留下来。卖完书，江平把自己闷在北京的郊区，写下一首五绝：「西天朝圣祖，读经寒窗苦。谁知归来后，卷卷皆粪土。」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一个夏日的午后，微风敲着窗子，白色窗帘微微抖动，窗外绿意盈盈。耄耋之年的江平靠在窗下一张柔软的小沙发上跟《人物》回忆往事，叙述平静、缓慢，不惊风雨。他说，那个时候，他甚至觉得不能继续从事法律工作其实无所谓，「我并没有真的把法律当作是很神圣的一个武器。因为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国家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法律……你需要的时候就给你制定点法，不需要的时候你就不制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很难成为治国的一种手段。」
浩劫过去，平反后重回北京政法学院讲台继续法学教学的江平，已经50岁了。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和感召，让江平在经历时代沉浮之后依旧怀抱期待。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中国大规模开展的立法和法治建设，江平重新开启了后半生的法学实践之路：55岁，他作为「民法四杰」之一，参与起草被称为中国版「人权宣言」的《民法通则》。58岁，他就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成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担任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参与中国市场经济制度设计，参与构建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63岁，他卸任一切公职，继续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和在公共法律事件上的意见发挥影响力。来广东打工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江平激烈抨击收容遣送制度，呼吁人权。重庆李庄案第二季，已经81岁的江平顶着巨大的压力，加入李庄案法律顾问团，为捍卫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合法权益鼓与呼。
五十而立，年届五十方得以立，这是江平那个时代不多的、有影响力的法律工作者的宿命，像几个顽强坚持到底的老兵。
2009年12月27日，北大附近的大益茶餐厅，一场主题为「私权在中国的昌明」的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法学界通过这种方式，为江平献上80岁生日的祝福。在那次聚会上，江平向所有前来祝贺的人们说道：「回想80年的历程，应该说我在不幸者当中属于相当幸运的人。虽然我曾谈到我曾失去22年的光阴，但是这22年已经补回来了。我现在80岁，按60岁退休来说，我已经补回来20年。」他还有一点雄心，「如果我能再干20年，我就更能补回来。」
自由之身
在中国政法大学，没有人不知道江平的名字。他在这所学校的校长任上只做了两年，老先生到现在还常常开玩笑，说自己是「最短命的校长」。然而，直到现在，法大的每一个学生都会在毕业的时候穿上一件文化衫，上面印着江平在将近30年前手书的一句话：只向真理低头。
江平说，自己这一生，基本没有说过违心之语。
他的学生们对此有明显的感受。有人陪江平参加会议，他发现江平对「官气十足的那种发言」非常的不以为然。「大家都鼓掌，他不会鼓掌，就在那儿坐着。」而对于学术研讨会，老爷子要么不参加，要么从头到尾参与到底，听到特别喜欢的发言，他就「非常真诚地去赞扬」。
江平的许多弟子毕业以后，在江平的劝说下留校任教。不止一个人说过，「如果江老师不那么（劝说我留校）的话，我肯定早就走了。」法大教授费安玲对《人物》说，「当时呢，这方面确实挺感动的。」他后期的学生绝大多数供职于高校，成为民商法学界的中坚力量。
2003年，律师武晓骥组织了一场法大79级学生的毕业30周年纪念活动，他去邀请江平参加，江老师表现得非常高兴。武晓骥记得江平在活动现场说了一段话，让他至今都能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他说作为老师，过去这么多年，今天我给你们提一条建议。在座的各位同学相互之间不要比谁钱挣得多，也不要比谁官做得大，以后你们相互比比，谁做人做得好。」
虽然不再做官， 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江平开始重新思考法律和政治的关系。江平记得有一次跟李慎之一起去贵州考察，两人有一次比较深入的谈话，李慎之对他说，你们搞法律的人啊，要想躲避政治是不可能的。
「政治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最后法律是不能够躲避政治，逃避不了。与其逃避不开，终究要面对的现实，是这样的。」 江平说。
「他越来越突破了自己的一个狭窄的学科体系，慢慢走向一个宪法学家应该追求的一些方向。」一名学生记得，江老师从那时起也越来越多地提醒他，说话要谨慎。
2007年，在「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当中，江平在一次采访时表示支持法院的判决，私权有时要让位于公共利益，受到舆论的猛烈攻击。有人问他，你是站在弱势的一方还是站在公权力的一方？江平回答，我既不站在公权力的那一方，也不站在弱势的那一方，我站在法律的那一方。他对政治并无兴趣，也不愿意用激进或保守来定义自己。他是一个信仰法律的法律人。
总有人问这位跌宕一生的老人，对中国的未来怎么看。他总是笑眯眯的：「我是相信这个社会总是在朝向一个更美好的前景在发展，这是我始终相信的。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我也总是想到前景还是乐观的。」在这个年纪，他对自己也更加平静释然。原先滴酒不沾的人，现在碰上喜欢的学生，也愿意连浮三大白。
在江平看来，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然在缓缓落幕，他认为这一辈法律人的使命业已完成。「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历史使命就是承上启下，培养出来一批能够具有现代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的学生吧，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他愿意一点一点地看着国家改变。
对于自己，他的愿望则更加简单，像是千帆过尽之后，一汪平静的水面——
「活到90岁。这是我的下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