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一博

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世界历史》2023年第4期

德意志博物馆

新航路开辟后，大量异域知识传入欧洲冲击了基于《圣经》的传统世界历史观，如何将这些新知识纳入传统知识框架中，成为当时学者们所热议的话题。在这一思潮下，一种“普遍史”或“世界史”应运而生，它将大量新的异域知识与西欧本土知识资源进行整合，由于其涵盖面极为丰富，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在当时，这类世界史著作不断出现、篇幅长短不一，其中尤其以18世纪英国学者乔治·萨尔(George Sale)主编的65卷本《普遍史：从创世至今》(下文简称为《萨尔普遍史》)最具代表性。据笔者所知，在中国学界并未有人较为系统地研究这部著作。在西方史学史谱系中，这部书也处于边缘，即使有人提及该书，也多以批评为主，认为该书虽面面俱到，但大而无当。但是，若回到该书出版的时代，则会看到另一幅场景。许多名流都曾阅读过该书并对之赞赏有加，如美国建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该书“内容广博、忠于史实，语言平实易懂”，法国启蒙哲人伏尔泰、魁奈等都曾或多或少受到该书的影响。该书可谓当时一代知识人了解异域知识的重要思想资源。随着《萨尔普遍史》英文版的陆续出版，很快在欧洲其他地区也推出了相应的译本。但是短短一个世纪以后，却是另一番光景，许多世界史著作都将其视为批判的靶子，该书在传统史学史书写中也被边缘化。无论是《萨尔普遍史》的批评者或赞美者，两者关注的焦点都是“内容广博”，为何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期会有如此不同的境遇？之前引以为豪的优势为何会变成备受攻击的劣势？这一转变的背后又反映出什么时代背景和学术风气？

受反思西方中心论思潮的影响，这部前启蒙时代的普遍史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从书籍史、图像史、跨国史等维度研究该书。其中一些学者讨论了该书的翻译与传播。早年学者们主要考察该书的翻译过程及其影响，从英德史学交流的层面研究该书如何影响哥廷根学派的史学观。近些年受现代翻译理论的影响，史学作品翻译不仅是一种传播方式，而且也被视为一种知识的再生产，接受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如德国学者马库斯·康拉德(Marcus Conrad)从接受史的角度，考察了《萨尔普遍史》在德意志地区的翻译与传播。康拉德认为，《萨尔普遍史》在德意志地区的翻译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翻译，而是一种再创造。他通过哈勒档案馆和哥廷根大学档案馆馆藏的出版商与译者之间的书信，以及读者来信等材料系统考察了哈勒出版商与翻译者、读者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影响了该书在德意志地区的翻译和出版。

上述研究主要讨论了《萨尔普遍史》在德意志地区出版的具体过程，关于该书为什么在德意志地区被边缘化的讨论较少。康拉德主要从《萨尔普遍史》所存在的史料缺陷这一角度来回答为什么该书被边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当时遭受德意志学者批判后不久，出版商便邀请批判该书的德意志学者参与该书的重新修订，但是并未能挽救《萨尔普遍史》的颓势。而且，《萨尔普遍史》并非孤例，在18世纪像《萨尔普遍史》这类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书写形式风靡欧洲，但到19世纪中叶之后便渐渐不再流行。因此探讨《萨尔普遍史》在史学史书写中的边缘化，便不能止步于史实描述，而应进一步回答为什么这类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书写在19世纪中叶之后被逐渐边缘化。本文将该问题放在德意志学术转型的背景下去讨论，从史实、史观与史料三个维度分析《萨尔普遍史》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式世界史书写的衰落以及这一现象所反映的近代史学观念的变迁。本文所指的史学观念变迁，并非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观念转型，而是指世界历史书写的实践层面的观念变迁，即史料观和史学观的变化。

一、《萨尔普遍史》在德意志地区的翻译与传播

谈到“普遍史”，有些学者会将希罗多德的《历史》、波利比乌斯的《通史》视为普遍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史在西方的出现仍要追溯到基督教史学时期。自基督教兴起，希腊化世界的历史书写传统与基督教观念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世界史书写模式，即普遍史书写传统。早期教父们根据《圣经》记载，以“六大时代”(sex aetates mundi)和“四大帝国”(quattuor summa imperia)为框架书写普遍史。直到中世纪，学者们多沿用此框架。弗赖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所著《双城史》(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又称《编年史》)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一书写框架一直延续到16世纪。

文艺复兴和新航路的开辟所带来的“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极大地冲击了欧洲传统的世界观。文艺复兴是一次大规模的知识整合，一方面，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被重新发现，另一方面，一些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知识进入到欧洲人文主义者的视野中。与文艺复兴同时期的新航路开辟的探险家以及之后宗教改革影响下海外传教的传教士们则把大量来自东方、新大陆的异域知识带到了西欧，加之印刷术的出现使欧洲人在当时面临一种史无前例的信息爆炸。传统的知识框架已经无法容纳这些新的知识，如何将这些新知识整合进新的知识框架中，成为当时学者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一批百科全书式世界历史著作开始出现。一些学者试图摆脱传统以“六大时代”和“四大帝国”为框架的普遍史书写模式，采用一种面面俱到的形式书写世界历史，将异域的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书写之中。在当时许多学者都采用这种书写模式来写作世界历史，这一新的书写传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书写”。早在16世纪初，威尼斯的人文主义者马库斯·寇克乌斯(Marcus Antonius Coccius)便在书写世界史时摒弃了“四大帝国”框架，而是把每个地区的历史汇编成一部世界史。荷兰学者格奥尔格·霍尔纽斯(Georgius Hornius)则率先将异域知识纳入世界历史中，并以一种万花筒般的百科全书形式将其呈现。在其著作《诺亚方舟》(Arca Noae)中，他将异域知识纳入世界历史中，在内容上包含风俗、地理、宗教、文学、艺术等内容，被后世学者归入17世纪中叶的百科全书中。霍尔纽斯的尝试并非孤例，而是反映了当时一种新的学术风气，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将其总结为“人文主义与百科主义”(humanism and encyclopedism)。这一思潮也影响到了英国，其中18世纪风靡欧洲的《萨尔普遍史》便是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

《萨尔普遍史》由英国东方学家乔治·萨尔(George Sale)主编，素以内容广博著称。该书分为古代卷和近代卷，共65卷，力图面面俱到地描绘已知世界的所有民族的历史。该书一出版便被翻译成荷、法、意、德等多国语言畅销欧洲。尤其在德意志地区，该书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还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当时德意志学者们书写世界历史必读的作品。在当时，德意志地区世界史书写者也面临着知识整合的问题。由于德意志地区深厚的帝国传统，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世界史书写中传统“四大帝国”框架仍然非常流行。与此同时，在德意志地区出现一种新兴学科“国情学”(Statistik)，该学科以研究诸国知识为目的。如何将诸国知识与世界历史书写相结合，成为当时学者们关注的话题。而《萨尔普遍史》正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

1744年哈勒出版商格鲍尔委托当时著名的神学家西格蒙德·鲍姆加滕(Siegmund Jakob Baumgarten)主持编译该书。鲍姆加滕将其命名为《英国学者写作的世界史总汇》。1757年鲍姆加滕离世后，其弟子约翰·萨罗莫·萨姆勒(Johann Salomo Semler)接手主持编译。由于两人风格有所差异，加之当时该书在德意志地区的境遇有所变化，因此可以将该书的翻译过程分为“鲍姆加滕阶段”(1744-1757)和“萨姆勒阶段”(1758-1766)。

鲍姆加滕出生于沃米尔斯塔德(Wolmirstädt)的一个新教家庭，早年曾在哈勒大学(Universität Fridericiana Halee)学习，后留在哈勒大学担任神学教授。他在哈勒大学学习数学、神学、哲学、文字学等相关内容，深受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理性哲学和虔信主义(Pietismus)的影响，从他对《萨尔普遍史》的编译也可以看到沃尔夫的影响。沃尔夫认为史学与哲学不同，强调史学是一种事实性知识。受其影响，鲍姆加滕关注一种经验基础上的整体性的历史知识，强调将所有知识统一到一个框架中。《萨尔普遍史》的理念与鲍姆加滕的历史观相一致，在德文版译者序中，鲍姆加滕提到：“由于历史涉及范围广，对历史的叙述也应详尽，因此除了以最重要的帝国及其交替来展现民族历史外，还应该将自然、艺术、学术和宗教的历史纳入其中。”

鲍姆加滕去世后，其弟子萨姆勒继任主编，主要负责现代史部分的翻译。萨姆勒时期的编译风格与鲍姆加滕有所不同。首先，从插图上看，萨姆勒时期的世界史近现代卷插图所占比重大大缩小。一些具体的细节也有差异。鲍姆加滕编译的每一章的卷首一般喜欢采用一些抽象的花草图案作为装饰，而萨姆勒编译的卷首则多采用展现这一民族特色的图片。其次，萨姆勒更加考虑德意志读者的需求，尤其是对于史料来源的说明。他在每一卷前言中都会去简要叙述该书所讲内容以及所用史料。在第17卷的前言中萨姆勒提到了自己的研究过程，随后又系统讨论了这一卷编者们所用的史料。由于第17卷主要涉及欧洲诸蛮族的历史，萨姆勒便系统地归类讨论了历史上关于诸蛮族历史的相关史料。对于萨姆勒来说，他并不想从一个外部人的视角去看待异域历史，学习对象国语言，深入到原始史料中是历史研究的应然之义。在第21卷的前言中，他写道：“因为我不懂阿拉伯语，因此必须通过艰苦的努力来认识那些我不想用外国人眼睛看到的东西。”

《萨尔普遍史》的德文版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也受到学术界的赞赏。约翰·米歇利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和约翰·加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曾给该书撰写书评，米歇利斯认为该书史实可信，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尤其夸赞了萨姆勒对史料的评注和在前言中对所用史料的梳理。加特勒则赞美该书中所附地图和插图内容详尽，只是翻译上存在一些瑕疵，并且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史料。总体而言，米歇利斯和加特勒的书评对萨姆勒编译的《萨尔普遍史》持肯定态度。萨姆勒也在后面的著作中对该书评做出了回应：“几乎所有的学报所刊书评都一致称赞这部书尤其是德文版部分，内在安排合理，非常有用。此外，也不乏一些书信证明该书在学者中享有盛誉。”但是，在不久后的1766年，另一位哥廷根大学教授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洛策尔(August Ludwig Schlözer)发表了言辞激烈的书评，批评了萨姆勒编译的《萨尔普遍史》的俄国史和波兰史部分，认为这部分存在严重的翻译问题和史料缺失。在书评的最后，施洛策尔言辞犀利地指出，“现在如果人们想要论证历史上的一些事情，这部作品是靠不住的”。施洛策尔尖锐的批评导致《萨尔普遍史》德文版在德意志地区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有的读者给出版社写信要求重新修订该书。虽然萨姆勒回应了施洛策尔的批评，强调这本书的读者并非学院派人士，而是那些想从历史中获得愉悦的普通读者。但是这一回应收效甚微，施洛策尔尖锐的批判直接影响了该书其他卷的销量。为扭转颓势，出版商和编者被迫做出调整。

为了修正《萨尔普遍史》德译本存在的一些专业性错误，格鲍尔邀请加特勒、施洛策尔等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参与该书的编译修订。题目也从原来的《英国学者写作的世界史总汇》改为《英国和德意志学者写作的世界史总汇续编》。其中的第31卷和第32卷由施洛策尔负责。随后该书又陆续出版其他篇章，直至1814年出版完共计66卷。与《英国学者写作的世界史总汇》不同，《英国和德意志学者写作的世界史总汇续编》由专业历史学者主持编纂，该书汇集了当时德意志著名的历史学家。虽然续编本也陆续出版近20年，但是影响力远不如《英国学者写作的世界史总汇》。由于出版社负责人的代际更替，出版社对该书的重视程度也大不如前。

除此之外，“七年战争”中普鲁士战胜法国，激发了德意志新教地区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在史学研究中也有所表现，即用德语书写历史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加特勒曾撰文斥责德意志历史学家并不热衷用母语书写历史，批判德意志学界翻译成风，并认为这些翻译阻碍了德语原创作品的诞生。从格鲍尔出版社的出版倾向中也可看出这一变化，据统计，自1766年以来，有关历史类的译著和外文原文书出版量持续下降，而德语历史书的出版量则持续上升。受这些因素影响，《萨尔普遍史》逐渐在德意志学术界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在史学史谱系中也逐渐被边缘化。

二、新世界历史书写观念的形成

18世纪以来，以《萨尔普遍史》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式世界历史书写模式备受批判。与此同时，在当时的德意志地区乃至整个欧洲出现了一股新的潮流，即背离传统汇编式普遍史，开始寻求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以加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学派追求新的世界历史书写模式，从世界大事中寻求世界大势。这种新的世界历史书写理念也影响了后世的世界历史书写。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哥廷根学派被视为“德意志历史研究的大本营”，他们所关注的领域涉及各个方面，如国情学(Statistik)、北方民族史、人类学、世界史等诸多内容。由于本文主要讨论世界历史书写的新潮流，因此关注点将放在加特勒、施洛策尔的世界历史著作中，讨论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以及如何书写世界历史，并进一步分析这一观念如何成为后世世界历史书写的共识。

首先，加特勒、施洛策尔都认为，书写世界历史应该关注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展现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对于加特勒来说，普遍史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体裁，而是认识历史的重要方法，“一个好的方法，无论对展现历史还是学习历史都非常重要。重大事件的范围无边无际，因此人们需要去挑选最重要最必须的事件。首要的基础是需要一部优秀的普遍史，人们可以借此用一种合适的视角去感知世界上诸帝国和国家的兴衰。”因此，加特勒并不赞同《萨尔普遍史》那样百科全书式的写法，在他看来《萨尔普遍史》并不是一部普遍史，只是一部历史档案文集(ein allgemeines historisches Archiv)，或者说是一部历史大全(Corpus historicum)。

与加特勒相似，施洛策尔也不认可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历史书写。1772-1773年，施洛策尔出版《普遍史概论》(Vorstellung seiner Universal-Historie)，施洛策尔在书中概述了他的普遍史思想。在前言中，施洛策尔便提到自己并不效仿英国的“世界史”。对施洛策尔而言，普遍史并非一个面面俱到的资料库，而应该展现历史大事。“我们从各地区、各民族、各个时代，从其原因和影响追溯东西方的人类历史的起源、兴起和衰落，并且用一种联系的视角考察世界大事。一言以蔽之，我们将这样研究普遍史。”对此，施洛策尔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世界史研究方法，一种为所有特殊史(Specialhistorie)的聚合(Aggregat)，施洛策尔认为这一研究方法只是事件的并列和汇总；另一种方法则是从聚合的特殊史中寻找材料，系统化书写世界历史。施洛策尔曾言，“如果仅是一种聚合，没有系统，那么读者们便只是了解单一的民族，而非世界，亦不能了解人类历史。”施洛策尔强调一种整体的世界历史。在另一本世界史著作中，施洛策尔也曾提到，“世界历史应该成为一个图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由此可见，他与加特勒都不再沿袭面面俱到的百科全书式世界史书写，而是力图描绘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向。

其次，加特勒与施洛策尔都主张世界历史书写应该关注重大事件。1761年，加特勒出版《普遍史手册》一书，在书的开篇，他便提到“历史是一门重大事件的科学”。重大事件是加特勒普遍史书写的一大关键词。不过，这种重大事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同史家的立场挑选出来。在加特勒看来：“所有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立场，都有他们自己的视角。这些立场和视角使一件事、一种情况和事物的一面忽而重要，忽而不重要而不为人知，并且根据不同的预期来决定事件的选择。”这种立场是由自身的经历、身份、时代背景等诸多外界原因所影响，因此书写普遍史也应该从当下出发，挑选重大事件去描绘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向。施洛策尔也曾谈到，历史所写的都是国家值得关注的事务(Stats Merkwürdigkeit)。因此不同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施洛策尔根据不同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不同，将民族分为三种，即“征服民族”(erobernde Völker)，如波斯、鞑靼、蒙古；“重要民族”(wichtige Völker)，他们并不是去征服而是去改善，如埃及、腓尼基、希伯来和希腊；“主要民族”(Haupt-Völker)，兼具征服和改善，如罗马、法兰克、阿拉伯、西班牙等。

再次，加特勒与施洛策尔都认为书写世界历史应该用一种联系的视角，展现世界历史上事件的相互联系是世界史书写的核心。正如前文所言，加特勒主张从当下的立场挑选重大事件书写世界历史。对于加特勒而言，“当下的立场”便是展现世界诸帝国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加特勒认为古代史与现代史的显著区别在于是否存在交往，“与现代世界史相比，古代世界史并不关注同时期诸民族和帝国间的联系和交往”。这一视角在加特勒的著作中也有所表现，例如，他用大量篇幅讨论“民族大迁徙”，将新大陆的发现视为近代史的开端，展现世界的整体相连。加特勒提出了书写普遍史的两项基本原则，即共时性和历时性原则。“第一项原则是，人们需要将每个民族和国家的重大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序，以期获得一种关于一个国家先后变化发展的系统认识。第二项原则是，人们需要将存在于同一时期的帝国和王国用一种共时性的联系的视角去叙述。”加特勒认为这两项原则缺一不可。如果只遵循历时性原则，就会阻碍一种共时性的认识；如果只遵循共时性原则，会导致这些历史脱节，历史事件被分割为独立的碎片。

与加特勒一样，展现世界历史上事件的相互联系也是施洛策尔世界史书写的重心。施洛策尔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要用联系的视角考察世界历史，并提出了展现世界历史之间联系性的两种方式，即“现实上的关联”(Realzusammenhang)和“时间上的关联”(Zeitzusammenhang)。前者主要指一种因果联系。“现实上的联系是一种事件间自然的、直接的、可见的联系，这些事件涉及同一个对象，并且彼此以因果关系为基础。”后者则是一种横向的共时性关联。“处于时间上的关联中的事件彼此并不相关，但他们却同时发生。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同时发生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半球上。”但是这两种关联并不能在具体史学实践中完全一致，甚至互相抵牾，有造成“碎片化”的危险。因此，施洛策尔认为应首先确立共同主题，在共同主题的引领下，遵循共时性原则来阅读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由此可见，整体性、重大事件和联系的视角成为加特勒与施洛策尔世界史书写的关键词。值得注意的是，两人不仅将这些观念用于自己的普遍史写作中，而且也用于教学之中。自1759年开始，加特勒便在哥廷根大学教授普遍史课程。从课程表中可以看出，加特勒在课程中也多次强调普遍史书写需要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而且，他上课所采用的讲义正是自己所著的《普遍史手册》一书。施洛策尔也曾在哥廷根大学教授多年普遍史课程。自1770年回哥廷根后，施洛策尔便开始教授普遍史，施洛策尔有时单独授课，如1775-1778年夏季学期、1780年冬季学期，其余大部分时间与加特勒同学期教授普遍史。

因此，加特勒与施洛策尔的这种新的世界历史书写理念也影响了其他学者。例如，阿诺德·黑伦(Arnold Heeren)曾痛斥传统的事无巨细的世界历史书写，认为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应该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有一种整体的世界历史眼光，第二是致力于一种系统化的研究，不应在传统的知识中迷失方向。舍勒在《普遍史纲要》中讨论了“现实上的关联”与“时间上的关联”，并且认为“世界历史以缩影的形式展现了多样的历史学的整个领域，并包含了所有特殊史的要素。”弗里德利希·提特曼(Friedrich Wilhelm Tittmann)认为普遍史是一种特殊史的聚合，这一特殊事件只有为了整体而存在，或者作为整体的代表，抑或因为它对整体产生了影响，它才有意义。这一新的理念在当时的史学方法论中也有所体现，卡尔·布雷耶(Karl Breyer)、弗里德利希·余斯(Friedrich Rühs)等学者也都有过类似表述。

加特勒、施洛策尔提出的新的世界历史观适应了当时的社会，一种系统性的世界历史更有助于教学的需要，用联系的观点整合世界历史，从世界大事中把握世界大势，成为当时书写世界历史的一种共识，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历史书写形式已经不合时宜。世界史著作的篇幅也变得可大可小，当时甚至出现了一些写给儿童的口袋历史书。

三、近代史料等级制的形成与百科全书式书写形式的衰落

通过梳理《萨尔普遍史》在德意志地区传播的史实可知，该书在德意志地区的传播并非高歌猛进，在当时遭到了学术界的批判。虽然之后出版商格鲍尔邀请批判者加特勒、施洛策尔等历史学家参与编译修订，但是并未能改变其颓势。除了上文提到的出版商兴趣转变、民族意识兴起后翻译著作受到冲击以及新的世界历史书写观念的形成外，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史料作为历史书写的基础，不同史料观指导下的历史书写也会呈现不同的状态。《萨尔普遍史》作为一部处于新旧史料观更替之间的史学作品，带有一定的过渡性质。当新的史料等级制出现并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后，基于旧史料观的历史书写形式就变得不合时宜。以下将以史料观的转型为基础讨论百科全书式历史书写的边缘化。

1766年施洛策尔强烈批评了萨姆勒编译的《萨尔普遍史》的俄国史和波兰史部分。施洛策尔指出其主要问题有三：其一为史料使用不当，其二为翻译和史实错误，其三为篇幅处理不平衡。施洛策尔用大量篇幅讨论该书的史料问题，如作者没有使用研究著作的最新版，使用了伏尔泰等人关于俄国的糟糕论述，以及所用史料存在具体的史实错误，如对《往年纪事》的错误使用。从鲍姆加滕对《萨尔普遍史》的评价以及萨姆勒自己所写的前言中可以看出，史料是他们非常看重的内容。鲍姆加滕在《萨尔普遍史》的德文版前言中提到了该书的四大优点，其中一条便是“使用经真实性考证的可信史料”。萨姆勒在第17卷前言中也提到，他参考和使用了许多书籍，并且寻找到一些新的必需的史料。《萨尔普遍史》所使用的材料，与当时的历史著作相比，可谓非常丰富多元，如该书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论述使用了当时已知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描述。但是，在施洛策尔等学者看来，该书的最大弊病却是史料问题。由此可见，曾经引以为傲的优点，在施洛策尔等学者看来却是不能容忍的缺陷，同样是处理史料，《萨尔普遍史》的编者对史料的态度与施洛策等学者并不相同，这一差异反映了传统史料观与新史料观存在冲突。

中世纪以来，基督教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历史书写的目的是要在历史发展中展现上帝的意志。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史学为经学服务，史学书写的目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求真，而是教诲训导和修辞，因此展现神意和文辞优美是衡量历史书写优劣的标准。例如，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在《盎格鲁诸王纪》(Gesta Regum Anglorum)中力图公正地批判征服者威廉的功过。在这一观念指导下，中世纪的历史书写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史料批判，也没有对史料进行严格分等。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史料观，学者们开始强调使用可信史料，并且追求叙述历史的真相，在新史料观念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史艺”理论，涌现出一大批讨论“历史之艺”的小册子。人文主义学者在书中探讨了历史著作的真实性，如让·勒克莱尔(Jean Le Clerc)深入批判分析罗马史家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Quintus Curtius Rufus)的作品，论证其内容的可信度，尤其批判了鲁弗斯为达到叙述的现场感而虚构演说词。在勒克莱尔看来，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讲述真相。这一观念在当时并非孤例，除勒克莱尔外，其他一些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如佩利佐尼乌斯(Perizonius)批判虚构演说辞和书信的行为，沃西乌斯在其著作《历史之艺》(Ars historica)中也曾质疑演说词被纳入史学作品的合理性。自古典时代以来，虚构演说词在史家看来并无大碍，甚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也有许多史家为了叙述需要而虚构演说词。例如，素以史料批判著称于世的洛伦佐·瓦拉在《驳君士坦丁赠礼》中杜撰了罗马元老、君士坦丁诸子和教宗的演说。然而，自17世纪以来，虚构演说词变得不合时宜，这一转变反映了一种新观念的出现。历史不再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和教化方式，史家具有承担讲述真相的职责，因此，如何阅读和书写历史成为当时学者们思考的问题。在当时出现了许多讨论研究历史的小册子，其中便讨论了历史叙述与演说的区别。例如，有人认为，“相较于演说，历史叙述包含更多的细节，演说家只是为了他的目的而使用其中的一些细节。”有学者批判先前史家将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混为一谈，强调在阅读和书写历史时应该谨慎辨别真实与虚假，“由于谎言往往与真相相似，因此需要大量的谨慎和智慧对其进行准确的区分，从其貌似真实的表述中揭示真实动机”。虽然17世纪以来许多学者都开始关注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讨论如何在阅读和研究中辨别真实历史，但是这些讨论都只是局限于去伪存真，通过一些常识和逻辑来判断历史真实性，并没有人涉及深层次的史料等级制。在一些史学方法的书籍中，作者更多关注史家是否能不偏不倚地使用史料，并没有太多涉及史料等级的内容。例如，英国学者所著的《执中批判》一书将公正评判视为书写历史的准则之一，在谈及修昔底德时，特别赞扬了他使用了雅典和斯巴达双方的材料。虽然书写可信历史成为史家的共识，不过，对于什么是可信史料，学者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史料并没有严格分等，不同学者对于可信史料有不同的认识。佩利佐尼乌斯强调纪念碑、钱币、档案都是可信史料，而伯纳德·蒙福孔(Bernard de Montfaucon)认为纪念碑的真实性高于文字和口述，甚至也有一些学者将赞美诗视为承载历史真实记忆的纪念碑。虽然他们对可信史料的标准有所不同，但是共享一套相同的史料观，即“目击性”史料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史料真实性一方面来自《圣经》的赋予，另一方面来自目击所带来的即时感。

由于基督教主导下以《圣经》为基础的宗教经典是历史真实性的来源，因此评判历史书写的权威是教会。近代以来随着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古典知识被重新发掘出来，大量异域知识也被带到了欧洲。虽然这些新知识对基督教主导的知识体系有所冲击，但是并没有触及中世纪史料观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将古典史学的“历史”传统发掘出来，受此影响，游记、纪念碑等“目击性”史料备受学者关注。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新旧融合的史料观，既有旧有的以宗教经典为基础的史料等级制，也包含了对游记等目击史料的重视。但是，这一史料观的核心仍然是基督教所塑造的知识体系，《圣经》及其相关宗教史料是历史真实性的最高来源，次于《圣经》的史料并没有明确的等级划分。

这一史料观也表现在《萨尔普遍史》中。《萨尔普遍史》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它将新旧知识纳入基于《圣经》的知识框架中，因此《圣经》记载是《萨尔普遍史》的最高知识来源。《萨尔普遍史》的编者力图将新知识与《圣经》记载相调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编者则会通过各种方式论证《圣经》记载的权威性。与此同时，游记是《萨尔普遍史》的编者使用的重要史料，使用游记也成为《萨尔普遍史》的一大优点，如鲍姆加滕曾在该书德文版的第1卷前言中总结了《萨尔普遍史》的四大优点，其中便包括增添最新的时人游记。除此之外，鲍姆加滕强调，“对事实的考证不仅应该依靠实际的历史著作，而且也应该依靠那些公开的文献、记载历史事件的纪念碑、钱币、碑石和建筑上的铭文。”但是这些史料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高下之分，而且《萨尔普遍史》中的史料批判，与现在意义上的史料批判并不相同。编者在《萨尔普遍史》中并没有过多讨论史料的问题，虽然编者标榜自己讲述真实的历史，但是这里的真实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历史的中立态度。编者使用了许多不同立场的史料进行互证。例如，在讨论埃及历史时，编者提到：“如果我们采用曾经没有注意到的东方作家所提供给我们的埃及王表，就能看出希腊作家和拉丁作家留下的诸王王表有所删改，这也便是为何我们要注意东方史家记载的那些名字和他们的事迹，并让读者去评判它们真实与否。”在《萨尔普遍史》编者眼中，除最高权威的《圣经》外，其余史料的地位都是相同的，没有高下之分，自然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史料等级制。

《萨尔普遍史》的编者尝试将新知识纳入旧有的知识框架中，但是随着更多新知识的出现，原有以《圣经》为基础的知识框架已经不能容纳这些新知识，旧知识框架遭受巨大冲击，人们开始质疑《圣经》唯一权威的地位。启蒙运动则给《圣经》知识传统最重要一击，启蒙哲人对基督教的批判，使《圣经》走下神坛，不再是唯一的权威来源，因此以《圣经》为基础的旧史料观变得不合时宜。18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史料观，这一史料观不再以《圣经》作为最高真实性的来源，而是关切还原历史真实，因此不再以宗教权威为真实性的标准而是以距离事件发生的时序为标准，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史料等级制。

与近代早期的史料观相比，18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新史料观有以下不同。《圣经》不再是最高权威，它只是众多历史文本中的一种，可以被质疑、被批判。如施洛策尔并不认可《圣经》的记载，他在其《普遍史论稿》中质疑《圣经》记载的真实性，声称“历史并非从创世开始，而是从有书写记载开始”。施洛策尔对诺亚洪水的普世性也提出质疑，认为诺亚方舟不可能将所有的动物都容纳其中，而且并不存在一场淹没全世界的大洪水，洪水没有能够影响到阿尔卑斯山、西伯利亚高地等地。施洛策尔的这一观点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如卡尔·米歇埃勒(Karl Michaeler)便驳斥了施洛策尔的观点。但是，米歇埃勒并不能再像中世纪近代早期的学者那样将这种观点斥为悖逆狂言，打入另册，而只能无奈地表示这是因为上帝具有更高的能力，但是对这些动物如何进入方舟的过程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由此可见，《圣经》不再是一种不证自明的最高权威，它可以被质疑、被讨论，即使捍卫《圣经》权威的人也需要去正面回应对《圣经》的质疑。

宗教经典不再是历史真实性的最高权威来源，史料成为证明历史真实的来源。从18世纪末开始，学者对史料日益重视，史料成为支撑历史书写的基础，因此史料批判也开始备受学者关注。施洛策尔曾言：“通过批判之艺，光明与真相从那些最为愚蠢的空话、最为可笑的时代错置和最为严重的矛盾中显露出来。”威廉·瓦赫穆特(Wilhelm Wachsmuth)也提到：“证据必须要被检查，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显现在正确之光中，才能确保从中获取历史真相。”重视史料批判不仅体现在历史学家的前言中，也渗透在史学实践的各个方面。史料不再是一堆杂乱的拼盘，而是一个整齐有序的金字塔。虽然17世纪已经出现了一些讨论史学方法的书籍，但那些著作多是教给人们如何阅读历史，并不涉及史料的具体分类和讨论，但是，在18世纪末，受新史料观的影响，在讨论史学方法论书籍中，史料批判成为里面的重要部分。例如，约翰·格奥尔格·菲斯迈尔(Johann Georg Fessmaier)在其1802年出版的《历史辅助科学大纲》的开头便提到了史料的分类，在之后又花费大量笔墨讨论史料与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在菲斯迈尔看来，历史真实性的来源是距离事件发生时间的远近，“距离事件越远的作者，他对这一事件的了解越少”。奥古斯丁·舍勒(Augustin Schelle)在《普遍史纲要》中根据所描绘历史真实的程度将史料分为三等，第一等是纪念碑和档案，第二等是同时代作者对事件的记载，第三等是以纪念碑、档案或可信记载为基础的后世作家的记录。由此可见，划分这三等史料的标准是距离历史事件的远近，即距离历史事件越近，史料越真实。

史料分等意味着史料不再是处于平等位置，曾经混为一谈的史料出现了高下之分。这一变化具体在两个方面。其一，口述材料不再被视为承载历史真实性的重要史料。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口述材料是史家所依据的重要材料，甚至被视为和档案、纪念碑同等重要的史料。但是，18世纪以来，口述材料的真实性开始遭到学者的怀疑。例如，舍勒便曾抨击口述史料，认为“口口相传会扭曲事件，一个事件口传越久就会越扭曲”。一些学者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批判口述传统。中世纪史家保罗·奥斯特海希(Paul Oesterreicher)借助档案、印章以及同代人的记载等史料来论证口述材料的真实性，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口述的材料得不到印章、信件以及同时代人的记载佐证的话，那么它只能被解释为一个空洞的传说。

其二，除了口述材料遭受质疑外，在新史料观的影响下，学者开始在研究中区分原始史料与二手文献。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学者并不会过多关注原始史料与二手文献的不同，也不常讨论不同时代历史记载之间的区别。但是18世纪以后，受新的史料观影响，学者们开始讨论原始史料与二手文献的区别。在《历史辅助科学大纲》中，菲斯迈尔已经提到了如何看待当代学者的研究。菲斯迈尔认为：“如果那些距离我们更近的历史书写者根据真正的史料研究古老的历史，引用这些史料的话，我们不应该谴责他们。如果他们使用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史料，则应受到赞扬。”菲斯迈尔随后列举了一些应受到赞扬的利用二手文献的研究，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格梅奈尔的《弗里德利希一世治下的巴伐利亚公国史》。由此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原始史料与二手文献的区分，但是并不是特别明显。舍勒在《普遍史纲要》中区分了原始史料与二手文献，将二手文献视为第三等的史料。这一区分也被用在具体的史学实践和史学教学中。在早年的史料批判课程上，已经出现了对原始史料和二手文献的区分。例如，约翰·霍廷格(Johann Jakob Hottinger)在苏黎世大学开设的瑞士史研讨课上将中世纪的编年史与当时的史学家约翰尼斯·穆勒(Johannes Müller)的《瑞士史》进行对读，将它们放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分析。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从各个方面区分原始史料与二手文献的意识，但是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共识，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这些史料仍然可以被统称为“文献”(Literatur)。18世纪60年代以后，原始史料与二手文献的区分日益明显，史料出现了“去二手文献化”的倾向。

由此可见，在18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粗浅的史料等级制，虽然这种新的史料观和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严密的史料等级制仍存在差别，但与近代早期的史料观已有所不同。在近代早期的史料观影响下，以《萨尔普遍史》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式历史书写并不关注史料的等级。一方面，当时基督教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圣经》的权威性不可撼动，旧有的以《圣经》为基础的史料观仍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学者看来，历史书写的功用在于通过历史知识获得教益。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史料无须分等级。但是，18世纪以来，随着《圣经》走下神坛，传统的史料观被一种新的史料等级制所取代，不经分等的使用史料的方式成为批判的对象，因此以《萨尔普遍史》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式历史书写也变得不合时宜。

结语

萨尔的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普遍史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可是这些碎片化的各民族史并没有串成一条主线，最终在传统史学史谱系中被边缘化。这并非仅是一部书的命运沉浮，还折射出学术风气的变化。《萨尔普遍史》代表了一种旧的史学观念，在写作形式上面面俱到，力求将所有已知历史囊括于一部书中。在史料选择上，《圣经》被视为最高权威，其他史料地位相同。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意志地区兴起了一种新的史学观念：在写作形式上力求用世界大事展现世界大势；在史料选择上，区分原始史料和二手文献，形成了史料等级制。这种新旧史学观念的转变反映出近代历史意识的转型。

据德国概念史家莱茵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d Koselleck)的研究，1750-1850年这一“鞍形期”(Sattelzeit)中，历史意识发生转变。传统史学认为人类处于一个连续性的“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之中，历史是生活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过去就像一个宝库，人们可以从历史中论证一切。但1750年之后所发生的社会巨变，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经验空间”的连续性被打破，历史上的事例不再能指导现实生活，历史只是过去。《萨尔普遍史》的边缘化过程正处于这一转型期中。在传统史学中，由于古今同质，因而不同时代的史料也是同质的，不存在原始史料与二手文献的区别。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剧烈冲击下，过去与现在发生断裂，同时也意味着古今不再同质，因此，古代与当代的史料也就出现了区别，不同时代的史料具有不同的时代立场和个人立场，比如，当时加特勒等许多学者都开始讨论“立场”问题，史料批判的重点也是考察不同时代历史书写者的立场如何影响他们的历史书写。在这一背景下，史料观发生了转变，《萨尔普遍史》所代表的传统史料观变得不合时宜。从史学观念上看，《萨尔普遍史》所代表的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历史书写力图将所有的历史知识纳入一本书中，用具体的历史知识来指导现实生活。但是，当人们意识到过去与现在产生了断裂，过去的事例无法直接指导现实生活，人们不再希望通过一本面面俱到的历史书来获得直接的生活教益，而是希望通过了解世界历史来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星汉

校审：拾壹

张一博：德意志地区新史学观念的形成与百科全书式世界史书写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