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余 红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在毛泽东83年的漫长人生中，唯一来到云南是在红军长征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他逝世，由于政务繁忙，再没到过云南。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云南党组织的建立，到云南全境解放，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云南革命事业的发展，并亲自谋划、精心部署，与云南各族人民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为云南人民解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云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为云南人民点亮革命的灯塔
2003年，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两封封存了70多年的珍贵信函面世，这是1926年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用毛笔书写的亲笔信函，其中一封信函反映了毛泽东与云南党组织建立的历史渊源。现将这封信节录如下：“克文兄：云南办事处负责人，学生内可以指定周霄、陈能新二人（原函旁注：书记可指定周霄）。周颇好，陈亦比较的好。其余一人，据新滇社云南同志王懋庭说：宜指定一现在昆明进行党务及民众运动的同志，方足以资联络，据他说有李鑫同志者，北京农大毕业，在滇从事工作，可胜此任，特此奉闻，请酌定。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信中还规定了8名云南农运特派员符号（即化名）。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支持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矛头直指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由于云南地处边陲，没有建立国共两党组织。为配合北伐战争胜利进军，防止云南军阀唐继尧趁机作乱，中共广东区委积极筹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1926年8月，中共广东区委派滇籍共产党员李鑫回云南工作。李鑫临行前，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布置李鑫回云南后有三项任务：立即建立云南共产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建立有各阶层参加的统一战线，尽快推翻唐继尧政权；帮助组建国民党云南地方组织。
同年9月，毛泽东主持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为配合迅猛发展的北伐战争，学员基本上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分赴各地，直接投身于农民运动。从第六届农讲所结业的云南籍学员周霄、黄丽生和罗彩主动要求回云南从事农民运动，得到毛泽东的赞许。9月17日，毛泽东专门致信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相当于秘书长）陈克文，就派人回云南设立农民运动办事处问题作了详尽的安排。这封信文字较长，内容充实，足见毛泽东对云南工作的重视。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周霄等人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接洽，领取农民协会章程、农民运动书刊和工作经费。临行前，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接见周霄、黄丽生二人，重述了给李鑫布置的任务，指示他们回云南后，与李鑫共同完成在云南建党、“倒唐”等工作任务，并强调要在先期派回云南的李鑫领导下开展工作。1926年10月底，周霄、黄丽生从广州回到云南，随即与李鑫联系上，他们在李鑫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创建云南党组织的工作。
1926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9周年的日子。在夜幕的掩护下，李鑫、吴澄、杨静珊悄悄来到位于昆明市平政街节孝巷的周霄家，4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召开了云南共产党人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李鑫主持。他首先传达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建立云南党组织的决定，介绍了全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云南建立党组织的紧迫性，随即宣布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云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是云南历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在这个里程碑上，深深镌刻着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致陈克文的信函，虽然主要目的是选派人员回云南开展农民运动，并对云南农民运动做了耐心细致的指导。但他推荐李鑫并亲自选派周霄、黄丽生，3人在云南共同开展了建党工作，成为云南党组织的重要创始人，客观上对云南党组织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5周年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和具体指导下，嘉兴南湖红船的火种点燃了云南革命的灯塔，指引云南人民踏上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
转战云南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他一生中只在红军长征时到过云南，并且两进两出云南，期间由于战争形势紧迫，一路千辛万苦、行色匆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他逝世，毛泽东的足迹再也没有踏上祖国西南边陲这片土地。然而，正是在长征时期，毛泽东不仅在云南留下光辉足迹，而且谱写了扎西会议和巧渡金沙江的动人故事，在云南各族人民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进入党中央决策层，参与党和红军的领导。遵义会议后，红军一渡赤水，于1935年2月4日分多路向川、滇、黔交界的云南威信县扎西一带集结。2月5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从四川叙永县石厢子到达被称为“鸡鸣三省”的威信县水田寨，第一次进入云南。红军在向扎西集结过程中，中央政治局于2月5日至10日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来得及解决的一系列关乎党和红军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决定，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对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不但参加了扎西会议，其意见还左右了会议最终成果。在组织上，他力荐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相当于总书记）；在军事上，他提出以大规模的运动战调动敌人。扎西会议完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扎西会议博古交权、更换中央主要领导人，从组织上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为解决当时红军生死攸关的军事路线问题创造了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月考察云南时指出：“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扎西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从组织上、军事上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
扎西会议后，在毛泽东高超军事艺术指挥下，红军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回师黔北，取得奇袭娄山关、重占遵义城的重大胜利，在滇、川、黔三省间的广大地区，上演了一部“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大戏，成为红军历史上的传奇。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1935年秋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对毛泽东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军事指挥艺术作了生动的描写，说：“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1935年4月23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分3路从贵州再次进入云南，毛泽东也随军委纵队第二次来到云南。中央红军第二次进入云南后，鉴于敌人的疯狂追堵，中革军委决定迅速脱离追敌，向沾益、曲靖一带集结。4月27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领导人利用红军在曲靖关下村缴获的云南军用地图，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作出了“开始西转”的决策。根据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及时作出了避实击虚、迅速抢渡金沙江，转兵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到川西建立苏区的战略决策。
4月28日，中央纵队抵达寻甸县鲁口哨，中革军委首次作出抢渡金沙江的战略部署。之后，中革军委三次调整渡江部署。4月30日，毛泽东随中革军委总部进驻寻甸县城以西的柯渡镇丹桂村，与朱德、周恩来等召开会议部署抢渡金沙江的行动，并对部队进行了动员。
夺取渡口是红军抢渡金沙江的先决条件，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立即兵分四路，与敌人展开了抢夺渡口的竞赛。最先到达金沙江边并抢占渡口的是中路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的干部团。5月2日夜里11点多钟，干部团先遣营前卫连率先到达禄劝县的皎平渡口。5月3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顺利占领北岸的中武山渡口，5月3日晨，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皎平渡渡江后，立即奔袭通安州。经过顽强战斗，打退川军进攻，顺利占领通安州，保障了渡口的安全。
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后，在江边总共找到的7只木船，除1只无法使用外，决定用6只木船来回摆渡过江。为了尽快渡江，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委的渡江司令部。5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皎平渡口。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刘伯承的陪同下渡过金沙江。金沙江北岸没有房子，在山崖中有几个供船工和过往客商避风雨的石洞。毛泽东立即与警卫人员一道在石洞里因陋就简地搭起工作台，把这里作为渡江指挥部，指挥红军抢渡金沙江。鉴于红一军团元谋龙街渡找不到船只、红三军团在禄劝的洪门渡只找到1只木船，无法按计划渡江，中革军委紧急命令红军一军团、红三军团（除十三团在洪门渡渡江外）分别从两地出发，日夜兼程赶往皎平渡渡江。5月9日，完成阻敌任务的红五军团也从皎平渡渡江后，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才撤离渡口，随部队向会理进发。与此同时，另一路担任独立作战的红九军团连克宣威、会泽县城后，从东川的树桔渡口渡过金沙江。
在毛泽东亲自指挥和率领下，中央红军从5月3日至5月9日，经过7天7夜连续奋战，3万人马全部渡过金沙江，终于实现了遵义会议作出的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包围圈，摆脱了长征以来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两次转战云南，在云南境内先后活动28天，足迹遍及滇东北、滇东、滇中和滇北。在此期间，他既有第一次进入云南时“乌蒙磅礡走泥丸”的豪迈气概，也有第二次进入云南率领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时“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喜悦心情，《七律·长征》一诗是毛泽东长征过云南时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转战云南，为万马齐喑的云南播下革命的火种，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新的光明和希望。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整编后，抽调人员组建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支地方游击队——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这支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开展了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抗击了国民党军队两次“三省会剿”，开辟了广大的游击根据地。其下属的云南支队、贵州支队和川南支队，坚持武装斗争长达十余年，在川滇黔边区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红军长征如一阵红色旋风横扫云岭高原，不但扫荡了云南各种反动势力，震撼了祖国西南边疆的这块土地，也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加深了云南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认识，指明了云南革命前进的道路，留下了永放光芒的长征精神，对云南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红军长征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被敌人破坏的5年之后，于1935年11月恢复重建。
领导云南人民获得彻底翻身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置广大人民的要求于不顾，积极准备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妄图建立独裁专制统治。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具有“民主堡垒”称号的昆明，3万余名大中学生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率先举行反内战集会、游行示威和罢课运动，于1945年底发动了“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一二·一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它的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昆明“一二·一”运动爆发后，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方面指示驻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一方面亲自作出部署。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目前我党一方面坚持解放区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巩固解放区人民已得的果实；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在加强领导以昆明罢课为标志的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早日实现云南各族人民翻身解放，中共中央、毛泽东积极谋划云南人民武装斗争。早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之前，毛泽东高瞻远瞩对云南武装斗争准备提前作出部署。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扩大反内战宣传及建立云、贵、川农村据点的指示。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到农村，加强建立农村工作据点，积极为云南农村武装斗争作准备。
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战场推进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形势下，1947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的指示和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部署，中共云南省工委经过长期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先后组建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在南方的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 、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三万余人。”对党在云南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1949年1月1日，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命令战斗在桂滇黔边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和桂滇边部队，以及党在广西左右江地区、靖镇区，黔西南、滇东南地区的游击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随即向未解放的东南、中南、西北、西南等广大地区，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与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云南人民武装合编，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下辖12个支队和两个独立团。党领导的云南人民武装斗争迅猛发展，在全省建立了10块革命根据地。至同年底，滇桂黔边纵队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4.5万多人枪的主力部队，在云南解放了63座县城，建立了89个县级政权，云南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全省包围昆明的态势。
在人民解放战争各大战场和各条战线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减少人民痛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积极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从中央到云南各级党组织充分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从各个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统战工作。1949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明确指示，卢汉如能于野战军入滇时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确定了争取卢汉起义的方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野战大军乘胜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在解放大军压境、云南人民武装斗争烽火遍布三迤大地的形势下，经过中共中央和云南党组织长期的争取工作，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顺应历史潮流，在昆明率部起义。卢汉起义后，立即通电报告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听候中央人民政府暨革命委员会命令，并竭诚欢迎解放大军早日入滇接管”。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指出卢汉率部起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并指示卢汉接受二野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配合解放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等。
在领导争取卢汉起义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野战军进军云南作了周密的部署。卢汉起义后，为了防止国民党残余部队退入云南，沿国境线逃到越南、缅甸，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造成后患，毛泽东明确指示对华南和西南诸敌必须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即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尽量将敌人消灭在国境线内。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二野四兵团发起滇南战役，兵分三路从广西直插云南，在滇桂黔边纵部队和卢汉起义部队的配合下，穿插包围敌人，切断敌军空中和陆上的逃路，然后聚而歼之。滇南战役历时55天，除少数残敌逃往国外，共歼敌3.2万余人，不但完成了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作战任务，而且将红旗插到云南边境口岸，解放了云南全境。1950年2月24日，云南人民终于迎来了千百年来期盼的彻底翻身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云南各族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云南革命事业相伴始终。无论是深谋远虑支持云南党组织的建立，还是运筹帷幄擘画云南解放蓝图；无论是主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的扎西会议，还是指挥千军万马转战云南、巧渡金沙江，毛泽东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做出不朽功业，与云南人民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成为云南各族人民心中的伟大领袖。
（责任编辑 苏宇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