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乐一

｜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成功引入了市场机制，但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市场化改革尚不彻底，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仍然存在且更为隐蔽，要素市场建设还相对滞后，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目标相比，市场化改革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主线仍然是从广度和深度上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努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市场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市场化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任务远未完成，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完善的，仍不够成熟，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主体活力不强，市场激励不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真正处理好，市场在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中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目标相比，市场化改革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可以说是“任重道远”。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主线仍然是从广度和深度上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强市场力量，更大限度发挥出、发挥好市场作用，进一步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走实走深，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历程

（一）改革开放初期引入市场机制的初步探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明确宣布“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全面拨乱反正，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开创了中国大步前进的新时期，因此1978年也被人们称为改革元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突破口在农村，逐步实行包产到户，家庭成为农业耕种中唯一的经济主体，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迅速得到解放，打破了农业长期停滞的局面，农村改革赢得广泛认同，取得巨大成功，农村经济出现超常规增长。

农村改革的另一个积极成果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改革开放初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除了农村改革率先突破，还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适当成长，加快集体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在国有经济以外的领域开辟了新的战场，取得新的突破。对外开放的步子也迈得很快，1980年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以后又陆续开放沿海、沿边、沿江。这些被称为“体制外先行战略”或者“增量改革战略”。在企业改革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也有了一定活力，对市场化的启动也起了作用。总之，这一系列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开放举措迅速激活了国民经济，农副产品大幅增长，市场繁荣，大家都领略到市场机制的神奇和巨大功能。

（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确认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步伐”，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决定》标志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确立，是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思想论认识上的重大突破，描绘了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基本蓝图，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基本明确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方向，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决定性步骤，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邓小平对《决定》作出高度评价：“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开展起来，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此后，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进，市场机制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市场化越来越深入，同时理论界也在继续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一路南下，沿途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掀起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改革开放的浪潮。1992年秋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我们党把“市场经济”写进自己的正式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和政治勇气。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是1992年发生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以此为转折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新一轮改革和发展浪潮。

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个《决定》共分10个部分50条，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原则具体化，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是指导中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按照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从1994年起，我国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阶段，改革的内容开始全面覆盖到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在财政、金融、外汇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其中外汇改革进展最为顺利，财税体制也进入预定轨道，到20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已开始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调整

2002年11月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调整阶段，其标志是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十六大提出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重大任务。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正式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

《决定》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许多重大突破和创新，例如：提出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探索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有效形式的成果，是重大理论突破；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第一次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根据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各项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初步完善。

（五）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事业迈入了新的时期。十八大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吹响。该《决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议题，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代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只有两字之差，却是对市场作用、功能的一个全新定位，是解放思想带来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力地推动了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对深化市场化改革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和部署：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第四条再次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报告第五部分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实现产权有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此后，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升格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一。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要求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具体部署。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紧接着202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意见》发布。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有利于我们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和当务之急，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步和战略选择，也是市场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就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一系列科学论述可归结为未来深化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将有力推动市场化进程。

二、我国市场化现状与存在问题

我国市场化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市场化程度的量化研究，目前比较权威的是王小鲁、樊纲、胡李鹏（2019）完成的，他们的研究显示了2008年-2016年我国市场化的总体进展，基本情况是：市场化进程在200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2012年-2014年进展相对较快，2014年以后进展再次放缓。2008年市场化总指数各省平均得分是5.45分，2016年上升到6.72分，提高了1.27分。就区域而言，东部地区仍然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相对比较落后。

2017年以来市场化进展缺乏数据，但是还是可以作定性分析。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市场化改革不断稳步推进，可以肯定当前市场化总指数会明显高于2016年的6.72分。

但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任务尚未完成，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仍不够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仍然存在且更为隐蔽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努力，地方保护现象已经得到明显遏制，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显著增强，但是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仍然存在且更为隐蔽，行政性垄断、区域壁垒、贸易壁垒等问题还是比较突出，成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障碍。地方政府以“准市场主体”身份出现，具有双重职能，既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又以市场主体身份参与市场活动，追求市场盈利，出现“行政区经济”。与过去相比，当前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简单的地区封锁的情形和手段已很少见，但由于当前经济增长压力较大、总需求不足，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措施的动机仍然很强烈。现在有些地方通过制定本地区法规、政策和标准，构筑歧视性市场准入门槛，阻碍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保护和扶持本地市场和企业，排除、限制外地企业进入本地企业竞争，也阻碍本地企业拓展外地市场，阻碍市场主体跨区域经营。有些地方只考虑建设本地区域小市场，画地为牢，搞自我小循环。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干预地方司法，处理纠纷时偏袒保护本地企业。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有的形式和手段更为隐蔽，即出现所谓的隐性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只可意会”。不少企业反映，在地方开展业务还是会碰到不少障碍。地方政府实行地方保护，地方保护主义难以得到根治，根本原因是保护地方财税收入。地方保护违反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削弱市场竞争，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同时阻碍技术进步，制约行业发展，降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在一些新兴行业，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现象更是明显存在。例如新能源汽车行业，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和企业发展。但是部分地方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在市场准入、招标投标、政府采购、资质标准等方面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设置种种或明或暗的壁垒，变相给本地企业优惠，扶持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和企业，从而滋生地方保护。

（二）要素市场建设还相对滞后

与日趋成熟的商品市场相比，要素市场建设还相对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要素配置市场化范围有限，要素流动不畅，跨行业、跨区域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生产要素难以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要素比价关系不合理，新型要素相关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未能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这些均影响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成为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短板。

以数据要素市场为例，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育可分为两个阶段，2014年-2020年处于起步阶段，数据交易主要以原始数据“粗加工”交易为主，交易过程中缺乏全国统一的规范体系。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为生产要素，要求推进政府数据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标志着数据要素市场发育步入新的阶段。202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加强地区间、部门间数据共享交换，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日益凸显，已经成为提升综合国力的战略资源。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发布，进一步为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指明了方向。202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这是党的二十大后中央在数字化发展领域作出的最新擘画，必将有力推动数字化加快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迈向更高质量发展。但是，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程度还较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不高，潜在制约因素较为突出，数据基础制度不健全，数据权属和行为规则界定不清晰，数据权属纠纷增加，还未形成统一的数据定价规则和标准。开放共享水平较低，政府和企业等数据持有主体不敢也不愿进行数据开放共享，安全防护也存在漏洞，风险频发。数据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不足，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保护政策和各类流动壁垒依然存在，数据生产力要素价值未能充分释放。高质量数据供给和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数字化转型效果不明显。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东南沿海省份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指数相对较高，中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省份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水平明显滞后。广东是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指数最高的省份，该指数也仅为3.69，尚未达到中等水平（即发展指数等于5）。

（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市场化改革还是滞后

随着价格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能源资源、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价格市场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现在80%的电量、50%的天然气量、90%的民航旅客运输量价格已由市场形成，但是这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市场化改革还是滞后。例如，近年我国冬季天然气供应紧张问题一直存在，“气荒”并未彻底消除。2022年采暖季开始后不久，我国北方一些城市出现夜间限气、购气限量等情况，农村还出现采暖困难。天然气短缺，用气紧张，主要原因是天然气市场价格机制尚未形成。政府对天然气是采取价格控制，甚至是过于严格的价格控制，价格疏导不畅。我国近年来也努力推动天然气价格市场改革，但由于天然气的旧有价格体系比煤炭、石油还复杂，因此市场化改革比较缓慢。

由此可见，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市场化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是市场化改革并不彻底，并未完成，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目标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可以说还是“任重道远”。

三、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我国市场化改革任务尚未完成，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主线仍然是从广度和深度上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走实走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持续激发与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源头活水，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的“细胞”。市场主体蓬勃发展，层出不穷，奋发有为，焕发生机，就能激发市场活力和市场经济的动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走向成熟。要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能动性和积极性，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对各类市场主体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落实政策助市场主体渡难关。个体工商户是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要降低他们的税费负担和经营成本，减负纾困，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国资央企助力中小企业，帮助其稳市场、稳订单，提供更多市场机会，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为中小企业拓展空间，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发展生态。加大金融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为市场主体拓宽融资渠道。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科技创新热情，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合作创新。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进一步优化市场主体登记流程，压缩登记环节，提高登记效率，明确登记规范。切实稳定市场主体政策预期，稳定的预期是市场经济的“硬通货”，信心比黄金更宝贵，要持续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不断优化市场主体构成，拓展市场主体成长空间，推动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让市场主体如鱼得水。

（二）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和战略选择，也是市场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就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构建内畅外联现代流通网络。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加强高效应急物流体系建设，优化国际物流通道。实现各领域市场公共信息互通共享。推进要素资源、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立足于要素和资源市场，打造统一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能源和生态环境市场，补齐市场体系短板，同时发展高水平统一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

（三）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破除区域壁垒，摒弃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

地方政府要转换观念，在比较优势的发挥中找到突破口，不得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力戒盲目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坚决破除地区间的“诸侯割据”“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各地区不得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要弱化地方政府构筑区域壁垒和进行地方保护的动力，淡化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优化地方政府目标管理，改进地方领导的政绩考核体系，明确界定地方领导的权责，构建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考核体系。及时清理和废除各地区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土政策”，尤其是要清理那些披着“合规”外衣、貌似“合规”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全面清理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各类违法的优惠政策，全面推进优惠政策相关信息公开。各地区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要从比拼优惠政策补贴力度向比拼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转变，依法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同时力戒形成新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还要充分发挥平台经济在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区域壁垒中的积极作用。

（四）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更好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分类改革方向，深化对国企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深化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不断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破除妨碍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类壁垒，支持民营经济方向不变、力度不减，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构建既亲又清的政商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企业家扎根中国市场，深耕中国市场。弘扬企业家精神，优秀企业家要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

（五）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扎实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督促地方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形成规范的省以下财政体制，充分调动省以下各级政府积极性。完善现代税收制度，继续推动税制改革和税收立法。优化税制结构，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智慧税务，依法打击各种偷税骗税行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降低利息负担。深入推进中小银行改革，推动中小银行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形成各类银行公平竞争的银行体系结构。继续推动保险业改革，促使保险业回归保障本源。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加快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努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健全风险全覆盖监管框架，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

（六）向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拓展“放管服”改革成果。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坚决扭转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为市场主体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推动市场主体快速进入、便捷退出。推进政府监管能力现代化，提高监管效能，强化政府监管责任，统一监管规则，加快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创新监管方法，深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现监管“无事不扰”又“无处不在”，满足民营企业“无事不扰、有事必到”的愿望。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政府运行新形态。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由“多地、多窗、多次”向“一地、一窗、一次”转变，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深化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改革，推动更多“跨省通办”事项网上办，优化“跨省通办”线下服务。

（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深度融合。

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必须促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以区域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逐步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地区差距，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形成高质量的区域发展布局，实现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四大区域板块战略，要按照“十四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部署，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加快推进现代化，更好促进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各大区域板块要按照中央对自身的发展定位，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快发展，帮助这些特殊类型地区更好解决自身困难，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这些特殊类型地区的财力支持力度，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发展海洋经济，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既要坚持全国一盘棋，也要充分发挥各地区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构建高效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区域优势互补，优化区域合作互助机制，推动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协作，推进区域联动，形成彼此呼应、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不断推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先富带后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作者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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