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1、北约一定程度上就是美欧关系的具体象征和纽带，一方面，欧洲国家通过北约把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美国利用对欧洲承担的安全责任控制欧洲。
2、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之间的复杂博弈，实际上是一个讨价还价、利益交换的过程。由于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所以在欧盟层面，如果要形成统一的政策立场，基本上最终决策都是在最极端和最保守的方案之间找到一个相对温和的平衡点。
3、美国的立场一定是倾以色列的。但即便是以色列这样重要的盟友，如果因此把美国拖入到中东低收益甚至赔本的长期动荡中，美国自然也是不愿意陷入泥潭的。
4、如果接下来特朗普作为一个身背多项司法指控的政客，还能够顺利参选、甚至还可能再度入主白宫，至少会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美国式政治和民主，其政治的公信力毫无疑问会大打折扣。
引言：巴以和俄乌冲突局势未明，欧盟与美国在其中既有共同的目标也存在分歧。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反常的举动，体现出美国国内的舆论也处于撕裂状态。巴以和俄乌冲突是否是美国带给欧洲的陷阱？美国大选能体现出美国国内何种政治趋势？本期《洞见美国》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解读美国与欧洲的战略选择。
崔洪建教授是国内研究欧洲问题的著名学者，相信他的观点会对读者有所启发。
本期整理编辑：罗钰雯
1、主持人：站在欧洲的角度，巴以和俄乌冲突是不是美国带给欧洲的陷阱？俄乌冲突什么时候能够解决？美国和欧盟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共同的目标？
崔洪建：美欧打交道历史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以欧洲交出世界霸权结尾。二战之前欧洲是世界秩序的主宰，美国早期是欧洲殖民地，但一战到二战期间，美国获得了经济增长，欧洲长期陷入动乱和战争中。所以现在欧洲人其实也很后悔，欧洲国家间争来夺去，却让领导权落于美国之手。
从二战结束后到冷战时期，欧美关系进一步强化，当时双方找到了共同的敌人——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集团。等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集团不复存在，但北约留了下来。北约一定程度上就是美欧关系的具体象征和纽带，一方面，欧洲国家通过北约把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美国利用对欧洲承担的安全责任控制欧洲。
具体到乌克兰问题上，美欧之间则是既有共识也有分歧。
共识就在于冲突爆发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是非常急迫的安全威胁，如果俄罗斯通过军事行动对乌克兰实现了某种征服的话，接下来欧洲可能就需要直面俄罗斯。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和欧洲是有一些共同利益的。美国制造了一种叙事，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待和俄罗斯的关系，把美欧和俄罗斯的矛盾解读为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矛盾。
不过，美欧在看待俄乌冲突问题上表面是一致的，但实际是也有很多分歧。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欧洲来说，俄乌冲突是一场在家门口的冲突，一不小心战争的灾祸就可能进到家里来。但对美国来说，没有这样的担忧，换句话说，美俄双方不会发生直接冲突是高度共识。所以现在欧洲比较煎熬，一方面没有办法接替美国的角色，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按照美国方式做下去的话，只会让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2、主持人：欧盟内部国家面对欧盟有没有不一样的心态？
崔洪建 ：欧洲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它很难被定义。欧洲总结二战教训得出的经验是避免内部冲突、搞一体化，解决欧洲国家之间内部问题的办法，是通过经济合作做单一市场，成立以这个欧元区为核心的欧盟。
而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之间的复杂博弈，实际上是一个讨价还价、利益交换的过程。欧盟尽管表面看上去是整体，但在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大家其实会判断自身利益。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欧盟内部大概是分成两派，一派是所谓的激进派，都是离乌克兰比较近的国家，还有一派是温和派，地理上相对较远。由于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所以在欧盟层面，如果要形成统一的政策立场，基本上最终决策都是在最极端和最保守的方案之间找到一个相对温和的平衡点。
主持人：冲突发生后，您觉得俄乌冲突对于欧洲还有什么直接影响？
崔洪建 ：对欧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安全问题，或者更确切一点是传统安全威胁。冷战结束后，欧洲人生活在所谓的后现代世界，欧洲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构筑一种理想的持久和平，他们认为欧洲可以长期保持和平不打仗的状态。而除了安全危险以外，在能源、经济、技术、人文等领域，现在双方都处于僵持状态。
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复杂，双方同属欧洲，在宗教上的联系也很紧密，但如今却呈现这样一种敌对、渐行渐远的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是棘手问题。欧洲要经济扩张、俄罗斯要建立欧亚空间，所以很难想象在目前的状况下，双方今后如何找到能够长期和平相处的基础。
3、主持人：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能不能靠得住美国？
崔洪建：欧洲不是第一次吃亏了。
在冷战结束以后，欧洲和美国之间出现了某种竞争关系。欧元其实对美国来说也是一种冲击，在欧元问世前，世界上其他的货币与美元的差距很大，但欧元的问世，可以说对美元构成了直接挑战，因为它集合了当时所有欧元区国家的经济规模。
俄乌冲突爆发后，安全成了欧洲最核心的利益。对欧洲来说，他们现在其实处在进退两难的处境中——美国是伪装成盟友的敌人；一方面在乌克兰问题上，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历来是以美国利益优先的，美国把对欧洲承担的安全责任转化为影响力，导致欧洲在很多方面束手束脚，欧洲自身的实际利益在不断流失。
所以我们看到欧美之间其实是明合暗斗的局面。未来如果美国再继续打压、限制欧洲的话，不排除欧洲真的有一天会把自卫的能力拿回来，最终脱离美国的控制。如果世界会有新的格局变化，我觉得美欧关系的变化会是未来的决定性变化之一。
主持人：美国到底是不是俄乌冲突中最大的受益者？
崔洪建：从俄乌冲突爆发的时代背景来看，美国作为单极霸权，此前已经出现影响力相对衰落的状况。在美国看来，自身之于其他大国的绝对优势在不断下降，这个趋势是不利的。于美国而言，他要充分利用这场危机，重振国际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其军队又重新大规模进入欧洲，并且进一步强化军工复合体系的利益，尽量修补其经济体系。无论是在军工体系上，还是在对盟友的掌控上，包括在现实的利益上，都可以说美国的确是最大赢家。
4、主持人：巴以冲突中欧盟和美国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在这场冲突的解决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崔洪建：巴以冲突，显然对美国和欧洲来说具有不一样的含义。
对于欧洲而言，一方面欧洲难以在巴以问题上发挥硬实力，另一方面欧洲就算想发挥外交软实力，但对于巴以本轮冲突的爆发也缺少准备，所以欧洲的影响非常有限。目前欧洲实际上分成两派，内部立场并不统一，一派支持以色列，一派认为就算以色列有自卫权，其自卫权也该是有限度的。
对于美国而言，以色列人通过经济、政治的渠道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美国也需要以色列的角色来参与中东事务。所以美国的立场一定是倾以色列的。但即便是以色列这样重要的盟友，如果因此把美国拖入到中东长时间的、低收益甚至赔本的动荡中，美国自然也是不愿意陷入泥潭的。所以美国现在试图实现一种平衡，即“我支持你，我的物资过去了”，但要分阶段执行，而且要尽快找到政治解决的方案，避免更多的武力冲突。
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在面对阿联酋提案的时候做出“先举手又放下”的反常举动。阿联酋的提案是，要求联合国支持对加沙地带进行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代表为什么当时想举手呢？因为就议案本身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公开站出来反对，所以在这次讨论中，罕见的是美国、欧洲和俄罗斯都没人反对。但是为什么美国代表又把手放下了呢？是因为这个提案要求的人道主义救援是可持续援助，这毫无疑问是需要条件的——必须实现长时间停火，但很明显以色列不会接受停火，所以美国改投了弃权票。
5、主持人：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不能再担任公职，所以很多专家都分析这一裁决会影响到美国宪政，您有什么看法？
崔洪建：现在美国部分州卷入民主共和两党之争，以州法院裁决的方式来表达政治立场，实际上已经打破了美国所谓的民主政治原则，如果这种乱相持续下去，其他西方国家对“美国民主”的信心会大打折扣。如果这个判例成立，其后果就是特朗普不能够在科罗拉多州拉票，共和党就会失去来自科罗拉多州选民的支持，这在共和党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接下来特朗普的团队，包括共和党，肯定会进一步把这个事情闹到联邦法院。
2024美国大选逼近，如今民主、共和两党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对方，想方设法让对方名誉受损、民众支持度下降，帮助己方赢得优势。
主持人：带着刑案参与到大选中对于美国民主来说是不是也是一次危机或者污点？
崔洪建：如果接下来特朗普作为一个身背多项司法指控的政客，还能够顺利参选、甚至还可能再度入主白宫，至少会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美国式政治和民主，其政治的公信力毫无疑问会大打折扣。
现下美国国内政治的很多变化已经超出了常识。尽管少数美国人比较乐观，说我们在摆脱旧有的束缚、开创新的政治时代，这个恰恰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所持的观点。
美国在自己的政治发展史上历来有进行道德叙事的传统，将华盛顿、林肯等人描述为人格高尚的政治家。也有人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得很好，可以避免各种可能的意外出现：即便选出了一个笨总统，也不会选出一个坏总统。但从特朗普时期以来的美国政治乱象来看，在短短两三百年的时间里，其政治道德就出现如此大的滑坡，那么美国这套政治道德叙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