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加息”，这恐怕是过去一年中最常见的金融词汇了。
美联储耶伦行长每一次宣布“加息”，都将给国际金融市场带去难以预料的腥风血雨。
是紧随美国之后宣布“加息”，还是负隅顽抗呢？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命运。
日本正是“一步错，步步错”的典型。
那么，美国金融资本究竟是如何收割全球经济市场的呢？日本和美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一、美国金融收割的逻辑解析和强大的美联储
美国金融收割的逻辑并不复杂，不需要精通各类高大上的经济学名词，也能很好地理解美国“怎么收割经济”。
用通俗点的概念来讲，只要一池水、一池鱼就能描述清楚。
池塘是个独特的生态系统，池塘里的水足够多，久而久之鱼自然也就多起来了。
等鱼多到一定数量之后，“鱼塘主”瞅准时机，开始放水，一时间鱼多水少的局面也就形成了。
转换到金融市场上，金融危机就是形成于“鱼多水少”的时刻——大宗资本疯狂进场“捞鱼”，以极低的价格买入该国资产。
美联储超发的美元随之流向海外市场，美元也就没有了通货膨胀的危险。
所谓的“池塘水”，就是美元资本，美联储就是那个控制池塘进水、排水的阀门，美联储发布的各项经济政策就是控制阀门的开关。
各路媒体煽风点火之时，往往也就是资本家进场收割的时候。
梳理新闻便不难发现，自美联储1980年开始的多次激进加息之后，“池塘”的水量都会大幅度下降，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1988年，美联储“残暴”加息，日本引以为傲的房地产被瞬间戳破，如泡沫般接连破裂。
美联储为何如此强大呢？
在美联储成立之前，美国的中央银行孱弱不堪，仅仅承担简单的储蓄和贷款等类似商业银行的职能。
同时，少数利益集团和各州政府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也曾多次阻挠过美联储的建立。
然而，随着美国的经济的发展，其所需要的资金供求和信贷活动很难被普通的“中央银行”所应对。
为了整治这种相对混乱的银行体系，1913年，美国国会决定成立强有力的美联储。
迄今为止，经过上百年时间的经营，美联储“独步全球”，与美国霸权相辅相成。
从美联储的发行货币、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职能来看，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为“操作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
而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率，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最终目标。
（联邦基金利率在2024年或将逼近中点）
从1913年至今，美联储已成立111年之久。
早期的美联储主要通过调节贴现率来操作和实施货币政策。
美联储成立初期，最主要的职能是保管存款准备金和充当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水平来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
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竞争加剧以及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简单调节准备金率和利率的方式很难应对时变的经济金融发展问题。
如此一来，激进加息就成为了美联储“救市”的法宝。
而激进加息正是银行放水的开始，也正是美国开始收割全球金融的开始。
二、日本：三次激进加息、三次金融危机、三次被迫“输血”
为美元霸权输血，几乎是美国对日元下的唯一定义。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金融资本通过制造1973年的石油危机，一举建立石油-美元体系——美国金融资本逐步摆脱监管、扩大跨国投资。
此时的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所获利润必须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控制下向美国回流，为美元霸权“输血”。
（日本经济萎靡）
但在“输血”的同时日本也在补充“营养”。
作为对美贸易顺差国，日本也扩大了对亚洲国家的投资和产业转移。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出口经济持续飙升，增速快、规模大，尽显繁荣之态。
但是与此同时，当年战后一手扶持起日本的美国却是遭遇了滑铁卢，经济水平逐年下滑。
强大的落差使得美国强迫日本封闭本国的出口市场，将市场中的份额让给美国。
在1985年，在美国军工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压力下，日本被迫签署了《广场协议》，同意将日元升值并扩大对美投资。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向美国房地产市场投下巨额资金。
（日本GDP一度被德国超越）
几年之间，日本三菱公司等企业投入重金购买美国的不动产。
日本对美扩大投资的实质是美国金融资本要求日本将外汇盈余，以跨国投资和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美国——这是日本第一次被迫“输血”。
日本人不是没有想过自救。
但是，日本当时的国内经济市场已经充满了泡沫，日本政府由于《广场协议》的存在也能难以施展手脚。
最终，日元在实现了连续十年的升值之后，遭受了内外资大举进攻房地产市场的重创，经济逐渐失控。
此后美国故技重施，制造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吸引亚洲资本回流美国——大量资本的流入推动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但是日本的噩运仍在持续。
冷战后一直到2008年，日本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日本东京繁华或将破碎）
日本政府被美国国债绑定，只能用国内过剩资本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和扩大对美直接投资，以维持美元霸权的稳定——日本第二次被迫“输血”。
在美国国内高利率政策难以为继的时候，美国利用其在日本政府扶持的代理人，下调日元利率，维持美元利率的高位，在保证资本从日本回流美国的同时也造成日本出现经济泡沫。
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为保护出口企业不得不实施低利率政策，使日本资本加快流向美国。
2001年起，大量外国对冲基金将日元在美国兑换成美元赚取差价，使得美国长期利率和国债收益率在2004年至2006年保持稳定。
但是，这也造成美国次级贷款迅速增长，为2008年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日本核心企业遭受重创）
而在金融危机后，日本被迫继续为美元霸权“输血”，以维持其外汇储备的稳定——日本第三次被迫“输血”。
三、变局当前，美国如何收割日本？
如今的日本，已经加不起息了。
日本政府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出现财政赤字，不得不通过发行国债缓解财政问题。
日本国债从1977年起解除出售限制，又从1987年起实行利率自由化，开始大规模吸收民间资本。
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通货紧缩政策的实施和税收的减少使日本政府陷入财政困难，国债依存度长期接近50%。
（日本债务危机）
2022年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达到228%，高居世界第一，甚至高于第二名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19%——这一强烈的债务压力，正是美国收割日本经济的抓手。
日本债台高筑与美国债台高筑有本质不同，因为日本国债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受制于美国金融资本，前者的增长和后者的扩张所带来的成本均由日本国民承担。
日本战后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日式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是高储蓄率，东亚人特有的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使战后日本家庭储蓄率保持较高水平。
美国在金融资本的扩张下已经形成依赖全球美元回流的以外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模式，而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则大部分由国内民众以储蓄和购买国债的形式承担。
（日债危机）
其中，日本邮局因其遍布全国、有国家担保，成为战后日本国民进行储蓄的首选。
2022年日本邮政储蓄和保险业务共计2032万亿日元，约占日本全国个人金融资产的20%，这也是美国金融资本要求日本邮政民营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曾批判小泉内阁邮政民营化政策属于“债务归国民，资产归新公司”的行为。
结果，日本国民不仅未能从自身储蓄中收回利益，反而其资产和收益都被美国金融资本收入囊中。
2015年后美国金融机构将日本邮政资金投资到美国，以此控制了日本政府债务和日本国民储蓄。
日本债台高筑的另一特征是日本国债利率始终维持在1%以下，较低的利率使日本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为规避风险而选择购买本国长期国债。
2013年安倍内阁实行超级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日本国债几乎全部由日本银行吸收。
然而，这也导致日本政府不得不维持国债低利率的政策，因为提高国债利率会增加国债的投资风险，进而导致投资者抛售国债。
以社会保障、公共事业、文教科学和防卫为主的政策性经费占日本政府年度预算的40%，偿还国债及其利息的支出却占年度预算的24%，国债反而成为了日本政府的财政负担。
日本银行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不愿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因此日本政府为减轻日本国内企业的财政负担必须不断降低法人所得税。
同时，安倍内阁为扩大政府财源以补充养老金等社保经费，从2014年起分阶段增加消费税，这使得更多的税收负担转移到了日本普通国民身上。
换句话说，日本全民身上都是负债——全球经济市场已经失去了对日本的信任，疯狂做空日元。
一旦日本再度追随美联储的脚步加息，引爆日债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而债务危机被引爆之后，美国就会抓住池塘水量减少的机会，利用美元抄底日本——日本丰田、本田等核心公司都将被美国收割。
美国狼子野心，收割日本之后必然要收割我国。
知己知彼，有备无患，深刻洞悉日本的“悲剧”才是关键所在。
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日本实体经济虽经历过高速增长时期的辉煌，但在经济泡沫的形成和破裂过程中遭受“脱实向虚”的重创。
20世纪70年代，日本制造业产值占比达到36%，就业人数1377万人。
此后日本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打压下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开启去工业化进程，日本企业在国内从事金融投机并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
到2022年，日本制造业产值占比已降至19.38%，就业人数降至1049万人。
（日本汽车制造厂里的工人）
在日本政府财政被美国金融资本控制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制造业无力重振往日荣光。
如今，日本已经经历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停滞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国内经济受疫情冲击严重。
日本在美国军工资本的压力下，作为全球生产体系的工业生产中心，却无法掌握最尖端的技术。
虽仍保留中高端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但其国内金融资产和政府债务已受制于美国金融资本，并且必须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元霸权输血；
政府发行国债和增加税收产生的负担却由日本国民承担。
可见，日本作为美国最大的债务国如今处于日渐“贫血”还要为美元霸权“输血”的困境。
而这证明，“打铁还需自身硬”，掌握核心技术、稳住制造业优势，才能勇立潮头。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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