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韩咏红（农健/图）
“中国太复杂了，中国是很难读的。我们只能通过报道，让读者了解中国。”李慧玲思考了一会儿，这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韩咏红驻京工作的几年里，大量阅读中文报刊、采访调研，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中国。她深感“读懂中国”分量很重，“只能一点点了解中国”。
李慧玲和韩咏红都是新加坡资深媒体人，她们身上有很多共同点，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供职于《联合早报》，当过驻京记者。她们长期报道中国时政、社会和中新关系，对变化的中国感兴趣。
如今，李慧玲已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韩咏红也成为《联合早报》副总编辑。在华人占比70%的新加坡，华文媒体集团旗下媒体《联合早报》等是华人获取中文资讯的必读物。
外人看起来，两人一位更安静、一位更开朗。李慧玲说自己是“文艺青年”，说话慢条斯理，总会思考几秒再给出答案。韩咏红讲话中会穿插着玩笑，很幽默。采访时，面对前额的几撮白发，她打趣说“刚做了挑染”。
李慧玲40岁那年，已是《联合早报》副总编。“我不是容易迷茫的人。面对问题会思考一下，但是会很果断下决定。”
韩咏红40岁时刚结束驻外回到新加坡。“当时新媒体兴起，纸媒营收遭遇重创，我内心是迷茫的，在思考新闻接下来要怎么做，也想过转型做学者。”后来，韩咏红还是坚持做媒体。
“坚持做新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韩咏红说，我们无法统计一篇报道能改变什么，但像《南方周末》等媒体的报道，会一点点推动社会的进步。
“《南方周末》是重要指标”
李慧玲祖籍广东潮汕，华文世界对她有天然的吸引力。进入《联合早报》后，她陆续成为驻港、驻京记者。
2003年，李慧玲从香港转战北京。“我是文艺青年出身，读了《南方周末》，很喜欢南周的选题、叙事，甚至排版。哪怕是时政类的硬新闻，南周都会兼具人文情怀。”
加入《联合早报》时，韩咏红是跑文化条线的记者，她是与原籍中国的同事交流中知道了《南方周末》，她形容为“未见其报便闻其声”。
来中国旅游后，韩咏红在报亭买到了《南方周末》——鲜艳的红色报头、瘦长条的对开版面。
“南周最不同的是它的叙事和文风。它更像是纪实文学，有大量的人物细节描写。”韩咏红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是已故新加坡文史工作者韩山元。
李慧玲打了个比方，如果要评价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追求，“《南方周末》一定是其中的重要指标”。
韩咏红称自己还是“小记者”时，读到“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这样有力的文字，感慨万千。“南周记者的思想、观察触角和关怀角度很不一样。”
只有在中国生活过，才能理解中国
“驻中国前，我对中国的印象都是历史和小说里的中国。”李慧玲回忆，在中国工作、生活后，她才逐渐发现，“发展中的中国，它在不断进步，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在发展。”
2003年时，杨利伟乘神舟五号登上太空。李慧玲虽然没去酒泉现场，但她在《新闻联播》前感受到那种举国欢庆的氛围，“那是澎湃、激动的，我当时在新闻开头写着：神舟五号，一步登天。”
李慧玲挤过北京早高峰、排过大长队，听过普通中国人讨论在北京买学区房、买车摇号的不易。身为一名外媒驻京记者，她感慨“只有在这里真正生活过，才能体会为什么稳定很重要”。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口结构多元，李慧玲不会轻易给中国采访对象“下判断”，她需要了解他们的家乡、职业、生活水平等。她更喜欢“普通人的小故事”。
李慧玲当时住在北京的朝外SOHO，家附近便是芳草地，通勤靠地铁。“现在再回北京，我都认不出这是当时住的地方了。”她笑着说。
“我喜欢北京的文化底蕴，这里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每一个普通人都活在中国的大时代里，会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生活。”李慧玲常常跟身边的普通人聊天，这样似乎能感受到生活的肌理。
做传媒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2005年，李慧玲回到新加坡，正值所在集团提出单独成立中国报道组。李慧玲被培养成为“早报中国组主任”。“连我一起，团队10个人。”
韩咏红则在这一年接替李慧玲成为《联合早报》驻京记者。
2006年，韩咏红获得了南方周末年度媒体致敬奖。她说，那其实是给《联合早报》的奖，只是颁奖词中提到了她的北京专栏《京城偶寄》。
2012年回到新加坡后，韩咏红转向中国时政和国际新闻的报道。五六年前，韩咏红问一位年轻的同事，“你是否担心媒体的未来和前途？大家都不看电视了，担不担心丢饭碗？”对方反倒很坦然地回答，“世界会持续动荡，混乱的时候，人们更需要严肃媒体发出权威声音。”
她也依旧觉得“做传媒是有意义的”，“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项工作”。
“做新闻需要勇气和智慧。”李慧玲感慨，她更期待的是，40岁的南周继续以独特的视角，让外界了解他们不认识的中国。
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仍被英文主流媒体影响。李慧玲认为，“全球华人基数大，中文媒体间更应该加强文化领域的合作。”
南方周末记者 顾月冰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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