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袁小玉 陈艳阳 综合整理
张伯礼，1948年2月生，中共党员，长期从事心脑血管疾病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2002年任天津中医学院（2006年更名为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20年获“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2022年7月荣获“国医大师”称号。
中医内科专家、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这一张张朴素却闪亮的名片，是张伯礼院士一路镌刻的生命勋章。张伯礼1948年出生于天津，与新中国几近同龄的他，从此与这片神州大地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作为科班出身的中医专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医学生涯中，以出色的学术造诣和卓越的医学贡献，成为我国中医药领域的杰出代表；作为心系苍生的医者，他一次次带领团队站在时代呼唤的C位，与病魔疾苦殊死搏斗，只为山河无恙、黎民康健。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张伯礼在生命的长河中不断践行着初心和使命，在医学这片浩瀚星海，勇立潮头，扬帆远航，又在无数个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披荆斩棘，力挽狂澜，用默默坚守和奉献诠释“大医精诚”，成为新时代当之无愧的“人民英雄”。
一剂汤药，他立下一生志向
1948年，张伯礼诞生在中国天津市南开区，那是一个动荡又充满希望的时代。张伯礼的成长轨迹与新中国的发展交相辉映，由此他幸运地见证了祖国的崛起和发展，也承担了时代赋予的使命和挑战。
一位妙手回春的老中医，帮张伯礼树立了人生的志向。尽管过去了50多年，张伯礼仍然能想起他定下人生目标的那个冬夜。1964年，年仅16岁的张伯礼考入天津市卫生学校，4年后，他被分配到天津市大港区一所卫生院当医生。
一个冬日的雪夜，一位年轻小伙突发急性肠梗阻，由于大雪封路，无法被送到40公里外的区医院进行手术。危急时刻，卫生院的一位中医大夫用一剂大承气汤解决了难题。
就那么几味药，怎么有那么好的效果呢？张伯礼开始对中医产生兴趣。几年的自学和实践使他感受到中医的魅力。此后，他又参加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学习，争取到脱产系统学习中医的机会。
1973年末至1976年初，张伯礼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医疗实践，并和几位同学组成研究小组，在中医治疗急症、热症、血症等领域取得较好疗效。他曾代表小组向到天津调研的原卫生部长钱信忠汇报并得到肯定。
对于张伯礼学习中医的勤奋，熟悉他的人都记忆犹新。
张伯礼曾经的同事、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党支部书记高云龙说：“他的宿舍，不到12点，灯是不灭的。”
张伯礼的研究生同学、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吴仕骥说，“伯礼曾将《黄帝内经》通读了三遍，还写了大量详细的阅读笔记。”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很多精华需要去发掘。钻进去越深，了解越多，这种感受越迫切。这一切只能化为力量，成为学习的动力，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抢回丢掉的时间，我们要努力干，拼命地干。”从张伯礼在研究生班开班那天的发言稿里，或许能窥见他努力的原因。
坚守仁心，他将百姓认可作为最大褒奖
进入医院担任医师后，张伯礼并未满足于临床工作，而是选择了深造的道路。1979年，他成为了天津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的首届中医研究生。
平日里，他踏着自行车、背着大诊包，不分昼夜奔走在田间地头。“农村缺医少药，得让大家伙儿都能看上病。”面对每一位患者，张伯礼总是精神饱满。日积月累的基层问诊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张伯礼曾动情地说：“是患者培养了我，无论多么辛苦，用最少的钱千方百计把病人治好，就是我的职责和任务。靠医术救死扶伤，也让我有了成就感。”
身处治病救人一线，张伯礼深刻感受到大家去大医院看病难、基层医生现状不容乐观等问题。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他积极奔走呼吁，要加强医疗资源在基层落地，不仅是修几间房子，更主要是加强能力，加快实施全科医生培养制度与在职人员培训，提高全科医生医疗水平与薪酬待遇。“这是缓解大医院就医压力、解决百姓看病难的关键所在。”张伯礼说。
基层医疗服务也是张伯礼长期关注的问题。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倡导并力推在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建设“国医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中医药服务。如今，“国医堂”越来越多，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张伯礼表示，百姓的认可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
珍惜人才，他教学育人硕果累累
当年艰苦的学习条件下，老师们不讲条件、不计报酬、甘于奉献，给张伯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2年毕业后，他留校成为了一名教师。
“坐下来能看病，站起来可演讲，闭上眼睛会思考，进实验室能科研。”张伯礼深信，一流的医生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要在临床上有过人的技能，还要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建树。他的教育理念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并重”，提倡学生走出校门，向临床名师学习经验。这样的坚持，使得他在中医临床、教育和科研工作中都有着显著的成就。
担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近20年来，张伯礼提出品德、能力、中医思维“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他还先后捐出何梁何利奖、吴阶平医学奖、世界中医药贡献奖、岐黄贡献奖、树兰医学奖及各种科技进步奖奖金400余万元，在学校设立“勇搏”基金，奖励立志成才、品学兼优的学生，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他还特别鼓励师生间对病例的分析讨论，创建了“基于案例的讨论式教学——自主式学习联动”的教学方法，2009年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截止至2019年6月，张伯礼培养了博士后、博士、硕士生近300名，他所培养出的医学生，遍布全国各地。
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学子的心中，这位老校长谦逊、低调，虽然工作辛苦但始终精力充沛，对学生关爱有加，但从不放松要求。每年的毕业典礼上，他都会亲自给近三千名毕业学子授予学位，并逐个握手合影。他希望用这一仪式感向莘莘学子们传递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理念，“人生有些节点是不能忽略的，我虽然累几天，但学生们会记住这一刻。我希望更多中医药人才从这里出发，学有所成，成为让患者满意的好大夫。”
工作人员在张伯礼院士防护服上写“老张加油”
不负人民，他与武汉市民肝胆相照
“国有大疫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这是20年前张伯礼抗击“非典”（SARS）时的誓言。2003年，面对“非典”的肆虐，张伯礼挺身而出，组建中医医疗队。他认为这是一场特殊的考验，既考验党性，也考验中医药治疗疫病的能力。在与“非典”的对决中，他开辟了全国唯一的中医病区，将中医药在控制病情恶化、改善症状、稳定血氧饱和度、激素停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总结的SARS发病特点和证候特征、病机及治疗方案，收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SARS中医治疗方案》。
庚子新春，新冠疫情肆虐，张伯礼再次逆向而行、披荆斩棘。2020年1月27日大年初三，72岁的张伯礼院士作为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从渤海之滨的天津赶赴江城武汉。如同披甲持锐的战士，82个日日夜夜，他一直战斗在最前沿。
中西医结合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是张伯礼力推的治疗方法。来武汉前，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在天津海河医院运用此法救治病人，取得良好疗效。在武汉一线的诊疗过程中，他向中央指导组提出的按病情分类集中管理、对发热留观疑似患者普遍使用中药、对方舱医院轻症患者主要采用中医药治疗、对重危症加大中医药介入以减少死亡率、重视恢复期中医康复治疗等多个建议被采纳。张伯礼发现，中药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减少激素用量、减轻并发症等方面均有疗效。他提出，轻中症患者中药汤剂个体化治疗，重症患者中西医结合治疗。“一切，都要以病人受益最大为原则。”
2020年2月6日，经中央指导组批准，张伯礼率领“中医国家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方法救治患者。该院收治患者后，除保证每个人都能用上中药汤剂外，还配备了一台配方颗粒调剂车，能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对药方剂量进行个性化快速配置。此外，医院还综合运用针灸、按摩、灸疗等中医特色疗法对患者进行治疗。
在张伯礼等专家组成员的强力推动下，武汉协和医院、同济医院、金银潭医院等医院的重症患者也采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在西医呼吸、循环的支持下，中医药在稳定血氧饱和度、控制肺炎进展、抑制炎症因子风暴及保护重要脏器功能等方面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一些重症患者转为轻症或痊愈出院。
那段时间，身着写有“老张加油”防护服的张伯礼每天要指导临床、进入隔离病区察看患者，还要负责拟方、巡查医院……在不分昼夜的高强度工作下，他病倒了。
2020年2月15日凌晨，张伯礼胆囊炎发作，腹痛难忍，中央指导组领导强令他住院治疗；2月19日凌晨，他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术后一两天，他便在病房里开始工作；手术后第三天，便马不停蹄再次投入奋战中。
这段经历感动了很多人，但张伯礼却调侃地说：“我把胆留在了武汉，更与武汉‘肝胆相照’了！”
在手术后身体未愈的情况下，张伯礼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催生出了江夏方舱医院的“三个零”记录——病人零转重、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截至2020年3月10日休舱，江夏方舱医院收治的564名患者中无一例转为重症，无一例复阳。
2020年，由于疫情期间的突出表现，张伯礼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他却十分谦虚地说：“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我仅仅是做了一名医生应该做的事情，党和国家给予了我这么崇高的荣誉，盛名难副！”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记得，当最后一批新冠肺炎康复患者走出方舱医院，泡面里蒸腾起的水汽弥漫在张伯礼的眼镜片上，与热泪混在了一起。
什么是英雄？“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是他用行动给出的回答。
步履不停，他孜孜不倦求索中医药现代化之路
很多人觉得，走上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道路，对张伯礼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他求新求变的态度在学生时代就已萌芽。
工程学、药理学、统计学……在20世纪70年代，他的学习就已不局限在中医本身。到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旁听、蹭课成为他汲取其他知识的方式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他筹建了全国第一个“中医工程研究所”。
在吴仕骥看来，张伯礼一直是一个“思想开阔、胸有丘壑”的人。选毕业论文选题时，大部分学生都选择对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但张伯礼选择了舌诊研究，在当时开了先河。
就连导师阮士怡都劝张伯礼选择自己本来的专业方向。但当时，张伯礼对舌诊研究着了迷，经过反复思考，他还是向导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张伯礼认为，过去中医舌诊只靠眼睛目测，自己希望做中医诊断的客观化研究。
得到导师的同意后，张伯礼一头扎进了研究里。那时候，照相机还不普及，为了拍摄患者的舌象，他拜师学习摄影，还开拓了舌象色度学、红外热象学研究领域，组织研发了色差式舌象仪等多种仪器。
中医舌诊现代研究，开启了张伯礼探索中医药现代化的大门。“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并不落后。”在中医药创新的道路上，张伯礼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他以心脑血管疾病为重点，开展了中西医结合高黏滞血症的系统研究，筹建了高黏滞血症检查室，并进行了相关病理生理及中药作用机制研究。
他诠释胸痹“阳微阴弦”，明确脾肾虚损、痰瘀互结为冠心病核心病因，开展首个中医防治冠心病大规模临床循证研究。在血管性痴呆治疗中，首创划分平台期、波动期及下滑期的分期证治方案，显著提高了疗效。
他组织研制了具有辨证论治特色的中风病急性期综合治疗方案，并进行了前瞻性、随机对照的临床验证与评价研究。
他总结中医临床病证特点，提出“湿痰浊饮”类病说，建立了湿浊痰饮类病证治体系。
他率先提出了“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战略，对30个中药大品种进行二次开发与产业化研究，在全国推广后，培育了名优中药大品种群。
他带领团队进行组分中药研究，创建了国内首个组分中药技术工程中心，开展中药数字化分析及组分中药配伍优化研究，构建了6万个中药组分和化合物的实体物质库，使中药研发由单纯经验上升为基于经典的组分配伍优化设计，用现代科技方法研制了多个组分中药，二次开发了一批经典名方，同时促进了中药产业的升级换代。
“他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创新的思维、严谨的态度、扎实的研究。”曾负责国家973项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这样评价自己昔日的助手。
张伯礼院士近影
走出国门，他推动中医药造福人类
张伯礼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继承发展祖国传统医药，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这个信念使他以惊人的毅力潜心教书育人，忘我救死扶伤，勇攀科研高峰。为了这个信念，他执着一生，将毕生心血倾注在中医药事业上。
打完武汉疫情防控阻击战回到天津后，张伯礼仍然忙碌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第一线。这期间，他曾在几十场海外连线中，将中国抗疫经验分享到多个国家。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我国疫情防控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将中医药原创思维转化为创新成果，推动中医药走出以科技为引领的创新发展道路，在提升中药产业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作为全国中医药系统第一家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伯礼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中医学虽然古老，但理念并不落后，落后在技术。将中医药的理论优势与现代科技结合，就能发挥其优势作用，创造出原创性成果。”张伯礼说。
开展中医药临床循证评价、发展大中药健康产业、开展名优产品品种二次开发、推动设立《中医药法》、培育中医药人才、制定中医国际教育标准……近年来，“老中医”张伯礼为推动中医药发展不断开出“新处方”。
在张伯礼看来，在科技助力下，近几年，中医药凭借自身独特优势渐渐在国际上获得认可。“中医走向国际，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先练好内功。中医药走出国门，标准要先行，科技是基础。”
有一位德国学生的故事，张伯礼经常提起。这位德国学生从西医大学毕业，因为喜爱中国文化，到中国拜张伯礼为师学习中医。回到德国后，他开了中医诊所，收治了不少病人，在当地小有名气。“现在，这名‘洋中医’还频繁到欧洲一些大学讲课，效果非常好。”张伯礼表示，他非常乐于看到中医走出国门，被世界认可，自己也是中医走向国际的积极推动者。
在生命的长河中，张伯礼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初心和使命。无论是在医学殿堂中精进学业，还是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他都展现出了对医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作为一位“国医大师”，张伯礼的故事鼓舞着新一代医者，必将为中医药事业注入更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