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独侠客
众所周知，张氏（国焘）于1938年4月借祭拜黄帝陵之机叛逃。他出逃之后的命运如何，说得较少，本文作一介绍。
当时张氏坐蒋鼎文的汽车逃到武汉，拒绝了周公等人的一再劝导挽留，给主席、洛甫发了一封电报，称“不告而去，歉甚”。
延安给了他三个选择：要么回来工作，要么请长假，要么自动脱离组织。此时的张氏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几乎没有考虑，就选择了第三条。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大】
他急急地找到老蒋，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随后公开发表了叛变声明。
老蒋知道张氏的份量，授予张氏中将军衔，担任军委会委员。起初一段时间，陈立夫等蒋氏阵营的要员纷纷前来拜访，向张氏求教如何对付我军。张氏在川陕的时候地位极高，权力极大，说一不二，犯了严重错误后在延安坐冷板凳，受王明的生命威胁后投蒋，到了蒋军阵营受到如此“礼遇”，内心得到极大满足，对自己的选择颇为得意。
延安对叛徒是不会手软的，必定会千方百计除掉，老蒋特意交待戴笠说，对张氏要“好好保护，发挥作用”。为了保证张氏一家人的安全，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奉命在武昌给张氏安排了秘密住所，设有专人保卫。
那么，张氏投蒋之后，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蒋校长和戴笠】
张氏刚叛变时候，蒋军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和大小特务频繁找他谈话，张氏可谓知无不言。由于张氏是我方的高级干部，他知道的秘密太多，这对延安来说危害很大。幸好，张氏到武汉后到公开叛变有一定的时间差，周公和李克农提前作了部署，加上当时是合作抗日时期，蒋氏也要顾及影响，不好公然利用张氏去捕杀我方人员。从公开资料看，尚未发现因张氏的叛变口供导致我方组织遭到严重捕杀破坏的事件，这和顾顺章叛变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特务们问完了要问的话，张氏说完了自己所知道的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蒋氏也不能让他闲着，还得想办法榨干张氏的价值。
戴笠落实老蒋的指示，让张氏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副主任（戴自己当主任），让张氏“发挥优势”，专门培训军统特务。
张氏干得很卖力，不过效果并不好。经过他培训调教的特务，潜入延安或根据地时，有的被除掉，有的被抓获，有的侥幸捡了一条命回来，对张氏这个“老师”自然不会有好脸色。久而久之，戴笠对他逐渐冷落，张氏有时去求见，戴笠也找各种借口避而不见。
张氏是一个心理敏感而又自尊的人，他被戴笠冷落后，自感没了存在感和价值感，便找到蒋氏阵营的“中组部长”朱家骅，在朱的引荐下，于1939年前后担任“中组部”反gong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到了新单位，特务们仍然不买他的账，张氏觉得“无计可设，无公可办”，便辞了公职。
这一段时间，张氏没有具体工作可干，但以张氏过去的显赫地位，难道就没有什么用了吗？当然不是。在蒋校长看来，张氏作为红色阵营的创立者之一，如此资深的人物都投降了，那么将来的天下，大概率是他蒋某人要胜利了。张氏即使什么工作也不干，也给了蒋校长一个“活教材”，免不了大会小会以张氏为例，大讲一番长蒋军志气的话。张氏的叛逃对蒋军阵营起了这样的安慰和“教育作用”，应该是他的最大用处了。也正因如此，张氏从1940年到1945年虽然没干多长时间的具体工作，却持续担任了“参政会”第二、三、四届的“参政员”。
抗战胜利后，他终于有点事可干了，却遇到了更大的尴尬。
1946年，张氏担任善后救济总署江西救济分署署长，但他在江西遇到一个“老朋友”——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王陵基是张氏在红四方面军时期的大敌，王对红军的旧恨未消，如今仗着官大，对张氏百般刁难、打击报复，张氏哪里忍得了这口气，遂辞职去了上海。
1948年，张氏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宣传工作是他的一个长处，但时事已易，解放大军兵锋所指，蒋军兵败如山倒，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哪里需要他来搞宣传呢？
再不走人，万一被我军俘虏，那该如何面对自己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那是张氏想都不敢想的事，他盘算着要赶紧逃往台岛。
【上海战役撤退前的蒋军及家眷】
当时，蒋军中有门路的人，早早就想着逃台后路，能转移的财产、能先走的家眷，都悄悄地甚至公开地迁上岛了，《潜伏》里余则成和吴敬中对此有真实而精彩的描写。张氏作为降者，没有地位，没有实权，只能千方百计求人，凭着一张老脸，终于给自己和家人找到几张船票，随蒋军的逃亡大潮到了台北。
到了台岛，蒋家王朝的庙大大缩水，大官却依然很多，蒋校长自己都成了落魄岛主，陈济棠、何应钦、阎锡山、白崇禧、马步芳这样的大佬也不知道该怎么摆，纷纷告边站，更何况张氏这样的降将呢？他没有实际官职可干，与家人挤住在临时招待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住所，因为无职无权，没多久就被当局找了个理由挤走了。
不管怎么说，自己也是元老级的人物，居然沦落到居无定所！换了谁也是难以忍受的，张氏没法在台北混了，毛人凤的特务也不会在意这个失去利用价值的人，他愿意走就走吧。
1949年的冬天，张氏带着妻子和3个儿子迁到了港岛。因为港岛当时被英国占领，大陆管不了，台岛也管不着，对张氏来说刚刚好。
由于没了工作，张氏面临生计难题。此时的港岛，聚集了一批类似张氏这样左右都失意的人，1951年，张发奎、顾孟余等人拉着张氏创办了一个反蒋刊物《中国之声》，张氏当社长。但好景不长，由于内部发生矛盾，张社长没当多久，就被张发奎的亲信挤走了。
过去存下的积蓄越来越少，一大家子花钱的地方又多，张氏夫妇十分焦虑。屋漏恰逢连夜雨，张氏的妻子杨子烈在外忙乎生计时摔伤了盆骨，一条腿残疾了，这样一来，夫妇都没法出去做事挣钱了。幸好，张氏的长子张海威有一点薪水，勉强维持粗茶淡饭，东拼西凑供应二子、三子上学。
就是在这样困顿无助的情况下，张氏动了回大陆的念头。他也知道，组织上对他这样的变节者肯定是有看法的，也会非常谨慎，他们能不能接受自己呢？
1953年春，他写了一封试探信，托人找到新华社的港岛分社，请他们转给毛、刘和周，表达自己想回去的想法。
【张氏夫妇在加拿大与孙子、孙女的合影】
新华社港岛分社的负责人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派人把张氏的信紧急送到华南分局，并转往北京。
大约过了三周，少奇同志以书记处书记的名义回了话，请港岛分社的负责人转达了北京的态度：
“愿意回来是可以的，我们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的错误路线，以致最后背叛的严重错误，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这一回复，展现了组织上对于这个叛将的宽宏大量，提的要求也合情合理。但张氏听了后沉默不语，终其一生，再没有提回大陆的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让人来找张氏，约他写回忆录，张氏为了生活，答应了此事。他写了整整4年，在这4年里，堪萨斯大学每个月付给他2000港币的稿费。4年后，张氏写完了约100万字，这就是《我的回忆》一书。
写这本书，不仅给张氏解决了4年的生活费用，后来港岛的《明报月刊》向张氏购买中文版权时，张氏又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其夫人杨子烈也写了回忆录《往事如烟》，夫妇的稿费加上版税等收入，成为此后10多年一家人的主要生活来源。
1968年，大陆的运动如火如荼，波及到了港岛。作为一个叛徒，张氏知道自己一旦被运动小将们抓住，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为了躲避冲击，他带一家人从港岛辗转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他的长子张海威在此教书，二子张湘楚去了纽约当医生，三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算是安顿下来了。
【1968年，加拿大多伦多，张国焘与家人合影】
一开始，张氏夫妇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他们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很有限，要养活一家老小很困难，便搬出了儿子的家，住进了当地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79岁的张氏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难以自理。他的妻子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加上有腿疾，无力照料丈夫，张氏只得申请住进了老人病院。
1979年的冬天，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氏翻身时，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他数次按铃叫护士，但没人反应，张氏默默地忍受着严寒。他的身体原本就已经虚弱不堪，经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12月3日凌晨5时，张氏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空无一人。
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重磅人物，就这样冻死在了异国他乡，时年82岁。
他的儿子们知道父亲的身份很特殊，低调地将他安葬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松山公墓一个偏僻角落，立了一块墓碑，但碑上没有写汉字，也没有任何生平事迹。
【加拿大多伦多的松山公墓，张氏的墓碑刻着姓名“Kai-Yin Cheung”，张氏的字是“恺荫”。这块墓碑下，是张氏真正的安葬地】
【加拿大多伦多的松山公墓，张氏的妻子杨子烈士去世后，和丈夫立了一块合葬墓碑。需要说明的是，这块墓碑下面并不是张氏的真正安葬地。而且，这块墓碑背朝墓园的小路，不容易被人发现。墓碑的正面，刻着当地人布莱克（Black）夫妇的墓碑，属于“一墓两用”，布莱克的正面字样成了张氏夫妇的“伪装”】
【这就是墓碑的正面，刻着布莱克（Black）夫妇的姓名。人们来到墓园寻找，很难发现这块墓碑的背后会刻着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个名字】
参考资料：
1.《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郭钦著，天地出版社
2.《张国焘传》，姚金果著，天地出版社
3.《一个叛徒的自述 张国焘叛变前后》，中国文史出版社
【深耕战争史，弘扬正能量，欢迎投稿，私信必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