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陶糅合了原著中的
沪生和小毛
作为“赤裤兄弟”，当宝总还是身无分文的阿宝时，找陶陶借钱，陶陶毫不犹豫就拿出了准备结婚的钱，即使阿宝输掉了一半，再找陶陶借，他还是拿出了一家一当，甚至阿宝要他脖子上的金链子，他不但取下来给阿宝，还问戒指要不要。用陈龙的话说，“对于阿宝提出的要求，陶陶完全是义无反顾，能帮则帮，他要什么，能给到的全部给到！”
剧版的陶陶这么讨喜，陈龙将其归功于王家卫导演，“小说里阿宝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沪生和小毛在剧中都没有出现。导演告诉我一个秘诀，你在看原著陶陶的同时，把沪生和小毛的人物性格也了解一下”。所以，剧中陈龙诠释的陶陶既仗义又懂阿宝。对外，他极力维护阿宝；在内，阿宝不管是事业还是情感受挫，他一直都是阿宝想要见到并倾诉的人。
因为剧中陶陶和阿宝一出现就已经是好兄弟，并没有对他们的前尘往事做太多铺垫，这就需要演员做功课，为角色设定很多前史，加强角色的信念感。“我想他们肯定一块儿打过架，或者一起做过一些很兄弟情义的事情。”
没想到进了组，他发现导演对陶陶的设计早在开拍前就想好了，在陶陶的海鲜档墙上和桌子的玻璃板底下，都有陶陶和阿宝以前的合影。“这些道具虽然特写不是很多，但是当我进入这个场景，看到这些照片后，代入感是非常强的。”
三个月四次试戏
心情像坐过山车
能演上陶陶，陈龙试了四次戏，经历了难熬的三个月，“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通知你去试戏，每次试完之后心里都很忐忑，不知道到底用不用我。整个过程，心情像坐过山车”。
入行二十多年，陈龙第一次见识到和实拍一样的试戏。第一次试的是在夜东京的一场戏，现场搭的景和剧中呈现的“夜东京”一模一样，有对戏的演员和他搭戏，摄影师也是鲍德熹（《繁花》视觉总监，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2001年凭借电影《卧虎藏龙》荣获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当时就觉得，哪怕没被选上，也算是和王家卫导演合作过了。”
三个月的试戏之后，就是三年的拍摄期。三年时间，陈龙并没有觉得长，反而觉得自己三生有幸。“从来没想过可以跟王家卫导演合作，他在我心里就像神一样的存在。”陈龙把拍《繁花》的过程，看作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因为在现场，王家卫导演对戏的要求，对艺术的把控，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而如果王家卫在现场要求演员重拍，或者还会对演员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时，说明这个演员还有提升的空间。“这三年在拍摄现场，我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听导演的。他说的一定是对的，相信他就好！”
从小熟悉进贤路
杀青那天非常失落
陈龙在上海卢湾区出生长大，家住光明中学对面，对《繁花》中陶陶经常出没的进贤路很熟悉。外婆家则在石门路延安路，夏季经过那里，妈妈都会带他到石门路吃冷面、冷馄饨，每次大排都要点两块，但两块都是挺他吃，妈妈永远说她不饿，不想吃，不喜欢吃。他还记得跟表哥一起在弄堂里玩耍、放鞭炮，对面还有菜场、剧场。所以，拍《繁花》时，他的记忆总能很快被拉回到那个时代，感觉自己不是在拍戏，而是在生活。
做记者多年，采访过不少上海籍演员，印象中陈龙是唯一在采访过程中，会不由自主说起上海话的演员。在自媒体平台上，他也经常用沪语拍短视频。说沪语，在陈龙看来是一种情怀。“不光是沪语，方言，我觉得一定要保留，这是一个地方的特点，如果连方言都没有的话，那这个地方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没有了。”
《繁花》用上海话演戏，陈龙觉得太得心应手了，“因为我说普通话，那是在演戏；说上海话，那就是在生活，就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也是这么讲话的”。《繁花》里这种生活化的表演，也是陈龙在拍摄时最大的感受和收获，“导演在现场一条一条拍摄的时候，就是在不断去掉我们演的部分，他要的是演员在剧中生活”。
摄影/石磊
在《繁花》剧组拍摄了三年，活在陶陶的世界里三年，陈龙不知不觉中跟陶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杀青那天，拍到最后一个镜头时，导演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这是你最后一个镜头了。”演完后，大家鼓掌祝贺，陈龙却有种深深的失落感，心里很难受，嘟囔着流下了眼泪，“陶陶要离开我了”。这句话正好被导演听到，过来拍拍他，“放心吧，不会的，你就是陶陶”。那天回到家已是凌晨两三点，陈龙趴在写字台上认认真真写下一句话：我就是陶陶，他不会离开我。
作者 梁娟（《上海电视》独家稿件，转载请联系《上海电视》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