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金）的一处铜矿。
腊月三十，北半球的冬季即将进入尾声，赤道以南闷热的雨季还要绵延一个多季度。一北一南，我和我爸各自过年的地方。
来自商务部2023年的消息显示，2022年中国企业共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5.9万人，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4.3万人。54.3万人中，就有我爸。
他今年52岁，2024年是他第二次在刚果（金）过春节。过去两年，他和一两百个中国人、六七百个当地人一起，住在一个我至今不知道详细地址的铜矿厂里，他的工作内容是选矿设备安装。
无论是金矿、铁矿还是铜矿，对一处新开采的金属矿山来说，球磨机、烘干机、分级机、浮选机等都是必需的机械设备，它们能利用物理作用将大块矿石破碎成微粒，再将需要进一步加工的金属分离。负责将一块块钢板、铁板从无到有地切割、拼接成选矿设备的工人就是安装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老家是山东招远，打我记事起，家乡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产黄金，县城内外，闲聊间人人都能讲几句听说或是亲历的与黄金开采有关的消息。2014年，原国土资源部还在网站上发文，称莱州-招远整装勘查区是世界上第三大金矿区。
生长于斯，从学徒开始，我爸做了二十多年安装工。这些年里，他工作的内容不变，工作的地点却离家越来越远。
记得我上小学时，我爸在县城西南边的几家工厂打过工，这些工厂离家不过几公里远。没几年，我上了初中，他开始“背井离乡”，先是周边的县市，再是国内的其他省，常常一去就是几个月甚至一整年，再往后，出国成了常态。
空间距离拉长，让见面成为奢望。时间久了，亲戚朋友都已习惯——逢年过节我爸总是个不在场的人。我也一样。很多时候，我只能大概记得他在地球的哪个位置，有时是南亚，更多时候是非洲，至于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甚至哪一片土地，我总是弄不明白。
但我知道，异乡的日子一定不好熬。隔着中国和刚果（金）之间6个小时的时差，视频电话里，我见过他和其他人一起坐在三轮车车厢上，吹起的黄沙让人睁不开眼；我也听过他用简单的英文单词同当地工人沟通，询问一个问题处理后“good还是不good”。
正如每一个农民工都不是自愿离开故土一样，我爸也是一样。
今年过年，工地宣布放假两天，又给每个人发了一包瓜子、一包花生和一把糖，在山东，这是过年时各家必备的小零食。通视频电话时，我爸说了好几次，“想回去，真不想再在这待了”。只不过，每次决定要出国时，他总是这么说，“不出国怎么办？在家没有活干。”
“设备卖到哪，我们就去哪干。”像是候鸟必须随着季节迁移，行业变化给了我爸不得不走的理由。
在国内，我爸去过河南、四川、江西、新疆、内蒙古等地。那是2009年《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发布之前，“绿色矿业”和“2020年基本建立绿色矿山格局”的要求目标还未被明确提出。
在一份由自然资源部研究员葛振华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中，我查到了一个数据：受到我国经济强劲增长和全球矿业经济持续景气的影响，以中、西部地区为主，国内私营矿山数量在2005到2009年间稳步增长，到2009年达到7.6万个。而我爸去工作的这类私营矿山，绝大多数规模都不大。
环境保护和安全整治扳开了第一条道岔。
“过去一个小选矿厂采购的设备，每天的生产量也就是百十来吨，300吨、500吨都算是大设备，这样的企业规模小、效益低，不会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环境保护或是者安全生产，但是这些年环保和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要干，只能做大。”慢慢地，我爸经手的矿山设备设计生产量增加到了每日3000吨、5000吨，甚至上万吨。
2019年，国务院安委办正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非煤矿山工作。不过在此之前，我爸和他的工友们已经发现，一众产能落后，环保、安全不达标的小型矿山开始被逐渐清退了，“即便是设备需要整改和长期维护，也用不了这么大体量的工人”。
出国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2010年，我爸第一次出国务工，去了苏丹的一处中方援建项目，“中国花钱，提供设备，负责安装调试，再进行人员培训，等到能生产了，中国人就都撤了，后面的生产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但近几年，中方同时负责投资、设计、制造、施工、运营的“出海”方式已成为新的趋势。刚果（金）的那处工地也是如此，项目经过全球招标，中国企业中了标，除了常规的生产和人员培训，在那里开采出的铜还会优先以市场价卖回国内。
对双方国家来说，这是双赢的生意。而对我爸这样的安装工来说，尽管没人负责“五险一金”，但双倍工资还是让出海工作看上去更有性价比，“毕竟在国内工作也回不了家”。
只是，生活和情感总是矛盾的。
大年初二，一个刚回国不久的工友又问他工地上还缺不缺人，他想再回去了。
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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