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孙雯
如果没有荷兰人高罗佩，来自唐代的狄仁杰大概不会成为荧屏上的“中国第一侦探”。
高罗佩在书房弹奏古琴
春节期间，这位“老牌侦探”再度出马，古装悬疑剧《大唐狄公案》上线。这几天，《大唐狄公案》临近尾声，从网友的观感来看，难挽扑街之势。不过，抛开剧不谈，狄仁杰如何成为狄仁杰，并奔忙于荧屏之上，仍然为大家津津乐道。
历史上的狄仁杰，与多数同等地位的人并无不同，他以科举入仕，宦海浮沉。武则天掌位时期，狄仁杰两度官拜宰相，他直言敢谏，留予后世忠贤并举的形象。
至于“断案”一事，《旧唐书·狄仁杰传》中记有一句：仁杰，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此可见，狄仁杰的勤勉是无疑的，但与亲身参与调查、取证的侦探形象仍有鸿沟。
由狄仁杰生活的唐朝，到高罗佩生活的20世纪前半段，相距千余年，可以说，高罗佩创造了属于大众生活的狄仁杰——他精明干练、料事如神，他的几位助手则勇武忠诚、奇遇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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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罗佩的友人兼同行陈之迈曾说：高罗佩一生做了许多不平常的事，因为他是一位很不平常的人。
旧诗、古文、书法、绘画，这些中国旧式文人的看家本领，高罗佩样样在行，这从他留下的作品可以窥见一二。更为特别的是，他懂古琴，能奏“高山流水”，还著有《琴道》一书。
高罗佩为其师叶诗梦所绘小像
高罗佩至少通晓15种语言，足见其趣味广泛。而他对中国文化的倾情投入，应该始于1935年，这一年，25岁的他出任荷兰驻日大使馆秘书，这段履历一直持续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荷交战，他被迫离开。
在《高罗佩事辑》（严晓星 编 海豚出版社）收录的“荷兰高罗佩”一文中，作者陈之迈认为，这段时间，高罗佩应该多次到过中国，只是年月无法考证。当时的日本，以丰富深邃的文化，使得西方人士景慕不已，但多数人并未探究这种文化的渊源。高罗佩与他们不一样，他将
注意力集中于中国文化，并探索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这些，体现于他生活中的各种细节——
他初到日本即自取中国姓名：“高”是他本姓Gulik第一个音的音译；“罗佩”则是他的基督教命名Robert的音译。他第一次到日本，住在东京“芝公园”附近一个山坡上，故取字“芝台”(日本文“芝”字作草坪解)，又自号“笑忘”，系取“一笑百虑忘”之义。他在起初称他的书室为“集义斋”，据说在十八世纪荷兰人到广州，中国人称其集中之处为“集义斋”。其后他收集有关中国古琴的材料多了，遂称其书斋为“中和琴室”。太平洋战争中，他留在日本的书籍全部毁失，仅存他带到重庆的一部分，故名其在渝都的书斋为“犹存斋”。他在重庆结婚，觉得这个名称不够“浪漫”，于是将其书斋的名称改为“吟月盦”。十年后他再到东京，觉得这个名称有点“轻浮”，于是另外取名“尊明阁”，自言有两重意义：其一为“在这个乱世当中，处世应有光明磊落的态度”，另外一个意义是他最喜欢明代的文化，收藏亦以明代的文物为多。（摘自《高罗佩事辑》·荷兰高罗佩）
中国传统文人的雅好，是高罗佩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每取新字号或斋名，他都刻印铭记。当然，为了表示不忘祖国，他的题款总会特别注明“荷兰”高罗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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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罗佩的狄仁杰，诞生于他第二次被调任日本期间。
1948年，高罗佩再次来到东京，担任荷兰驻日军事代表团政治顾问。闲暇之时，他将一部作者至今无从查考的《武则天四大奇案》译成英文，当然，他只翻译了前三十回，即古本《狄公案》部分。
此时，英国人柯南·道尔所著福尔摩斯小说，已在东方世界风靡——1896年，单篇福尔摩斯小说被翻译成中文，连载于晚清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1916年，中华书局推出第一个中文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高罗佩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循吏名公大鸣不平。在他看来，他们“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
翻译不过瘾，高罗佩以狄仁杰为主人公，创作了《铜钟案》，只是，这部作品在日本未能出版，被暂时搁置。很快，他又写出《迷宫案》。上世纪50年代初，高罗佩担任荷兰驻印度大使馆参事，在新德里，他将《迷宫命案》译为中文，名为《狄仁杰奇案》。1953年，《狄仁杰奇案》由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同年，荷兰一家出版商出版了英文版《迷宫案》，英国一家出版商出版了他之前所写的《铜钟案》。之后，高罗佩又为这家英国出版商另写三部仍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并为杂志报刊创作有关狄仁杰的短篇小说和漫画。
从此，作为侦探的狄仁杰与作为侦探小说家的高罗佩，一起名满天下。
《大唐狄公案》 [荷兰]高罗佩 海南出版社 译者: 陈来元 胡明 李惠芳 赵振宇 许明
如果不了解高罗佩，很难想象《狄仁杰奇案》出自一位西方人之手，这部小说共25回的章回体小说，回目对仗工整，每回以词开端，结尾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除了体例，情节更是处处浸润中国文化元素，其中一案，以一幅山水画为中心，作为迷宫的暗图；另一案则以一首情诗中的意象，锁定破案关键。
高罗佩写狄仁杰，写出了唐代的司法、吏治、行政、外交、工商、教育、文化、宗教、风俗、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将他所处时代的风云融汇其间。
1958年夏天，高罗佩第五本以狄仁杰为主角的小说出炉，其时，他作为荷兰驻黎巴嫩兼叙利亚公使，住在贝鲁特：“是时黎巴嫩有激烈内战，当时的恐怖就不知不觉渗入故事之中。”
作为一位职业外交官，高罗佩以15年的公余时间去创作狄仁杰系列小说，最终积成16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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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高罗佩的和中国文化之间有一种催化剂，当属他在中国的一段工作经历。
1943年，作为荷兰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高罗佩被派驻重庆。他以对琴棋书画诗的擅长，结交了很多朋友，还组织过“天风琴社”。
除了沉浸于诗文书画的日常，高罗佩还娶了一位中国太太。1943年12月18日，他与张之洞的外孙女、中国京奉铁路局局长水钧韶的女儿水世芳，结为伉俪。
高罗佩与水世芳婚礼
水世芳是江苏阜宁人，成长于北京，肄业于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又在齐鲁大学修完历史社会学学位。结束学业后，水世芳进入当时设在重庆的荷兰驻华大使馆做打字员。
水世芳的打字员工作，可能经由一位杭州人叶秋原介绍。历史学家方豪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到：“是不是秋原夫妇介绍，我已记忆不清，但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秋原夫妇很关心水女士，深恐高先生不满意，所以水女士初去工作时，秋原夫妇每遇高先生，必问：‘水小姐工作怎样？’高先生还表示过很多次不十分满意，说她迟到早退之类。后来才知道这是烟幕，原来高先生已在秘密进行恋爱。”
水世芳嫁给一个外国人，对于传统家庭出身的她而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面对媒体的来访，她说：“他不是外国人！从我们认识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爱吃‘元盅腊肠’、喜欢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
1967年9月24日，57岁的高罗佩病逝于海牙。荷兰汉学家何四维在悼念文字中说，他曾听到有人批评高罗佩为“业余的天才”——“至少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对的。他远离常道，不谈中国历史及社会上的大问题，不谈哲学、人生。他寻找那不寻常的枝节问题，而这些枝节问题往往引起他的极大兴趣，一旦他的兴趣被引起了，他就非穷根究底才罢休，也就像他研究学问一样。”
高罗佩的长公子威廉则认为，自己的父亲是“古董店里的外交官”。正是在高罗佩去世之后，他以读父亲生前好友的回忆文章，来重新发现自己的父亲。
威廉提到，有一位与高罗佩在中国工作时的同事，说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办公室，而在街上穿梭、钻进古董店和老板天南海北地聊天。
“少有人能像父亲那样真正深入民间，得到深刻的讯息，这个看法是我前所未见的。”“重读”父亲，威廉觉得，“如同进行一部侦探小说，不断有新发现。”
图片来自豆瓣网、央视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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