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词人郑文焯和今人为他编的年谱（杨传庆著，中华书局2023年5月）。
近年来，晚清四大词人的年谱出了好几种，似乎并没有一部特别丰满的。从上世纪九十代起，马兴荣曾分别为王鹏运（1850—1904）、郑文焯（1856—1918）、朱祖谋（1857—1931）、况周颐（1859—1926）编过年谱，大多刊于《词学》辑刊上，但篇幅都不大，未能单独成书，之后四家年谱作为四篇文章被编入2013年出版的《马兴荣词学论稿》，就是很好的旁证。2009年，香港学者郑炜明出版《况周颐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经修订重版为《况周颐先生年谱》（齐鲁书社）。2013年，沈文泉出版《朱彊村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以上两种作为著作而言，篇幅亦不甚大，读后不免给人单薄之感。
2023年下半年，杨传庆的《郑文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朱存红的《王鹏运年谱长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先后面世，粗看之下，不难发现二者的篇幅比况、朱二家明显要大不少。诚然，篇幅大小并不是衡量学术成果好坏的标准。不过，相对巨大的篇幅，至少给人多一点披沙拣金的空间。之前，常听沈燮元先生谈起他编《屠绅年谱》，受到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启发，认为古人年谱的编撰有几个难点，其中一点就是谱主所处的时代离我们太远，有关他的材料简略且少，不好编；反之，时代离我们太近者，有关材料繁多且杂，加之不少还没来得及系统整理与公布，同样不好编。晚清四大词人的年谱，可能就属于后一类。
任立凡画瘦碧山人三十岁行看子（肖像）。
其实，郑文焯去世后，其婿戴正诚（1883—1975，字亮吉）就数次为岳父编年谱，分别在《青鹤》《同声月刊》上连载过，后来也曾出过单行本。戴氏所编，虽然篇幅有限，但因郑文焯去世后，不少遗物由其保存，有些纪事、细节，自然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郑文焯年谱长编》虽篇幅后来居上，远超前者，但内容仍不能舍弃戴氏旧谱而独立。举一个小例子，《年谱长编》光绪十一年（1885）记“是年，倩任预画行看子一幅”（编者注：行看子，这里指肖像），这一条完全沿袭戴正诚《年谱》记载而来。作者在参考文献中明确开列了《词学季刊》，却未注意到“任立凡画瘦碧山人三十岁行看子（戴亮吉先生藏）”作为插图刊登在《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上，此图原迹今藏苏州博物馆。郑文焯自题后署“光绪十一年岁在端蒙作鄂孟秋之时，瘦碧自题”，康有为题诗后附记“此郑大鹤先生少年画像。戊午正月，游玄采薇，高节比竹，清声不可复得，题此怆然”。戴氏失载，杨氏亦未加增益，不免失之眉睫。
毋庸讳言，《郑文焯年谱长编》利用了近年公布、整理的新材料，如《潘钟瑞日记》《李超琼日记》《夏剑丞友朋书札》等，自然值得肯定。但某一家或某一方面的材料太多、太集中，也可能会使得年谱内容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有日记或书信的那段时间，谱主与日记作者、受信人关系出奇地密切，交往出奇地频繁。例如苏州人潘钟瑞（1822—1890），在郑文焯一生中，或许并非最重要的交往对象，却从光绪十年（1884）开始，到光绪十六年（1890）之间，频繁在《年谱长编》中出现，不免给人以他与郑文焯关系极密的错觉。不过，事实恐非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年谱长编》这阶段充分利用潘氏留存的《香禅日记》。首先，二人交往并非限于《香禅日记》所载，日记以外的事迹《年谱长编》涉及相对较少；其次，光绪十年到十六年间，同时与郑文焯交往者甚多，别家无日记、书札类材料可供援引参考，故单纯从《年谱长编》看，郑氏与潘钟瑞的交往尤其突出，这是文献资料多寡不一，直接导致研究结论失衡，致使读者产生偏至之感。这并非孤例，在近年出版的一批年谱长编类著作中，或多或少都可以发现一些类似的情况。
郑文焯所著《高丽国永乐好太王碑释文纂考》。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年谱长编》之作，对于研究谱主生平，无疑具有网罗之功。十多年前，我在日常编目过程中，看到一册郑文焯所著《高丽国永乐好太王碑释文纂考》，此书是光绪二十年（1900）朱之榛（竹石）为郑氏所刻，戴正诚《年谱》、杨传庆《年谱长编》均有记载。虽然这册《释文纂考》内封钤有“鹤公”白文印一方，或许是郑氏自存之物，但内里并无批校题跋，内容与普通刻本无异。只是略加翻阅，却意外发现书中夹了两页红色笺纸，谛视上下款、字迹，发现竟是郑文焯写给俞樾（1821—1907）的亲笔信：
郑文焯写给俞樾的亲笔信。
曲园世丈大人钧阁：经岁违侍，密迩有怀，秋来屡诣起居，阙然詹对，弥用邅迴。伏惟体与神康，德宇泰定，休甚休甚。焯昨自沪暂还，以料简家人之疾，旦夕尚须规往，饥来驱人，殊恨碌碌。壮龄漂泊，落南已廿余年，曾不知老之将至矣。兹有渎者，吴仲怿侍郎屡属下走购求钧著《春在堂全集》，大索坊间，强半石印。侍郎亟思乞得元刻一部，俾获珍藏。今复命焯代申悃款，敢冀鉴其钦迟之诚，以纂纪之富，残膏剩馥，不吝沾濡，良有厚幸。侍郎以学行禅其家，愿以近刻数种奉酬嘉赐。未审长者意旨如何？特代覼缕，幸无见尤。兹呈拙编《高丽好太王碑考释》一卷，伏乞赐览，幸有以教之。感甚感甚。寻驰谒不次，敬叩大安，伏惟垂詧。世如侄文焯谨状上。九月七日。
从信札所述，可知郑文焯从上海临时回苏州，代好友吴重憙（1838—1918，字仲怿）向俞樾求取《春在堂全书》，专门致函，并随函赠送自己的新著《高丽永乐好太王碑释文纂考》。时在九月七日，具体哪一年，从信的内容看，实在难以遽定。说来也巧，三四年后，一次偶然机会，在朋友圈看到另一封郑文焯的亲笔信，也是两页，用玫红色笺纸，收信人变成了吴重憙，其文云：
蓼舸侍郎钧阁：前寄上《封泥考略》标检写样，度次日已达左右。比以搜购《春在堂全集》迄不能得其一二，因径函询曲园世丈，乃知伊处亦无存者，正在丐资续印，坊间堇石印本，尚非完帙。兹将曲园丈复书附呈垂览。此老神采奕奕，观其手毕（编者注：犹手简），足征眉寿矣。前属装《藏说小萃》，其间颇有错简落次之弊，今甫与灵芬阁主校编妥善，即付线装。沪行稽迟，亦职是故。
再，胡研生粮储前于八月初以苏抚部屡电趣来查办南中参案，中秋夜犹在节耑文䜩，归沧浪行台，偶患时病，延曹医诊治，不浃旬间，奄复殂化，深用怆然。两月以来，既悲鹜老，复悼研生，俱往之伤，弥增凄独。词人命剥，岁值龙蛇，可胜哀哉。顷闻其眷属已至，其夫人亦几一痛而殉。以沧浪近改学务处，未便停丧，有十一日开奠之举。下走素分雅旧，讵忍恝然，拟吊毕，即日解维如沪。
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为“重九日”，毫无疑问，应是写于致俞樾函两天之后，信中谈及俞曲园回信告诉郑文焯，自己手中也没有现成的全套《春在堂全集》，正准备筹集资金刷印，婉拒了吴重憙的求书。此信亦未署年份，不过信的后半部分郑文焯提及两位好友先后去世，一位是胡研生，另一位是鹜翁。鹜翁即王鹏运，光绪三十年（1904）王氏在苏州病逝，检《年谱长编》本年六月二十三日记之。同年九月九日又有“悼王鹏运、胡延”一条，研生即胡延（1862—1904，字长木）的别号。由此可以确定，上述郑文焯致俞樾、吴重憙两家信札，均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无疑。杨传庆全文引用同年八月三十日郑文焯致陈锐一函，详述王鹏运去世的情形，颇可一观。上引其致吴重憙一函对于胡延去世情况记述甚详，则可作为对《郑文焯年谱长编》的补充。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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