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亨廷顿提到：“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获取国家政权是一场戏剧性的变化；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它只是一个漫长的、旷日持久的过程的最后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并使中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而对于刚刚夺取全国政权，首次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他们需要在革命与现代化、古老的国情与激昂的使命、乌托邦式的革命承诺与现实的政治实践之间谨慎地构筑起政治秩序，来重塑这个古老却又年轻的国家，并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走向。传统来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研究往往被归为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而随着社会科学视角的加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从关注历史时期转而关注具体的研究议题。

有鉴于此，本专题试图基于“议题”而非“时段”的视角，来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更为多样且波澜壮阔的一面，以期带来新的启发。本专题将首先以“国家与社会革命”为开端，从“国家形态”的视角回顾革命与现代中国的形成。随后将深入围绕1949年后的中国展开的不同视角的研究，专题一“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权、组织与体制”聚焦于上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政治体制的思考与范式。专题二“城市接管与政权建设”，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历史进程。专题三“官僚监督与国家能力构建”则将视角聚焦在建国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从而关注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代理人”监管的问题。专题四“群众动员、政治运动与革命教化政体”关注“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重要组织手段，是如何延续到其建国初期的国家治理中来。专题五“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改造与变迁”主要关注1949年后变化最大的乡村，以观察新生的政权如何面对中国最古老的农村问题。专题六“财经秩序、生产与经济秩序的重建”则主要关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经济秩序。专题七“家庭、文化与社会变迁”聚焦于社会巨变下的“个体心灵”与“集体生活”，关注历史转折中的普通人的生活。专题八“医疗、教育与公共事业的开展”则是关注共和国早期，如何重塑新时代的教育，以及实现革命的理想与抱负的过程。

显然，受策划人本人智识所限，下列文献不仅不能涵盖所在议题的全部研究，而这些议题同样也不能涵盖这一领域的研究，但正如裴宜理鼓励中国研究学者关注早期的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回望而以前行”，通过对过去的关注，通过将社会科学视野带入过去，从而直面我们脚下土地的古老、变迁与希望。

鸣谢

专题策划人：

陈立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陈明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党与政治发展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史等方向的教学与研究。曾任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革命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两大历史运动，在学术上也通常将其作为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几乎没有一个党派和政治集团不曾把革命与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旗帜，这正好说明了过去一个世纪的特质，但只有那些认清革命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并积极顺应这一时代潮流的党派和政治集团才能分享革命与现代化的盛宴。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说过，“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这个条件语式其实表述的几乎是所有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即现代化是对传统权力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需要由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来推动和完成，借此为新的社会因素的成长开辟道路。中国的不同只在于除了一个由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外，任何力量都不能充当这样的政治权威。这不是理论演绎，而是经验事实。

革命的帷幕已经落下，但革命的遗产仍然有待整理和消化，而与革命联袂而至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更深刻的历史过程直至今天还远远没有结束。把党的历史活动及其面临的改革挑战置入革命与现代化的分析框架中予以讨论，至今依然是令人兴味盎然的课题。

一、危机与革命时代的来临

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中，“革命”意味着江山易姓、改朝换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革命所以发生，是因为王朝已经失去“天命”与“民意”的眷顾，用今天的话说即丧失了政治合法性，因此王朝的更替便像自然的四季更替那样具有历史必然性。1840年鸦片战争中断了王朝循环的逻辑。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之中，革命开始脱离过去周而复始的含义而和近代西方思想和西方革命概念相结合，革命（revolution）不仅指统治权的激烈更替，也指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不仅引申为社会经济关系的除旧布新，也扩展到文明方式、价值系统甚至包括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然而，到20世纪前半叶，无论是知识界中间发生的关于改良和革命的争论，还是社会底层现实运动的诉求，都使得革命的重心重新移回中国的本土语境，即革命抹上浓厚的颠覆现存政体的暴力色彩。如果说西方革命的理论和历史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的话，那也只能是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而不是英国革命。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必须与现代化联系起来思考。

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在内忧外患交困情境下的自强运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年可以说是中国的“屈辱的世纪”：“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之现代化运动，实是一雪耻图强的运动。而此一雪耻图强运动，分析到最后，则是一追求国家‘权力’与‘财富’的运动。”这就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两项任务，即政治上建立民族国家，经济上实行工业化。但这两项任务都是晚清政府无法完成的。罗兹曼等人的一项研究指出，清王朝这样一个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由于过于关切自身的统治安全以至于丧失了自我改造、应对外来挑战的内驱力和历史机遇，这使得其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脆弱性。“19世纪中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中国政治结构的固有脆弱性及后来其所遭到的腐蚀。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仅因其本身的性质日益与世界其他国家发生的变化不协调，无法应付与外部政治挑战俱来的冲击力所强加给它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可悲记录表明，旧的政治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内伤”。可见，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来自王朝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既然体制内已经没有其他机制足以应付外强内乱，于是体制外的倒逼机制便自然形成，这就是地方势力（中下官绅和民族资产阶级）、民间社会（会党和新知识界）与革命党（及其利用和控制的新军）的自下而上、内外呼应的造反运动。罗荣渠说：

晚清中央权力的衰败和地方权力的膨胀，在客观上有利于地区性小范围的改革；但这种分散性不同于西方封建社会分散性，西方的分散性中蕴存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的统一要求。而辛亥革命尽管使无所不包的普遍王权的一元结构突然解体，但是从帝制的废墟中却不能产生出一个现代型国家，而是分裂出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形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

这一危机就其后果而言持续了近40年，在列强环伺和入侵的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下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这说明，虽然辛亥革命结束了王朝国家的形态，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并没有真正消除。中国现代化的两项任务一项也没有完成，民族国家只是徒具形式，军事割据和统治失序等政治败像纷呈，民族工业则在夹缝中举步维艰、挣扎成长与旋即凋敝交替循环。重建现代国家与推动现代工业仍然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题，而且许多中国人越来越认识到前者是后者的前提。

这里涉及如何评价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所谓“新传统主义”的现代化实践。在中国大陆，国民党的现代化战略可圈可点之处实际上只有十年，即1927年至1937年间。此前的国民革命以北伐统一为中心工作，经济了无建树，此后抗战爆发以及战后的国共战则中断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这十年间，毋庸讳言，中国的纺织业、食品加工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都有很大程度的增长。这与国民党承袭孙中山三民主义合法性资源，通过军事与政治手段将权力与资源逐渐从地方收归中央，建立以党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秩序是分不开的。但是需要指出，南京政府是一个与国际资本势力有盘根错节联系的买办性和依附性政权，它不可能在资金上、政策上积极扶持和有效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也无意构建一个对民族私人企业有利的制度化结构。事实上，和民族经济相比，外国资本到抗战前夜已经在中国现代化经济部门和通商口岸占据了支配地位。此其一。其二，南京政府是一个官僚化的军事性政权，它在“节制资本”的名义下对经济生活实行控制和垄断，夺走了工商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以来曾享有的经济自主权，迫使这一阶级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附属物。所以费正清说它的存在“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延续它的政权，这跟过去的王朝没有什么两样”。其三，南京政府是一个低制度化水平的权威主义的城市性政权。说它低制度化水平是指其权力运作带有浓厚的宗法血缘的人治传统和“新国粹”色彩，权威主义是指其“一党专政”的政治霸权秩序压制大众政治参与，而所谓城市性则是一方面指其有效统治范围仅限于沿海和长江下游一带通商口岸，不及广大乡村腹地，另一方面指其集中于口岸城市的官僚资本主义与中国广大乡村社会尖锐对抗。巴林顿•摩尔说：“国民党统治20年间，显示出与欧洲工业化的反动历史阶段相同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国民党推行的现代化实际上可以归入国家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与传统势力相结合的保守的渐进的德、日现代化类型。但问题是，在20世纪特定的内外条件下，国民党政府既缺乏足够的政治权威有效动员资源进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也因其固有的体制缺陷和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不能实现向理性化的现代国家结构的转变，这种保守的渐进的现代化没有带来德、日式的富国强兵，反而使中国一步一步边缘化。而国民党本身在其意识形态衰落、组织结构和功能紊乱、军事政治连连失利的情况下，日趋腐败无能，最终丧失了现代化的领导权。

现代化经验表明，如果现代化不能幸运地以比较接近传统的方式走渐进改革的道路，那就很可能选择与传统决裂的激进革命的道路。只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与一系列危机平行出现的一系列革命，即一个持续性的革命浪潮何以愈演愈烈;也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并采取武装斗争这一极端形式作为现代化的开道车，何以绝非偶然。

二、总体决战与集体狂欢

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把半个世纪前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特殊形式，视为17世纪以后由欧洲革命所揭开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大体是不错的。然而，发人深思的是，中国回应世界革命采取的最终方式却不是霍布斯鲍姆（E.J. Hobsbawm）所说的“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

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兴起，已有大量的文献从阶级基础（无产阶级的出现）、外部条件（俄国十月革命）和舆论准备（新文化运动）等方面进行分析。但这些方面必须和一个特定的因素联系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视角，这个因素就是辛亥革命的失败。

说辛亥革命失败，通常是指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没有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变。从本文的角度观之，毋宁说是没有扭转自晚清以后即存在的地方（军阀）势力坐大、中央权威衰落的颓势，反而加深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衰败与解体。正如孙中山说：“综十数年以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溷，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而且令孙中山尤为痛苦和失落的是，作为反对辛亥以后专制复辟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竟然没有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支持，“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民初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欧美革命的理想被严酷的现实击破。他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北方的邻邦——1917年以前，在欧风美雨吹淋下的中国知识界的印象中，俄国是一个比中国好不到哪里去的国度，除了它落后的农奴制以及它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外，几乎是一个被忘却的大陆，然而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苏维埃制度横空出世，“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尤其是新政权两度声称“废除”过去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让绝望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俄国革命作为“新型革命样式”便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共振，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探索和向往之心，从而导致中国知识界普遍的“左倾”化和激进化。毛泽东作为身历其境者有一段话非常真实地描述了这个历史性的变化：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隐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激情，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这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辞典里，虽然中国革命在性质上依然在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即“反帝反封建”，在这个意义上它仍然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但在范畴上，这一革命已经被纳入共产主义革命中，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这样的革命必然具有极为暴烈的性质。其实，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革命就注定不可能采取温和的形式。第一，这个革命是在拯救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危机深重的直接反应。危机把时间和空间高度浓缩为一个临界点，把一切问题推到非此即彼、直截了当的境地，从政治改造入手，寻求一揽子解决办法便成为精英人物的选择。这是改良主义在中国始终无法取代激进主义的主要原因。第二，正如前面所述，这个革命是为现代化构筑新的权威基础，重建民族国家的目标首先和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发生尖锐冲突，其次和国内封建专制割据势力的经济社会结构形成尖锐矛盾，这两个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要制服强大的敌人，必须有更强大的力量。所以毛泽东说：“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炼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否则）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第三，这个革命把中国现代化第一次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及其规定的社会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特质使中国现代化变为彻底的反传统的革命运动，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不可能像其他后发展国家那样可以从传统中寻求组织资源和思想资源。因为中国不存在民主自由传统，无议会可以利用（民初一度存在的国会沦为军阀工具），无组织反对党抗衡政治中心的机制（民国南京政府是一党独裁），因而无法在体制内运用合法方式进行社会改造，唯有在体制外进行社会动员一途。

中国革命这种彻底的不妥协的总体决战的性格在中共早期从事农运领导人（如毛泽东、彭湃）那里表露得特别鲜明。例如，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一反当时中央某些人关于农民扫荡乡村旧秩序，造成一种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的“恐怖现象”是“糟得很”的结论，对革命作了这样一番“好得很”的惊世骇俗的界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

他们（农民）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革命在现代中国终于被剔除了由西方经验引入的和平变革、淘汰演进的意义，而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政治暴力等富于集体狂欢的意象。革命成为被压迫者盛大的节日，革命也成为被压迫者的集体无意识。多少年以后，“疾风骤雨”、“风雷激荡”的革命形式、革命氛围甚至要比革命本身的理由以及革命所要解决的现实内容更有生命力。

三、党治国家的兴起

按照列宁主义学说，这样的革命需要由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领袖集团的政党来领导，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列宁主义的党同辛亥以后的各式政党在组织结构上最大的区别是它的严整性。虽然孙中山也曾试图借鉴布尔什维克主义把国民党改造为一个革命党，但国民党与中国传统社会基础乡绅势力的天然联系使其无法进行内部严格的整合，大革命时期与各革命阶级的合作使其成为一个政见歧出的松散的维持性的革命联盟，大革命失败后寻求西方列强的支持使其不得不容忍代表各列强利益的党内派阀势力的存在。这是我们理解共产党在组织结构上何以形成与国民党决然不同的高度集权特征的关键。我在本书“导论”中说过，中国共产党按其谱系而言来自共产国际。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一开始就规定了共产党把批判和否定现存制度的合法性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依据，这样一个政党必须是“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它的特殊性首先表现为党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党由此被赋予了高度内聚的性质，这作为一种基因遗传预先决定了后来所有共产党结构模式的基本倾向，而由列宁开创的共产国际则进一步把党建理论和革命行动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强化了这一基本倾向。然而，基因遗传信息的放大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基因本身，而且取决于不断激活基因的既存的生态环境因素。如果说极为恶劣的政治环境导致了社会的全面革命化，那么正是社会的全面革命化导致了领导和从事革命的政治集团必须把自己锻造成一支严格纪律、严密组织、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严整的部队”，舍此不能回应环境的挑战。

高度内聚的政党结构和高度扩散的政党功能是一种对立统一。所谓“功能扩散”是指在社会全面革命化的态势下，党不仅要履行一般政党所具有的宣传、联系、沟通、发动、组织的功能，而且还要直接从事军事、情报、经济、财政、政权等非政党性的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色在于当它被暴力排除在既存的国家体制之外（1927年后）便实行武装割据，建立与国家体制对抗的军党合一、党政合一的革命政权（如井冈山根据地、瑞金中华苏维埃、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并由此形成了运作政权的独特方式——大众动员。的确，大众动员是解读革命党行为特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般而言，广泛的大众动员可以加强中心国家对边陲社会的控制，但正如前面所述，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一个低制度化的威权主义城市性政权，它与中国传统社会旧式精英的天然联系以及与列强的依附性关系使其不能亦不愿唤起民众——它严重缺乏广泛动员的能力和愿望（这在抗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中心国家与边陲社会之间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缝隙。而对于“落草”于这些缝隙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红色割据政权来说，广泛的大众动员则是其“生命线”。底层社会的大众动员恰好反过来削弱中心国家与边陲社会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联系，使边陲社会与割据政权混融一体，从而成为颠覆压制性国家体制的堡垒。吴重庆在他对当年中华苏维埃才溪镇乡苏（乡苏维埃）工作的“田野调查札记”中说：

不管是高度的组织化还是行政区域的集约化，都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民众，使苏维埃因管辖地方不大得以周知民众的要求，使民众的意见迅速反映到苏维埃来，迅速得到讨论与解决，使动员民众为了战争为了苏维埃建设成为十分便利”。明于此，我们便可以理解红军为什么要把支部建在连队，同时也可进一步理解基层政权只延伸到县级的国民党为何不得不撤离大陆。

这使人们很容易想起毛泽东把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的经验概括为“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政党建设。统一战线就是反对“关门主义”，唤起民众，把包括小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种反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吸纳进来；武装斗争就是以农民为主体、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来争取农民支持的农民战争；而政党建设则是为解决因革命阵营迅速扩大所带来的异质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入党内）而持续开展的党内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显然，这“三大法宝”的精髓就是大众动员，它要求党深入乡村、家庭乃至个人中去，广泛发动群众，把军事努力、建立政权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结合起来。按照多伊奇（Karl Deutsch）的说法，大众动员（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趋于解体的同时获得了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这种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集中表现为民众对自己新的政治角色的认知（从奴隶到主人的阶级地位的转变、从“自在”到“自为”的阶级意识的确立以及翻身得解放的激情）和对红色政权合法性的认同（把自己的效忠对象从村落家族、旧的政治象征转移到新政治共同体），从而使党能够以比较小的代价积聚起巨大的革命能量。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大众动员正式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样，在发动民众支持根据地政权和军队的过程中，党的组织深入并改造了中国的地方基层社会，而农民作为一个被动员起来并灌输了阶级意识的阶级，获得了一种在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中未曾有过的有组织的自治。

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者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她比较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著作中所指出的，中国革命是一种政治动员型的革命，中国革命表明，一个列宁主义的党能够领导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进行经济和军事斗争，领导的真谛在于它不仅提供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组织形式，而且运用组织的力量进行了有效的动员。中国农民革命没有出现如1917年俄国革命后乡村社会村社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相反，这个革命加强了农民与共产党的政治联盟，激励农民加倍支持军队和政权，因为他们若要维护自己在乡村社会革命的政治和经济成果，就必须依赖于军队和政权的巩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斯考切波的结论：政治动员型的革命导致“党治国家（party state）的兴起”，这是一个比革命前更中央集权、更科层化、国家更自主的新体制。在我看来，作为这个革命的必然产物，“党治国家的兴起”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要求重建中央集权的历史趋势。

四、革命式现代化的理由

1949年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标志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追求国家权力”即重构现代化新权威基础运动的结束，中国进入“追求国家财富”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时期。考察这个时期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注意党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目标系统与党为实现社会发展所能利用的现实物质要素系统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这种内在紧张关系制约着党的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并对革命后社会的制度变迁发生深刻的影响。

前文已经提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定了中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这个“准备条件”一是指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重建，1949年大体完成;二是指资本主义所积累的物质基础和文明成果，1949年尚一片空白。因此，“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伴有一个“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过渡时期，只有在这个时期之后，“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有了大发展。国家经济的领导更加强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数量也多了，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巩固了，那时，就会要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

显然，在当时党的决策层看来，过渡时期不是社会主义时期，而是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和文化条件的工业化时期，先有工业化，而后才转入社会主义。此外，过渡时期是一个长时期，它不短于十到十五年，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一个时间表仍然太快，它是革命的时间表而不是建设的时间表，反映的是经历革命的一代领导人对生命与历史变革的独特的认知。然而，这一社会发展战略仅过三年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合而为一，齐头并进，过渡时期被注入新的含义，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工业化时期，而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其次是这个过渡时期被高度压缩，仅用三年（1953—1956年）便宣告完成。事实上，它完成的只是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真正构成过渡时期本质的工业化目标，而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于是，党的社会发展战略就不得不转变为先社会主义，后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或者说社会主义本身成为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方式。

图为“一五计划”时期的我国工厂面貌，“一五计划”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推进了我国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同时为城市化、现代化事业奠定基础。[图源：www10.hxu.edu.cn]

今天的人们可以有许多理由反思乃至批判这种发展战略的利弊（事实上对这种发展战略一直存在争议），但不能无视当时这种发展战略所以提出的真实的历史原因。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像早发国家的现代化那样通过社会内部市场化的发育即资本主义方式来建设工业化？的确，据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ere）的研究，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政治分裂时期曾有过一个 “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一个“独立的实业资产阶级”，他们和其他社会力量在通商口岸或内地经济中心建立起类似西方市民社会的自治机构，“卓有实效地拓开了通往现代化的通道”。但白吉尔接着指出，这个以实业资产阶级为主干的市民社会是特殊的经济形势和政治环境的产物，它的“不成熟的、幼稚的特征以及它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它足够强大，也不可能在经济落后、政治分裂、依赖外国的环境中保障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何况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现代化的重点是发展轻工业，“轻工业的优先发展，根本不是显示出中国工业体系已趋向某种成熟的特征，而只是由于世界大战将中国与西方国家、与国际市场隔离开来，从而使中国在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应急手段”。历史表明，中国民间社会缺乏有效推进工业化的自组织力量。这种自组织力量不是在革命或动乱的轮替中被剪灭，就是因市场经济的凋敝而极度萎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私人资本主义提供的工业产值不到经济总产值的10%，年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中国的工业化既然不能通过民间社会市场化自发进行，那么国家出场、运用国家力量和国家方式就成为唯一的选择。这和其他较晚实行工业化的国家重视国家的理由是一样的，中国的特殊只在于由于国家的重建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政治动员下实现的，因此由国家出场推动工业化便意味着由社会主义主导工业化。

那么，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能有助于国家工业化目标的推进呢？作为工业化的一种方式，社会主义就是“组织起来”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国家可以比较容易地垄断和集中资源，从而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我们知道，工业化有多种途径，例如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化为工业化积累资本，走“农轻重”道路，即先发展农业来增加农业对轻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再通过轻工业的发展为重工业提供市场需求。这是一个渐进稳定但极为缓慢的过程。问题是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并不支持这种工业化途径，革命后的新中国处于外国敌对势力的封锁和新月包围之中，迅速改变百年积贫积弱的现状，迅速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既是一代革命家的理想，也是维持和巩固新政权的迫切需求。因此，由国家推动的工业化本质上必然是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

这样便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导向的工业化所需的规模庞大的资本投入从哪里来？正如上面刚刚提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工业人口只有5%，显然不能指望从工业本身筹措资源。农业固然也很落后，但相比之下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部门，是唯一可能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部门。然而，国家面对汪洋大海般分散的小农经济和传统的乡村集市交换，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交易成本过高，且不易保证交易过程的顺利进行。以粮食市场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掌握粮食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农业税征收公粮，二是通过自由市场收购余粮，为改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1953年中央政府曾制定“少征多购”的方针，即希望主要通过市场手段满足国家工业化对粮食的需求。但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工业劳动力和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时，国家突然发现从自由市场上竟筹集不到必需的口粮！国家既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受粮食自由市场存在条件下价格飞涨对脆弱预算的冲击，也不能像苏俄武装工人下乡强迫农民交粮那样索取农民的积累，因此工业化要把农业作为提供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唯一来源，就必须变革乡村资源提取的方式，进而变革乡村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理由。它的第一步就是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即国家从农村以低价统一收购农产品，保证工业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城市居民的计划供给。而为了配合统购统销制度，第二步就是把传统的农民变为集体化的农民，即建立合作社乃至以后的人民公社制度，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生产和分配集体所有制控制各种资源，实现对农民的集中管理和调控，确保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这种隐性方式成为将农业资金流入工业部门的主要渠道。不久在城市进行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同样的意义：开始是抑制其与新生的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竞争，之后则通过赎买迫使其演

变为国家资本。

这种不是通过社会自组织和市场的发育，而是通过国家运用社会主义手段来发展生产力进而达致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本质上必然是一个政治动员的过程。政治动员被置于决定性的地位，当然首先同决策层相信生产关系的变革会带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一哲学理念有关。上文关于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孰先孰后的发展战略之争，其理论含义就是如何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初都接受只有先发展生产力，然后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确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观点，但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逻辑本身就赋予国家相对自主和扩张的天然冲动：国家既然无所不能，为什么不能运用国家权力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确立新的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创造生产力？毛泽东说：“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在这里，国家理性、领袖意志、意识形态和历史现实汇合在一起，政治动员则体现了四者的结合。

其次，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满足和适合“赶超战略”的需要。争速度、抢时间是一代革命家追求成功的基本品格，“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多少年以后，我们仍然可以从“时间就是生命”“一天等于二十年”一类的口号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焦虑躁动与迫不及待。物质资源短缺条件下的“赶超”不可避免要诉诸人的主观意志，要容纳社会大众最大限度的政治参与，显然，战争年代向极限挑战的成功先例给从革命转向现代化的决策层留下深刻的记忆，并成为他们指导工业化的依据。大跃进是这种政治动员的第一个高峰，“落后的劳动者阶级表现积极起来;它的意义是什么？马克思用这点作标帜，证明革命到来了。1956年我们有些人不认识这一点。1958年，人民对革命和建设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高.如何保持这种积极性？”在毛泽东看来，就是通过革命理想主义激发和维持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通过群众运动发挥人民的首创性和能动性。

再次，正因为工业化时间的压缩，在一定范围也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因此政治动员具有压制反对力量、重组社会秩序的阶级斗争的意涵。它一方面被用来唤醒和强化农民的革命身份意识及其与党的传统的政治联盟意识，化解农民对强制性的工业化积累模式的反抗，另一方面则被用来打击城乡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加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整合与控制。这种“以阶级斗争为支点、以人民群众为对象、以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为基础、以大民主为形式的政治动员”有相当深厚的政治和社会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前即被广泛运用，它本身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社会改造的革命。毛泽东1958年9月在回顾建国以来的工业化运动时说：

……抓工业。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属于革命范畴。

于是我们看到，革命本来是为现代化排除障碍，但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由于现代化的权威基础（中央集权民族国家）与现代化的推进方式（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政治动员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运动实现的，现代化反而成了完成革命的手段，现代化演变为革命运动。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二者的区别消隐了，革命与现代化合为一体。革命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消融力和整合力？最简单的回答是革命的路径依赖。因为党很早就具备了政权（割据政权）的形态，党在革命年代较早时刻成功运作政权获得优势的“偶发和瞬时”的经验（例如组织与动员）一经积累和总结，就会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即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势，从而“锁定”了后来的现代化之路——我把它称为革命式现代化。

五、革命式现代化的悖论

革命式现代化的历史合理性与经济绩效是不应低估的。回顾20世纪50，60年代工业化的历程，应该承认，国家通过政治动员，迅速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废除了阶级对抗的阶级结构，完成了社会的重组和整合，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诸如洲际导弹、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等高科技方面赶上了西方先行者，从而维护了当时处于极为严峻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下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这种政治动员排斥确定的体制程序和法律程序（革命本身就是对循规蹈矩的否定），它运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地组织和领导现代化建设时，必然使工业化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震荡性，从而使革命式现代化陷入一系列困境之中。

革命式现代化首先面临的困境是工业化的成果不易积累。革命式现代化“追求国家财富”主要直接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所形成的群众运动来进行，而不是诉诸科学的制度安排和利益驱动机制，这使得工业化的许多指标带有相当大的权力意志和空想色彩，为完成这些不切实际的指标必然导致不计成本地“拼能源、拼消耗”和人海战术般的大跃进运动，而当巨大的能耗无以维持时，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动员又成为重整旗鼓、发动新一轮经济起飞的不可或缺的替代品，结果是大跃进与大倒退交替出现，工业化的收益与工业化的成本严重倒挂。直到1979年前，中国现代化的不平衡特征已非常明显：一方面非生命动力资源广泛开发并大量用于重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大多数生产仍然依赖于仅有很少机械辅助的人力劳动；一方面若干城市部门已经相当现代化，另一方面社会大多数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依然很传统；一方面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似乎表明其现代化程度很高，另一方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下，消费和服务方式落后，似乎又表明现代化尚处于早期阶段。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革命式现代化的自虐式的循环逻辑耗蚀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动力资源（无论来自国家还是社会），潮水退下去后，礁石露出来了。

革命式现代化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民主秩序不易建立。的确，革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对社会大众广泛而深刻的动员上，群众成为政治运动的主体本身寄寓了最大限度容纳社会大众参与的要求，从形式看，它也是一种民主，毛泽东称之为“大民主”。这种“大民主”具有非体制性、反程序性和克里斯玛式权威性的性质，毛泽东认为它是革命自身创造出来的也是革命内容适合自身发展的形式。“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谁是阶级敌人？在“三座大山”夷平后，首先是反对工商业国有化、坚持私人经营、反对农业合作化、坚持单干的这些群体被归入“阶级敌人”的范畴，继而这个范畴扩大到凡是对高积累工业化模式持异议，对剥夺农民持“妇人之仁”，对大跃进“泼冷水”、“反冒进”，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尊重专家、尊重价值法则的人。显然，“大民主”锋芒所向呈现出极大的破坏性，首先是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逻辑;其次是破坏了整个制度的权威和正常运作；最后是破坏了合理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使社会精神状态陷入一种非理性状态。“随着制度功能的散失和社会合理的价值和信仰体系的瓦解，依据社会主义原则所确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地起作用”。这样一来，“大民主”便走向它的反面。

由此可见，革命式现代化运用政治动员来追求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现代化成为一个悖论性的过程。所谓悖论性是指资源稀缺、地缘政治环境恶劣条件下的现代化需要政治动员来推动，然而政治动员推动的结果却把现代化引向危机。林尚立指出：

现代化的危机，使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但不能为政治形态提供实现其巩固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动力，反而要求政治对其有更大的、更积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的危机，使政治形态产生有效作用的制度和体制基础基本散失。在这种严重的两难困境下，政治权力就成了政治形态唯一可动用、可提供的政治资源。政治权力的过度使用，必然带来了政治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的畸形发展。

这种畸形发展表现为政治权力越来越强化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渗透，政治形态越来越呈现出“全能主义”的特征，一种类似斯巴达式的体制即高度集权的军事化管理的社会政治体制逐步形成（人们可以回忆毛泽东“五七指示”对这一体制的描述）。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一个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过程，经济层面的挫折每一次都会引发政治层面的动荡和组合，对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纠正每一次都隐伏着下一次政治层面的尖锐斗争，而每一次政治层面的斗争，其规模和烈度都比前一次更广泛和深刻，权力的集中化程度都比前一次更极端。第二，这种局面的最后完成是一种自我剥夺、自我耗散的政治病态，“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病态的极端化表现。有人把“文革”视为对集权体制的冲击，他们看到“文革”前期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瘫痪和中后期国家机构的普遍的松散无力，但没有看到集权的逻辑正是要把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领袖个人。“文革”前期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瘫痪乃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必需（因为不摧毁它们，权力就不能向上迅速集中），中后期国家机构的涣散则是高度集权不可避免的政治恶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度集权的逻辑出现了二律背反，高度集权破坏了权力的合理配置，导致一元化国家政治架构的脆弱和不稳定。

关于“文革”研究的文献已经不少，我比较倾向于把“文革”视为现代化危机的一种产物和反应。事实上，大跃进失败后，党的决策层有人开始认识到革命式现代化的局限和弊端，庐山会议前期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反对“虚报浮夸共产风”、强调“综合平衡”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农业的“三自一包”、工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反映了他们试图匡救危机、寻找另外一种现代化思路的努力。由于现代化基础过于脆弱，也由于政治系统不得不倾向于采取更加强制的方式来动员资源以满足现代化需求的基本国情的限制，这种努力没有成功。现代化的危机在不断积累，它使决策层的分歧日趋尖锐化，为了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和革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权力本身不得不运用更加权威专断的方式来压制来自各方面潜在或公开的挑战。“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通过发动底层社会全面造反，借以清除上层社会那些对革命式现代化有不同意见、希望融中国现代化于世界现代化主流的力量，从而达到维护革命式现代化纯洁性和合法性的极端化的社会政治运动。尽管“文化大革命”被判为“不是任何社会进步意义上的革命”，但谁能否认它不是革命式现代化合乎逻辑的结果呢？1958年大跃进与1966年“文革”之间的联系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如果再往前追溯，谁又能否认这个“不是任何社会进步意义上的革命”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发生的背景以及在这一背景影响下革命重心向中国本土意境的转移不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呢？“文化大革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按部就班的行政管理弃之如敝屣，平庸琐屑的日常生活被彻底打破，英雄主义与恐怖主义相随，浪漫主义与虚无主义为伍，中国社会陷入集体节日“狂欢”之中（“四人帮”被逮捕前最后一部讴歌“文革”的电影即取名为《盛大的节日》）。不难发现，“文革”在思想、语言和形式方面同既往的革命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文革”以及“文革”前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所以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的政治形式，正是同原有的国家体制框架已经不能容纳革命式现代化的扩张态势，因而需要以党的高度集权穿越正式制度的屏障来直接运作国家、组织社会密切关联的。

六、市场型现代化与党的革新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文革”，“文革”把一切事情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套用列宁的话说，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大变动的时代就到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路径依赖的改变与其说取决于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毋宁说取决于有更坏的现实后果，对政治变革无疑需要作成本-收益分析，但收益在变革发生前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假设，而成本却是实实在在的。当巨大的成本已经无法维持政治系统时，在边际上，任何改革都是有利的，因而都是不可遏止的。所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即由革命式现代化转变为市场型现代化。

在这里，市场经济的提出是最重要的事件。我们已经知道，早发现代化国家与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原始积累上是不同的，前者依靠商业资本的市场渐进推动，后者采取国家对农民进行不等价交换的计划剥夺。对中国来说，既然国家主导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既然原有的工业化模式已经无以为继（革命式现代化有内在不可克服的危机），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现代化只有一种选择，即市场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过去所以不可能而现在所以可能，首先在于同20世纪50、60年代严酷的周边地缘政治局势相比，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已经大大缓和，冷战格局后期的松动乃至解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张扬的市场经济大势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其次在于1949年的革命已经预先准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且一代人以革命的名义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自我剥削20余年，也“最终给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即对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与再调整留下了一个两三万亿元的基础”。但市场型现代化仍有一个问题，即支持市场的社会主体在哪里？前文说过，中国不能像早发国家那样通过社会内部市场化发育来建设工业化，是因为中国社会缺乏有效推进工业化的民间自组织力量，这是国家出场的理由，但国家以垄断方式出场积累资本的最后结果是国家吞噬了民间社会，从而彻底摧毁市场的根基。因此，市场型现代化运行的条件在经济上首先是要求国家开放社会、“放权让利”、培植市场，继而在政治上要求推进与分权放权为基本特征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这种以“放权让利”为先导、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策应的市场型现代化运动不仅正在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正在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它带来的结果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更值得关注。在前现代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松散的，王朝国家固然专制，但囿于行政手段、专业化水平和通讯技术的低下，政权只延伸到县一级，政治中心为了以比较小的成本维系帝国的统治，不得不承认由乡绅主导的乡村自治体制，因而留出了一个在功能上支持王朝国家的民间社会。在革命年代，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完全被打乱，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随着政权的下移和乡村精英的衰败而趋于恶化，而在共产党割据区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则随着共产党进行乡村社会动员对抗压制性的国家而出现断裂。不过总体而言，民间社会的自治框架虽日趋萎缩，但尚未淡出历史舞台。然而1949年以后，在革命式现代化主导下，国家取得了对社会前所未有的压倒性支配地位，民间社会被高度政治化，以至最终成为国家政治机器的附属物。民间社会消失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这种态势其实是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对中央集权的需求，这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我们已经说过——就是在中国如果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及其进行的广泛政治动员，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中央集权国家，既然党是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缔造者，那么缔造物在缔造时便很自然被赋予了缔造者的特征。正因如此，中央集权是以党的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为基础、以党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为形式的。斯考切波所说的“党治国家”就是指党政一体、党国一体的一元化国家，所谓党领导国家实际上是党代行国家职能，党即国家，党运用国家权力以及通过自身组织网络把社会编组进一元化国家的政治框架中。正是由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合一是以社会自治的彻底丧失为前提、以党的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为基础的，因此，当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的复苏和成长，从而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时，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便是党的这种在革命中形成、在革命式现代化条件下强化的以党代政的高度集权体制。

图为人民大会堂外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举办场所。[图源：bushen.com]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作了艰苦的探索。最有意义的突破无疑是在党政关系上提出“党政分开”的概念。“党政分开”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政党不是国家，政党不是政府，只是国家体制外的一个以执政为目标的特殊的政治组织，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各有不同规定，既不具有包容或从属关系，也不具有交叉或重叠关系。这是“党政分开”概念最本质的规定。由此衍生出第二个含义——既然党不是国家和政府，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因此，“党政分开”不能单纯从“党政分工”的传统意义上来理解，后者不过是旧结构规制下的职能调整，内涵仍是党国一体，而前者则是一种政治结构上的创新，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在党政关系上的反映。结构的变动当然会对功能提出新的要求，即要“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不难看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是基于避免党国一体、以党代政这种不仅导致国家体制紊乱，而且导致政党功能畸变的严重政治后果的现实考虑。从长远发展来看，它以新型党政关系替代传统党政关系，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顺应社会发展要求而发动的一系列体制创新的开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被视为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

“党政分开”必然从基础上触动领导体制方面长期存在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弊端。正如前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逻辑要求有一个能够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1949年以前的历次革命都是围绕着这一历史任务而展开的。中国共产党为武装夺取政权的需要，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党的领导体制，但是，“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当革命式现代化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员及其危机导致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党的领袖，最终形成家长式专断的个人集权制时，整个“上层建筑”的政治安全便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因此，在提出和努力推进“党政分开”（党政合一正是高度集权的产物和表现）的同时，党开始恢复委员会制基础上的集体领导体制，重新规范党内权力授受关系，构建党内权力监督机制，努力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

接着是确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依法治国原则。依法治国的对立面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国”最早是孙中山提出来的，是孙中山政治发展战略（“军政”、“训政”、“宪政”）的阶段性内容。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观之，“以党治国”是通过强调党权至高无上来重建中央集权的一种方式，它蕴含了以现代政党扫荡传统军阀势力、整合社会秩序的合理主张。但在理论品格上，“以党治国”与现代民主精神多有冲突，邓小平在20世纪40年代就告诫共产党警惕“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传播到党内。然而，毋庸讳言，共产党执政后，为推进革命式现代化所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社会军事化管理过程中，“以党治国”实际上已经进入并日益内化为决策层的深层意识，党组织行政化、国家化，党权高踞宪法和法律之上不过是这一意识的体制外化。历史在这里显现出它极为奇异的一面。党的十三大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表明党的治国理念第一次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最后，随着“党政分开”的推行、高度集权体制的变革和治国理念的转变，党越来越重视在既定的政治框架内，运用制度提供的资源，按照合法的程序来运作国家机器、组织社会生活。党对国家的领导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命令式的行政行为，虽然仍是一种政治行为，但日益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例如，党通过向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推荐自己的政府领导人选，同时精心组织具有初步竞争性的选举（如差额选举），保证所荐人选得以合法通过从而达到组织政府、控制政府的目的；党对社会事务的干预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采取政策的方式，而是通过人大立法把自己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法律或政府政令的形式推向社会。无论是对国家还是社会的领导，党都不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注意通过恢复和开发政党的功能，运用政党的宣传、组织、示范、教育、沟通等手段，促成社会与国家的理解，引导社会与国家的合作。

回过头看这一过程，它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奠定了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它的一些命题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和强大的生命力。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外政治局势出现的某些新情况，同时也由于历史的惯性，这些变革思路受到质疑，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贯彻。人们认为这些思路具有剥离党的国家属性的取向，技术上既不易操作，政治上也不易保证党对国家和政府的有效领导。的确，在一党执政体制下，党政如何“分开”，能否“分”得“开”，是一个困扰人们的问题，人们看到的似乎是“分开”的“摩擦成本”大于“分开”的预期收益。尤其是所谓“分开”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一个单位，一个点，在存在两个以上权力单位的情况下，政治就有了“距离”，甲对乙的控制就需要时间、技巧和技术。所以，假如党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党对国家和政府的领导确有可能不能实现。但是，如果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党政分开”在技术上的困难来源于它没有经过一个较为完整的时段的试验（只试行不到两年多，且范围有限），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不完整的，因而无法为“技术革新”积累足够的资源。这同制度创新一样，前面一直是投入增量大于产出增量，而当其被突然中断时，“半截子工程”留给人们的则是成本大于收益的低效率的印象。这无疑埋没了它的真正意义。而关于“党政分开”会导致党的领导被削弱的忧虑实际上表露出来的是对传统政治模式的依恋，以及对驾驭现代政治缺乏自信，在传统政治架构下，似乎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执政党把国家视为自己的“战利品”或径直把自己视为国家本身在权力关系上更方便、更直接地体现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正如上面所述，这种以党代政的集权政治破坏了党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恰恰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党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在党把自身视为国家权力本身的条件下，由于没有“政治距离”，故不需要刻意学习、研究如何合法地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技术和技巧（即“善于领导”）。极而言之，集权政治是不讲政治艺术的，所以不讲，不是因为不好，而是因为没有必要。而不讲政治艺术，政治多半就脱不出僵硬和专横的特征。人们所看到的旧体制下的政治普遍贫困化，正是与此相关。总之.不论“党政分开”有多大的困难和风险，根本问题在于，作为国家与社会分离趋势的逻辑产物，它代表了未来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不是单纯的主观政治设计。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状态，那么，人们恐怕不得不承认，伴随着经济市场化，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形成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治单位，在各种回应这一态势的政改方案中，“党政分开”的政治模式其实是最节制的，其包容的发展前景也是最接近民主政治精神的。“党政分开”仍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执政党自身革新无法绕过的阶段。

这里有两个重要概念——执掌政权（执政）与政治领导（领导）——值得一提。在当代中国政治词汇中，执政与领导是同一个意思，但在政治学上，执政是指政党经由法定程序“进入”国家体制内，控制、行使公共权力的法律性行为，领导则是指政党在国家体制外控制、主导公共领域的政治性行为。这种划分首先预设了政党不是国家，政党的权力不是国家权力，政党要行使国家权力必须“进入”国家，提供政党“进入”的通道就是宪法和法律。这两个概念虽有交集（即只有那种以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民意基础排他性地主导公共领域，同时又排他性地占据公共权力的政党才能集执政与领导于一身），但彼此的分野是清楚的。在各国政治生活中，很少有执政党声称自己是领导党，因为一方面执政既有一党执政，也有多党联合执政，说执政的一个政党领导执政的另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立即会发生问题；另一方面执政是相对在野而言的，大选中失去国家权力的政党说自己虽不执政但仍“领导”着国家在理论上也难以成立。这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对政治的制约。中国的特殊在于中国共产党本来是个体制外的政党，它的纲领与学说不被体制所容忍，旧宪法和法律不支持它的“进入”，所以唯有革命一途重建国家。在革命后的计划体制时期，由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所以在政治形态上执政与领导也是高度重合的。这使得党很少从执政党这种现代政治规则要素出发来考虑国家治理。然而，在中国现代化融入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条件下，在国家与社会分离所启动的社会经济多元化和社会自治进程开始形成的条件下，与现代政治共生的执政与领导之间的张力便出现了。由此我们才能理解邓小平为什么把“党政分开”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为什么在“党政分开”情况下紧接着提出“党如何善于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式现代化的反思和清算，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国家政治体制合理运作的一般原理的承认和尊重。

中国的改革应是一个连续的改革，而不应是一个推倒重来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决策层和学者们的思考相当深刻地触及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记录，十三大政治报告仍应是我们思考今天中国问题的基点。邓小平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无非是以一种极端的语言强调政治改革同其他知识更新一样也是需要尊重积累性和连续性的。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更深刻变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坚持在“党政分开”框架下探索如何改善党的执政与党的领导。只有在这个框架下才能有望推进党的现代化，否则很可能南辕北辙。

七、简短结语

1978年开始的改革掀开了中国现代化新的一页。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个极富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结论。一方面，它表明当代中国对革命历史和遗产的尊重，革命话语仍然具有传统的合法性，革命虽已谢幕，但革命作为人类维护自我生存和发展而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矫枉、再造和制衡机制永远不会过时。另一方面，它告诉人们，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革命开始脱离了暴烈的色彩，而和社会经济关系的除旧布新、文明方式和价值系统的演进改良联系起来，因而恢复了由近代西方思想和西方革命揭橥的革命范畴所包含的丰富的含义。近30年来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变革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通过党自身的现代化则为中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前所未有的深刻巨变。在由革命式现代化转变为市场型现代化的过程中，党对中国现代化的领导权的实现取决于党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重新确立符合现代政治文明潮流的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总的说来，关于执政党的革新，我们大体上面临着这么几个要求：第一，党如果不明确自己的连接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政党组织的身份，不用极大的努力开发政党的功能，不去刻意培植自己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从而在社会中牢固树立自己的“文化霸权”地位，党就不能领导社会。而失去对社会的领导权，党的执政就会发生两种可能：或是低效执政乃至丧失执政，或是日益依靠国家暴力维持执政以致蜕变为寡头执政。第二，由于社会自治化进程的启动导致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发展壮大，因此争取这些社会阶层的支持和认同成为党面临的迫切问题。党在保证不失去自己传统的基本群众的条件下，应尽可能顾及不同的利益集团特别是新生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努力学会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话、妥协而不是对抗。第三，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表明国家相对独立性的加强，国家越来越以社会仲裁者的面目出现而不是简单地作为某个阶级的代言人，执政党运作国家自然也应适合国家的这种社会协调功能的发展，因此党输入国家的政策、主张即作为国家意志出现的东西应和党的意识形态符号、党的阶级标志之间保持一种富有弹性的关系。因此，第四，党如果不认真学习，不积极顺应与市场经济属性相适应的现代政治文明规则即民主与法治规则，党就不能简单地运用国家权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意味着执政党要有与现代政治文明规则相适应的执政行为，执政党一定要有鲜明的自觉的执政意识。我们可以拒绝西方“政党政治”概念背后的制度价值，但在市场型现代化启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中，我们不能拒绝这一概念隐含的对现代政治具有的普适性的经验理性。

〇本文节选自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第一章。推荐搭配阅读原书第二章《革命党·统治党·执政党——关于政党及其革新的一项词语梳理》。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编辑：十七〇排版：木木

陈明明 | 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党治国家的形成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