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6日，最高检发布了一批2023年检察机关典型案例，其中一起“三人团伙引诱男方发生性关系后敲诈钱财，最终因敲诈勒索罪等获刑”的案例引发关注。
据介绍，2021年6月至11月，王某甲、王某乙、李某某（女，2004年6月出生）共谋，由王某甲、王某乙冒充李某某的成年亲属，由李某某通过社交软件或到酒吧等场所结识男性，以“假装醉酒、无处可去”等借口引诱男方与其发生性关系，故意在对方身上留下抓痕，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强奸，再由王某甲、王某乙以此为要挟向男方索要财物。
这个三人团伙采用此种犯罪方式共诬告陷害孙某某等8名被害人，导致其中3人被立案后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并对4名被害人敲诈勒索23.7万元，实际非法获取赃款8.7万元。2023年1月17日，安阳市文峰区法院以诬告陷害罪、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王某甲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王某乙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两万元；李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
与一般的“仙人跳”不同，李某某并非“主动上门”，而是打着“结识男性”的旗号先行“下套”，其欺骗性还要技高一筹；其次，如果说“仙人跳”仅仅追求“讹钱走人”的话，这个三人团伙作案的“标的”更大，出招还更凶狠：报警谎称未成年女性被强奸，然后以“出具谅解书就撤案”勒索钱财。“8起诬告陷害，其中4起实施了敲诈勒索，还有3人被立案拘留逮捕”的情况显示了其为害之烈。
本案案情显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放宽强奸案的证据标准，不坚持无罪推定，反而搞有罪推定，正是让这个犯罪团伙屡屡得手的一大诱因。这是本案传达出的一个警讯，理应加以特别关注：
强奸罪兹事体大，与杀人放火一样属于刑事犯罪，绝不可以轻心掉之。控方理应秉承“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超越合理怀疑”的举证标准拿出过硬证据链才能让罪名成立，必须坚持无罪推定，就像其他任何刑事案件一样。在本案中，犯罪团伙仅仅“在对方身上伪造抓痕”就可以成功立案并实施诬告陷害与敲诈勒索行为，这表明警方与检方应该是过于轻信了他们的“证据”，无形之中大大降低了证据标准，造就了八名诬告受害者，其中三人身陷囹圄。
在现实中，“强奸罪取证困难”也往往被异化成一种借口：“因为取证困难，所以不能要求我举证”，这是对“谁主张，谁举证”“无罪推定”法治原则的侵犯，也让被指控者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境地。事实上，“强奸罪”并非不能举证，举凡视讯影音资料，生物信息资料（体液、毛发、皮屑、纤维、指纹、掌纹、脚印等）或是暴力、恐吓、拘禁的痕迹都在证据之列，而不能仅仅凭着“身上有抓痕”就轻易立案或是拘捕。
在喧腾一时的“2023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中，案件判决之所以引发舆论反弹，就是因为女方出示的“纵火”“手部淤青”证据太过牵强，与监控录像中两人在电梯的亲昵友好状态产生非常之大的冲突；而在河北唐山的“婚介所诬告强奸案”中，受害人小邸在2023年才等来了无罪判决，而他已经在狱中服刑了三年，当初被诬告强奸时的证据仅仅是“女方发生关系后又不愿意了”。
长期以来，法律界流行一种看法：为了保障真被强奸的女性敢于报案，只有男方被诬告并判刑入狱，诬告方才构成诬告陷害罪。这种看法客观上等于人为地降低了强奸案的举证标准，不符比例原则，还可能反过来形成了负向激励，比如本案中的三人团伙八次诬告陷害居然次次得手，还有三人被凭空构陷被拘被关。证据标准的宽松，无疑“鼓励”了有心之徒去伪造证据。
事实证明，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总会有幸进之徒寄望于抓住一切可能的套利空间，利用证据标准的宽松为自己牟利。以本案的情况来看，这个三人犯罪团伙已经“相当成功”，而且其“最终落马”也是事出偶然，这一点无疑更加令人忧虑。
本案中的三人犯罪团伙虽然屡屡得手，但还是在两个细节上露了马脚：其一，“一名女性半年被强奸七次”的情况着实太过离谱，完全不符合中国现在的治安状况；其二，王某甲与王某乙冒充李某某亲属的多次操作实在有些太过“巧合”“套路”，在检警机关信息共享之后终于现出了猫腻。
不难设想的是，如果三人团伙的作案手法再“细腻”一些，是否这个团伙还会继续作奸犯科下去？是否还会有更多的受害者上当受骗？三名已经被错关错抓的受害人，又是否一直等不到沉冤得雪的那一天？更进一步而言，如果这个三人团伙“见好就收”的话，是否就永远不会被法律追究，乃至换一种犯罪手法继续作案？
本案中的犯罪团伙已经以敲诈勒索罪与诬告陷害罪定谳，这是一个好的结果。不过案情显示，本案的可讨论空间仍然很大，也有一些未尽事宜有待解决。受害人有权继续发起民事诉讼，洗刷自己的冤屈并要求民事赔偿。同时，公检法机关在办理强奸案的时候，有必要更进一步严格与细化证据标准，让控辩双方的权责对等，方能打击类似的犯罪团伙，不让一个好人受害，也不让一个坏人得逞。
王兢
责编 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