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假买假该不该支持的问题，我们实打实地从上个世纪吵到了这个世纪。
别说舆论界众说纷纭，连法学界也是莫衷一是。直到去年最高法颁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才算平息了一部分争议。
趁着今天3.15，我来跟大家捋捋“职业打假”的前世今生，并且讲清楚，这场争议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1971年，一辆福特汽车追尾后油箱发生爆炸，司机当场死亡，一名小男孩浑身90%烧伤。
事后，律师调查时发现，早在这款汽车研发过程中，福特公司就知晓油箱存在漏油和爆炸隐患，只是在计算了改进成本、事故概率和赔偿金额后，认为还是出事后赔钱更划算。
换句话说，在福特公司眼里——“区区人命而已，值几个钱啊？”
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彻底激怒了美国民众，陪审团当即决定，要让他们尝尝资本主义铁拳的滋味儿——既然你不加安全装置，是为了节省一亿美元的成本，那我就再给你加上两千五百万，看你还敢不敢贪得无厌！
这里的一亿两千五百万，就是“惩罚性赔偿”的祖师爷。
它的初衷，很明确：一是鼓励消费者站出来，勇敢和黑心企业作斗争；
二是要通过重罚，让那些利用优势地位知法犯法的黑心企业，痛到不敢再犯。
93年，我们制定消法时，就借鉴了这个思路，规定：消费欺诈的，消费者可获得双倍惩罚性赔偿。（后修法改为3倍）
然而它的后续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催生出了今天所有法学课堂都会学到的——“王海现象”。
王海，1995年的时候还是个普通山东小伙儿，一天在北京商场逛街，买到了两副假的索尼耳机。
作为一个法学生，他马上想到了双倍赔偿条款，于是又去加购了10副，找商场索赔，经过一番周折，最终拿到了赔偿。
一来一去，利润翻番，巴菲特投资都做不到这个收益率。
于是，王海又在之后的50天内横扫北京各大商场，累计索赔近万元——在1995年，这可是一笔巨款。
王海意识到，“打假索赔”简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金矿，于是在之后的30年里，将“打假”作为毕生志业，先后创办多家维权公司帮普通人收费维权，为了更好地检测商品质量，还斥巨资成立了实验室，走起产业化路线。
有人估计王海最巅峰时能靠打假年入千万，王海却摆摆手笑着说：要是打假人能年入千万，造假人只会年入亿万。
当然，王海的做法在当时也引起了极大争议。
有人认为，《消法》第二条规定得很清楚，针对的是“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王海把维护权益做成生意，扰乱市场经营秩序，徒增司法成本，已经超出“为生活消费需要”的范畴，不该受消法调整，也就无权援引惩罚性赔偿条款。
但更多的人认为，如果市场够自律、监管够给力，还会有职业打假的生存空间吗？
正是因为前者实现条件太苛刻，我们才需要职业打假人作为补充力量去补上监管漏洞。虽然动机不纯，但的确能起到打击黑心商家，净化市场的作用啊，这不正是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初衷吗？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消法起草者、惩罚性赔偿首倡人河山教授，就是王海的铁杆支持者。当年他就专门发文鼎力支持：
王海现象，就是制定消法的初衷，是消法实施的必然，我们就是想培养一批像王海这样的人，来和假冒商品做斗争。王海的索赔，变被动为主动出击，是一种质的飞跃，要是人人都像王海这样，假货就无处藏身，消费者的权益自然也能得到充分保护。
针对反对者，老先生还说：“有人说起草消法时没想到会出王海，这些人没参加过消法制定，却信口说别人没想到……”言外之意：呵呵，说得跟立法时你在场似的。
发完文章，老先生还身体力行，专门挑了两幅徐悲鸿的假画买来诉讼索赔，顺利获得我国首份支持知假买假的判决书。
消法起草人拿着消法打官司，估计当时的法官也是汗流浃背了。
然而，随着王海现象不断扩散，“负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打着“打假”的名号，找普通商贩高价索赔。
比如重庆有个农村大妈，在网上卖自己做的扣肉，因为不清楚法律规定，相关生产信息标注不全，结果被职业打假人盯上，一口气买了150份索赔，最后法院判大妈赔偿5万，把大妈气得哭着问：我得辛辛苦苦做多少扣肉才能赚回来。
再比如有个做家具的木匠老板，集中接到几个大订单，货值10万，高兴得不行，临时多招了帮手加班加点，好不容易把货发了，结果对方又集体退货，最后发现，原来是职业打假人想敲他一笔，发现挑不出质量毛病，就一退了之，老板因此损失惨重。
有记者调查发现，这种所谓的“职业打假人”甚至会建立专门的社群分享店铺信息，一窝蜂地购买，再一窝蜂地索赔。甚至还有人专门就知假、买假、打假的全流程写成教材去售卖，可见这个群体规模有多么庞大。
王海能稳扎稳打经营多年，是因为人家专挑诸如美团、耐克、辛巴、小杨哥等大品牌、大主播下手，打假成功后和正常购买的消费者合作索赔，事成后五五分成。严格来说，人家现在赚的是鉴定和维权的钱，已经不算是“知假买假”。
而这些后涌入的人呢？专挑小本经营的农副土特产品下手。
为啥？
一来，这些人法律意识淡薄，容易被抓到把柄；二来，这些人老实淳厚，最容易被他们敲诈。数不清的商家，就这样被他们搞得苦不堪言，经营困难。
所以这两年，大家也能看到，呼吁遏制“职业打假人”恶意索赔的声音越来越多，去年两会就有代表提出，建议对知假买假的，不赔偿，只退货退款。
这些年，也有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驳回职业打假人的索赔请求，对于那些索赔恶意特别明显的，部分还被以“敲诈勒索罪”给抓了。
最高法的态度，本来是不支持职业打假，但也不明令禁止。
但是去年，可能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发布了4个食品安全领域的典型案例，明确了两大原则：
一，旗帜鲜明地支持消费者维权行为；
二，仅在“生活消费范围内”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
比如有个人一口气买了10瓶白酒，按10倍赔偿索赔22万；还有一个人分两次买了鹿胎膏和鹿鞭膏，按10倍赔偿索赔10万多——法院都予以支持，因为购买量，都在“生活消费范围内”。
但是对分多次买了十几公斤饼干，要求赔偿四万多的；还有分46次买了46枚鸭蛋，要求每单按1000元最低标准赔偿的——法院都给驳回了，因为这明显不是为了生活消费，就是为了索赔谋利。
应该说，最高法给的标准还是比较合理的，一方面鼓励善意的维权者继续整顿市场、打击假货；二来也杜绝了恶意的索赔者吸血市场、敲诈商家。
当然，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蚊子轰鸣，是因为腐肉存在；职业打假猖獗，是因为假货屡禁不止。知假买假虽不光彩，但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依然要善用惩罚性赔偿条款，积极主张“假一赔三”“假一赔十”的合法权利。毕竟，我们维权的每一次努力，就是在为我们想要的未来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