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载元年(694),一位来自波斯的高僧走进洛阳。此时,正是女皇的天下。
高僧此行目的只有一个:在这片繁荣强盛的土地,留下摩尼教的印记。他所虔信的对象,被当时世界另外两个强大的国家——萨珊波斯和罗马帝国,视作“异端”,遭到迫害。唯独天朝的女皇对这位外邦之人礼遇有加,甚至无视佛教徒的敌意,让他留在中土传教。
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称帝,所历艰辛非同一般。要证明其合法性,不可能求之于儒家,便依仗佛教进行政治宣传。摩尼教或许也能说明武后登基是上天的旨意,因此才讨得武则天的欢心。而且,外邦异教高唱赞歌,不正体现四海咸服,天下归心的意味吗?
这是摩尼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第一笔记录。现存北京图书馆的《摩尼教残经》还留存武后时期特有的文字,这种字在中宗即位之后就废止不用了。可见,这位高僧如愿在中土传法译经。
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摩尼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宗教,在其创立后的1000多年里,曾广泛地流传于亚洲、欧洲和北非洲。
摩尼教进入中国之后,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明教。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不仅是快意恩仇的江湖帮派,还是朱元璋的创业团队。小说中,张无忌统帅下的明教徒在蝴蝶谷聚会,并在圣火前誓师驱杀鞑子,齐声歌咏“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然而,拜火其实是祆教的习俗。
1941年,历史学家吴晗在《明教与大明帝国》一文中认为明朝的建立和明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但他也承认,在西南联大看到的资料非常有限,这个结论经不起太大的推敲。
那么,历史上的明教是什么样子呢?摩尼教进入中国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摩尼教残经》。图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01
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王向大唐遣使进贡,特意派来了一位摩尼教大慕阇(即大主教)。
这位君主在介绍大慕阇的时候,殷勤地将他说成是一个知晓天文的学者,以其学识来取悦唐玄宗,而没有提及他在宗教事业的成就。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长安建立法堂。这说明,摩尼教虽早在武后时代进入中国,却不怎么受社会上层的欢迎。
除了皇帝的冷眼之外,佛教徒的敌视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认为:佛道为正,余者皆邪法,“末尼既是邪见,朝廷便须禁止”。同为外来之宗教,佛教在进入中国之时也颇遭反感。它争不过道教,便只好努力不被其他宗教超过。攻守易位,排斥异己是合乎情理的事。
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突然想要弄清摩尼教的真面目,令在京的摩尼高僧译经。
摩尼教之教义,可用“二宗三际”概括。“二宗”为光明和黑暗,即善与恶;“三际”为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存在着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光明王国十分美好,黑暗王国尽是丑恶,两者断然分开,互不干扰。后来由于黑暗侵入光明,引起光明和黑暗的大战,遂进入现在。世界的末日终将到来,那时地球将毁灭,光明和黑暗又将截然分开。摩尼教的创立,正是为了人类能够摆脱黑暗的纠缠,回归光明王国。因其崇尚光明,后来人们便称其为“明教”。
敦煌出土《摩尼教法仪略》(局部)。图源:大英博物馆
摩尼高僧为了接地气,给“摩尼”安上了“光佛”的名头,还把邪恶称为“魔”。结果,唐玄宗并不买账,于第二年下诏:“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法,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他很可能是听了佛教徒的挑唆,才下这道敕令。
在世界宗教之大熔炉——长安城,“光明”不能再合法传播了。
宝应元年(762),唐代宗邀请回纥的牟羽可汗出兵平史朝义。牟羽可汗亲率骁骑,与唐军合力并进,克复洛阳。在洛阳城,牟羽可汗见到了四位摩尼教高僧,将其带回国。回国之后,牟羽公开向人民忏悔,放弃过往的罪恶,皈依摩尼教。万人齐聚,欢天喜地,在大火中焚烧了过去信仰的偶像。
当时,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功劳甚大,动辄以“有恩”为说辞,在中国横行霸道。摩尼教借回纥之势,获得了在中国布教的最好时机。大历三年(768),唐廷为摩尼教建寺,赐匾额为“大云光明”。大历六年(771),回纥使者(多为摩尼教徒)请求在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也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元和二年(807),回纥使者请求在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
在古代中国这种皇权、神权、知识权力高度统一的国家,想要立足,必须得迎合知识精英。佛教就是这样做的。然而摩尼教“所托非人”。回纥对唐朝予取予求、为患甚烈,经常和回纥打交道的摩尼教徒自然备受敌视。回纥一旦势弱,摩尼教必然收到牵连。
唐武宗时,回纥被黠戛斯所破,唐廷改变了对摩尼教的优容态度。当时,回纥的乌介可汗带着太和公主来到天德城,要求唐朝将天德城借给公主居住。唐武宗询问李德裕的意见,李德裕说只给粮草,不许借城。
生死存亡之际,乌介可汗还提了一个要求:安存摩尼教徒。李德裕为唐武宗写了一封答可汗书,内容写的十分客气,大意是:摩尼教在天宝以前是被禁止的。之后,回纥帮助大唐,才让其传教。回纥破亡之后,官员懈怠,摩尼教在异乡,无依无靠,受到刁难。朕念及高僧远道而来,想要他们安宁,便只好让他们在两都和太原传教,江淮诸寺庙,暂时关停。等到回纥本土安宁,再行开放。
会昌三年(843),在晋陕一带烧杀抢掠的乌介可汗被击败,太和公主回到了长安。这时候,回纥已经不足为惧,唐朝开始全面禁止摩尼教,没收财物,管制僧侣。
摩尼教之禁,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唐武宗要杀鸡儆猴。一个没有社会上层支持的“邪教”,很难满足这位皇帝的胃口,他的最终目标是佛教。当时,唐武宗下令让所有摩尼教众剃发、穿上袈裟、扮作沙门模样,再屠杀之。这显然是为了反佛而造声势。
至此,摩尼教一蹶不振。为了保留“光明”的火种,他们只能远离中原政治圈,在隐蔽之处继续传教。
唐武宗像。图源:网络
02
会昌法难中,有一位呼禄法师死里逃生。漠北之地已经不再是摩尼教的庇护所;西域路途艰险;荆、扬、洪、越诸州,张开法网,也不能去。于是,他来到了福建滨海地区。摩尼教再生了。
北宋至道年间,怀安(属福州)士人李廷裕来到汴京。这座大都市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功名,还有数不清的卜肆。相国寺的市场最为繁华,四方商旅,汇聚于此,奇珍异宝无所不有。前门有珍禽异兽、弓剑、果脯之类;靠近佛殿,则卖笔墨,以及一些寺姑的刺绣;殿后有书籍图画;后廊就是算命占卜的卜肆。
这里的术士断人生福祸,颇为灵验,受到士人喜爱。甚至有人打广告说:“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李廷裕很可能是慕名而来,想要占卜前程。游玩途中,他看到了一个异教神像,正是家乡盛行的摩尼教。他花了五万钱买下神像,带回福建,临摹复刻,这个神像便流传闽中。
要知道,摩尼教原本是禁止偶像崇拜的。出现在开封卜肆的神像,足以说明,摩尼教改变了生存策略。也是从宋开始,“明教”之称流传开来。
摩尼教有两个路线,要么伪装成道教;要么走向民间。
早在摩尼教进入中国时,道教为了将老子神化,与释迦摩尼抗衡,杜撰了《老子化胡经》,编造老子西入流沙,化为摩尼的神话。摩尼教则反过来利用此经,承认老子是摩尼的化身。宋代是道教繁荣的时代,皇帝们不厌其烦地到民间搜求道家经典,编写《道藏》。明教见此情形,进献摩尼经,把自己伪装成道教的一支。
《老子化胡经》(局部)。图源:网络
宋徽宗时,大力赐封神仙人物,甚至包括一些出身低微的神祗,比如福建霞浦的明教徒林瞪。这位明教徒的神绩实在寒酸,嘉佑年间,福州大火,有人看见林瞪身穿白衣,手持铁扇灭火。在道教光环的加持下,他的庙有“洞天福地”的匾额,他也成了“洞天都雷使”。
南宋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录:“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
有许多士人也参加明教的集会,陆游质问他们:“此魔也,奈何与之游?”他们还辩解道:“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明教遇妇人所作食则不食。”
陆游画像。图源:网络
走向上层还需要一定的知识,走向民间只需要“奇迹”。
10世纪中叶徐铉的 《稽神录》记载了一个传说。清源(泉州)人杨某为本郡防遏营副将,在西城有一个大房子。一天,他离府未归,家人看见一只鹅背着一张纸进入房子。家人让奴婢将其赶走,却发现鹅变成了一个白发老翁。杨某回来,拿着棍子与鬼搏斗,结果发现打不中。杨某请来巫者作法,没想到鬼也会作法,而且比巫者厉害。顷刻间,夺去了杨某两位女儿和妻子的性命。后来,有一个明教徒出现,念经诵读,鬼骂骂咧咧地逃走了。然而,杨某在那一年也死去了。
这里的明教似乎没有多少原始摩尼教的意味了,但却非常有生命力,因为它容纳了百姓的情绪。可以说,明教是摩尼教的汉化。
摩尼教认为现实是罪恶的,富人在黑暗魔王的驱使下,压榨穷人。但它并没有激起反抗的精神。它把悲惨的现实视作转瞬即逝的虚幻,世人只需要皈依光明、严守戒律,就能得到拯救。本质是提倡道德,而道德往往是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并不觉得摩尼教有任何威胁。
然而,当明教走入民间,与百姓越走越近,自然就会引起统治者的警觉。这时,厄运再次降临。
03
宣和二年(1120),某官员上奏:“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这伙人建立斋堂,足足有四十多处。他们蛊惑百姓,往往夜晚集会,白天才散去。宋徽宗下令将斋堂拆毁,严惩为首之人。
就在这伙明教徒被查禁前一个月,方腊在青溪(今浙江淳安)造反,自号圣公,一呼百应。官书将这支造反军称为“吃菜事魔”。“吃菜”就是吃素、禁荤酒;“事魔”就是拜邪魔、不拜佛、不事祖先。当然,百姓不可能认为自己在侍奉魔头,所以这是官府的蔑称。
方腊。图源:影视剧照
方腊的起义很快失败,宋廷发现:吃菜事魔之徒,由来已久,只是官不究、民不举,愈演愈烈。方腊被处死后一天,宋廷颁布了禁止“事魔”的条法,矛头直指明教。
然而,方腊就是明教的首领吗?“吃菜事魔”就是明教吗?
遍观史料,基本没有把方腊当成是明教首领的记载,大部分都说他以妖术惑众。而且,方腊起义之初,曾召集骨干,聚众宰牛饮酒,明显不符合明教教义。
看过明教经书的陆游曾说过:“自古盗贼之兴,若止因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诓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为害,未易可测。”言下之意,百姓们不会轻易造反,就怕有人勾起他们的想法。汉之张角,晋之孙恩,今之方腊,都是此类。随后,陆游举了几个例子:两浙的摩尼教,福建的明教,江西的金刚禅,江东的四果等等。
吃素食,穿白衣,不事祖先,夜晚聚会,这些是民间宗教几乎都有的戒律。在官方的条令中,被指为吃菜事魔的,可能是明教徒,也可能是其他信徒。只要百姓活不下去,任何一个宗教都可能是武器。
一直到南宋,明教都被禁止,然而民变似乎停不下来,甚至军中也有了吃素之人。绍兴四年(1134),起居舍人王居正上疏称: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之前,这个习俗还不普及。方腊之后,越禁止,越嚣张。官员平日里不管,一旦民变,就大肆屠杀,“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
调查之后,这位官员算是明白了原因。原来,吃菜事魔之徒聚集在一起,相互结盟,一家有事,同党之人便出力相助。不吃肉,就可以省钱;相互帮助,就能共渡难关。世道艰难,本该由官老爷提供的安全、公正和精神慰藉,只能在这里找到,百姓自然便投向宗教了。
然而,即便吃菜修行是为善之举,官府也不允许。信仰之异端只是借口,朝廷真正怕的是宗教的号召力。信徒们聚在一起,动辄以千百数,而且总是夜晚聚会,像是在密谋着什么。对于一个吏治腐败的朝廷来说,这不是在密谋造反又能在干什么呢?
就在官府将“吃菜事魔”一网打尽时,佛教徒也乘机发难,借权力之手清除异己。南宋志磐《佛祖统纪》云:“吃菜事魔,三山犹炽。为首者紫帽宽衫,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
整个南宋时代,吃菜事魔被认为是妨碍社会的最邪恶者。这成了一个口袋罪,几乎所有不利于统治的团队,都可以装进去。如此一来,官员为了升官,佛教徒为纯洁队伍,士人想要净化风俗,均不遗余力地围剿“魔教”。
这样看来,明教在错误的时间与方腊起义扯上关系,必然不能被宋廷包容。即便它导人向善、即便它的教义如此符合统治者的意愿。
《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图源:影视剧照
04
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宗教异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白莲教主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起兵造反,称红巾军。后韩山童被擒,其子韩林儿逃到武安,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国号为宋。朱元璋原是红巾军的一员,后自立门户,夺取了天下。
朱元璋建立大明,应该和明教没有什么关系,民间信仰主要借力的是白莲教,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并未合流。关于“大明”之国号,有人认为出自“明王出世”。也有人认为,大元国号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大明可能也出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
讽刺的是,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下诏禁绝民间宗教,并写进了《大明律》。造反起家的人,最懂得如何制止造反。明教犯了国号,同时也是异端,自然被禁。但由于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杨隆奏请宽容,便置之不理了。大概是因为,明教在异端里面看起来比较“正统”。
正统十年(1445),福建晋江草庵的寺前大石刻上了十六字偈语:“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
这个来自中亚的世界大宗教,最终融进了中国民间的万神殿之中。
福建晋江草庵摩尼光佛。图源:《中国文物地图集▪福建分册》
参考文献:
马小鹤:《光明的使者:摩尼与摩尼教》,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
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第13卷,1941
王媛媛:《汴京卜肆与摩尼教神像入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3期
芮传明:《论宋代江南之“吃菜事魔”信仰》,《史林》,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