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shua A. Schwartz，Christopher W. Blair
编者按：女性领导人是否不会选择让国家参战？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约书亚·施瓦茨（Joshua Schwartz）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布莱尔（Christopher Blair）认为，虽然总体而言，女性可能比男性拥有更多和平主义的知识和理念，但女性领导者则面临着强大的政治驱动力，这促使她们采取更加积极的对抗性态度。
近年来，全世界暴力冲突激增。从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俄乌战争，到阿塞拜疆夺取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议领土、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战争以及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战争的数量和严重程度都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峰。随着大国间竞争加剧和气候变化加剧冲突，这一趋势可能会更加恶化。
如今，几乎所有参战国家的领导人都是男性。若更多女性能够出任领导职位，是否能有效避免此类冲突的发生？
许多政策制定者、学者、商界领袖和名人都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女性高管"无可争议地......比（男性）更优秀"，如果全球有更多的女性领导人担任高级政治职务，"战争就会减少"。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一本关于暴力为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的著名著作中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一直是，也将会是一股和平的力量。传统上的战争是男人的游戏"。前Meta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说："两个由女性管理的国家绝不会开战"。就连喜剧演员威尔·费瑞尔（Will Ferrell）最近也问道，既然男人们"表现不佳"，那么"是否是时候让女人来管理地球了"。
那么这些老生常谈的言论是否正确呢？一个拥有更多女性领导人的世界是否会更加和平？鉴于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担任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的副总统，而且近年来女性政治家也在积极竞选总统，这个问题对于美国乃至全世界外交政策的探讨显得尤为重要。
不幸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我们应该对这种乐观态度持怀疑态度。在美国，全民的性别歧视让女性政治家往往以"铁娘子"而非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出现，她们被迫回避和平，而不是寻求和平。
性别成见与外交政策
民意调查一直显示，在支持对外使用武力方面存在性别差距。无论是由于社会化还是生物进化的因素，女性公众一般更倾向于希望和平，这也助长了人们的希望，即一个有更多女性领导人的世界将更加和平。
但同时，性别刻板印象认为女性更倾向于和平，在国家安全领域的能力和决断力较弱，这就形成了一种驱动力，使女性领导人有政治动机在外交事务中"表现强硬"。例如在哈里斯之前唯一的女性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她在1984年的副总统辩论中被问及她是否认为"苏联人可能会试图利用（她），仅仅因为（她）是一名女性"。类似的问题困扰着她的整个竞选过程。在"与媒体见面"节目的后续报道中，主持人质疑费拉罗是否"足够强大到可以按下[核]按钮"。
虽然这已经是近40年前的事情了，而且哈里斯在2020年的竞选中也没有面临关于她外交政策资历的如此明显的性别歧视问题，但2008年、2018年和2020年的民调继续显示，许多美国人仍然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有能力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不仅是美国：80多个国家的民调显示，在面临威胁时，人们更倾向于男性领导。这些态度源于性别刻板印象，即女性柔弱、被动，而男性强壮、积极。
因此，即使女性领导人更有可能希望和平，她们也面临着通过采取相对鹰派的政策来消除性别刻板印象中对女性软弱的期望的政治激励。因此，从撒切尔夫人和戈尔达·梅厄到英迪拉·甘地和坦苏·奇勒，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么多"铁娘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在美国，像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康多莉扎·赖斯和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高级女性外交政策制定者也常常比她们的男性同行倡导更激进的外交政策。尼基·黑莉（Nikki Haley）在最近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也采取了比男性竞争对手更鹰派的外交政策。
我们的研究指出了女性高管奉行相对强硬政策的三个具体动机：避免追求和平、咄咄逼人和毫不退让。
避免追求和平
"只有尼克松才能去中国"。这句俗语的逻辑是，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鸽派领导人与外国对手求和要比尼克松这样的鹰派领导人更难。由于鸽派领导人被认为倾向于寻求和平，因此他们的和解尝试在美国公众中会遭到更多的质疑。公众质疑鸽派领导人追求和平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利益，还是仅仅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和解。
我们对美国公众进行的民调显示，女性领导人同样很难被大众接受来选择对华和解。2021年8月，我们开展了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实验，向受访者介绍了2027年全球大国间紧张局势加剧的假设情景。之后我们随机改变总统是男是女，以及总统是否选择与对手和解。
结果令人震惊。与男性领导人相比，女性领导人在推行相同的对华和解政策时受到的惩罚要多出11个百分点。女性领导人因为试图与美国竞争对手和解而受到歧视，这从一开始就打击了她们追求和平的积极性，并限制了她们在任期内有效执行其首选外交政策议程的程度。
被称为"阿富汗文件"的前机密访谈中的现实证据也说明了这一动态。奥巴马政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的高级顾问巴内特·鲁宾（Barnett Rubin）提到了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她非常不情愿在[与塔利班的和平]....上有所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想成为第一位女总统，你就不能留下任何暗示或怀疑，你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必须是最强硬的人。"
积极进取
女性领导人有放弃和平的政治动机，与之相反的是，她们也有在国际危机中采取强硬行动的政治动机。具体来说，我们的研究表明，与男性领导人发出的相同威胁相比，美国公众更支持女性领导人发出的军事威胁。
我们在2019年进行的另一项全国代表性调查实验中为这一动态提供了证据。我们向参与者展示了一个涉及入侵外国的假设情景。我们再次随机改变了美国总统是男性还是女性，以及总统是否发出军事威胁驱逐入侵者和总统是否落实了威胁。
结果再次令人震惊：在发出相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女总统受到的惩罚比男总统少14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国际危机中，女性领导人的政治动机成了自信和好战，而不是和平。
不要退缩
在上述相同的实验中，我们证明了如果女性领导人的行为不一致，并从之前发出的威胁中退缩，她们会受到不成比例的惩罚。当女性高管发出威胁后又退缩时，美国公众对她们的不支持率要比男性领导人高出20个百分点。其逻辑是，退缩会激活关于女性"不适合"总司令角色的性别刻板印象，并证实关于女性外交政策无能的有害刻板误解。
退缩的代价既会给女性领导人带来不利，也会给她们带来理论上的优势。在消极方面，女总统会发现在政治上更难从威胁中退缩，这可能会使危机更难缓和。从积极的一面来看，理论上这应该会让女总统的威胁对外国敌人更有可信度，因为她不太可能退缩（因为害怕国内民意调查的反弹）。当然，这有赖于对手了解这些动态，而不是自己相信女性更容易退缩的性别刻板印象。
最后，我们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女性担任行政职务对男性也很重要。如果男性领导人发出威胁，而当他们威胁的外国领导人是女性时，他们就会受到不成比例的惩罚。这种动态甚至在校园打斗中也很明显，"你输给了一个女孩"是一种很常见的骂人词。
如果女性领导人会因为退缩而受到惩罚，而男性领导人也会因为在面对女性对手时退缩而受到惩罚，所以令人遗憾的是，更多的女性领导人可能并不会像许多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产生戏剧性的和平结局。
拥有更多女性高管有很多好处，现在是我们坚定反对歧视和消除妨碍女性从政的其他障碍的时刻了，遗憾的是，至少在短期内，在这个性别歧视继续盛行的环境中，更多的女性领导不太可能成为许多人所希望的通往和平的灵丹妙药。
作者简介：约书亚·A·施瓦茨 (Joshua A. Schwartz) 是卡内基梅隆战略与技术研究所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克里斯托弗·布莱尔 (Christopher W. Blair) 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文章信源：Law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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