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生涯初期，宁浩得益于刘德华的扶持，多年后为他量身定做了电影《红毯先生》。（受访者供图）
经过两次改档后，2024年3月15日，电影《红毯先生》重新上映。三天过去，这部电影仅有1.1%的排片，总票房依然没有突破九千万。
2月16日大年初七，《红毯先生》宣布退出竞争激烈的春节档。公映的七天内，该片仅收获票房八千多万，占春节档总票房的1%。
《红毯先生》不是一部典型的宁浩风格电影，它没有夸张的啼笑皆非，没有喧闹的场景和台词，也没有花样翻飞的剪辑技巧。相反，这一次宁浩选择了极简主义美学，全片只有不到400个镜头。故事的主角是刘德华饰演的香港明星，他在遭遇了一系列荒诞事件之后，终于懂得了沟通的意义。
片方在声明里说，这是一部关于沟通的电影，因为有观众的参与变得完整。遗憾的是，它却没有更好地抵达观众。
截至目前，宁浩已经完成10部长片的拍摄（其中一部还未上映），其中《疯狂的石头》开启了国产小成本喜剧的浪潮，《心花路放》是上映当年最卖座的华语片，《疯狂的外星人》曾登上同年票房前十的榜单。他和朋友合伙成立的坏猴子影业，多年来扶持了包括路阳、文牧野、申奥在内的诸多青年导演，作品一再刷新中国电影票房数据。
宁浩却更想走一条中间路线：他希望自己的电影既可以有个人表达，也可以被观众接受。“我希望他们能够看明白我的电影，但是首先我要把自己的东西找到，否则我和大家聊什么呢？”
2024年1月底，在排山倒海般的宣传工作期间，宁浩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没有经历过别人的人生，怎么能理解他人的处境？
南方周末：为什么想到拍《红毯先生》这个题材？
宁浩：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跟刘德华合作的机会，因为众所周知的机缘，他是我电影生涯当中比较重要的贵人，在《无人区》的时候就想请他，但是当时时间对不上。我平时拍的都是城市蓝领气质的人，跟他有点难对味，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他演一个香港明星，这样可以把他拉回到现实主义语境当中来处理。
另外，我也一直在思考短视频时代，电影应该拿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短视频有很多很真诚的表达，农民就展示农民的生活，工人就展示工人的生活，很生动。那些部分都是电影应该学习的，这时候你再去演绎一个假的，可能还不如那个真的。
南方周末：主人公刘伟驰的人物设定和现实中的刘德华高度贴近，他接演时有顾虑吗？
宁浩：角色就是角色，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但绝对不是生活的复刻，它一定要戏剧化地去表现生活。刘伟驰身上的一些特质，比如认真、完美主义、十分努力，这些确实是大家对刘德华的认识，我只需要保留这些就够了。在这个基础上去延展，现实和戏剧的擦边球真真假假，会蛮有趣的。
南方周末：你怎么理解刘伟驰的复杂之处，比如虚伪或不够真诚的地方？
宁浩：刘伟驰就是一个身处高位而拒绝沟通的人。这个电影主要讲的就是沟通的问题，很多身处高位的人都有这方面的障碍，也许是因为很难换位到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们观察这个世界，总是以自己为主体的，没有经历过别人的人生，怎么能理解他人的处境？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就是“我执”的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路径，都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即使生活得不那么如意，但总是要暗示自己还不错。可是当过分肯定自我的时候，肯定就会觉得自己的路径是对的，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形成我执，让我们无法体谅另外一种人。木匠有木匠的执著，铁匠有铁匠的认识。尤其不幸的是，万一还真的成功了，比如刘伟驰成了明星，这种执念会变得更加强烈，仿佛只有自己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
一个人生活阅历越丰富，就越容易产生执念，年纪越大越如此，执念会产生偏见，往往比较有话语权的人越容易如此。
南方周末：你自己平常会有这种和人难以沟通的感受吗？
宁浩：在某一瞬间都会有。我觉得人跟人真正能沟通是一个小的、短暂的部分，一个阶段或某一个点大家可以沟通，但是很难持续。因为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成长、自己的认识。
南方周末：你的很多电影都表现了人因狂妄自大而付出代价，为什么喜欢讲这样的故事？
宁浩：人类只会死于狂妄。我执下一步就是狂妄，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具备这种潜质和特性。刘慈欣的《三体》最后，人类整个灭亡了，就是体现了这个道理。人类陷入了这样的情绪中，觉得自己是万物之灵，掌握一切，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在电影里展现了刘伟驰遭遇互联网的讨伐，他的一些言行被网络放大，最后无法收场，你对这样的网络生态怎么看？
宁浩：这种现象现在外化了，但原本就隐藏在各个角落，从小到大，我们不是没见过吵架，原因和当下互联网的争论也没有区别。只是网络是一个更大的公共平台，会把很多声音放大，大家在网络上寻找属于自己的社区，不同的社区有自己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我们要捍卫这些东西，但又无法将信息收集得非常全面，就会情绪化地探讨问题。
这可能不是创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所有的社会生活在改变。这也不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人类都在面临网络新技术带来的种种状况。
《疯狂的石头》成为当年小成本喜剧的黑马。（资料图）
希望留给观众参与和思考的缝隙
南方周末：创作有路径依赖吗？怎么摆脱？
宁浩：也有。尽量去新的领域，因为你每次到新领域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啥也不懂。
南方周末：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什么节点曾明确想要摆脱路径依赖吗？
宁浩：《疯狂的石头》是一次。我的头两部电影几乎都是长镜头，节奏也相对较慢，我管这样的电影叫“400镜”电影，用400个镜头拍完。《疯狂的石头》是我想要探索生活之外的东西，做一部比较躁动、比较摇滚的电影。
《心花路放》也是一次改变，当时想用一种相对轻松、不那么蓝领的表现办法去试一试。希望比较松弛，也讲故事，但不用那么较劲。我总是希望能够留给观众一起参与和思考的缝隙，那样会显得作品民主一点，可以让大家去想自己的认识。如果太过粗暴，那就不是交流了，是单向输出。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尝试能不能把输出变成交流。
南方周末：你很看重作品的交流性？
宁浩：对，观众能够参与。就像有些人经常问，（《红毯先生》里）那只猪代表什么，我会说，你觉得它是什么？你觉得它是什么，比我觉得它是什么重要。
南方周末：《红毯先生》的风格与你以往的电影有区别，只有不到400个镜头，为什么这么做？
宁浩：我想再去探索，试试不同的东西。我对特别喧闹的东西有点厌烦了，想回到早期，比较简单地去阐述一个事情。内在的东西才是我感兴趣的，我不再想用复杂的东西去掩盖它，尽量简单一点。我对极简的美学很喜欢，希望用最少的语言去表达更丰富的内容。
南方周末：你会担心观众说这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宁浩吗？
宁浩：没关系，宁浩有多个面向，你可以尝试认识另外一个。很多时候，艺术家在一件作品获得认可后，大众就很容易把你归为一类。从市场的角度，这确实是对的，但是作为搞艺术的，肯定还是希望探索新的领域，否则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还是希望满足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求知欲。成功确实罕见，像是黑泽明，他变出了一个新的黑泽明出来，很少有人可以像他这样，但总还是要试试吧。
南方周末：现在很多电影人抱怨没有好的故事可以拍，你怎么看？
宁浩：我一般同时会写两个故事，找到一个好故事并不是问题。但我并不觉得故事是最重要的事情，电影是一套综合的语言，甚至表达的观点都比故事本身重要。
我甚至认为故事不属于电影，故事属于戏剧，或者属于文学，属于叙事类小说，甚至最好的小说也未必依赖于故事。比如《教父》，这个故事有多么蹊跷或伟大吗？就是一个普通的黑道家族的故事，甚至不少在展现家庭生活，但如何看待这件事的视角和深度，背后体现出的民族性，以及它的拍摄手法，才是决定这部电影成色的东西。
拍电影去抓一个故事并不难，但是这个故事能够表达什么观念，这个反而是比较难的。就好像当代艺术，走到最后就是观念，这个观念是不是有价值。所以我更看重的是观念以及语言。
南方周末：你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了吗？
宁浩：我是一直在探讨语言，希望自己能在两种语言中找到融合。东方式极简主义的部分，北野武很有代表性，对我来说很亲切，但我还是希望可以在电影中保留运动的部分；波兰斯基的运动方式就是我很喜欢的，我在努力保持平衡。有时候我也会寻找一些微调，比如有段时间我很喜欢荒诞主义的叙事，也会在我的电影里加入这部分的元素。
南方周末：你的电影里经常有荒诞的部分，怎么理解这种无序的荒诞？
宁浩：我相信“人不胜天”，我不太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面对庞大的命运，人是无可奈何的。我对“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的结局总觉得很奇怪。因此，生活总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荒谬，它会打乱规律，让人感到命运的不可控。
《疯狂的外星人》剧照。（资料图）
我不是一个追求高票房的导演
南方周末：你从2000年初开始从事电影创作，这二十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身处其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宁浩：和其他很多产业一样，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建立了别人需要很长时间建立的市场，在快速的膨胀过程中，很多矛盾都是集中爆发的，显得非常热闹，众声喧哗，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感觉一切都是快进的，一种电影刚刚成形，另外一种新的类型就出现了，新的类型还没有特别成熟，又要被淘汰了，真的是应接不暇。用现在的话说，真的是特别“卷”。
南方周末：你的很多电影票房都不错，但你似乎更在乎表达层面的东西？
宁浩：我不是一个追求高票房的导演，《疯狂的石头》当年才获得2000万票房，《疯狂的赛车》也就是一个亿左右，这些现在看都不算高票房。当然并不是说我不考虑观众，我希望他们能够看明白我的电影，但是首先我要把自己的东西找到，否则我和大家聊什么呢？
南方周末：你如何平衡自己的作者性和市场的关系？
宁浩：我觉得就是要本着对自己和观众的双重尊重。其实还是有一批导演在走中间路线的，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地方，没有给艺术电影留特别大的空间，但是还会出现《穷街陋巷》《出租车司机》这样的电影，后来也有科恩兄弟、昆汀等人的出现。他们都在寻求一个平衡点：既有个人特质，又能尊重观众。
至于要以（欧洲）三大电影节为标准，那是另外一个路径了，这类电影追求意识形态和美学层面的探讨，并不追求满足观众所需要的娱乐，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小成本电影。这类电影的成本一定要控制得非常精确，才能够在艺术片市场回收。不得不说，以前那些投资比较大的艺术片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这是我们面临的现状。
对我来说，我没有故意要走哪一个路径，我们的市场和好莱坞不完全一样，和欧洲更不同，我只能在中间找一些平衡。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影片的成本问题？你更偏向大体量的电影还是有意识地控制成本？
宁浩：我不太追求特别大体量，当然也分题材，比如做外星人的故事，那没有办法，就需要特效。我当时做《疯狂的外星人》，实质还是要加入本土文化的色彩，不是一部我们想象中的外星人电影，我得考虑自己的特色是什么。这其实有些矛盾：到底是要奔票房，还是文化表达抑或导演的艺术追求？这也面临一个取舍问题。
南方周末：你是否担心受制于各种因素，自己的表达不够充分？
宁浩：只要每一部电影都有我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可以的。所谓的充分，其实都是在一定条件当中的，比如你拍小成本电影，没有内容上的羁绊了，却有成本上的羁绊，它也是有边界的；大成本的制作自然也有其他的羁绊，会受制于它的公众影响力，也会受制于财务因素。我们都是在各种平衡中去寻找可能性的。
南方周末：你当年花三万元拍出《香火》，鼓励了很多年轻人用极低的成本拍片。现在来看，这是当时拍摄最好的方式吗？
宁浩：是我力所能及的方式。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方式，现在如果是为了进入行业，方式是多样的。现在我们有互联网，有网络电影，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载体，并不见得非要走前人的道路。
今天可以走的路径还蛮多的，你拍一个非常好看的短片，也会被看到。今天太难埋没一个人才了，只要你有才华，大家都能看到，而且很快就会被挖掘出来，支持你创作。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现在大家对年轻导演的期待？坏猴子挖掘了不少年轻导演，你是怎么考虑的？
宁浩：我蛮简单的，我也是这个水塘里的一条鱼，当然希望整个生态都是健康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资金都涌进行业，各种各样的人都想要拍电影，我觉得有些奇怪。但我们也应该去支持更专业的电影人，让他们成为行业的主导，这个市场才能更加有规律。我正好够得着的导演都是一批专业院校毕业的人，那我就去支持他们。但多样化没有什么不好的。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责编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