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邯郸一位初中生在遭遇校园霸凌后，被三个男同学联手杀害后埋在蔬菜大棚里。这一恶性事件发生后，舆论的一大焦点无疑是：三名凶手都是未成年人，却犯下如此可怕的重罪，到底应该如何惩处这些“小恶魔”？

看看网上汹汹群议就会发现，很多人都主张严惩，“这么小就能杀人，长大了还了得？”有些人不满于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了凶手的免死金牌：历代法律规定，7岁以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香港《少年犯条例》仍沿用，但国内刑法第17条则定为14周岁以下。

豆瓣上一位“午后的水妖”则主张让未成年的家长负起连带责任：

在权力框架中，对权力下游的保护，会转变成对权力上游的赋权。

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实际操作中变成未成年罪犯保护法，就是这样的实践结果。

要解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不但需要替刑，并且因教育无方剥夺监护权。两个监护人，冠谁的姓就惩罚谁。

这样一来，不但能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还能顺带改善出生性别比，降低冠父姓的比例。

这个建议不乏有人为之叫好，认为能管用，但在实践中可能相当危险，带来难以预料的新问题。因为这一思路说到底是“一长制”的翻版：家里出了事，唯家长是问，其结果，势必会让监护人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管教，将“忤逆”的苗头尽力扼杀在摇篮中。不论出发点如何，这对儿童权益势必是不利的。

当然，那种主张严惩的声音之所以高涨，也是出于现实的恐惧，因为近年来一些恶性案件似有低龄化的趋势：2018年，湖南一名12岁的六年级男孩持刀杀死母亲；2019年，大连一名未满14周岁的男孩杀死10岁的女孩；去年夏天，湖北荆州一名未满12周岁的男孩将一名4岁半的女孩推入粪坑致死。

对于习惯了“杀人偿命”的中国人来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凶手只因不到年龄，就可以逍遥法外：在上述案件中，只因凶手不到14周岁，常常不予立案，甚至事后照常上学。湖南衡阳一位差23天未满14周岁的男孩，将11岁的女孩抛尸湘江，还扬言：“我杀人不用坐牢！”

每次出现这样的事，呼声最高的往往就是采取严刑峻法，有的人甚至觉得把凶手判处无期徒刑都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最好干脆肉体消灭，否则一想到这样的人有一天还能出狱，就感觉毛骨悚然。

1985年，电影《少年犯》曾引起轰动

仅仅将凶手一杀了之，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这类案件背后的社会成因，才能更好地防范、减少这些不幸事件。每次发生这样的惨剧，萦绕在公众心头的一大疑问是，“孩子为何如此残忍？”

在一般人的设想中，“孩子”应当是一个“天真纯洁”的群体，远离成人世界的污浊，至少是“未受玷污”的。这一观念的前提是“人性本善”，深信只要保持初心就能一直善良，然而现实可能更为无情。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感叹，天京事变中，“杀人最残酷者则为太平军中之童子军”，“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中，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最为残酷”。

确实，从缅甸到非洲的娃娃兵，都以手段残酷著称，其狠毒有甚于成人。实际上，《水浒》里最残忍好杀的李逵，在很多方面也像是个巨婴。既天真又凶残，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到底是为什么？

曾获诺贝尔奖的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佐在《攻击与人性》中指出一个普遍现象：“在色彩如广告招贴的鱼类中，年幼者几乎更富于色彩，更凶悍，而且比成年者更坚决地向版图的所有者攻击。”

他提出了一种解释：为了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攻击性在物种内部必定需要得到抑制，否则狼群如果互相撕咬，那这个种群就会在进化过程中归于消亡，并且越是凶猛的动物越需要这种抑制机制（所谓“虎毒不食子”），要不然太危险了；然而，人类本身不像虎狼那样天生就有锋利的爪牙，这就需要发展出一套文化机制来抑制自相残杀。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那么孩子就不是“天生纯良”的，恰恰相反，他们需要充分社会化才能控制好自己与生俱来的攻击性——孩子残忍，正是因为他们没轻没重，也不像成年人那样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

我有了孩子之后就理解了这一点。小毛从小就很温和，幼儿园学前班时，一个女孩子很喜欢他，当被家长问起为什么时，她说：“因为只有他不乱打人。”然而那些“乱打人”的男孩子，并不是天生顽劣，而是不知道如何掌控自己的行为，恰到好处地表达自我。有个小男生也很喜欢小毛，但他表达喜欢的方式就是紧紧抱住小毛，甚至去打他，动手的时候又没轻重，结果就是小毛看到他就逃。

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既不至于伤害他人又不至于压抑自我，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也需要长久的教养，经历这样的社会化进程，最终才能成为一个文明人。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这个时代，许多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这都是缺失的。

在“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中，三名凶手都是留守儿童。湖南衡阳14岁男孩杀死11岁女孩的案子，两人都是留守儿童；那名持刀杀死母亲的12岁湖南男孩，也是留守儿童，他弑母的起因就是母亲打工回来发现他学业很差，暴怒之下打骂了他，而他对母亲既不畏服也无感情，当下暴起伤人，甚至在弑母之后还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学校？”

这当然不是说留守儿童都有问题，但毫无疑问，长久不能在父母身边，得到关爱和依恋的滋养，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充分告知，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也难以产生对他人的共情，只能靠自己孤独地摸索。虽然有些人依靠自己艰难走过来了（我不少朋友就是），但可想而知，势必有一些孩子迷失了方向，在歧途上越走越远。

如果是这样，那我认为这些事件中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残忍，不是天生邪恶，而是他们缺乏教养和引导的结果。父母不在身边，就算回家来往往也只问学业而不管内心，校园生活则更枯燥又严厉，对于一些根本不知如何处理自己情绪和攻击性的男孩来说，欺凌弱小就成了他们宣泄的渠道，直到做下可怕的事。

留守儿童，原本是城乡二元分隔体制的产物，否则父母进城打工，完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就近入读。这是人为制造的亲情隔离，不管它考虑的出发点是教育资源还是管控人口流动，其结果都是让无数农民工家庭承受了创伤，最终结出了苦果。

留守儿童不应该再有了。虽然这一社会解决方案未必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更多悲剧发生之前，我们至少应当正视悲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