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梁羽生先生（1924-2009）

1954年，梁羽生创作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在香港《新晚报》开始连载，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流派——“新派武侠小说”。该流派摒弃了中国旧派武侠小说一味复仇与嗜杀的倾向，将“侠行”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之上。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梁羽生认为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侠”比“武”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

新武侠小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梁之后30年，出现了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大家，他们一并创下这个年龄跨界最宽、读者数量最广的特有的华语小说类型的阅读神话。

扛领大旗的梁羽生和金庸，他们对“武”与“侠”的各异解读，一方面为羸弱文人筑出千古豪情侠客的春梦，也引发世界华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武侠情结，和对“武”与“侠”的文化追寻。

十几天前，我们刚刚纪念了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延伸阅读：）。今天是梁羽生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转载作家徐庆全2009年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作为纪念。

既生梁，何生金？

文 | 徐庆全

来源 | 《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2月5日

“瑜亮相争”，不是梁、金之间为争江湖第一而一决高下的相争，而是在时代和政治环境的变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相争的舞台的。

如同说到金庸必然会提到梁羽生一样，说梁羽生，也必然离不开金庸。原因无他，盖因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派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用梁羽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化名“佟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两人写了10年后，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均名声大振。武侠世界历来讲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讲究个江湖一统。现在，江湖上居然出现了两个“高手”，有论者便将二人比作周瑜和诸葛亮。三国是大“江湖”，有瑜亮相争之说；武侠世界虽小，也是“江湖”，梁、金二人相争之论鹊起。

梁、金二人有无“瑜亮相争”？肯定有！但何时相争？因何而争？

论者多认为，相争的缘起，是1966年的“佟硕之”公案。但以笔者愚见，所谓“佟硕之”公案，为附会臆测，两人相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时代的裹挟。

“佟硕之”：纵论梁、金小说特色

1966年，当年作为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推手的罗孚，又办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艺》。既然“新派武侠小说”大行其道，在创刊号上推出一篇纵论梁、金小说特色的文章，自然会有先声夺人的效果。罗孚本人写不了，就又把梁羽生推出来，让他自己写。梁却不过老友的面子，应承下来，但条件是，自己只是为罗捉刀，罗应当保守秘密——从罗孚直到1988年在署名“柳苏”的《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才说出真正的执笔者即梁羽生本人来看，梁、罗之间似应有这样的约定。梁成文《金庸梁羽生合论》，以“佟硕之”的笔名连载刊出。

该文开篇便说：

“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在肯定自己开风气之先后，也不忘夸赞金庸：

“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绝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

看起来是插科打诨，但实则既肯定自己的地位，又照顾金庸的情绪，可谓用心良苦。

比较自己和金庸的作品优劣，梁也持平公允。在情节安排上，梁认为自己输金一筹，“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但“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而自己在写爱情上比金庸要变化多样。

梁羽生自认在诗词的运用上、史实的把握上，均胜金庸一筹码。他指出金庸小说最闹笑话的是在《射雕英雄传》中让“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说中黄蓉与“渔樵耕读”的樵夫对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实都是元代张养浩的。

既然是“佟硕之”——“同说之”，长袖善舞的罗孚，随后又动员金庸写文章予以回应。金庸仿佛对此兴趣不大，在罗孚的催促下，才写成2000多字短文作为回应。这就是刊发在《海光文艺》第4期上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金庸有些息事宁人地说，自己写武侠小说，只是报以“武侠只是一种娱乐”的态度，何必如此较真？而对梁的小说，金也只是指出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缺陷：“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瑜亮相争”缘起倪匡？

梁、金为“武林同道”，“同说之”的文章自然切中各自软肋，但文章平和，还不失公允，从中看不出一点所谓“瑜亮相争”的痕迹。可是，为何“江湖”上却因此演绎成一段“瑜亮相争”的公案呢？

想来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倪匡的文章，坐实了这一说法。倪匡是小说《卫斯理》的作者，既是金庸的好友，又是他的绝对“粉丝”，在香港一直致力于“金学”的研究。据报道说，1995年，倪匡在《明报》上发文章，提到了一本刚出版的《金庸传》，批评作者总是把金庸和梁羽生相提并论，并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他断言：“这是懂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是拉金庸替自己增光，行为如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武侠小说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

对倪匡这个断语，尽管梁、金二人谁都没有表态，但倪匡作为金庸的好友这样说，就不免要引起“江湖风声”了。

二是，梁羽生的式微和金庸的蜂起，使“江湖”上“各路英豪”更倾向于相信有“瑜亮相争”之说。

梁、金二人以武侠小说暴得大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以名士自居，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1959年，金庸则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

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的香港，虽然论者都认为，梁、金二人虽分道，但武侠小说难分伯仲，可若细细地论数起来，梁的风头显然高于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梁的多部小说均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而金则稍次之。而且，就作品进入大陆的时间来说，也是梁先金后。金的作品自80年代中期之后才逐渐火起来，到了90年代至21世纪后，由于电视剧的介入，金的风头更盛，而梁则逐渐被边缘化了。

这种情势，在梁迷看来，多有不公；而在有些研究者看来，虽然也有人从两人作品的特质进行过分析，但要追溯二人的关系，大致都要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以佐证“瑜亮相争”之说。及至梁谢世后，这种说法更愈演愈烈。

“瑜亮相争”的真实背景

笔者虽同意“瑜亮相争”的说法，但认为，这种相争与“佟硕之”的公案关系不大，而是当年的形势使然。换句话说，“瑜亮相争”，不是梁、金之间为争江湖第一而主动一决高下的相争，而是在时代的变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相争的舞台。

1959年，金庸单立门户后创办的《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则愈来愈成为左翼的报纸——该报本来就是中共领导下。而此时，受内地影响，香港左翼和右翼相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及至“文革”风起，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

这样，梁、金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甚至“佟硕之”的文章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梁还遭到了上面的压力。

虽然梁、金在谈起往事时，均未谈及两人之间是否打过笔仗，但有论者认为，当年的“三剑客”，的确针锋相对过。

所谓“三剑客”，是指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即陈凡）。在金庸“独步江湖”之前的1956年，三人在《大公报》上合办过一个专栏，叫“三剑楼随笔”。三人亲密无间，交替写作，文章并结集出版了单行本，留下一段文坛佳话。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出版后，陈凡还曾在上面题词：“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到了“文革”时，竟是似成“词谶”。

“文革”之风卷进港岛后，《明报》在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交锋中名声鹊起，金庸也因此成为商政界的风云人物。昔日三剑楼的剑客们在这场交锋中兵戎相见，陈凡成为一个坚定的左派，是毛思想的坚定捍卫者，针对《明报》的时评，写出大量文章予以回击。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也告结束。

而处于左派阵营的梁羽生，在这种时局中却有着金庸所没有的优势。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梁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无论在量还是质上都超过金，梁的地位和影响比金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香港的数家影视公司均为左派所掌握，而梁的小说又是那样地充满了“高大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而，他的小说陆续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相比之下，金庸的作品则问津者少。于是乎，本来是不分门派的武侠小说拥趸者，也因为左、右翼阵营而分化；梁、金也被推到了相争的地步。

及至80年代初，虽然左、右翼阵营在逐步解构，在香港，金庸地位逐渐上升，但在内地，分野还是很明显。梁因为一直在左翼的《大公报》工作，因而他的小说最早被引进了内地，梁并被吸收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到北京出席四次作代会。而金庸没有被重视。到80年代中期，左、右翼阵营逐步消隐，金庸的小说才进入内地。

90年代至今，由于梁早已迁居澳洲，且为人低调，更由于自己作品的使命感和教化感，而逐渐失去读者，完全“退隐江湖”。而金庸呢，却风头渐健。一方面是他的作品更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口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金庸虽然早已“金盆洗手”封笔，但作为报人，他深深懂得“炒作”的重要性，频频制造新闻效应——忽而当院长，忽而读博士，忽而西湖论剑、华山论剑，再忽而以一元版税鼓励中央电视台拍自己的作品。这些新闻，使其名声大振，其作品也风靡内地不衰。而新武侠的开山者梁羽生，则几乎被新生代所忘却了。

梁羽生虽然远在澳洲，但信息并不封闭，对金庸主动顺应这个时代，梁的看法很特别。2006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与金庸的关系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又说：“我的想法也可以转变。就像我说过的，‘凡说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为金庸是经常变动的，有50年代的金庸，有60年代的金庸，有80年代的金庸，也有现在的金庸。”

梁羽生的话虽然隐晦，但明眼人一看，其中大有玄机：他称金为“国士”，又说“经常变动的”金庸，在三个年代表现各不相同——类似是“变色龙”的意蕴，呼之欲出了。而他说金“奔走海峡两岸”，则更似一枚“暗器”。“海峡两岸”者，大陆和台湾也。人们可以理解为，金庸为自己的作品，到大陆、台湾去作宣传，但也可以理解为，金在“文革”期间，因抨击中共时政而被邀访台湾，而80年代后则因及时转向，受到中共几任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金庸是经常变动的”之佐证也。

很显然，自喻“隐士”的梁羽生十分明白一个事实：在时代变幻到现在，梁彼时因左而衰，金此时则因左而盛。

梁羽生以“名士”自喻，把话讲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名士做派的体现了。

“新派武侠小说”的推手罗孚，在接受采访中也道出了“瑜亮相争”的事实：两人“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而金庸是“明星”，是“国士”，“国士”做事自然与“名士”不同。在梁谢世后，他托人送去了挽联。联云：

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文化名人纪念演讲

文化名家系列讲座

城市文化与人文美学

社会科学研修班与专题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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