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体操的朋友，近年来一定能感受到一件事情。
中国女队的跳马，逐步沦陷了。
曾经出过莫慧兰、程菲等跳马名将的中国队，在世界大赛上秀出的跳马越来越烂，以至于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而跳马的过于孱弱，不只导致了团体与全能水平的崩塌，也给中国女队未来在大赛上的持续竞争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中国女队的跳马有多弱？
很多人知道中国女队的跳马弱，但是，对中国女队的跳马究竟有多弱没有概念。
在十几年前，有“体操四大国”的概念。在当时，中国、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四个国家，拥有大量的体操名将，并常年把持着团体前四名。在2006到2014这几年，四个国家牢牢把持了团体的前四名，其他小国只能想方设法竞争团体决赛的名额。
而之所以这四个国家可以称为体操四大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只有这四个国家能够拿出三套DTY以上的跳马。
DTY，即尤尔琴科720，踺子小翻上马后直一周半转体720度。这个动作是一个跳马的“标杆”动作。通常情况下，是团体跳马的及格线。往往在团体上使用不低于这个难度的动作（如DTY、前直360、前直540、DTT、Y900、程菲跳等），就是一个及格甚至优秀的答卷。而如果团体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不只你的得分能力大幅度下降，你在裁判心目中的印象也会大幅度下滑。
在2014年之前，基本上，只有体操四大国能在团体上拿出三个DTY以上水准的跳马。而其他小国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手“达标”，大部分都要计入一两个“天残跳马”。相比之下，四大国每年都能拿出最少三个DTY得分能力的跳马，因而也牢牢地把持了团体的竞争力。
但是，2015年开始，风云突变了。
从这一年开始，罗马尼亚开始掉队了。
罗马尼亚，从这一年开始，不再能拿出三个DTY，团体也完全失去了竞争力。对比之下，日本、英国等势力开始崛起。日本队拿出了村上茉爱、寺本明日香、宫川纱江等跳马高手，英国的小唐尼、Tinkler、Harrold等选手都可以跳出较优质的DTY。而这些国家也利用跳马的突破与强势，开始挑战四大国的“权威”。最终，英国获得了2015年世锦赛的团体铜牌，日本获得了2016年奥运会的团体第四名。天，开始变了。
而进入到17-21年东京奥运会周期，跳马在罗马尼亚之后开始掉队的……是中国队。
在2018年世锦赛的团体，第一次，有奖牌队伍（俄罗斯与中国队）在团体里，计入了FTY的跳马。FTY是尤尔琴科360，踺子小翻上马后直一周半转体360度。它比DTY要少转360度，在近几个周期的规则下，它都比DTY要少0.8的难度价值。再加上绝大部分跳FTY的选手在高远度上比起DTY存在劣势，基本上选择FTY的选手，比起DTY，直接就少了1分左右，相当于天生计入一次大失误。
以本周期为例，本周期FTY的难度为4.2，DTY的难度为5.0。通常情况下一个比较“正常”的FTY的得分在13.0左右，而一个比较“正常”的DTY的得分在14.0左右。其差距，就可见一斑了。
在2018年，俄罗斯之所以在团体上上了一个FTY，是因为原定要上团体跳马的Simakova，在预赛跳高难度动作前直540（当年难度5.8）时直接得到0分。为了稳妥起见选择了由另一位选手埃里谢娃跳了FTY。而中国则是因为穷全国之力，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同时上跳马与高低杠的选手，最后无奈之下只能由罗欢跳一个FTY上团体，而底线，从这一刻开始，就被“突破”了。
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勉强凑齐了三个理论上可以跳DTY或DTT的运动员，但是最终两个DTY全部大失误得到两个超低分。这一悲壮的绝响，让中国队的领导不禁开始反思，勉强上DTY，究竟有没有意义呢？
于是，在2022年，我们看到，领导们终于决定放下“脸面”，跳马是什么，能吃么？
2022年世锦赛上，中国队在团体三人中，两人使用FTY。不是不想用，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再也没有一个能跳DTY的选手了。
在2022年，只有里约周期的老将章瑾、完全的跳马纯单项选手虞琳敏两人能跳出DTT，以及省队选手何骊澄有一个时灵时不灵的DTT外，其他诺大的一个中国，竟然再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得到跳马的及格线了。
因此，在2022年的世锦赛上，中国女队的跳马，断崖式名列团体决赛最后一名。而因为跳马的过于孱弱与高平项目失误过多，最终团体只取得了第六名，未能直接取得奥运的团体资格。
而2023年世锦赛，情况，则是变本加厉了。
在当年，中国队的世锦阵容与亚运阵容出现了很严重的“宫斗”现象。但是中国队派往世锦赛的运动员本身也已经是国内最优秀的运动员。即使如此，中国队派往世锦赛的五名队员中，竟无人能跳“及格线”以上的跳马（DTY以上），团体三个人跳的齐刷刷的是360（FTY或FTT）。这样一来，面对及格线的对手，我们相当于直接计入三次大失误，而如果我们的对手中拥有世界级的跳马高手（如Biles、安卓、杰西卡等人），其一人次就能甩我们两到三分，当然，我们的跳马在团体决赛中依然垫底，而且与前七名的分差相当之大。
最终，我们的团体预赛跳马成绩，仅仅与西班牙、瑞典并列所有队伍的14名，甚至不如韩国、墨西哥、匈牙利这样的体操小国。而在团体决赛里，尽管我们高低杠与平衡木发挥出色双双名列所有队伍的第一名，团体也只有一次大失误，但仍然因为跳马的拖累无缘团体奖牌。
诺大的中国，除了一个完全单项的虞琳敏，与一个已经打过三个周期的老将章瑾，再也找不到一个能上跳马的人。
最可笑的是，现在的中国，只要有人宣称自己正在练DTY，便已成为了全国体操迷的“救命稻草”，而DTY，实际只不过是前几个周期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团体标配而已。
在2017年全运会，中国全国上下跳马可以达到“及格线”的，包括王妍、邓娅兰、祁琦、章瑾、虞琳敏、杨海蒙、荆洋、黎琪、陈一乐、刘婷婷、毛艺、洪可、牟彦琳、吴静、刘杰瑜、郭芳廷、刘津茹等近20人，而没想到，仅仅几年过去，及格的跳马便已从全国范围内接近“绝迹”。
这，便是中国体操女队跳马的现状。
二、跳马的意义与难点
跳马，是团体与个人全能的“基石”型项目。
因为跳马只有一个动作，因此，裁判往往会倾向于用跳马的得分能力去整体评估一个运动员的综合水平。在女子四项里，跳马的排名与个人全能排名、团体的名次排名相关性是最大的。
团体的名次排名，由我上面的讨论也可见一斑。而个人全能的话，自从DE分制以来，个人全能的冠军跳马成绩一直位列前三名，而除了09年以外跳马得分最高者，全能成绩也都在前两名之列。经常看体操比赛的观众也一定有体会，在个人全能的第二组、第三组里经常会出现顶级的高低杠或平衡木高手，但通常情况下，第一组的运动员代表了个人全能最高的跳马水平。
这，并不是简单的巧合。
跳马，代表了一个运动员整体的能力。能力越强的运动员，其跳马总体上就更强。除了少部分运动员因为基础训练时技术动作出现问题成年后改不过来（经典代表是商春松，美国队的baker、thomas等运动员也存在同样问题），大部分运动员是符合这个规律的。所以，跳马的得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团体与全能比赛中，跳马也是成功率最高、得分最稳定的项目。它的难度最稳定、得分区间最小，同时最不容易失误。一个高难跳马+平庸求稳的平衡木，其得分期望往往远高于一个平庸的跳马+一个高难平衡木。所以很多次，中国女队在团体拥有很高的理论难度，但其难度的兑现率却是各国之最差，下限最低，其本质原因，也是跳马这块“基石”存在短板。
经常看中国队体操的观众一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中国队的队员，如果跳马在16岁之前出不来，那基本上就出不来了。
这个观点，的确符合大家的经验，但从国际的角度来说，并不是正确的。
实际高难跳马动作更依赖力量，而力量往往在20岁前是逐年递增的。
体操队女选手因为柔韧性动作用的更多，常常给人一种错觉是16岁甚至15岁应该才是难度的巅峰。
毕竟体操队女选手这个时候大多过发育关，身体急速长高，而依赖柔韧动作在超龄后就很难HOLD住。在这种情况下，超龄运动员往往身上的积损伤病已经很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跳马是没法练出来的。
中国之所以不爱练跳马，在技术层面上，是有一定原因的。
跳马，是一个需要全身发力的项目。
踏板，需要你脚部发力。
推撑，需要你肩部与手腕发力。
翻转，也在考验腰胯，落地也要考验膝盖。
换句话说，如果你身上某个部位伤的特别重，那你的发力，一定是不“均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跳马就练不了。
原本你跳马能跳出来的动作，如果某个部位伤的很重，发不上力，那这个动作你就跳不了，只能缩水。即使你打封闭针，那也只能解决疼痛问题，解决不了发力问题。
因此，想练跳马，就需要很好的伤病控制，不能有很严重的积损伤。练跳马的人，整体上需要是“健康”的，不能是“这儿疼那儿疼”的，否则，能维持难度已经是极限，想练新难度，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这一点，与中国队的训练方针，其实是有些相悖的。
出于夺金的考虑，中国队将训练的重点集中在了平衡木与高低杠上，记者采访时声称“平衡木上人满为患”。这样的训练方式，被体操迷们戏称为“马拉松训练”。而在这种马拉松训练下，运动员身上的劳损伤将飞速累积，那跳马想上难度，就很困难了。
中国体操的训练方式，很难将一个运动员“完好无损”地送到20岁左右的跳马黄金年龄。对于一个即将进入成年组的运动员，省队领导和教练希望的，自然是快速榨取这个运动员的价值，将之前在这个运动员身上的投资迅速变现，不可能再去“养”这个运动员。那她自然就需要在自己的力量还未发展到最强时，想办法尽可能提升自己，提早榨取自己的潜力，那高难跳马就自是无从谈起了。
上面说到的章瑾，是中国队中少数保持了多周期跳马竞争力的运动员（另一个可是程菲……），而这，又是为什么呢？
1.对章瑾来说，她早期并非上海队的“种子”选手
章瑾是里约周期的运动员，而在当时，上海队主推的选手，并不是章瑾。在里约周期，上海队拥有范忆琳作为高低杠的争金点，也有毛艺作为跳自强项的选手作为团体的主打。在2016年，毛艺的四项都强于章瑾，在这种情况下，章瑾是有一定资本，被上海队“养”着的。
所以，在当时进奥运阵容无望的情况下，章瑾没有必要强行压榨自己的潜力，而上海女队在东京周期与巴黎周期团体竞争力也很一般，没有必要让章瑾为了团体名次提早牺牲自己。如果出现伤病，章瑾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定休养的资本的，而上海队预期后备力量也比较一般，在规划上章瑾就是要给上海打多个周期的运动员，那在这种情况下，省队对其极限压榨的状况就好很多了。
2.章瑾的成套动作中，柔韧性动作相对较少
在成套的动作选择上，章瑾并没有走传统中国运动员的路线。她的高低杠是弱项，杠上没有选择E组扭臂转体充斥成套，也没有将并掏加入正式的成套动作，相比其他的运动员，会减少很多的劳损。
因此，章瑾的整体生涯，在中国的体操运动员中，是比较健康的。她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跳马，其次是自由操，她的平衡木虽然不弱，在中国的可替代性也整体比较高，因此并没有出现很多中国运动员在练久了后经常有的“腰酸背疼”，这样跳马就可以发得上力，保持一个较长久竞争力的跳马。
3.教练组对“自家”运动员会相对照顾
在国家队，章瑾长时间处于卢利峰、周世平、张海燕组，而周世平与张海燕都是上海出身的教练，对“自家”的弟子，会相对更注重一些持久性方面的训练。这也对章瑾能保持相对较长的运动生涯提供了一些有利因素。
而如果教练组急功近利一些，把一些队员的价值快速榨尽，然后迅速轮换上潜力新星，“你不练有的是人练”，那这个运动员的损耗自然会相对严重，想连着撑几个周期那自然是痴人说梦了。
卢周张组一直不是国家队排名前几的重点小组，也很难获得一些众望所归的“好苗子”，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尽量延长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因为这个运动员因伤练不动了、淘汰了，组里也很难马上进补一个足够优势的可以顶替她的运动员。而国家队前两个小组就没有这个顾忌，运动员如果因为伤病断送了，各个省队也会争着“上供”自己的希望之星。那在这种情况下，教练们的“马拉松训练”也自然就更加肆无忌怛起来。
所以，总的来说，在中国女队当前的情况下，想提升运动员的跳马，是有一定技术性困难的。特别是对于天赋好的希望之星，那更是难于提升跳马，因为这些运动员，会优先保证奖牌竞争力。
那除了这些因素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阻挠中国的跳马发展呢？
显然，是有的。
三、中国女队当前跳马孱弱的直接原因
中国女队之所以跳马越来越烂，很大一部原因，不在于技术，在于中国女队完全没有升级跳马的动力，根本无法得到任何的正反馈。
一切，还要从里约奥运会说起。
里约奥运会的中国女队，是中国近几年来理论难度最大的一届、四项最为均衡的一届，也是跳马储备最为丰厚的一届。在里约周期，体操队有二十多名左右运动员跳马达到过“及格线”，包括以下运动员（排除掉里约周期早期即退役的运动员，如黄秋爽、李依婷、杨佩等）：
前直540：王妍、邓娅兰、刘津茹、袁宵阳、李懿薇、杨恬逸、厉琳肸、吴静
DTT：王妍、邓娅兰、刘津茹、袁宵阳、李懿薇、李兹琪、章瑾、荆洋、吴静、虞琳敏、厉琳肸
DTY：谭佳薪、毛艺、杨恬逸、陈思怡、张奕茜、刘婷婷、罗欢、祁琦、杨海蒙、黎琪
跳马的储备厚度惊人，同时自由操也达到了世界级难度，兼以一贯较强的高低杠与平衡木，可以说，里约周期是中国女队除了北京周期外，团体成绩最好的一个周期（团体两银一铜）。
但是，这样的团体成绩与厚度，并没有换来想象中的“满意”。反而，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里约奥运会，是中国女队最后一次所有项目都有人进入个人决赛。但是，虽然整体实力均衡，但个人项目比出多次第四、第五名，最终没能收获奖牌。
里约奥运会中国女队虽然收获团体铜牌，但是因为“唯金牌论”的影响，因为没有拿到金牌，成绩显得黯然失色。
因为Biles的存在，导致团体、全能、跳马、自由操四块金牌直接失去悬念，平衡木如果不失误的话她也是头号热门。这样传统强队俄罗斯队就将全部的公关资源集中在高低杠上（平衡木是俄罗斯一直以来的弱项），导致中国队高低杠的套路遇到了裁判的压制，刷分连接被抓包重扣针对，俄罗斯则成功获得了高低杠金牌。而中国的种子选手范忆琳在预赛即被R裁“做”出了决赛。
各种因素的结合，导致中国女队的里约奥运会成为了一次失败的旅行。体操队无金入帐，团体拿到两块铜牌，单项颗粒无收，高层震怒，质疑声铺天盖地，体操领导层也因此而大换血。国家不接受这样惨淡的成绩，纳税人也认为举国体制花的这些钱全都打了水漂。可问题是，事实真的是这样么？
因为国家与纳税人只看金牌，最多看一眼奖牌。没什么人注意到这一届奥运会上，中国女队的跳马自由操实力与储备获得提升，没有人注意到这届奥运会中国女队把跳马与自由操的难度打到了世界一线，没有人注意到在有拜尔斯存在的前提下，全能第四第六、跳马第五与自由操第五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成绩，是取得了多大的突破。
所有人都知道，我花了钱了，但你没把奖牌带回来。
这，对中国女队的战略方针来说，是毁灭性的。
这，不禁让领导层开始扪心自问，我练跳马，究竟有啥好处？
其实，中国队的教练们并不蠢。每个人都清楚，高难度跳马对团体与全能的竞争力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清楚，跳马的基石作用。但是，练跳马，对教练和领导来说，究竟能带来什么呢？
而且，因为跳马重要，所以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也开始纷纷重视起跳马来。
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国，跳马开始越来越强。由跳马带动的团体，也开始逐渐对中国形成了威胁。
想在跳马、团体、全能上获得名次，对中国是比以前更严峻的考验。以前的“及格线”，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这就表示，想让跳马不落伍，你需要付出的，比之前还要大。
那问题就来了，练习跳马，能带来什么KPI呢？
对领导来说，重视跳马，能带来的，是团体更大希望获得奖牌（但也没有把握），是有进入跳马决赛的希望，是全能上名次能前进一两名，是在未来更多的力量训练经验与未来竞争力的保障。
可这，不是领导们想要的啊！
领导们，需要用的是一块奥运金牌证明你们纳税人花的钱是值得的，需要的是能让人一眼看到的成绩证明他们值得这顶乌纱帽，需要的是能写进PPT进行展示的东西让世人一眼就看到他们的能力。
这些，练跳马做不到。
跳马这东西重不重要？领导与教练，都知道它重要。
可当练跳马的收益变现的时候，教练还未必坐在教练的岗位，教导可能换了几茬人，运动员也不是现在在练的这一批。
所以，跳马这东西，就让那些刚发展体操的“小国”们、以及之前的体操霸主美国俄罗斯练去吧。我们泱泱大国，不需要这种东西。
而2019年，更是中国练习跳马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后，我国对跳马练习的兴趣，更是降到了低谷。
在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是因为，体操之前有“四大国”之称，在2019年之前，中国队长期以来可以获得团体奖牌。毕竟，队伍的整体实力还在，除了2012年以外，以中国的实力，纵然团体常年失误多次，一块团体的奖牌还是稳稳当当的。
可是，从2015年之后，各个体操“小国”的训练经验逐步上来，体操已经不再是四大国独大之势。体操小国们的实力与四大国飞速接近，并开始逐渐蚕食原本体操四大国应有的阵地。
斯特因格鲁伯、德瓦尔、安德拉德、杰西卡洛佩兹、布雷克、村上茉爱、宫田笙子、多斯桑托斯等等，这些来自各个小国的全能名将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崛起，让全能奖牌的竞争也呈现了开放的态势。原先中美俄包揽全能前六名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全能第一组国旗五彩缤纷才是现在的常态。
而在团体上，中国也遇到了各个小国的严峻挑战。英国、意大利、巴西、法国、加拿大等国，虽然也常常大赛失误，但只要有一个国家能在团体决赛上全顺下来，就能在名次上将中国队挤下团体领奖台。
在2018年，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征兆。
在团体比完前三轮之后，中国队仅仅名列全部八个国家的第七名。就在团体奖牌即将化为泡影之时，在团体决赛的最后一轮里，各个小国看到了团体奖牌的希望，有了些“想法”，重压之下，最后一轮竟然齐齐“升天”。
这，就是所谓“底蕴”的存在。因为这些小国虽有实力，却无底蕴，在面对“诱惑”时，不知道如何调整心态，不知道如何调整难度，最后靠着各个小国底蕴不足救了中国一把，让中国在最后一轮获得了团体奖牌。
而最后一轮里，中国队比的是——跳马。
虽然在2018年，中国跳马上了一个FTY，但因为有两个高难度的DTT，两个稳定的高分最终撑起了中国的团体，让中国在最后时刻“起死回生”。同时，最后一轮比跳马的加拿大，也凭着借最终获得跳马银牌的Olsen一记高难度的程菲跳，从垫底上升到第四次，将和中国队的分差拉近到一分以内。
跳马是团体的基石，这并不是玩笑。
但是，2019年，风云突变了。
在2019年之前，中国队的一线运动员，想练跳马还是有一分念想的，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仍然是团体奖牌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团体，仍然需要这一块奖牌。
所以，团体需要“补丁”和“打工人”。由于中国的跳马不是强项，所以通常情况下的玩法，是有钱有势的金主省份，队里的重点队员集中突破平衡木与高低杠，来达到大赛冲击金牌的目的。而其他省份的队员，如果想被“雨露均沾”、拿到团体名额的蛋糕，就要瞄着高贵省份看不上的那些“脏活累活”，去拼命补齐人家看不上眼的跳马自由操，在团体里面为人家补项，以图因此能“蹭”到一块团体奖牌。这，是许多中国运动员练习跳马的动力。
因为你有跳马，别人没有，那你就是更好的“打工者”，虽然你并没有个人奖牌的竞争力，但你团体还是很好用的，那还是能进入名单，拿到属于自己的荣誉。
然而，在2019年，情况，变了。
2019年，是中国女子团体至今，最后的一届，能在团体凑满三个成功的“及格”跳马的团体。甚至在替补席上，还有章瑾这样一个可以跳DTT的选手。但是，因为在高低杠与平衡木上多次失误，加上各个小国奋起直追，最后，2019年中国女团只获得第四名，无缘团体奖牌。而这一年，也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一般，中国体操男队与女队皆零金入帐，惨不忍睹。
当年的成绩，给了领导与运动员当头一棒。作为领导不禁开始反思，“团体补丁”，存在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呢？
选择一个团体补丁进入团体，只能让团体得到更高的分数，却已经不能保证中国女队获得团体奖牌。在各个小国纷纷崛起的情况下，团体补丁带来的团体上的零点几分到一分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小。那对于领导来说，为什么不再带一个单项的冲牌点或冲金点，用更大的概率去博取自己的政绩呢？
对于运动员来说，我辛辛苦苦练习跳马，能够拿出稳定的DTY，但是即使能因此进入团体，只要队友发挥不给力，那我发挥的再好，团体奖牌也没有了保票。那即使入选了团体，跳马与自由操依然没法获得个人奖牌，只能作为陪跑去外国旅游。本来该属于我的团体奖牌命运已经不握在自己手里，随时可以被队友砸掉，那我为啥还要走这条明眼就望不见出路的赛道，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练习中国更擅长的高低杠与平衡木不好么？
给领导与运动员的大饼，碎掉了。
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则是彻底地撕掉了中国女团最后的颜面。
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团只获得团体第七，在八个进入团体的国家里名列倒数第二。靠着团体去搏取政绩不仅没有了把握，甚至希望也变得渺茫。同年，管晨辰的成功却从另一个方向“激励”了中国队的队员。人家练习平衡木的最后靠着单项拿了奥运冠军，风光无限，我这边苦哈哈地练习跳马，有什么意义呢？
2022年体操世锦赛团体，中国预赛与决赛，皆尽名列第六名。
到这个时候，领导们算是看明白了，索性装都不装了。单项奖牌乃至金牌才是自己的保命符，至于团体？谁爱玩谁玩好么？
所以，中国队在团体上用的“不及格”跳马越来越多。一个，两个，乃至三个全是不齐格的跳马，再“不要脸”的事情也做的出来。反正我们和你们已经不在同一个赛道上了，我们要的是政绩，是单项奖牌乃至金牌，至于团体和全能，你们美国英国巴西法国这些国家玩去吧。
观众们眼里看到的金牌与奖牌，在很多人记忆里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它却是领导现现实实的钱与权。
在这种情况下，跳马练出了DTY或DTT又能如何？你能拿奖牌么？你能拿金牌么？或许，你能让我团体多个大半分，但是，你能说有了这大半分我们团体就一定能拿牌么？
当跳马真的跳出DTY或DTT也没法入选名单的时候，那还会有人练习跳马么？
所以，在本周期，所有人都看明白了，所有人也都不装了。
全国上下，再没什么人想去练跳马了。尽管这东西这儿好，那儿好，啥都好。可是它，对领导没用。
它对领导没用，那对运动员，自然也没用。还在练跳马的几个运动员，比如杜思雨、张清颖等，也是因为不练跳马会被直接淘汰，想借此做个最后一搏。
甚至，如果有人真的练出了跳马，那还会干扰领导的选人。这个人上阵的呼声很大，但对领导来说，不划算，上她不能增加任何的冲金概率，不能提升自己的任何政绩，上了她，自己看好的某个有概率能冲击金牌或奖牌的运动员就上不了。上了她，原本高低杠或平衡木的“三保险”就会变成“双保险”，“四保险”就会变成“三保险”。对领导来说，恨不得五个人都有平衡木的冲金能力让奥运金牌的概率更大上一分，自己的政绩就能更多一分保障。
跳马，滚蛋去吧。
四、正反馈缺失引发的全面爆雷
所以，真正引发中国女队全方位跳马问题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心。
领导、省队、运动员，各打各的算盘。
对于领导，只关心运动员有没有获得奖牌或金牌提升自己的政绩，丝毫不关注得分能力与技术储备，不关心未来的竞争力。
省队，一方面要献媚于领导，另一方面，关注度更多地聚集在谁能在自己的长项上把竞争对手撕下来，比如同时是平衡木的冲金点，那自己队的能去别的队的去不了，那自己就有更大的把握在领导面前邀功，竞争对手也少一个。
运动员与其直属教练，关心的则是自己靠什么能选上团体阵容，选上以后靠什么能拿得到奖牌。
甚至，对于体操迷群体，表现的也非常割裂，一方面，体操迷希望中国队的跳马整体提升，但一说让谁谁谁练跳马，各家的“亲妈粉”却都一个劲地摇头。
让邱棋缘练跳马？不行不行，邱棋缘人家凭着高低杠平衡木已经锁定资格了，为啥要练跳马？练了平白无辜增加伤病风险给别人做嫁衣。
让周雅琴练跳马？别别别，周雅琴去年世锦赛表现出色，已经基本锁定阵容了，跳马就让别人去补吧，她跳断腿了怎么办？
让欧钰珊练？太残忍了吧，之前欧钰珊就强练DTY弄的脚伤，再练DTY你是让她直接退役？
让黄卓凡练跳马？她能恢复FTY就不错了，她能入选阵容也是因为高低杠可以冲奖牌，这时候练跳马把自己竞争力打没了怎么办？
就连体操迷各自的亲妈粉，也是一说跳马确实要练，都希望让别人去练，自己家的小花可以去“蹭”，若要令“自家的”去练，则人人摇头。那领导、省队和运动员的心态，也就可想而知了。
各打各的算盘的结果，就是谁都不愿意去练跳马，谁练跳马谁吃亏。没有人需要为体操队的总体竞争力负责，他们只需要为领导的政绩负责。
换句话说——跳马这个事情，是没有正反馈的。
当一个事情没有任何正反馈的时候，它就没什么人愿意做。不只是跳马，任何的事情都是这样。
一件事，人人都知道它好，但是，如果做它收不到任何正反馈，那就永远不要指望有人愿意去做它。
这个事情，其实并不罕见。
比如一个项目的开发，所有人都知道，要尽可能对这个项目进行质量加固，要尽可能保证这个项目的代码质量，避免上网出问题。
但是，当开发提出了一些质量加固项，反而在人力最紧张的时候，迎来了大面积的问题单，最后的结果是开发自作自受，自己被逼得通宵搞问题，换来了项目更好的上网质量。这么开了一个先例，以后再也没有开发主动提出质量加固。
比如一个专家，专门对项目里的腐化代码进行了重构。原本这些代码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看懂，经过重构后，刚入职的新员工也能看懂了。
这是不是好事呢？是的，项目里都知道这个事情做的好，做的棒，然后因为这代码人人能看懂了，不需要专家了，转手把项目专家降本增效给辞退了。
从此以后，组里人人“防御性编程”，任凭屎山堆满代码仓，再也没什么愿意重构和优化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没有人愿意在没有正反馈的情况下“为爱发电”，体操一样，工程一样，很多社会问题，也一样。
而当这样的问题在不断积累的时候，真正的大雷，时间长了就会爆发。
你们说，中国队的跳马真的这么差么？
我们也出过程菲，最少出过王妍，我们也曾经团体能够常年凑满三个及格甚至优秀的跳马，我们也曾经常年因此可以稳定地拿到团体奖牌啊。
但是，因为正反馈的缺失，没有人愿意练习跳马。所以团体，最终还是炸了。
团体奖牌，渐渐地从稳胆变成了奢望。
许多问题，领导们不是不想让大家做。练习跳马如此，重构代码如此，还有一些我不能写进文章里的政策也是如此。
但是，领导们更多希望喊喊口号，比如主打“代码质量月”、宣传“质量不好是开发的耻辱”、宣传中国体操队一直主抓跳马、希望大家提升跳马水平，宣传企业需要某种文化要大家主动奉献，宣传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家需要如何如何做。
但是，从来不肯付出什么。
那么，执行的人，在长时间正反馈缺失的情况下，又会把事情导入怎样的结局呢？
最后，想必大概率是每个角色各打各的算盘，几年之后……
嘭，雷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