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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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甚至农业税取消之前，城市主要还是向农村汲取资源，哪怕是农民工，他进城获得的工价也是比较低的，而且只是单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力，无法获得企业给他的养老和就业保险，所以整体上还是城市向农村剥削的关系，是一种非对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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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多年轻人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不认为自己是农民，但是一旦和城市人在一起就会发现“我是农村的，他是城市的”，这是社会制度赋予的隐性差异。城里的父母有退休工资，孩子不用太过操心，但是农村的孩子要考虑父母的养老问题和家庭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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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农民工的归宿在农村。一方面，丧失劳动力以后，他完全没有办法在以县城为主要支点的城市获得正式的社会支持，他的子女也很难给他们养老。另外一方面，他们回到农村还有自己的土地和一定的社会交往，可以节约成本，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过去十数年，中国基层社会急遽变化：一边是以县域为主体的城镇化快速推进，据统计，中国城镇化比例已经达到65%；另一边则是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其生活习惯和行为逻辑，或显性或隐性地与之共振。
如何理解基层社会和个体行为的变化？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吕德文教授计划用10个关键词展开讲讲。
第四个关键词是“城乡社会”，共三篇，此为第三篇。
系列文章：
“城乡社会”第一篇：被“抛弃”的农村老人：过去以为养儿能防老，现在只求别成为家庭累赘
“城乡社会”第二篇：年轻人返乡也是回县城，乡镇集市经济萧条，农民连化肥农药都上网买
问：前面讲的都是空间维度，时间维度怎么看？
吕德文：今天城乡社会的形成是有阶段性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建立了城乡二元制度。其实城乡二元社会作为自然景观、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一直都存在，但作为一种体制确实是建构出来的，尤其是通过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两个建构出来的。
比如城市是正式体制，乡村是非正式体制，城市可以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去都能够纳入国家的正式制度的保护范围里。
农村虽然也尝试建立类正式的制度，但很难去托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还是非常依赖传统的社会制度，比如家庭，还有地缘社会合作，所以村庄会建立互惠制度，你家里盖房，大家过来祝贺，给你送礼金，反过来别人盖房的时候，你又把它返回去。
问：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制度？
吕德文：政治制度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服务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的，城市历来就是国家发展的火车头，你要在这里建立工业，收取税收，工人在工厂干活，你得给他建立比较好的保障制度，让他非常踏实地干活，这是非常正常的选择。
城市又是陌生人的聚集地，人与人之间是陌生的联系，非正式的关系很难起到作用，因为他不是祖祖辈辈在这里。陌生人的关系你要建立城市共同体，就需要行政和国家的力量。
城乡二元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发生变化，因为这个体制方便城市向农村抽取资源。我们是一个农业国，主要资源在农业和农村，国家要在城市发展工业就需要向农村汲取资源。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集体所有制开始松动，个体从集体里面解放出来，土地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从事非农事业，甚至可以办企业，所以从身份的角度来看，个体已经从集体的身份里解放出来。
户籍制度也在松动，虽然你还是农村户口，享受不到城市户口背后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但是你可以进城务工，人口流动开始产生。
但是整体来看，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甚至农业税取消之前，城市主要还是向农村汲取资源，哪怕是农民工，他进城获得的工价也是比较低的，而且只是单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力，无法获得企业给他的养老和就业保险，所以整体上还是城市向农村剥削的关系，是一种非对称的关系。
问：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化？
吕德文：到了21世纪初，城乡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取消农业税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其实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全国已经开始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也就是所谓的民生政治，农村的公共事业，比如教育医疗都是由国家财政进行转移支付，所以就进入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
这个阶段其实就是反向输入城市资源，尤其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以后，税收让国家的财力大幅度增强，然后往中西部农村地区反向输入，这个时候城乡内部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城乡之间相对平等，至少过去比较明显的剥削型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并且还给农村和农民提供了一系列机会，农民可以进城务工，农村地区的资源也开始活跃起来。
2007年我在河南调研，那个时候河南的打工经济还不是很强，农村妇女基本上不出去打工的，农村的男劳动力在农闲季节出去打工，农忙的时候他要返乡，这说明那个时候的农业收入可以跟当时的城市工资水平相对持平，城乡之间保持平衡。
2010年以后，大量的农民工开始往城市里去，包括河南这些传统的农业大省，说明农业的收益不够，跟城市之间差距太大。一方面是是因为农业产品本身不行，二是因为城市的工价迅速提升。
你看我是2009年毕业的， 那个时候工资水平还不太行，但再往后开始一年一年涨工资，城市的工资水平不断往上涨，这也吸引了大部分劳动力往东部沿海地区走，所以农村的空心化开始出现。当然农业技术本身也在革新，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这个时候的城乡关系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带动乡村，乡村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被拉进现代化的火车头里，现在五六十岁这一代农民工深深嵌入到城乡交流的过程中。我一直强调身体实践非常重要，只有真正参与了城乡的交流，才能真正体会城市化的厉害。为什么非要在城里买一套房？这是身体实践出来的。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转变，二代农民工一出生就抽离了乡土，他可能小的时候就在寒暑假跟着父母到城市打工的地方体验。
问：他们还能算农民工吗？
吕德文：我觉得还可以算新生代农民工，看你怎么界定。我们在早期的研究里把80后看做新生代农民工，但是今天来看，像我这样的80后已经不年轻了。今天的代际划分不是特别明显。
问：代际划分我觉得是存在的，但是把农民工这个身份过放在他们身上还合适吗？
吕德文：还是合适，因为他还保留了农村的宅基地，他还是有继承权。
问：但他实际没有使用。
吕德文：对，没有使用，但是从身份价值，包括他们自己的认同角度来看，还是可以这么形容，因为他们确实跟城市的孩子有本质的差别，虽然从生活方式和价值行为上看不那么明显，但是整个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支持还是不一样，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评价城乡社会里的城乡关系。
今天很多年轻的小孩未必感受得到集体所有制和宅基地制度的重要性，他也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不觉得自己是农民，但是一旦和城市孩子在一起时，他还会做出区分，我是农村的，他是城市的，这是社会制度赋予的隐性差异。
还有一个差别是家庭。城市里的小孩，所有考虑都是自己，不用考虑父母，因为父母有退休工资，但是农村的小孩一旦结婚生娃后，他就会考虑父母的养老问题和家庭的发展问题。没有结婚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他还不是完整的社会化的人，一旦进入家庭体系，他才发现要处理的东西很多。
这个时候整个社会赋予它的制度性支持就特别重要，他会猛然发现，其实家里有田有地，让自己的父母以后能够退回去，不用跟我一起挤在县城，自己会特别放松。假如没有这个，他的家庭关系有可能很紧张。
问：之前也有学者说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父辈变得更“懒”了，你怎么看？
吕德文：我觉得这个描述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其实不单单新生代农民工变懒了，城市小孩也一样，这是一个代际问题，不是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情况。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未必有那么努力奋斗，刚才我为什么说结婚很重要，就是说他没有进入这个状态，还没感觉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时，他都属于自由的状态。就像我的同学90年代出去打工，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每个月还需要家里给他寄钱。
农村里有比较听话的小孩，社会化程度高一些，踏踏实实打工，不经常换工作，打工的钱一点点存起来，但也有很多小孩不断换工作，自己也存不下钱，最后生活都有问题，过年回家的车票都没钱买。
问：好像社会普遍对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的评价是一致的，他们更愿意吃苦耐劳。
吕德文：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出去的时候已经成家了，不再是小孩，背负家庭责任，出去打工就是赚钱。而第二代农民工出来的时候通常还没结婚，还要经历几年的社会化过程。他的家庭对他的期望是赚钱，但是他自己没这个意识，他还要看看这个繁华的世界，所以不断换工作。
问：我们回到第一代农民工，之前你也写过文章，谈这一代人的进与退，你觉得他们的归宿在哪儿？
吕德文：第一代农民工的归宿肯定是在农村，这基本上可以确定。
你看中国的城市化率，最近30年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左右。前面20年主要是农村里的精英分子离开，比如上大学的，或者进城打工，赚到一些钱在城里买房，基本上都是比较优质的群体。普通农民真正进城是最近十年的事情，和以县城为基础的城镇化直接相关。
最近十来年，90后这批小孩要结婚，他的父母是60后70后，通过打工有一些积累，回来给他买套房，买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还贷款，这一代农民工还需要继续投入家庭再生产。
2010年以后的城乡关系表面上看是城乡融合，内部其实还是农村受益于城镇化，城市很多资源反哺给农村。
但是反过来讲，农村的很多制度是不允许城市介入的，包括工商资本下乡，土地保护，这就给农民留了退路。这也是为什么第一代农民工的归宿在农村，一方面是因为他只能回农村，他在城市待不下去，丧失劳动力以后，他完全没有办法在以县城为主要支点的城市获得正式的社会支持，他的子女也很难给他们养老。
第二，他们有条件退回去，因为我们国家城乡二元制度还保留了他们的退路，这非常关键。他还有自己的土地，有土地生活成本就节约了很多，生活自主没问题，还有一定的社会交往。
我调查过的60后70后，他们首要的选择还是回去。你看这几年农村建房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是一个很大的指标变化。而且他们建的房子跟90年代00年代建的房子很不一样，00年代的房子主要是功能型的，房间越多越好，现在你看他的房子都是城市里面那种小别墅。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他们受过都市生活的洗礼，返乡后也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回村养老未必是一个很坏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机遇。